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強國之路 （武漢）喬新生 最近，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方首席委員、前國務委員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那種 認為中國「強大」後會變得「強硬」的擔心既無依據，也沒有必要，關鍵要看我們的實際政 策和行動。 這是關於中國國際定位的最新觀點。最近一段時間，中國朝野開始對中國的國際定位展 開激烈的辯論。在辯論時衍生出許多似是而非的命題。譬如，有些學者認為，大國不等於強 國，中國是一個大國，但不是一個強國；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歷史經驗表明，中國是 一個從未奉行對外擴張政策的國家，即使中國經濟總量不斷攀升，中國也不會制定對外擴張 政策；甚至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人口結構和人口素質決定了中國有可能未老先衰，解 決中國國內的問題，始終是執政者關心的頭等大事，中國不會實行強權政策，更不會奉行霸 權主義。還有相當多的學者憂心忡忡，認為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土分裂的大國，一個國家 強大的根本標誌，就在於是否能夠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中 國就永遠不可能成為世界大國。 如何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強大 這些討論充滿政治意味和感情色彩，唯獨缺乏學術氣息。中國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國， 所以，中國學術界還沒有做好大國學者的準備。面對一些西方新聞媒體設置的重要議題，中 國學者難免進退失據。中國長期奉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缺乏戰略眼光，缺乏進取心態。 極少數中國政客的子女長期滯留海外，他們在制定決策的時候，難免會受到子女的影響，他 們的發言充滿政治說教和利益交換的意味。 討論中國的國際定位，必須明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如何確定大國和強國的內 涵和外延？如果按照人口總量結算，那麼中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按照經濟總量計算， 那麼中國也是一個大國。如果按照人均生產效率計算，那麼中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弱小國家； 按照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計算，中國在世界排名100位以後。這樣的國家怎麼能稱之為大國 呢？ 更重要的是，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不僅要看政府的經濟實力，同時也要看國民的 經濟實力。實行不同財政政策的國家，經濟實力是完全不同的。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中央集權 制國家，上世紀中期實施分稅制改革之後，絕大部分稅收上繳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可 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在中國的核心城市建設一座座令人瞠目結舌的高樓大廈。這些美輪 美奐的建築，很容易讓西方國家某些人士產生錯覺，以為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經濟大國。其實 不然，中國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已經越來越大，中國的廣大農村地區相對貧困人口非但沒有 減少，反而有進一步增多的趨勢。即使在中國城市，貧富之間差距也顯而易見。極少數人擁 有絕對數量的財富，絕大多數人由於缺乏社會保障，很難進入中產階層。可以肯定地說，在 可預見的日子裡，中國很難成為世界大國。這不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總量不夠，也不是因為中 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緩慢，而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財政中央集權制國家。雖然中國 賦予各個地方自主權。但是各地方政府在與中央政府博弈的過程中處於絕對的劣勢地位。不 過在與普通居民博弈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卻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 可以竭澤而漁，普通居民苦不堪言。用中國前任總理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現在民怨沸騰。在 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中國各個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相互掣肘，以至於中央政府在每一輪宏觀 調控政策出台之前，都必須強調「全國一盤棋」，要求地方政府克服地方保護主義，服從中 央宏觀調控的大局。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少數發達城市的資源 高度集中，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現代化大都市的繁榮，也不意味著中國建 立了可持續的發展體系。在粗放式的經營模式下，中國經濟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如果不及 時加以調整，那麼，中國的經濟很可能發生嚴重危機。 總而言之，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強大，不能僅僅看經濟總量，也不能僅僅用人均ＧＤＰ來 衡量，而應當考察這個國家的綜合競爭力。 中國是一個處於中下游地位的國家 中國近些年經濟之所以快速發展，是因為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釋放出自己控制的權力， 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地方政府和普通民眾的積極性。但是，這種權力下放的改革不具有可持久 性。當中央政府感覺大權旁落，必須重新收回行政權力的時候，中國的市場經濟就會很快變 成模擬的市場經濟。事實上，現在主要資源都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中央政府一方面加大征 稅的力度，維持中央政府龐大的開支，另一方面借助於中央企業，與地方政府爭奪資源。這 種「家天下式」的財政分配政策，不可能使一個國家強大起來。 所謂國際大國至少應當符合以下基本標準：首先，必須建立與財富分配相適應的國家憲 法體制，每個公民都可以參與國家資源的配置，參與決定國家的公共事務；其次，整個國家 的組織架構應當合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配由憲法來決定，地方政府之間只有協 作關係而沒有競爭關係；第三，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必須受制於國家的法律，在沒有經過立 法機關批准之前，政府不得實施宏觀調控，改變資源配置方式和整個國家的經濟走向；第四， 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絕對的約束，除了國防、外交等少數權力之外，中央政府不得對地方經 濟事務指手畫腳，更不能無償調撥各個地區的經濟資源；第五，地方政府是建立在社區自治 基礎之上的國家機關，地方政府官員不得損害社區居民的利益，地方政府的每一項決策都必 須徵得社區居民同意。社區居民可以通過民主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地方政府不得以公共利 益為理由，隨意處分居民的財產。 所謂國際強國至少應當具備以下基本條件：首先，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財政實力，確保 國家的軍事國防外交正常運轉；其次，必須在國際事務中擁有規則的主導權和充分的話語權， 在單邊主義逐漸式微的轉型時期，國家必須能夠在國際社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制定 或者修改國際公約，參與討論國際重大問題，充分反映本國公民的意見；第三，必須有完整 的政府組織架構，在關鍵時刻可以動員國內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應對國際國內重大危機； 第四，必須能夠主導地區事務或者國際事務，在聯合國乃至區域合作組織中，扮演領導角色； 第五，必須在保持國家統一的前提下，不斷地在國際社會尋求共識，凝聚共識，以共同的價 值觀念，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 按照上述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國際定位，我不能不這樣描述：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 作為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其經濟仍然處於十分脆弱的狀態。雖然近些年來中國經濟持 續發展，但是，由於中國的經濟結構存在嚴重問題，收入分配差距日漸擴大，所以，中國經 濟面臨非常嚴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國，也不是傳統意義上 的強國，而是一個靠著勤勞積累，購買其他國家債券提高自身形象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來 說，中國或許剛剛擺脫傳統意義上的殖民地國家形象，但是，由於外貿依存度過大，所以， 中國是一個處於中下游地位的國家。 中國如何改變自身的形象？當前中國的經濟不斷增長，但是，居民的幸福感並沒有隨之 而增長。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出現了嚴重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的經 濟分配模式存在嚴重缺陷。中國要想改變自身的國際處境，必須首先敢於面對自身存在的問 題，不能動輒以大國或者強國自居。 重新思考中國發展的終極目標 中國改革的目的，中國發展的終極目標需要通過修改憲法重新思考。中國30多年的改革 帶來了財富的增長，但中國的財富增長是典型的「虛擬性」增長，扣除沉睡千年土地的增值 部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每年大約在2%到3%左右。換句話說，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長速度遠遠 沒有政府統計部門和海外研究機構估算的數據那麼高。中國當前經濟存在的問題，根本原因 就在於中國的增長方式不科學。在盲目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的同時，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種極不 科學甚至極不人道的計算方式。譬如，中國的房地產改革，使得許多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保 持在2位數。可是，房地產改革非但沒有實現共同富裕，反而進一步拉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 導致許多居民不得不將大量的財富用於購置房地產，從而導致中國的內需嚴重不足。這樣的 經濟增長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必然會出現泡沫化現象，必然會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失去 速度。到那個時候，中國政府要想力挽狂瀾幾乎是癡心妄想。事實上，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已 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幾乎在每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在首要位置。 但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要想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幾乎是癡人說夢。在現有的資 源配置結構中，既得利益集團不僅僅擁有現實的經濟利益，他們還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和決策 權。政府的改革只能在增量上做文章，當粗放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必然會出現結 構失衡的現象。中國的執政者要想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首先進行行政體制改革，自下而上建 立一種嶄新的決策機制，並且由決策者深入民間，重新尋求共識，凝聚共識。執政者曾經試 圖修改憲法，在中國各個階層實現利益的平衡，譬如，在重申保護私有財產的同時，強調對 人權的保護，但現在看來，這種官樣文章不可能產生社會共鳴。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保護 私有財產需要非常嚴格的法律，而法律必須首先約束行政權力。可是現在，中國法律旨在約 束公民的權利，所以，保護私有財產只能是畫餅充飢。 從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來看，中國政府這些年致力於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從醫療 體系改革、教育體系改革到住房保障體系改革，中央政府可謂殫精竭慮。但從效果來看，似 乎與中央政府的努力正好相反。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因為改革的決策權 掌握在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手中，要想從他們手中分配資源，就好像抓起自己的頭髮站起來 一樣；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廣大的中下層居民對於執政者徹底失去了信心，他們除了希望 「搭便車」之外，不敢也不可能對中央政府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抱有幻想。改革只能在一定 程度上緩和社會矛盾，但無法解決中國社會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中國改革初期決策者設定的目標，但現在看來， 中國的改革非但沒有實現共同富裕，反而使整個社會分化日益嚴重，國家資源掌握在少數人 手中。所以，中國的執政者要想扭轉乾坤，必須重新開展改革目的的大討論，讓人們通過討 論進一步明確改革的目標，並且為執政者實現目標建言獻策。 審視整個國際環境發生的變化 中國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在地區乃至在國際事務中，中國的影響因素越來越大。但這 並不意味著中國已經成為大國和強國，而是因為整個國際環境發生變化，資源配置的方式出 現了特殊情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西方之間的冷戰導致國際社會形成了特殊的貿易格 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和世界銀行，掌握著國際 貿易規則的制定權，建立了一套有利於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體系。冷戰結束之後，東歐國家 逐漸地加入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斷東擴，地緣政治關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不僅如此， 由於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這些國家企業不再熱衷於產品的製造，因 而這些國家的政府修改了國際貿易規則，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在世界貿易組織內部，新興 的市場經濟國家與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家之間重新展開冷戰，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傳統的農產 品、工業加工製成品的貿易方面，希望爭取更多的利益；而傳統市場經濟國家則希望加強知 識產權保護、制定國際金融貿易服務規則，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世界貿易組織已經成為新 興市場經濟國家與傳統市場經濟國家之間發動戰爭的「新陣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非但沒有獲得預期的收益，反而成為眾矢之的。近些年來，由於中國的貿易增長過快，引起 了發達國家的高度注意，也導致其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採取貿易保護政策。假如中國繼續韜 光養晦，試圖以貿易發展增強自己的國力，並進一步在國際社會爭取話語權，那麼，就會在 國際貿易組織與其他國家迎頭相撞。國內少數決策者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遭遇 到的反傾銷反補貼指控之所以增加，原因就在於中國必須為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付出代價。現 在看來，這是一種非常無知的表現。中國根本不應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為世界貿易組織 已經成為新冷戰的大本營，成為各國保護本國利益討價還價之地。中國作為一個後來者，貿 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只能會讓其他國家掉轉槍口，把中國作為一個任人宰割的羔羊。中國 應該另闢蹊徑，徹底放棄世界貿易組織，通過建立區域性的雙邊和多邊貿易體系，為中國經 濟的發展尋找出路。 中國作為一個後來者，存在諸多後發劣勢。在國際市場瓜分完畢的大背景下，中國與其 他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僅僅表現在經濟貿易領域，還表現在領土、領海、領空等諸多領域。 中國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關係呢？ 中國周邊許多國家要麼是美國的保護國，要麼曾經是蘇聯陣營的成員。蘇聯解體之後， 幾乎所有的周邊鄰國都紛紛倒向美國。他們為了表達對美國的忠誠，不約而同地對中國採取 敵視政策。雖然近些年來這些國家試圖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列車，分一杯羹，但是，他們寧 願看到一個四分五裂弱小的中國，也不願看到一個民族昌盛的大國乃至強國。正是在這樣的 心態支配下，中國周邊國家越來越習慣於借助於國際社會的力量與中國抗衡。東南亞一個小 國的前領導人甚至大言不慚，希望美國能夠繼續在東亞地區存在以牽制中國。這種在冷戰時 期遺留下來的恐怖平衡思想，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發展。現在，中國東西南北的鄰國都在發起 對中國的挑戰，他們要麼提出領土要求，要麼提出領海要求，中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困難時 期。假如重新閱讀中國的近代史，人們就會發現，今天的中國與晚清時期中國何其相似乃爾 ——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但是，中國所面臨的周邊環境卻越來越嚴峻。一旦風吹草動， 中國將不得不四面迎敵，中國改革開放的財富積累將頃刻化為烏有。 因此，中國既要改變傳統的「中央大國」的心態，認真對待中國周邊國家；同時也要防 患於未然，通過合縱連橫，逐步改變中國的周邊局勢，為中國居民安居樂業創造良好外部條 件。 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民主政治問題 最後，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麼？不少關心中國問題的學者，對中國國內的經濟感到 憂心忡忡，也有一些社會學者把中國的社會矛盾描述為不斷崛起的既得利益階層與中下層之 間的矛盾，甚至還有一些法學工作者把中國的社會矛盾簡單地歸納為權力與權利之間的矛盾。 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必切中要害。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歷史，人們就會發現， 前30年中國的執政者是把武裝鬥爭奪取的財產按照戰前約定分配給勞苦大眾，然後以非常快 的速度收歸國有，變成政府的財產；後30年則是把國家財產，以改革的名義重新分配到少數 人手中。這一點在憲法的修改中清晰可見。土地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之後，政府以 改革的名義把土地使用權出讓，由少數特權階層獲得土地使用權，然後以房地產開發的方式， 從中牟取巨額利潤。不僅如此，為了確保房地產開發商能夠持續不斷地獲得高額利潤，國家 頒布物權法，明確規定土地使用權到期後自動續期，這就意味著中國把土地國有制重新變相 改為土地私有制。凡是取得土地的既得利益者，都可以通過土地開發利用，源源不斷地獲得 豐厚的利益。所以，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或者效率問題，而是一個在資 源再分配過程中的公平問題。 部分社會學者把中國的社會矛盾看作是不斷崛起的既得利益階層與中下層之間的矛盾， 似乎抓住了問題的根本，但現在看來，這只不過是本末倒置。中下階層與既得利益階層之間 之所以發生利益衝突，根本原因就在於中下階層缺乏改革的主導權。中國當前改革的思路是， 首先進行資源的配置，在資源配置完成之後通過立法的方式保護既得利益者。在這種情況下， 中下階層之所以反對改革或者仇視既得利益集團，不是因為他們天生的處於中下層地位，而 是因為不公正的改革，讓他們不得翻身。他們面對競爭者幾乎手無寸鐵，既不能通過市場競 爭，與既得利益集團相抗衡，也不能運用選票決定自己的領導，所以，當他們的切身利益受 到損害的時候，他們只能以死抗爭。 面對中國當前出現的問題，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根本。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民 主政治問題。由於中國居民缺乏參與民主政治決策的有效通道，所以，他們對執政者採取敵 視的態度，對每一項改革都將信將疑。這一點可以通過中國的互聯網絡得以檢驗。當普通民 眾與政府官員發生衝突的時候，不管是對是錯，幾乎所有網絡的參與者都把矛頭對準政府官 員。中國的政府官員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就是因為中國 缺乏有效的民主選舉制度，幾乎所有的政府官員都來自於上級官員們指派。儘管每年人民代 表大會裝模作樣選舉政府官員，但是，普通中國人都知道，這樣的選舉毫無意義。只要執政 黨確定了人選，那麼，即使人大代表不予通過，他們也可以易地做官。這是一個連中國的執 政者都不加掩飾的政治秘密，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慣常表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即使有少數 官員清正廉潔，極力維護執政黨的形象，但由於民心的向背早已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努力不 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局面。這些年來執政黨樹立了一系列勞動模範，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除了 短時期內能蠱惑人心之外，很難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思維定勢。 當年蘇聯的執政黨面臨著與中國執政黨同樣的窘境，戈爾巴喬夫振臂高呼，希望通過發 展黨內民主，重振雄風。但是，由於執政黨的內部早已人心渙散，所以，當政治壓力突然釋 放之後，執政團隊的成員很快作鳥獸散。中國執政黨如果開始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那麼， 最可能出現的結果是，執政黨內部四分五裂，既得利益集團利用自己攫取的政治經濟資源， 很快佔山為王，把中國模式的市場經濟變成徹底的寡頭壟斷市場經濟。 所以，中國一方面要加快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執政團隊成員混水摸魚， 利用改革之機，擴大自己的地盤，非法獲得更多的利益。中國近來的一系列改革已經出現了 十分危險的苗頭。譬如，中國進行分配體制改革，那些掌握著決策權的行政官員不分青紅皂 白，利用人力和社會保障部門糟糕的績效工資改革制度，大量掠奪國家資源。可憐那些處於 最基層的勞動者，又一次淪為改革的犧牲品。 筆者曾經大膽預言，在中國當前的政治格局下，「改革」的步伐越快，寡頭壟斷出現的 可能性就越大；改革涉及的領域越廣，受到損害的群體就會越多。中國執政者現在面臨內外 夾攻的困難局面，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對中國圍追堵截；另一方面則是國內絕大多數有識之士 希望重新改革，調整現有的政權結構。而一些受到國際社會資助的新聞媒體從業者蠢蠢欲動， 他們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媒體資源，不斷地煽風點火。中央為了維護自己的國際形象，一方面 在國內採取「穩定壓倒一切」的高壓政策；另一方面則盡可能地屏蔽相關信息，希望營造一 個欣欣向榮的大國形象。現在看來，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不僅令人感到可笑，而且可能會危 及到執政者自身的利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願意與這樣的政府真誠的交流，也沒有一個國 家的政府願意逆歷史潮流而動，贊同中國執政者採取高壓政策。 中國當前的經濟實力與國際政治形象嚴重不符，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不合理的政治結構。 當中國的外交部門越來越多的對海外陷入困境的中國同胞施以援手，希望借此改變中國政府 形象的時候，在中國國內卻出現了另類的聲音——一些新聞媒體不無調侃地指出，在國內大 量的農民工背井離鄉，忍辱負重，賺取微薄工資的時候；當政府為了追求政績，採取暴力手 段強制拆遷的時候，中國外交部門動輒數百萬美元派專機迎接那些到海外旅遊的既得利益者， 這本身就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中國執政者四面楚歌 現在中國政府左右為難，即使採取與其他國家相同的手段，致力於維護中國公民的安全， 也可能會招致中國國內強烈的批判。中國的執政者為什麼會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境地呢？ 概括起來無非以下幾點：首先，中國的資源配置極不合理，少數人佔有絕大多數資源； 其次，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可是，卻讓中國國內的民眾忍饑 挨餓；第三，不斷滿足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要求，可是，對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卻不管不問。 近些年來人們注意到，在中國的執政團隊內部，少數決策者的身體力行與整個執政團隊 的臃腫以及辦事拖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共和國的總理在第一時間趕到地震現場，可是當地 政府居然在豪華的辦公場所無動於衷。共和國總理帶頭捐款，地震災區政府的辦公樓卻美輪 美奐。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面對這種可恥的畫面，都會拍案而起。可是，他們也僅僅只 能表達憤怒而已。 普通中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清官意識，他們希望中國當代能夠出現「中興之臣」。可是， 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這只是中國人的歷史錯覺。當年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夠讓國家脫 胎換骨，根本原因就在於首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國家。可是， 在中國由於執政者奉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保留了臃腫不堪的封建君主體制，以至於 在強敵環飼，國難當頭的時候，執政者還在頤和園歌舞昇平，大宴群臣。所以，如果沒有政 治體制改革，不徹底改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投機思想，那麼，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 大國，也永遠不可能成為強國。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現在執政者越來越多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掛在自己的嘴上，他們 試圖在維護既得利益的同時，保留現有的政治體制。即使倡導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希望在鞏 固執政地位的基礎上，對於中下層官僚體制進行小修小補。除了因循守舊之外，不可能有其 他的解釋。可以這樣說，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與清朝政府所面臨的問題極其相似——執政 者試圖保留傳統的政治體制，通過加快生產力變革，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國的近 代史充分證明了這是一條行不通的道路。如果不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盡快調動國民的積極性， 讓他們直接用自己的選票，來選擇執政者，那麼，大難臨頭，國民會自覺地作出自己的選擇。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但是歷史的悲劇卻在一再上演。曾經有一些憲法學者主張， 中國共產黨應當理直氣壯地把君主立憲變為執政黨立憲，然後在憲法的體制內，不斷地爭取 民心。但現在看來，執政者似乎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龐大的執政團隊，並不足以爭取民心。 在中國的廣大鄉村、宗教勢力、家族勢力乃至「黑惡」勢力早已盤根錯節，共產黨的地方政 權除了以小恩小惠籠絡人心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作為。在中國的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少數 既得利益集團，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的資源，執政者投鼠忌器，不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一 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土地管理法和房地產管理法明確規定，開發商購買土地，如果 在法定的時間內不動工建設，政府可以無償地收回土地。可是，許多開發商就在執政者的眼 皮底下囤積土地，然後坐等土地價格上漲，從中牟取巨額利潤。這究竟是執政者的無能還是 執政者與開發商沆瀣一氣，與民爭利？ 思考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猶如站在高高的雪山上，感覺到腳下的冰雪一點點地融化， 渾身顫抖；猶如站在洶湧奔突熱氣騰騰的火山上，感覺到大地的震顫，生命的危險。這是一 個泥足巨人，看起來無比強大，但是，他正處在歷史的洪流之中，隨時都可能轟然倒下。 少數中國學者還沉浸在漢唐盛世的歷史幻覺之中不能自拔，他們認為中國正處在一個前 所未有的強大盛世，傲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他們不在乎其他國家對中國人民的羞辱，只要 這些國家的政府承認中國的執政者；他們也不在乎中國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只要這些國 家對中國的執政者讚美有加。這是一種怎樣的心態呢？ 在傳統的政府經濟時代，政府可以通過掌握和分配資源安撫那些揭竿而起的起義者，可 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越是貪婪，爆發社會危機的概率就越大。然而，如果政府真正 實現藏富於民，那麼，富裕起來的老百姓還為容許這樣的政府存在嗎？ 歷史的悲劇就在於，當我們把所有的欄杆拍遍，才會發現掘墓人就在眼前。那些身無分 文，遊蕩在城市各個角落的大學畢業生、失去土地的農民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失業者，將會成 為中國未來社會變革的一股強大力量。只要知識份子振臂高呼，那麼，中國社會就會掀起巨 大的波瀾。到那個時候，中國的國際形象將會隨之發生改變。 所以，我們與其重新尋找中國通向大國或者強國的歷史道路，不如靜觀事態變化，觀察 中國內部社會結構的變遷。如果執政者能夠順應時代潮流，懲惡揚善，那麼，中國或許真的 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能夠成為世界大國或者世界強國。反過來，如果極力營造歌舞昇平 的假像，在國內穩定壓倒一切，不允許出現不同的意見，那麼，中國早晚有一天會像晚清腐 敗政府那樣，任人宰割，重新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歷史不允許執政者再一次作出錯 誤的選擇，人民不容許執政者繼續犯錯。執政者感受到民間的力量，聽到公眾的呼聲了嗎？ 當少數執政者搖頭晃腦，盤算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還是一個世界強國的時候，我們不得 不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國家。這個國家尚未統一，內部矛盾重重。如果執政者 不盡快改弦更張，那麼暴風驟雨就會來臨。我們不希望中國學者為了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而 忘記了自己的良知，也不希望普通中國公民為了滿足自己的自尊心笑納某些國家送上的桂冠； 不希望歷史學家咬文嚼字，為中國當代盛世尋找依據，更不希望經濟學家放棄人本思想，追 求夢幻般的經濟統計數字。中國在近代史上已經留下了屈辱的一筆，殷鑒不遠，希望決策者 清醒過來，正視當前的危機。 （本文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