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結束和開始 ——讀哈維爾致胡薩克的信 （北京）劉自立 一 T.S艾略特關於「開始」，「結束」的名句，讀者熟悉。關於時間開始，是一個宗教觀 念；而極權主義觀念也會符合這樣的再次「開始」；而這個開始，其實不是開始而是結束。 這就是哈維爾文章的總結；這個總結的細節，值得我們中國人在今天予以重視。因為，時下 關乎於此的討論，正好接續這個課題。我們雖然對於哈維爾歷史神秘性的說法有些疑惑 （「如果持續的和偶然的因素與有著不可重複和不可預見因素的歷史緊緊地聯繫著，我們或 許更能夠詢問，真實的歷史——那」混亂「的不可遏止的根源、騷動不安的源泉和給予規律、 秩序一記耳光的東西——怎麼可能存在於」熵「的制度所統治的世界上？」）但是，他的時 間觀的啟動，卻為未來時的預計帶來不可預計的預計。這個預計的大體結論是，如果一切劃 一，計劃，設計和規定，成為人類統一思想與某個階級，某個個人和一個抽像的概念；因為 這些階級，個人本身也不為其制定的所謂的宣傳所信服，而只是你我都不信的做秀；那麼， 這個社會的一體色彩和這個色彩漂染和製作的所謂模式，是不是十分呆板，呆板到純粹的黑 夜和純粹的白天這樣一刀切斷的流水呢？這樣的模式，從其本性上說，難道可以永遠如此， 萬壽無疆嗎？事情顯然是被否定的；只是細節的分梳和釐清，卻是一件不得迴避的重則，需 要某種主見和定位；任何與此相似的類比都顯似是而非——比如用蘇聯模式比較之，用赫魯 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比較之，都很不確切；因為彼此並不相同。甚至，對於蘇聯本身的細緻分 析，也會出現分野。 這樣的事情本來是基本上的夢魘；甚至夢魘本身也是一種回憶和記憶；於是，這樣的百 日夢，沒有了人性張馳左右的可能性，成為非人的機械製作。只是很可惜，這樣的製作，被 集權中人看作常規和日常生活。他們說，一切就是這樣的。不管未來和以前如何？這不管我 的事情。在很多細節原則和非原則的操作下，他們把短近的成功看成唯一人生得失和圖謀； 甚至，他們可以在觀念上完全夢想一種操作，而實際上溶入政權市場計謀的順流渠道；比如， 他們可以隨行就市，一起操作房地世道而背地裡咒罵這個機會主義政治。等等。現在，當經 濟泡沫和政治幻覺雙向產生作用的時候，關於如何生活和如何避免生活中斷，同樣產生悖論。 如果生活在極權主義圈子裡，生活的依舊，就是苟合這個世道；如果追求真正的傳統生活和 原則，人們就要據說是中斷生活；而在最後生活沒有到來的時候，生活本身究為何物，人們 同樣產生分歧。於是，我們只好從一個基本的皈依和根據來詮釋本來的生活。這個基本概念 的提出者就是哈維爾。 二 哈維爾說——「在一個真正有活力的社會中，總是有某些事情發生。當前的活動和事件、 公開的和隱蔽的運動之間的互相作用，產生出一種獨特局面自身的不斷進展，它激發出更多 的和更新的運動。那些持續的和變化中的、有規則和沒有規則的、能預見到和出乎意料的生 命取向其神秘而富有活力，在時間的領域產生影響並在事件之流中得到證明。一個社會的生 活越具有結構，她的時間領域也越具有結構，在時間之流中那些獨一無二的、不可重複的因 素也越突出。這就很容易顯出其連續不斷的特點，將其作為一種不可更換的情狀、無可逆轉 的潮流加以描述，因此，在回顧中，也能更好地理解社會由通常規律支配的那些內容。社會 生活越豐富，也越能夠更好地觀察社會時間領域、歷史的領域。 換句話說，在存在社會活動空間的地方，也同時為一種社會記憶提供了空間。任何一個 活著的社會是一個有歷史的社會。如果持續的和偶然的因素與有著不可重複和不可預見因素 的歷史緊緊地聯繫著，我們或許更能夠詢問，真實的歷史——那「混亂」的不可遏止的根源、 騷動不安的源泉和給予規律、秩序一記耳光的東西——怎麼可能存在於「熵」的制度所統治 的世界上？「（哈維爾《致胡薩克》，下同） 是的，哈維爾致胡薩克的信也許集中了他的政治見解——雖然，他認為自己不是歷史學 家，但是，其隱含的歷史觀點在此長文中每有表露，且深刻精湛。他的歷史觀，使得捷克斯 洛伐克隱形在極權主義「時間結束」之平面結構中的庸俗/恐懼兼具的非生活化圖畫，和盤 托出，給我們中國人一個很貼切的啟示。這個圖畫，與其說是歷史的，不如說是現實的；與 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心理，人倫和文學的。文學人性論，結合社會主義人性摧殘論和歪 曲論，在其文本中，形成一個尖銳諷刺的對比。這個對比，從擴展的異議上說，就是他隱形 指涉了捷克斯洛伐克所謂「日常生活」的強大背景和專制主義極權主義渺小生活的非生活化 和反生活化。所謂日常生活這個指稱，在很多作家筆端每有解釋和闡述，如，梅特林克，如， 托爾斯泰。托翁關乎於此，有著他的層級宗教觀，以統領宗教崇拜，等等。這裡，哈維爾的 日常生活觀，即為這種生活觀的堅持和描述；這種描述反映的捷剋日常生活的異化，是以他 的那個時代日常生活的真正闕如，為隱形背景，加以比照的——也就是說，契入一定程度的 政治概念——捷克斯洛伐克的當時的日常生活，是蘇聯殖民地下極權統治的寫照——而他， 沒有用政治概念指稱的那種當時並不存在的生活，就是專制主義的以往生活。 這是被卡夫卡批判，被梅特涅拯救，被俾斯麥縱橫捭闔，被馬克思塗炭歪曲的生活。何 以這種生活，被哈維爾作為隱性的、所謂一般化概念予以肯定而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極權生活， 也就是生活異化，做出對比呢？因為，這裡必然介入一個政治概念；即極權主義短暫，荒誕 和非生活體制、國家和政權，對於奧匈帝國前後，那裡人民享有的「日常生活」的異化和背 叛；於是，我們只能說，專制主義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因為極權主義和共產黨統治而失卻 了全部合法性和日常性。這是我們觀察其文本的一個基本前提。雖然，哈維爾自始至終沒有 提到這兩個政治概念的區隔和定義，發展和深化；但是，捨棄這兩個再也明確不過的概念， 使得文本分析產生文學化朦朧效果而不得確解。換言之，極權和專制，和民主之政治生活， 日常生活，完全是兩回事。極權主義是所有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對於生活的背棄和戕滅，而專 制主義起碼留有餘地。所以，在民主到來之前，所謂日長生活的一般化寫照，文化和宗教的 一般化估價，只能是專制主義的政治確定下之生活。所有對於這樣一個確定的含糊和反對， 只能是在民主價值的前提上，才可以進行批判——不幸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蘇聯乃至中國， 是以極權主義批判，批判了專制而導致極權——這就是哈維爾所謂日常生活之消失。這個消 失之圖畫描述，就是該文本在前一部分所言之屈從，恐懼，庸俗（消費主義），謊言等等； 這些一般性極權主義特性，多為世人所瞭解和認同；人們不太瞭解的政治概念，就是我們此 地所言之歷史－現實；極權－專制；生活－異化等等概念以及對此之重新劃定和界別。 三 接下來的課題，哈維爾同樣予以深刻描述和界定。這就是他的歷史延續和歷史中斷論。 「失去時間的感覺像是以每一種方式將社會拋回到原始狀態，在那幾千年內，衡量人性 的發展不超出沒完沒了重複的四季及與它們聯繫在一起的宗教儀式這樣一些宇宙和氣候的式 樣。在歷史領域中造成的焦慮不安自然地被填補了。因此真正歷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條不紊的 偽歷史所取代，它的作者不是社會生活，而是一個官方的設計者。取代事件的是，我們被弄 得沒有事件；我們生活在從週年紀念到週年紀念、從慶祝到慶祝、從遊行到遊行、從全體一 致同意到全體一致選舉及再來一遍；從一個無聊的節日到另一個無聊的節日之中。這不是偶 然的，由於這種對歷史的取代，我們可以通過對日曆的簡單一瞥來回顧在社會領域中發生的 每一件事，包括過去的和未來的。並且週期性的儀式聲名狼藉的相似特點製造了這樣一種虛 假的信息，彷彿我們正好出現在這些事件本身之中。」 這個引述進一步強化了上述生活概念的闡述；他直接確定了歷史概念和生活概念的界定。 我們熟悉1949年，有人說那時「時間開始了」——而哈維爾說，時間結束了——相對於蘇聯 時期之捷克斯洛伐克。這是兩種非常異樣而重要的區別。極權主義批判理論一直以來就是這 樣界定「時間結束論」的——這個時間結束論，幾乎涵蓋了一切極權主義病症。譾淺而論， 極權主義不能直接甚至間接訴諸歷史統序和傳統；相反，他只能中斷這個延續而找到或是全 盤歪曲（如，希特勒的巴巴羅薩情結），或是全盤毀滅這個文化（如，列寧批判法制，毛批 判文化封資修，等等）。因為任何一種接續文化的天道計劃，都會直接否定其政權來源之合 法性。我們多次言及這個課題；今天，從哈維爾的深刻論述中，再次得到他從另外一種角度 給予的詮釋。這個角度，也許比較一般政治概念的詮釋來得廣大和深刻——因為他是從人文 學家，文學家的角度契入其中，而顯示了大於政治的人類關懷——政治關懷，無法詮釋右翼 勢力和右翼真理論一度帶來的「政治正確」之同樣的、對於生活和生命的辱沒甚至塗炭（含 政治破害和宗教殺戮；基辛格的南美政策和卡爾文燒死塞爾維特！古今皆是。）於是，就像 釐定最初貴族合法性一樣困難，人們確認生活最初合法性的依據，也會帶來似是而非的結論。 因為，生活，一般而言就是善、惡奏鳴曲。我們可以從上帝，命運，偶然和偶然事件，抒寫 人類悲劇的時代嬗變和道德輪替，卻不能指望某一個時代悲劇消失在某天一下子消失，成為 一個新奇之無悲劇時期——這樣的時期，一天也不存在。問題不是要建設烏托邦，而是要還 原大於政治訴求的人文和宗教關懷而這個關懷的邏輯辨正法又是政治操作對於宗教民族甚至 一般性道德的博離疏遠和（一定程度上的）悖離——也就是用人文主義取代元教旨主義。這 個悲劇不滅論的指稱，要看政治本身是不是帶來人文主義以外的殺戮和破壞；是不是消滅文 化本身。 這是至關重要的指標意義，也是一個十分困難的課題；卻是研討生活之人不能不面對的 歷史和現實。所以，我們回到關於生活一般化的限定上來，試圖解釋這個課題。問題的提法， 不是相對於烏托邦和理想國，而是相對於人類一般可以容忍的那些條件。這些生活條件是： 宗教的存在（上帝和撒旦的雙向涵蓋和遊戲之存在——不是殺死不能殺死的上帝，放任惡魔 和馬克思主義的試驗）；文化的存在（這個存在首先是確認民主政治學和基督教等超驗甚至 後驗學科和信仰的存在）；各種政治選擇的存在：從民主瓦片選擇，到任何一種專制，僭主， 獨裁，愷撒式政治的存在（唯獨不可以宣佈消滅愷撒的希特勒的存在）；道德超驗和法治後 驗的存在——也就是，古代自由和現代自由的存在（他批評了處死蘇格拉底的殘暴多數民主 和啟動政府，民間對話的自由主義；等等。） 這些條件和學說，體制和學仰，都並不能取消人類發生一般化的悲劇，但是，這樣的悲 劇是人生的舞台而非非人生的舞台；這樣的詩歌和文學還是詩歌文學，卻不能是政治宣傳和 藝術贗品，是人類可以把握轉變而希望猶存的悲劇，卻不是非人化的超人哲學帶來的、一般 性人倫道德的毀滅。這樣的毀滅，常常以幾乎是一個人的意志和好惡，摧殘十幾億人的一般 性生活和生命。如果人們停留在古代悲劇的人神層面和人人層面上，那麼，極權主義的悲劇， 就是要人人反對和消滅人人——人人只是對毛和波爾布特負責。這是歷史一切悲劇之悖—— 是完全不能忍受和詮釋的非悲劇的殺戮。所以，我們在此意義上解讀哈維爾的歷史說，正是 秉承這樣的意義，而反對無意義。無意義之強調於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中，解構主義之強調於 一度錯認之文革讚賞論者中，格瓦拉主義所以迄今勢威，就在於，人們看到了左派指稱的錯 的東西，而不知道右派確立正確的東西帶來的可貴，難點甚至局限。而哈維爾告訴人們，生 活，也許是並不完善的，但是，將生活極權主義化的任何舉措，只能帶來人性和人類的徹底 泯滅。 四 轉變如何到來，哈維爾的邏輯和我們時下很多議論者（學者，律師和網人）看法殊途同 歸；雖然筆者每每有所保留，卻也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可能性。我們分別用兩種文本甚至更多 種意見，加以綜合比照，以期做出比較準確的推演和估計。 首先，我們只能相對完整地引用哈維爾的看法——「在那些沒有這種競爭和沒有言論自 由的地方，……當權者當然仍有足夠的力量阻止這些致命衝突以公開討論或公開的權力競爭 的形式出現。但他們不再有力量全部抵制這種壓力。因此生活在可能的地方給出一條裂隙— —在權力的秘密走廊中，那兒可能有著秘密討論和最終是秘密競爭。當然，當權者對此是沒 有準備的：任何與生活實質性的對話都超出他們的能力之外。因此他們恐慌。生活以個人的 爭吵、陰謀、陷阱及對抗的方式散佈混亂於他們的會議室中。它甚至還傳染給他們自己的代 理人：那些無個性的死人般的面具——他們的官員用來確認其堅如磐石的權力的身份——突 然滑落，透露出大活人以最」人性「的方式進行的權力之爭和以自我保存的形式發生的一個 人反對另一個人的鬥爭。 「對宮廷革命和叛變來說，對高級領導職務突然地和外在的神秘改變及其關鍵性的套語 改變來說，這是聲名狼藉的時刻，是真實的或虛構的陰謀和秘密核心被洩露的時刻，是真實 的或想像的罪行大白於天下和古老的罪惡被發掘的時刻，是一起被政府開除、一起被貶黜、 也許甚而被抓起來送進監獄的時刻。不管在這之前當權者中的每一個人他們說著同一種語言， 用同樣的陳詞濫調，為同樣的目標成功實現而歡呼，現在，看似堅如磐石的權力突然崩潰成 可以辨認得出的個人，仍然說著那種同樣的語言，但是把它用作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的攻擊。 並且我們驚訝地得知，那些在秘密的權力鬥爭中失勢的一些人，從來就沒有嚴肅地對待他們 的目標和從來沒有成功地實現它們；而其他人，那些獲勝者，卻真正明白他們說什麼和唯獨 他們能實現成功的目標。」 這段令人鼓舞和沮喪的判斷究竟帶出了什麼信息呢？用比較好懂的語言說，就是，官方 無法對抗全部異議者和異議，他們在這個網絡時代比起胡薩克難於應付得多！令人鼓舞處即 在於此；令人沮喪之處是，官方不是孤立的——這和上述哈維爾論述的整體人群的政治冷漠， 利己，恐怖互為關聯。我們的意思是，不僅僅是官方在製造歷史不得進入的封鎖和腐蝕，人 民也是這樣做的；這個人民概念的量化分析是一門學問。也就是說，極權主義人民的基本身 份認定是屬於歷史，還是屬於現實？屬於政權的階級屬性，還是屬於非政權的階級屬性。也 許，「階級」這個辭藻業已過時。如果以生活作為考量標準，北京上海廣州的消費者是不是 哈維爾所說的「任何與生活實質性的對話都超出他們的能力之外」者——但是，如果這個群 體不需要與之對話的抗議，而是協從沆瀣其中，生活，究竟如何解釋？這個論點，就是極權 主義批判家如阿倫特等人先是定義其為多餘者，後來又定義其為人民屬性的、那些共謀和利 益共享有者之面貌之實質——比如中國的「中產階級」，中國的白領（之一部分）和黑領 （之全部），是為其中不應有之義之人群也。如果人們以弱勢群體分解之，比較符合「抗議」 定義的釐定；如果不以此作為定義，則純屬人民思想屬於統治階級思想這個斷定。這是其一。 第二，正如哈維爾所說，什麼是發生宮廷政變的前提？毛，劉式，鄧，華式變化的現在 條件如何？我們的看法是，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胡薩克和戈爾巴喬夫，不是他們順應 時代，引領改革，而是契合蘇聯經濟瓦解的順勢者和調試者——這樣的順應調試，沒有搬倒 時局，解人倒懸之拿破侖和塔列朗式的氣度和氣勢。也就是說，當一切瓦解之時，順應者比 較負隅頑抗者，還是要來得聰慧一些些，而已。我們暫且不說那個「諾民克拉圖拉」現象， 乃是重新整合蘇維埃官員的潛規則。直言以論，中國官方的和諧論，是不是可以被人們利用， 還在未定之先；他們之間的妥協是不是可以取代他們和人民的妥協？現在不得而知。 五 和哈維爾看法類似者有幾種。 一種看法是——「從1989年的六四以來，人民的目標越來越明確，那就是民主和自由。 誰能給人民這些，人民就支持誰。這比軍委副主席的權力更重要。在今年開始的下一輪中共 內鬥中，誰能給人民他們所要的東西，誰就搶佔了先機。軍委副主席和意志、手腕加在一起， 也不如人民的意志更重要。」（魏京生《對中國前途的預測》）老魏的話裡包含著類似當初 給予胡溫新政式的期待和批判。批判的可能性就是，如果其罔顧人民「所要的東西」，又會 是政治上的循環往復和原地踏步？但是，這樣的推論中，同樣具備了某種哈維爾色彩。 二是，「因此，審判劉曉波之後的憲章運動，依舊將在執政者的容忍與限制之中尋找出 路。而筆者也相信，在現有空間中，民間社會完全能夠在限制中獲得更多，通過更活躍的自 由、異議表達，通過頻繁的抗爭活動，以《零八憲章》為紐帶的民間整合將得到一個新的高 度，進而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再一次對執政者的既定戰略發起挑戰。以台灣為例，美麗島軍 法大審也讓人悲憤莫名，卻成為了新一輪行動的起點，並最終逼迫國民黨當局打開了互動之 門。在這個意義上，重判劉曉波或許確實意味著（政治）改革已死，卻並不意味著政治互動 的大門被永久封閉了。」（莫之許《審判劉曉波之後的憲章運動》） 其中所謂「互動」的期待是令人鼓舞還是令人沮喪的未來？還要看看這種互動的前提： 我們N次言及自由主義政府民間互動的可能；從未言及極權主義互動之可能性；這個互動也 從未在哈維爾的角度中出現——他說的是，宮廷中人的自爆，「對高級領導職務突然地和外 在的神秘改變」：「那些在秘密的權力鬥爭中失勢的一些人，從來就沒有嚴肅地對待他們的 目標和從來沒有成功地實現它們；而其他人，那些獲勝者，卻真正明白他們說什麼和唯獨他 們能實現成功的目標」，而「那些獲勝者」，又是一些什麼人呢？難道不是新一輪統治人嗎？ 至於台灣的專制主義和美麗島事件，和大陸現在的狀況完全迥異：台灣有自由主義，有國民 黨黨外選擇（人脈於體制之外），有未經改革的傳統私有制（大陸是改革的極權主義國有化 佔有），有文化正統和法制傳統（中國沒有）；大陸全部缺乏。起點和開始就不對了。一般 性比較台灣和大陸，只是一種誤比。 看來，人們追究細節的認識，現在業已開始。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當然，這個開 始的起點還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