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拆遷——網路柏林牆後面的人權災難 楊建利 今年年初，Google的一系列舉動引起了人們對中國政府任意過濾和屏蔽互聯網信息的關 注。這一事件讓我們更好地看到中國政府是如何害怕信息的自由傳播。 在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三個中國」的概念，其基本含義是：在21年前的六四 之後，利益驅動之下的普遍腐敗，導致 中國社會以經濟利益為界被撕裂為權勢者與「屁民」 兩個越來越趨向於對立的階層，這一社會高度分裂與對立的現實甚至可以用「兩個中國」 來形容，但「兩個中國」間的這一暫時的脆弱平衡越來越面臨解體的高度風險。以《零八憲 章》為代表的變革呼籲試圖 構建社會各階層對話與溝通的平台，有可能逐漸彙集起現實變 革力量，孕育出我們期待中的第三個中國——民主中國。 這種變革的要求背後有著強大的民間支撐，民間要求變革的聲音，很大程度上與政府及 官員肆無忌憚的侵權有關。由於權力不受制約，當權力成為市場要素之一，它往往傾向於以 掠奪的方式介入。野蠻拆遷問題的存在是中共的本質決定的，共產黨從建立起，就以公有制 為旗號，漠視和反對財產權利概念，無論打土豪分田地還是對城市資 產者的剝奪，都表明 它會以暴力為後盾任意處置不屬於自己的財產。 目前情況下，當土地和房地產成為主要的經濟支柱，土地就成了中共官員及附庸商人的 主要搶劫目標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朱鎔基時代，分稅制（國稅與地稅）的實施，將大部分 稅收（而且是易於徵收的部分）歸於中央財政，未經議會批准就用稅收的轉移實現了一次中 央集權，此後，中央財政充裕，其目的是更好地控制地方政府、在國際樹立大國地位。可是， 這種稅收向中央的集中，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源短缺，於是，一方面推高地皮和房價，一方面 利用中共對財產權一貫漠視的態度，從普通民眾手中低價徵收土地（形同搶劫）就成了 地 方政府共同的選擇。 最近，我見到一個千辛萬苦來到紐約的上海市民胡燕。胡燕家住上海市浦東新區耀華路 西陳家宅13號，上海市地方政府為了世博會建設的需要，於2005年12月29日趁無人在家，強 拆了胡燕家的房子。當時，同區位土地的出讓價格已達到每平米5萬多元，而胡燕家得到的 補償只有1850元，為此，上海市政府不惜公然作假，將胡燕及 附近居民的住宅土地性質由 國有土地改為集體土地。 由於不能接受政府的拆遷條件，胡燕拒絕簽字。於是，她和家人受到來自政府的全方位 迫害：丈夫姜斌進京上訪多次被抓回關押。自從丈夫進 京上訪後，胡燕就遭到工作單位的 迫害：不斷的談話、警告、威脅，無故剝奪工作權利，無故剋扣工資獎金，剝奪評先進的權 利，剝 奪晉陞的權利……還找她周圍的同事談話，說她對抗政府、抵制世博，孤立她，不 斷給她施加壓力，在這重重壓力之下，她患上了嚴重的心理 疾病！根據醫生的治療方案， 請了病假，卻被她所工作的醫院領導認定是假的。醫院領導配合政府對她實施迫害，不許她 請病假、並對她進行語言侮辱，使她受到嚴重精神刺激，爬到樓頂打算跳樓，被強行送到精 神病醫院治療。 就這樣，一個原本單純的女子，一個普通的家庭，處在長期受監控的境地，而這樣的被 拆遷戶，僅世博會工程的拆遷就有幾千家。由於無法忍 受這種精神折磨，為了向世人講出 她所收的迫害，她拋下不到一歲的孩子，孤身一人來到美國，只為可以沒有恐懼地表達自己 維護權益的決心。而胡燕所受的迫害，在中國千千萬萬被拆遷人中並不是最殘酷的，我們知 道，中國國內媒體最近報道了幾起因拆遷造成的自焚案件，事實上，這絕非孤例，根據我們 估計，近年來，全國範圍內因拆遷被打死或自殺的人數不會少於幾千人。但是，由於中國的 媒體受控於政府，互聯網也缺少自由，只有很少的案件能夠被報道。也因為這個緣故，外界 始終不瞭解中國拆遷問題的嚴重性。 我之所以談到胡燕這樣一個案例，是因為她設法來到了美國，帶著受迫害的各種證據， 從此，她不必擔心人身傷害，也不需要因為絕望而自焚，她站在自由世界的面前，以自身作 為證據，讓我們看清這樣一個普通中國人後面的故事，讓我們意識到，要瞭解一個真實的中 國，不 能只看世博會的堂皇建築和流光溢彩，還要看到被堂皇建築剝奪了經濟利益和正常 生活的人們，事實上，中國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數個被拆遷人用自己的經濟損失 和精神痛苦支撐起來的。我們必須看到這一點。 之所以必須看清這一點，還因為：中國的人權受害者在用各種方式抗爭，在司法渠道被 堵塞之後，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對於改變現行體制具有 強烈衝動，他們除了憤怒和哭泣， 也會抗爭和有效地組織，在互聯網時代，他們的聯絡和組織成本降低，將逐漸由維權者上升 為政治力量，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就會失去準確觀察和分析未來中國變化的能力。 當今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我們所看到的往往是一個被簡化的中國，最多只是中國的 一半，當我們不得不開始同時面對另外的一半，我們需要更開闊的視角和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