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 ——我與王軍濤（續上期） （北京）陳子明 2008年，是王軍濤「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識相交的第30年。我們在這30 年中，既有風雲際會，又有跌宕坎坷，還有生死與共。從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監獄分手後， 光陰已經過去了17年，回憶往事，倍覺想念。寫下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作為給軍濤 的一份生日禮物。 第七，秦城監獄：築牆隔不斷兄弟情 1989年「兩會」期間，香港《鏡報》月刊主編徐四民邀請北京社會經濟科學探究所的陳 子明、王軍濤、閔琦、劉衛華、陳小平座談，座談記錄稿由高瑜整理後發表在《鏡報》4月 號上，標題是《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4月19日，我又在陳希同點名的座談會上 潑了些冷水，對在天安門廣場上重複四五運動表示悲哀。4月23日，我在所裡召集的「十年 反思」學術會議的開場白中說：「從今年以來，或者是說從88年下半年以來，就是出現了一 個形勢越來越熱的趨勢。這兩天以來，可以說這熱度達到了頂點，當然可能還沒有到達頂點， 五四可能還會進一步升高。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想雖然我們有些同志也會到天安門去，我 想在座的同志都會去過，我也會去。恐怕我們最主要的身份還是思想理論界的人。安排和組 織這樣一個會，是想強調一下清醒，在大家頭腦都很熱的情況下強調一下清醒，也想強調一 下放鬆。」我們都很關注廣場上的事態發展，可並不想把自己捲進去，因為我們有既定的工 作方針，手頭的事情也很忙。軍濤是在胡耀邦逝世之後，才結束在西北的考察返回北京的。 但是不斷有學生來徵求我和軍濤的意見，我也專門就學運問題到姑姑家請教過一次。我 的姑姑陳爾玉和姑父金雪南是四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過來人，我和軍濤則是七十年代學生運動 的過來人。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教訓，對80年代末的師弟們說：歷來的學生運動都是不可能 持久的，一般的週期是在20天左右；因此必須做到有張有弛，能放能收，在啟動和進攻的時 候就要想到怎樣撤退和收束；學運要有明確的訴求，不能得寸進尺，獅子大開口，讓人家沒 有退路，自己最後也沒有台階下；4.27大遊行後，運動重心應由遊行集會罷課轉向政治對話 和校內民主建設。 5月10日，我和軍濤、程翔、張偉國與學生對話團團長項小吉及童屹等在北京飯店香港 《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見過一次面。項小吉問，假設政府在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兩個要求中 只能滿足一項時，學生應該如何取捨——是優先要求結社自由，即確認學生獨立組織的合法 性，還是優先要求新聞自由。我的意見是：應當把爭取新聞自由放在第一位；在結社自由問 題上，可以考慮接受一種妥協方案——不堅持要求政府承認「高自聯」，只要政府承認現有 學生會領導機構通過自由競選產生，就可以滿足了。經過討論，與會者均同意這個意見。事 實證明，中共領導層當時確已準備在新聞開放上有所讓步，胡啟立、芮杏文於5月11—13日 前往《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與編輯記者們進行了對話， 並作出了一些承諾，隨即體現在各報的版面上。 就在官民雙方開始走向良性互動的關鍵時刻，突然出現了學生絕食。陳子華在《浴火重 生》（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版）中寫道：5月13日上午，北大絕食團進行了絕食宣誓， 隨即開赴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這就迫使當局迅速尋找與學生有效溝通的渠道。中共中央統 戰部的陶斯亮受閻明復之命，委託周舵、鄭也夫、李肅三人分乘統戰部的三部麵包車，立即 出發去從事這一工作。 下午3點，鄭也夫首先來到經濟學週報社，他對王軍濤等人說，閻部長讓找你們出面斡 旋，勸說學生撤離廣場，請你們馬上就去。當時，社經所正在召開所務會議，主持會議的陳 子明請鄭也夫先迴避一下，以便所務會議就此問題展開討論。陳子明反對參與斡旋，認為社 經所團體對學生的影響力有限，在目前情況下斡旋成功的機會很小，不如集中精力從事團體 已經規劃好的各項工作。但多數人認為事關重大，只要有一線希望就應當嘗試一下。經過表 決，所務會議批准王軍濤、陳小平、閔琦三人以個人名義參與中央統戰部組織的斡旋活動。 他們隨即搭乘鄭也夫帶來的統戰部麵包車去中國政法大學，將學生對話團負責人項小吉等一 部分學生領袖帶到統戰部會議室參加對話。由此開始，社經所被深深地捲入了運動的漩渦中 心。 當時所務會議的表決結果是3：8，我是投反對票的3人之一，軍濤是投贊成票的8人之一。 但是，這並不表明我們在對待學運的基本態度上有所不同，這只是在要不要接受統戰部邀請 介入斡旋的具體做法上的分歧。希望運動能夠理性、負責任、有理有利有節，是我們貫穿始 終的一致態度。 5月15日，我和軍濤、閔琦、劉衛華到全國總工會大樓出席了一個座談會。後來，檢察 院起訴書稱：「陳子明在《中國工運》編輯部召開的名為『政洽體制改革與工會』座談會上， 為陰謀顛覆政府進一步製造輿論，並出謀劃策說：……『我建議，現在最好是醞釀，不要出 台總工會這張牌』，『戈爾巴喬夫來之後看中央有什麼反映，再出這張牌』，『牌要一張一 張出，不要一下都出光了』，『出光了也就沒什麼威懾了』，『最好是善用威懾』。」檢察 院採用的那次講話的錄音文字材料，共有5處重大錯誤，甚至編造了「判」江澤民「死刑」 這樣的話。經過我與法官和技術人員共同核對錄音帶和文字材料，判決書刪掉了涉及江澤民 的文字，並把上面一段話改為：「『我建議，現在最好是醞釀，不要出台總工會這張牌』， 『牌要一張一張出，不要一下都出光了』，『出光了你也就沒什麼威懾了』，『最好是善用 威懾，少用力量』。」判決書沒有隱瞞我主張「少用力量」，但他們為了判我「顛覆政府 罪」，自然不會全面引用我的話。我當時緊接著就說：現在還不具備力量碰撞的條件。不要 馬上動員工人上街，一下子又提出許多新的要求。這次運動只要能夠取得一個哪怕是最小的 實際成果，開一個民主運動不以失敗告終的先例，就應當鳴金收兵。 5月17日，軍濤寫了一篇「本報評論員」文章《寫於大學生絕食第五天》（載《經濟學 週報》，1989年5月21日），系統闡述了我們對時局的主張：我們曾預期北京學潮將趨於平 息，一場危機有可能在祥和的氣氛中走向和解。然而，由於受傳統思維框架的約束，政府未 能做出靈活反應，竟錯過良機，致使事態迅速擴大。 必須建立一種機制，適時適度地適應變動，進行自我調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類利益； 從而實現政治穩定。這種體制，只能是民主憲政。所謂民主憲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則：（1） 以個人作為政治活動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與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2）代議制與普選，（3） 責任內閣的行政政府，（4）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5）黨派鬥爭公開化、合法化、規則化、 非暴力化與結社自由，（6）社會生活領域多樣化與政府權力有限性，（7）輿論自由與出版 自由及信息開放。對於中國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類政治設施（黨、政府、企業、社會團 體、公民等）權限，調整它們之間的關係，制定各自的運行規則。 在某種意義上說，學運的基本目標業已實現，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已取得社會各方廣泛支 持；學生提出平等對話、現場直播的要求，也同中共13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的「重大情況讓人 民知道，重大間回輕人民討論」方針完全一致。政府固執己見，已經輸了理，使自身陷被動。 目前，政府處於一種職權責分離狀態，以致無所作為，進退維谷，成了不負責任的政府。 一方面思維仍停留在舊的規範之中，造成對危機的反應能力太弱；另一方面，政府權威的弱 化及政府責任程度下降，使得政府處理事情效率低下。這種狀態中政府權力的有效性更多表 現在消極阻礙作用上。 由於近幾年構成社會中堅的主要階層利益相對受損，不滿情緒蔓延在社會各層，嚴重的 經濟問題又加劇了這種情緒。同時由於中國社會中構成中產階級的社會階層過於弱小和缺乏 獨立意識，在社會態勢中難以成為主導力量，這就使得社會不滿很容易演進成不負責、不顧 後果的激憤情緒。近幾天社會形勢的發展已引起民眾情緒的分化，其中不乏激憤者。激奮情 緒的發展很容易外化成缺乏理智的行為。這就給一些沒落社會勢力以可乘之機，不惜挑起事 端，孤注一擲，從而激化矛盾，令各方失去克制。這是大學生和知識界所必須警惕的。因此， 大學生應堅持理性精神；採取明智而靈活的態度，迅速結束絕食，打開僵持局面。 形勢危急！我們必須找到一條出路，不能自己毀滅自己。最現實的選擇是在法律和秩序 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任何人都無權對這場學運作出政治判決，我們要求全國人大立即召開特 別會議，根據憲法確立的原則，通過合法程序，對學運性質進行評議。將民主從馬路上引向 人民大會堂！ 學生絕食進入第5天以後，形勢越來越危急，來自方方面面對我和軍濤的壓力也越來越 大。我在二審《自我辯護書》中寫道：有兩件事對我產生了影響，使我部分地鬆動了不介入 的一貫立場。其一，是一批我素來敬仰和欽佩的著名經濟學家要求我和王軍濤出面，代表穩 健改革派知識分子與激進改革派知識分子競爭對青年學生的影響，防止不負責任的政治舉動 導致改革倒退的悲劇。其二，是一位地位和名望都很高的自然科學家直接向我個人發出呼籲， 拜託我利用前「四五英雄」的身份，救救青年學生的生命。老一輩科學家對國事和青年的關 懷使我深受感動，這是比中央統戰部來找我的兩次邀請更有影響力的道義命令。 5月18日上午，在薊門飯店的會上，我曾指出，現在學潮席捲全國，規模越來越大，卷 入的人越來越多，它存在著兩種可能的前途，一種是推進改革，皆大歡喜，一種是改革倒退， 演成悲劇；從目前的勢頭看，情緒日益亢奮，口號日趨激烈，後一種可能性極大，因而很多 知識界人士都很擔憂，但是大家都在背後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願意自己出面說話，因為 誰都知道出頭椽子先爛。但是形勢卻非常需要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站出來用理性的聲音說 話，首先影響學生，再通過學生影響全國，使事態首先穩定下來，才有可能通過談判解決問 題。 我想，那麼多人來找我們，並不是認為我們就多麼有份量，一出馬就能解決問題，而是 在情急之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稻草，也要嘗試一把。在那麼多人為絕食學生、為陷於危機 的國家而痛心疾首、奔走呼號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太愛惜羽毛了。而周舵所說「只有你和學 生站在一起，才能影響學生」（他和劉曉波最後正是以這種方式在六四凌晨挽救了許多學生 的生命），導致我下決心召集薊門飯店會議。 5月19日上午，經過激烈的辯論，我們說服了薊門飯店會議參加者，必須動員高校教師 和各方面力量，採用非常規的辦法，把絕食學生強行帶離廣場。下午2時許，從薊門飯店趕 赴天安門廣場的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張炳九打電話告訴我，已把11名絕食絕水的學生帶離現 場。我感到十分欣慰，我們的努力開始見成效了。僅僅一個小時之後，我又接了一個電話， 獲悉當局已經下令戒嚴。我不禁長歎了一口氣，我們不僅是徒勞一場，而且已經注定了犧牲 的命運。然而，我和軍濤都已經不是第一次面對犧牲了。我們對自己在八九民運中所做的一 切，無怨無悔。 我在《自我辯護書》中寫道：如果要在政治上給「八九學潮」評功擺好，那麼我將贊同 公檢法機關中不少人的共同看法，現在的安排抬高了我的地位，本人實難從命。因為陳希同 1989年6月30日給學潮定調子的報告中提到我名字的地方唯有一處，而這一次的事情也沒有 被寫進起訴書和判決書，因為我在這一次的言論實在與「動亂」沾不上邊。但是，如果是在 法律上特意選擇了我來為「八九學潮」辯護，那末我會勇敢承受，絕不推辭。因為許多無辜 的青年已經含冤九泉之下，許多神州赤子已經漂流異國他鄉，無法再在法庭上為自己申辯了； 作為活著留在國內的人，為他們辯白洗冤是歷史所賦予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 現在選定我和王軍濤作為主要被告人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對含冤受屈抱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為了救學生出虎口，我們從一開始就估計到存在著「好心沒好報」的可能性，並不惜為此做 出自我犧牲，現在不過是「果然如此」、「求仁得仁」而已。 如果讓我在人身自由和真理之間做出選擇，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我摯愛我的妻子、 父母、弟妹、朋友，盼望與他們早日團聚，共享天倫之樂；但是，我絕不會以犧牲真理，喪 失人格作為交換代價。我提倡政治妥協、社會調和；但是我唾棄學術無定見，思想如漂萍， 隨波逐流，朝楚暮秦。當然，我不是主張抱殘守缺，固執己見；人們的思想應當追隨時代的 進步與學問的增長，但決不應當由於屈從權力和追逐私利而改變信念。在這方面，中國同盟 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無數英烈早已為我樹立了楷模。「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況且，現實離死還差得遠呢。 一句話，不論等待我的是怎樣的冤枉和不幸，我將報之以永遠自信的笑容，海洋般寬廣 的善意和松柏一樣挺立的傲骨，始終堅信愛的偉力和熾熱將熔化最堅硬的磐石和最冰冷的心 房。 軍濤在他膾炙人口的《給辯護律師的陳情信》中寫道：本來，我不該在法庭上為「運動」 中不該我負責的事情和觀點辯護，因為，如你們所知，我並不認同這個「運動」的方式；其 實，對它駁雜的內容，我也很難苟同。但是，當我看到那麼多運動的領袖和發起人，在面對 後果時，不敢負責任，詆毀運動時，我感到很難過，因為，這些代表人物固然因此可以少受 痛苦，但是死者呢？那些死難者無法為自己進行任何辯解，無論我在死者活著時多麼不贊同 他們的觀點和行為，但我相信，他們不少人是想為中國和人民、為真理和正義戰鬥，獻出了 生命。當他們離開這個世界後，我不能再強調分歧、而應更多地崇敬他們的動機，那些活著 的他們的同道不敢為他們辯護，他們於九泉之下不會瞑目的。為不使我的同胞含冤九泉，我 決定利用我的機會為他們合理的、但當時處於政治利害考慮我不贊成的觀點辯護。我知道， 這樣做會加重對我的處罰，但唯其如此，才能讓死者安息。因為，在他們灑下熱血的土地上， 仍有同胞在最困難處境下，不避風險，仗義執言。在星期天（二月十日）我致審判長的一封 信中，我寫道：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絕不是腦滿腸肥的政治家的空話，而是同胞間血肉相關、 相濡以沫的尊敬、理解、信任、愛以及生者對死者的真誠的懷念——不計利害、功過、恩怨 和卑尊的懷念，請二位先生諒解我，因為這肯定給你們的辯護造成不利。 二位先生，當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時，我並不為制度或暫時的缺陷過於擔心，這些可以通 過決策或立法在幾天內解決，我最關心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道德水準的淪喪，儘管我 對人情世故有所估價，但還是為大量證言的內容吃驚，我仍堅守承諾，當某些言行是帶來懲 罰的原因時，我願承擔；一俟它們成為榮譽或利益時，我將還歷史本來面目，還給應有者！ 感謝你們在大量卷宗中，澄清了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我不可能在目前形勢下啟齒的—— 當我知道這些事實會給他人帶來什麼。我不太看重人的尊卑，但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貴 族格調——高貴。純正的心靈，在中國，即使知識分子，都太缺少這些了，當政治形勢有壓 力時，整整一個職業階層都能不顧或麻木職業良心，這真讓人受不了，特別是法律，這是最 神聖、莊嚴的職業，大概僅次於宗教了。 我並不過分重視政見分歧；政見總是可以變化的，而且經常變化；我最看重虔敬、真誠 的追求精神，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多少有繫於此。因此，我更希望中國人、特別是主宰文 化知識的知識分子要更有出息！ 於是，我和軍濤就成為公安部秦城監獄和北京市第二監獄中的一對難兄難弟。我倆都是 「二進宮」，我是在14年前，他是在13年前；我當時是在炮局監獄，他當時是在半步橋監獄； 我在秦城的編號是8923，他的編號是8922（鮑彤是8901，王之虹是8924）。 在秦城監獄，我曾經聽到過軍濤從我的牢房門口走過時說話的聲音，但是沒有看到過他。 因為我們這些重犯的門口，24小時有武警站崗，每當你把眼睛湊到貓眼往外看的時候，他們 就用手把了望孔擋住。我平時不會大聲說話，所以與我隔了好幾個牢房的軍濤，應該聽不到 我的聲音。但是有一次，我曾經聲嘶力竭地與法官爭辯，關在我隔壁的吳稼祥聽得很清楚， 不知道軍濤聽到了沒有。我對一審法官曾抱有好感，因為他答應了我的要求，和我一起聽了 上面說過的那盤錄音帶，並改正了起訴書中的錯誤。我曾對他說：知道你們無權決定審判的 結果，但是希望你們能夠依法走完審判的全過程，不要急急忙忙開庭宣判了事。他點頭稱是， 表示一定會依照法律程序辦事。1991年2月7日晚，法官突然來到秦城監獄，要把開庭通知送 達我。我拒絕接收，對他們說：你們同意的過程還沒走完，律師還沒有與證人見面核對情況， 我要求一些證人寫的證言還沒有拿到，不能匆忙開庭。我離開審訊室後，他們又追到我的監 捨，一定要把開庭通知留下。我對他們說：如果你們把開庭通知留在監捨中，我就一頭碰到 牆上，讓你們開不成庭。最後，他們只好把開庭通知拿走。由於我有這樣強硬的態度，後來 法院開庭時，他們不想觸怒我，耽誤了開庭十分鐘，也沒能說服我不帶茶缸子出庭。當時有 4台攝像機現場拍攝審訊過程，據說政治局委員也在收看直播。我在法庭上端著茶缸子，翹 著二郎腿，還多次打斷法官讓他重讀證言（讀得太快，我記錄不下來），據說是史無先例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