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 ——我與王軍濤（續完） （北京）陳子明 2008年，是王軍濤「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識相交的第30年。我們在這30 年中，既有風雲際會，又有跌宕坎坷，還有生死與共。從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監獄分手後， 光陰已經過去了17年，回憶往事，倍覺想念。寫下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作為給軍濤 的一份生日禮物。 判刑之後，我和軍濤（13年）、任畹町（7年）、包遵信（5年）、王丹（4年）從秦城 監獄轉到北京市第二監獄關押。獄方為了給我們一個下馬威，把我們關在專門用來懲罰違紀 犯人的單人禁閉室，試圖讓我們「認罪悔罪」後，再把我們轉到普通牢房。環形排列的禁閉 室共有30幾個號子，當時只關了我們5個人，每隔幾個號子關一個人。他們沒有想到，這樣 一來，反而給了我們一個互通訊息的機會。我和軍濤的號子距離最近，只要提高一點聲音， 就能彼此聽到。老包、老任、王丹離我較遠，但也可以扯著嗓子互致問候。禁閉室的面積不 足4平方米，卻有5米多高，對於我來說，最大的不方便是晚上無法看書。我從秦城監獄帶過 去一些書，其中包括《辭海》和一套十本《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等大部頭的書。到了晚上， 一支15瓦白熾燈掛在房頂上，我踩在近一米高的大部頭書上站著看書，仍然不能看清書上的 字跡。這樣，一天就有5、6個小時不能有效利用了。我和軍濤商量，我們也要給獄方一個下 馬威，於是就用砸牢門和高聲喊叫的方式「請」來了監獄長，要求解決照明問題。此後，我 們一不高興，就砸牢門，搞得獄方非常惱火，但也拿我們沒什麼辦法。沒有上級的批准，他 們不敢對我們用刑具。 1991年8月13日是軍濤的接見日，但是他只見到父母而沒有見到妻子。當他意識到是獄 方禁止妻子與他見面時，便要求見獄政科的人，讓他們說明禁止的理由。從下午到晚上幾次 口頭要求沒有回音後，他就像往常一樣砸門以示抗議。晚上大約9點鐘，有十幾個從未見過 面的獄政人員突然衝進禁閉室，強行給他帶上了手銬，並把他關到離我較遠的另一頭的號子 裡（當時老包、老任、王丹已經離開了禁閉室）。軍濤當即宣佈，從即日起開始絕食抗議。 我對軍濤喊話，我暫時先不與你共同行動，我明天還要接見家屬。第二天，獄方來了很多人， 讓我保證不向家屬透露軍濤絕食的情況，否則就取消這次接見。我說，我保證不說軍濤的情 況，我只說我自己的情況。見到妹妹陳子華後，我對她說：鑒於我向獄方提出的各項要求未 得到滿足，鑒於我的朋友受到獄方的虐待，鑒於獄方禁止我的妻子王之虹與我見面，我宣佈 自即日起實行無限期絕食。 我們的家屬隨即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請遊行示威，抗議監獄當局虐待自己的親人，並把我 們絕食的消息廣而告之。在國際輿論、各國政府、港澳各界、海外民運人士表示強烈關注的 情況下，當局不得不做出種種姿態和讓步。8月16日晚，獄方給王軍濤摘掉了手銬。22日， 獄方帶王軍濤去勞改局下屬的濱河醫院檢查身體，確認他患有肝病。30日，新華社播發了一 篇報導，對軍濤和我在監獄的情況作了「詳細報導」。31日，新華社向海外播發了記者訪問 北京市第二監獄監獄長和濱河醫院醫務處主任的專稿，文中透露：「監獄當局已決定於日內 把王軍濤轉到條件較好的一所監獄醫院作進一步檢查並進行必要治療。」9月2日，軍濤被送 到延慶監獄內的醫院病房居住。10日，獄方在我的號子裡安裝了40瓦的日光燈，配備了看書 用的小桌子。趁我在放風圈的時候，獄方對我的號子新貌進行了錄相，這個錄相被官方賣給 外國新聞機構，幾天後在BBC電視台等播放。14日，恢復了我的正常接見，北京市勞改局負 責人通過王之虹向我贈送了薄一波的新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表示願 意為我在獄中的學習研究提供方便。 最為可笑的是，8月19日晚，監獄當局為了阻斷我和軍濤喊話，在禁閉室通道內臨時壘 起了一堵磚牆。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史上，可以稱得上是破天荒的笑話。一堵牆就能阻 斷我們兄弟之間的情誼和訊息嗎？事實上，同情我和軍濤的獄政人員，一直在我們之間傳遞 消息。軍濤轉到延慶監獄後，我們之間相隔百里；軍濤於1994年4月「保外就醫」被送往美 國後，我們之間相隔萬里。但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們之間的兄弟情誼是永 遠隔不斷的。 獨立路 正義路 軍濤30年堅持不懈所走的「獨立的道路」，究竟是一條什麼樣的路呢？ 首先，是一條獨立於共產黨的道路。軍濤在《「四五」運動的意義與啟示》中指出： 「四五運動是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中與鴉片戰爭、共產黨政權建立並列的又一個具有轉折意 義的大事件。鴉片戰爭，開始了揚棄古老文明的現代化。共產黨政權，開始了背離人類主流 文明發展方向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四五運動則開始了非共產黨化的新探索。」我在《歷史大 視野中的四五運動》中指出：「如果說最近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主要是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那 麼以五四和四五為兩個轉折點，可以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從自強運動至五四運動是第一階段， 從五四運動至四五運動是第二階段，從四五運動以來是第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渾渾噩噩的現 代化；從五四運動開始了對現代化模式的自覺選擇，但是卻走上一條疏離世界現代化主流的 歧途；以四五運動為起點，逐漸放棄了以毛澤東為典型的錯誤路線，開始向世界現代化主流 回歸。」迄今為止共產黨所走的道路，仍然是一條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的錯誤道路。我們認 為，回歸現代化主流，擁抱普世文明價值，維護中國本位利益，才是正確的道路。 早在1980年，我就起草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建議草案）》及其說明《為把全 國人大建設成最高國家機關而奮鬥》，曾用作李盛平、王軍濤、陳子華和我本人的競選材料。 其中指出：三權分立的原則，它固然是資產階級思想家在反對封建專制時所確立，但它不是 資產階級的專製品，而是整個人類的財富。國內外的經驗教訓都證明，只要與人民大眾相分 離的公共權力還存在，只要管理國家還是一種專門的職業，就必須實行權力的平衡和相互制 約，否則獨裁和專制的出現將是不可避免。本《草案》……採納了三權分立的原則。 直接選舉權是公民最基本的民主權利之一。對於一個大國來說，縣級離國家中樞權力機 構還差得很遠，如果選民僅能選舉縣級人大代表，他們就不會感到自己是國家主人翁，也不 會把選舉嚴肅看待。事實上，他們也無法影響國家的政局。因此，縣級直接選舉對選民的民 主教育是十分有限的。我們認為，應當制訂一個明確的計劃，逐步完成從間接選舉制到直接 選舉制的過渡。……在過渡期間，應制定出版法、結社法、集會法，逐步擴大公民權利，為 直接選舉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到第八屆全國人大時，在全國普遍實行直接選舉制。 我們認為到第七屆人大時，可以由選民直接選舉共和國主席。在這種體制下，主席直接 負責政府行政工作，取消總理的職位。實行與美國總統制相類似的主席制……當人們從幾名 候選人中選擇一位主席時，注意的重心必然要落在他們的政治路線和施政方針上，選民們就 由此直接干預了國家的前途。 1989年5月上旬，軍濤在接受香港《百姓》記者張潔鳳採訪時說（載《百姓》半月刊， 總第192期、193期）：天安門、民主牆時代，人們要推翻毛澤東的一套，但新的應怎樣走， 需要打大架，競選時提出的框架就是，要考慮政權的人民性，應該保留民主牆、民辦報紙、 民辦刊物，當時閔琦寫出版自由，胡平寫的言論自由，還有胡平當時準備寫結社自由，再有 討論二院、三院、五院制，涉及整個國家的根本的原則。當時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思就是為什 麼會出現林彪四人幫時代，一是政治專制，一是思想迷信，認為應通過思想解放運動破除迷 信，通過民主化來改變專制。 當時選舉法出來，我們主要是考慮怎樣能使中國一下子按照民主憲政的原則構成中央政 體。那時候允許對國家體制有比較宏觀的設想，現在的基本原則、框架都定下來了。當然， 我們現在可以按照民主憲政的原則來對現制度進行批判。 我認為中國的多黨制大概有三種發育模式，……當然，這得取決於共產黨，它要同意改， 如果它不同意，說不定有一天人民將它衝破了。這是一次給共產黨的壓力和挑戰，也是給了 它機會。 二30年過去了，三權分立、直接選舉、多黨制，這些體現現代化主流文明的基本制度， 一樣也還沒有實現。獨立的道路，仍然漫長而且荊棘叢生。 其次，獨立的道路，並不是共產黨的一個映射、一個反面鏡像。毛澤東說：「凡是敵人 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遵循這種行為邏輯，就依然是 被共產黨牽著鼻子走。「反共」本身並不構成一個標準，我們是用正義標準、實踐標準來檢 驗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才得出「共產黨錯了」的結論。這不意味共產黨從來沒有做過好事。 中共和國民政府、國際反法西斯陣營一起反對日本侵略，取得了中國抗戰的勝利；毛澤東與 尼克松「一條線」反對北極熊，最終導致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垮台；這都是 站在了歷史大潮流的一邊。我們是以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為宗旨，不需要刻意與共產 黨在每一個問題上「黑白分明」。既有部分的重疊，又有分歧與對立，這是一種政治的常態。 去年8月，我和丁子霖、劉曉波、包遵信、於浩成、鮑彤等人簽署聯名信，在「對能在 自己的祖國舉辦（奧運）這樣一個象徵人類和平、友誼和公正的盛會」感到「自豪和歡欣」 的同時，嚴正指出：「一個基本人權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世界，只會是一個分裂而破碎的世 界，不可能有尊嚴、平等與和睦。所以，那人人共享的『同一個夢想』不應該是別的，恰恰 是《世界人權宣言》所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肯定的那些人人應享有的普世人 權。……所以，我們認為，北京奧運的口號應該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 權『「。 今年汶川大地震後，軍濤一方面立即在紐約街頭風雨中為災區受害同胞募捐，一方面寫 文章向執政者問責，追究當局在地震預報、快速啟動國際救援、監督校舍建造方面的嚴重失 職。他指出：一個正義的、有活力的和不斷進步的社會需要一個全面動態平衡機制，既謹慎 地維護社會的善意，也不斷積極地揭露和解決問題。這是一個社會政治上穩定和成熟的主要 標誌之一。 在這樣的動態平衡機制中，有兩種人必須「政治掛帥」：一種是政治學者，另一種是反 對派。他們的天然職責就是在每個災難出現或者每個公共事件中，都追問政治問題和政府應 當承擔的責任。 反對派是政治生活中緊緊盯住政府的問題的政治力量。反對派的職責就是監督和批評政 府，假定政府在一切行為中上都有作惡動機，分析政府在一切舉措和行為，揭露潛在的問題， 提出替代政府的政策、人事和制度的方案；反對派的最高目標就是，經由主流民意合理認定 的程序和方式，替換現有的政府。 沒有反對派，不僅永遠沒有超越政府局限的進步，而且缺乏競爭壓力導致政府更容易濫 用權力造成更大的社會危害。有如那些開發新產品的廠家和投資者，反對派是開發新政治或 推動政治變化的動力來源之一；他們承擔了開發新政治的所有代價，而社會可以享受新政治 的好處。 第三，我們所謂的獨立的道路，不僅僅是指獨立的知識份子的道路，更是指獨立的政治 反對派的道路。 獨立的知識份子，可以「眾人皆醉我獨醒」，可以獨自吟唱「陽春白雪」而無視「下裡 巴人」，可以只抱持價值倫理，「不自由，毋寧死」，「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獨立的政 治反對派，則要講責任倫理和政治效果。 獨立的知識份子，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可以「以一人敵萬人」，可以在思想上永 不妥協。獨立的政治反對派，則要著眼於爭取大多數，並在必要時實行妥協。我在六四前夜 為《經濟學週報》撰寫的編輯部文章（因報紙被封而未能刊出）中說：以往的「革命傳統」 片面強調政治堅定性、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而掩蓋了現實中常常難以避免的政治妥協—— 抗日戰爭初期的國共合作，抗美援朝戰爭最終簽署停戰協定……事實上，偉大的政治家不僅 是敢於和善於鬥爭的政治家，也是敢於和善於妥協的政治家。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不惜「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是政治家最值得稱道的一種美德。在新的民主政治體系中， 以妥協求共識是題中應有之義；在新的民主政治文化中，以退讓求團結是一種基礎知識和基 本訓練；在新的民主政治倫理中，敢於妥協、善於讓步應視為政治家的美德。 當然，與民眾水乳交融，從民間汲取道義和政治力量，不斷發展和壯大自己，永遠是政 治反對派的第一要義。沒有政治實力，就根本談不到政治妥協。只有在八九民運那樣的場合， 憲政民主派才有可能與中共講妥協。 現在，軍濤已經被流放海外，我則處於最嚴密的監控之下，由我們自己來實施80年代制 定的團隊發展戰略，已經沒有了空間。但是，我們欣喜地看到，一代新人正在茁壯成長。他 們比我們做得更多、更好。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年輕人身上。至於我和軍濤，我們將會在獨 立路上繼續艱難跋涉，扮演最適合我們發揮作用的角色，為強盛、繁榮、民主、文明的中國 而無怨無悔地奮鬥終身。 （寫於2008年5-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