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模式展開世紀性大討論

胡 平


    以倡導「三寬」（寬鬆，寬容，寬厚）著稱的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先生，因患癌
症，於5月9日逝世。

    據高瑜女士說，朱厚澤先生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還關注中國未來的發展，提出了就
中國模式展開世紀性大討論的建議。無獨有偶，這恰恰也是《北京之春》雜誌在今年年初向
作者約稿時列出的一個大題目。

    曾與朱厚澤共事的姚監復回憶說，今年1月，他去醫院探訪朱厚澤，聽朱厚澤再次講到
中國發展模式的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非常嚴肅地對待。中國模式是以低人權、低工資、
低地價使資本家和地方財政得到土地紅利、人口紅利的模式，這種模式表面上、短期看是有
效的，但是不是可以持續發展？朱厚澤說，中國道路到底是可以放諸四海而皆准的非常好的
經驗，還是像蘇聯道路一樣，在21世紀給中國和世界帶來悲劇性的後果。

    在這段話裡，朱厚澤講到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模式的特性，一是這種模式是否可持續，
可推廣。我的朋友丁學良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模式』為何不好推廣？」他的回答是，
因為中國模式付出的社會成本太高。丁學良寫道：「你能向別的國家明白地說，『你要達到
這種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勢群體組織起來，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權利』嗎？中國的無權
農民工、黑窯奴工、煤礦事故、拖欠工資這些，是相關產業『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這
麼強行地幹，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順地推薦嗎？你能向那些來訪的發展中國家人士開導說，
要在短期內有中國城市裡那麼漂亮的馬路、綠地、豪華建築，要開展有效的造新城運動，你
們一定要敢於強制征地，對農民耕地被剝奪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暴力衝突，要無情鎮壓？」

    丁學良的這些反問非常有力。由此引出的進一步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別的國家很難做到
的事，中國就做到了呢？而且還是在共產黨統治下做到的。中國模式的一大特點就是對工人
農民的無情剝奪與壓制，而共產黨卻是以「工人階級先鋒隊」相標榜，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稱
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現在，工人農民都被叫做弱勢群體了，可是當
年共產黨鬧革命，卻是以工農翻身做主為號召；在整個毛時代，工農都是被奉為領導階級的。
不少人把中國模式概括為「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有人還加上「對外開放」）。然而按照
這一概括，49年前的國民黨豈不早就是中國模式了？

    丁學良還寫過一篇文章，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紛
紛垮台，為何唯獨中共政權得以倖存並煥發青春，大放異彩。丁學良的回答是，因為中國共
產黨成功地和共產主義的宿敵——資本主義結了婚，而其他共產國家的共產黨則是把「消滅
資本主義」當作不可更改的原教旨，所以無法生存下來。丁學良的這一解答很值得商榷，因
為很多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嘗試「復辟資本主義」方面比中共還要早得多；另外，在共產專
制垮台後，蘇聯東歐等國的前共產黨人們也大都接受了資本主義。在我看來，真正的區別是，
蘇共、尤其是東歐共產黨意識到，他們不可能在放棄共產黨的基本教義之後，還在那裡打著
共產黨的旗號繼續壟斷權力，實行專政。他們的臉皮沒有那麼厚，而他們的手在試圖扣動扳
機向人民開槍時沒法不發抖。

    因此我以為，要正確地解讀中國模式，僅僅對現狀作靜態的描述是很不夠的。我們還必
須花氣力對歷史、對其來龍去脈作動態的描述，尤其是要對若干歷史轉折關頭發生的重大事
件進行深入分析。不但要探究它們是怎樣發生的，而且要探究他們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是以
這種方式、而不是以那種方式發生，以及前一事件對後一事件的制約和影響。只有這樣，我
們才能對其特性有更準確的把握，對它所蘊含的價值有更透徹的瞭解，從而也就對它將會給
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有更清醒的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