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革命的意義 （北京）劉自立 （一） 美國革命是什麼樣子的政治改變？是純粹的暴力起義和人民造反，還是反對英國殖民主 義的獨立戰爭，是整個西方政治嬗變中的一環？ 我們基本上傾向於後兩種說法；甚至可以說完全贊成第三種說法。因為美國獨立的意義 不僅在於美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意識和戰鬥意識，更加主要的是來源於英國文化的保守觀和 妥協觀（在憲政統治方面宗主國和殖民地幾幾一視同仁），是雙方的妥協和退讓；而其退讓 的文化背景和價值前提，並不會另起爐灶，開天闢地，而是雙方秉承之同一原則，即民主的 寬容和自由的妥協。換言之，理解西方國家民主和殖民這樣的雙向軌跡，是瞭解美國革命之 關鍵。美國殖民地狀況和民主狀況相應於英國國內的民主憲政政治及其殖民主義，成為獨立 戰爭勝敗之所謂。於是在這此範疇中考量英國人被迫或者承諾美國獨立，完全取決於以下兩 個因素。 第一，如果美國人不是向英國宗主國要求獨立，而是向其他非民主、非憲政國家要求獨 立，其情其景就會迥然有別（比如中國向日本宣戰，反對日本殖民主義。與此相應的有印度 向英國要求獨立——英國甚至被迫採納和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獨立運動之訴求；進而印度和 平主義統治者甘地尼赫魯等人又同意了真納的獨立運動，使得巴基斯坦宣佈分治和獨立。） 這樣一來，考證美國獨立運動中內涵的英國殖民、民主因素，遂成為人們回顧美國歷史之必 須。在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人和英國人，只是在國家國體（而非政體）和民族分離的意義上， 產生了一種"有限"戰爭——華盛頓只是率領5000人的軍隊，就戰勝了英國部隊及其附庸，促 成了美國新興國家之誕生。如果英國人傾其國力，猶如日本人打一場耗盡國力之侵華戰爭， 歷史如何書寫就要另當別論了。 第二，在經濟，納稅和權利——權力問題上，英美兩個實體確實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在 其基本的文化形態和意識形態上，可以說英美兩面實際上秉承同一種世界觀和政治觀。這個 政治觀雖然在其建國初期，形成過政見之爭（含《聯邦黨人文集》中的觀點），但是，在民 主建國和自由訴求之基本面向上皆出一源，本生一家，這就是西方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觀念。 這些概念既包涵英國保守主義，也容納法國自由主義，皆以人權政制為其精髓。其中，美國 國家政體和國體如何走向，在其獨立以後是不是要實行中央集權抑或地方分治，是為爭執之 先；其次，美國應該在外交層面，傾向於更加符合其自由觀之法國，還是傾向符合其清教保 守主義之英國？這些問題在美國建國前驅諸公那裡，業見文字，留於後人。 埃德蒙。伯克站在美國對面，勸阻英國人不要實行無限主權論，正好應對了美國人一度 要求相對主權的妥協訴求（如直到情勢已極端險峻的1774年10月，喬治。華盛頓寫信給舊日 部下、朋友，今日英軍軍官羅伯特。麥肯齊上尉的時候仍然堅持說：「我想我可以認為這是 一個事實，即謀求獨立並不是（馬薩諸塞）政府或者任何這個大陸上的政府的願望或者利益 所在……北美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都沒有這類想法，我對此感到無比欣慰；正相反，最熱情 的自由倡導者熱切期望的是，在立憲基礎上恢復和平與安寧，終止民眾不和的危險。」（鄭 飛《美國為什麼要有革命》中索引資料） 可惜在此有限和無限主權的爭論中，英國政府並不懂得伯克的哲學（伯克的有限、無限， 中心、分治和享有、放棄之間的辨正之道和妥協之道，頑固走向暴力；但是，所幸是有限暴 力。）伯克就此說：「在地方特權與共同的最高權威之間，界線當極端微妙。爭端、甚至激 烈的爭端和嚴重的敵意，往往無可避免。但是每一項特權，固然都使它（在這一特權適用的 範圍裡）免受最高權威之運行的約束，但這絕不是對最高權威的否定。……一旦發生這種不 幸的爭吵，則最輕率的做法，我看莫過於帝國的首腦堅持認為：任何違逆它的意願和行為而 申明的特權，都是對它整個權威的否定。……這豈不是教導他們不去區分各種形式的服從 嗎？」「所有的政權，人類的每一利益和福樂，莫不以妥協為基礎，以交易為基礎。我們權 衡各種不便，而取其輕者；我們以此易彼；我們放棄一些權利，以便享受另一些權利；…… 為享受社會的好處，我們必放棄一些自然的權利，與此同理，為享受一個偉大帝國的兄弟情 感與同胞之誼所帶來的好處，我們必須犧牲一些公民的自由權。……但是，為把自己納入一 大帝國、以體會那虛假的顯赫，卻不惜付出人類的所有基本權利、所有內在的尊嚴，這代價， 無乃也太高了。」（伯克《美洲三書》） 實際上，和英國基本上容納了美國獨立之訴求一樣，英國的反對波拿巴戰爭，也給法國 保守主義的自由派預留了文化復辟的空間（如，設置拿破侖法典和天主教復興——見夏多布 里昂之《基督教基礎》，勒南之《耶穌傳》等——其在人權主義國家關照上，實現了克列孟 梭對於德雷福斯之平反等），並在其復辟時期，做到了對於皇權和革命（殺戮）的雙向反思。 故此，在此層面上，美國對於英國和塔列朗的外交，在約翰。亞當斯的處理中，猶現復調音 樂的極致，做到正面孤立主義和均衡主義之極致，體現了建國元勳的極度成熟遠見（相比之 下，孫文卻在百般無奈中只好在覬覦日本以後輸給俄國）。其並未過分強調法國革命價值， 也並未過分貶低英國之反革命價值；確實做到了魚和熊掌兼得，十分不易。 美國人在建國伊始就懂得了外交照應和價值兼顧之間的契合與分梳（當然，他們後來產 生的威爾遜主義和（老）羅斯福主義之間的爭執和權屬，則不見得像其先賢那樣做到幾乎完 美。當亞當斯反駁傑弗遜一邊倒的親法外交、且預言英國可能隔海攻打美國的時候，亞當斯 把傑弗遜的預言比做星外人登陸美國作戰。這樣，天才的亞當斯在和老狐狸塔列朗打交道的 時候，並未陷入他們要把美國納入反英作戰之圈套，對於英國亦如此。於是，美國孤立主義 外交，在那個初創時期顯示的政治成熟，確為其後來作為世界警察巡此地球做好了準備。這 當然是非常正確和應時的；可惜，他們現在和中國打交道的政策卻並不見得有何天才。和以 前李普曼、華萊士們取媚前蘇聯一樣，現在的美國政客忘記了一個基本原理：你可以接納柏 克一類英國人的《美洲三書》，卻不該接納中國（共）價值觀和軟實力——正是因為你冷戰 於蘇聯而不戰屈人之兵，不是不戰。 （二） 殖民主義在亞洲、非洲的統治和在美洲的統治或有異同；主要特徵是，在非洲，在印度 和香港這些地域，政體有自由，無民主；而在美國獨立前之13個州，自由和民主或可有限存 在——這就牽涉到西方自由主義觀念的發生和發展。我們前此在一些文章裡，每有若干表達。 這些表達基本上源於亞當。斯密和福澤諭詰的考察和論證。這些自由抑或民主（政治經濟） 實體之存在，是西方產生自由主義概念之載體。包涵自由市的獨立政體；稅收自主，軍隊自 持，普遍選舉；等等。官員乃至（自由市）市長，亦為民選；可以罷黜。加之貿易自由和經 濟自主，在此政治制度中，遂誕生和發展了自由主義物質和自由主義精神。也就是說，自由 主義不僅是一種精神，一種意志，局限於消極抑或積極之一般性自由概念中，而是表達了自 由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經濟活動範圍。於是，自由主義和一般性共和制度，民主制度同一而存， 即：各階級權利－權利一旦形成，其存在基礎，是彼此契合，是互相依賴；而西方（馬克思 主義以前之）"階級鬥爭"概念，其實，是自由主義權力論的基礎（相對於極權主義取締階級 和階級鬥爭）。 所以，一般性自由概念，並不等於自由主義。自由之與自由主義之迥異，在於前者是一 個未來式，後者多少是一個進行式。他們是既成和未成的關係。所有自由心靈說的本質和自 由施行說、且真正可以影響政府說之間，路途十分遙遠；但是，西方人在遠古近古之施行過 民主，和東方古代自由之很難施行，根本原因則在西方之古代民主和東方之不民主。（中國 遠古之「尊尊親親長長」之說，多為禪讓、世襲之非選擇制度；而西方、希臘瓦片選舉，明 確宣示了選舉文化）另外，中國所謂「自由主義」，起碼在極權主義政治體制中，很難符合 上述自由主義之概念之內涵；她最多還是一種精神自由和意志自由的表現，並不包涵自由主 義國家操作和公民權限的雙向通道——比如，李慎之就不能像胡適可以影響政府，抑或柏克 對待英國政府那樣，產生所謂"柏克黨"之影響；雖然其影響失敗，但是，其價值論和政治論 之《美洲三書》等著作，卻作為睿智深遠的政治哲學遠播於世。 說到底，美國獨立之前的自由主義業已在美國生根；其源頭和萌芽，模式和體制，自當 源於英國式自由主義。其中基本成分，在史料中皆有記載。 一是公民之自由權、自治權、（私有）財產權，業已存在。 美國人「不僅深愛自由，更以英國的觀念、英國的原則深愛著自由（英國人認為，處置 自己財產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一個可被奪去財產的人，絕不是自由人）。抽像的自 由，如同其他純抽像的東西一樣，天下是找不見的。……在古代的共和國裡，大多數鬥爭， 為的是選舉行政官的權利、或國家之不同等級間的平衡。對他們來說，錢的問題並不如此緊 要。但是在英國，情況卻正相反。在賦稅問題上，最有才情的筆、最雄辯的舌頭，都曾試煉 過，最偉大的精神，也曾為之行動、而受難。……人民必須真正握有（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 讓渡自己金錢的權力，否則就談不上自由的影子。……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感受到了自由的 脈搏".（伯克《美洲三書》） ——「殖民地人民享有英國人所有的政治自由權利。馬裡蘭作為最早的業主殖民地，在 這方面樹立了一個樣板。……業主建立了由總督、參事會和民選議會共同行使立法與行政權 力的機制。此後的業主在獲得特許狀的授權後，通常和居民訂立'特許和協議'一類的文件， 對業主的權力、居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政府的形式作出明確的規定，以此確立合法的統治。 紐約、新澤西、卡羅來納等殖民地建立之初，業主均發佈這類文件。」在卡羅來納和賓夕法 尼亞，業主還試圖用成文憲法的形式設計政府的模式，大名鼎鼎的洛克草了《卡羅來納基本 法》，計劃在卡羅來納實行民主制和貴族制相混合的政體。"（鄭飛 《為什麼會有美國革 命》） ——「普利茅斯、羅得島、康涅狄格、紐海文等殖民地，在建立時沒有獲得英王的授權 （所以稱為自治殖民地，後來它們還是從英王手中拿到了特許狀，獲得了英王的追認），這 類殖民地用民眾契約來確立統治的合法性，締約者同意遵守根據多數人意志制定的法律，服 從共同推選的官員，從而形成政治和社會秩序。比如大名鼎鼎的五月花公約。"（同上） ——「根據這些特許狀的性質來看，殖民地不是不列顛人的屬地，而和不列顛本土一樣 是英王的領地，在政治和法律上和不列顛人沒有從屬關係，而只服從英王的統治，都屬於英 帝國的一部分。"（同上） 二是稅收權限業已多少自主。 ——「對柏克而言，英帝國與其屬地之間的關係，應該是頭腦與肢體之間的關係，頭腦 指揮肢體但不代替肢體，中央政府的功能是監督而不是取代地方政權，'指導它們、控制它 們，卻不吞滅它們。……她必須有至高的統治權，去制服玩忽為心者，約束性格暴烈者，扶 持貧弱者。……為了使議會適應於這監督權的目的，它的權力必不能加以限制。……但這一 權力不該納入常制，也不能上來先用它。"換句話說，主權至上是為了應對極端情況，有些 權利，不到萬不得已，是根本不能行使的。在對美課稅問題上正是這樣。當一國的主權臨加 一地的時候，如果以為主權即要求屬民全面服從，即使成功效果也未必佳，'西班牙強征於 荷蘭的賦稅，較之荷蘭加諸自己的，少十倍不止，荷蘭卻不接受，而要反抗。專制的政權， 是一個無能的籌款者。怎樣積蓄，怎樣搾取，它都一竅不通。"（伯克《美洲三書》/鄭飛 《為什麼有美國革命》） 三是美國共和制度和英法共和、皇權（虛君）民主制度，也有文化承傳和政體遞進關係 （美國個人主義價值觀更加凸現；州之地方法律獨立和分治自主色彩更加濃厚）。 如果只是武力彈壓獨立和革命訴求，將會導致英國之完全失敗；這已成為事實和歷史。 （卻還是留有餘地。這個餘地就是英美文化的趨同，主要是政治價值趨同。）伯克說，「首 先，……單靠動武只是一時的辦法。它也許能鎮壓於一時；卻不能剷除再一次鎮壓的必要； 一個國家，若需要不停的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統治的。我反對動武的第二個理由，是它的不 可靠。……你若一擊不中，你就沒有了手段。……我反對動武還有個理由，那就是：你雖然 在試圖保全它，卻因此損害了它。你收復的東西，不再是你為之而戰的東西。……從整體上 看，我消耗的恰是大不列顛的力量。我不想這一場耗盡體力的衝突結束時，我被外來的敵人 抓個正著，更不想在衝突之中被他們抓住。"（伯克《美洲三書》） 這些歷史和現實的節點，將美國獨立前後和歐洲大陸乃至英國之關係環環關聯推展到一 個新時代。以資本和科技率先主持全球化進程，帶來新一輪美國霸權和人權價值雙向發展的 美國世紀之局面。其中值得考量的關鍵之處，乃是美國獨立戰爭和美國革命本身，依然是西 方「舊制度蘊含大革命"之托克維爾說的美國再現；這些舊制度包涵的革命因素是：民主選 舉，地方自治，權利分享等等，是為革命資源之所在；也是美國人和英、法國家共同考量國 體、政體中天賦人權之獨立前提和革命前提存在的最好說明。這些革命資源，就是革命發生 論的前奏——並且由此前奏，過渡到主體和結尾。沒有這些前革命條件，美國革命將會和一 切革命一樣，不能適時完成，且走向獨立體系和國家風範的創造（抑或為基礎於歐洲之再創 造）。 之所以將美國革命和英國革命乃至法國革命相提並論，就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前提和政治 條件並無迥異；是所謂一種文化體系中的變化和變易；是其整個革命抑或反革命體系的適時 調整和嬗變。革命說，之所以在西方是這樣理解的，是因西方不以革命引發創造和更新一切， 幾乎相反——革命和反革命，都會針對皇室貴戚乃至僧侶階層中斷民主、自由和人權（如他 們中斷議會，廢黜選舉，實行宗教和政治集權）之舉；而要中斷這種中斷，遂使得革命發生 ——而美國反對殖民主義，也是在此特徵上拓展出英法革命以外、一種國體創造的自由，即 政體之外的新國家之創造；但是，其政治思維，卻依然遵循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原則和哲學。 這個自由，這個獨立，也並不違反歐洲大陸、遠至民主希臘和中東耶穌（請注意「基督教產 生於東方」之西方說法），近至英、法革命時期之政經思想。這些思想，當然包括宗教和人 文主義雙面訴求、雙面博弈之局面。 一句話，美國獨立戰爭的意義說大就大，說小就小；因為她的出現，使得人類在20世紀 看到了人類在古代看到的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亦因為美國獨立產生的任何意義，都不 能使他超越歐洲價值論，並給世界在思想史上以全新的觀感。一切美國文化，都是歐洲文化 的延續和發展；更不要說那些流亡到美國的納博科夫，斯特拉文斯基和索爾仁尼琴了；即便 是惠特曼和馬克吐溫，他們難道在語言和思維上，完全不受英語影響嗎？所以，美國獨立的 政治意義，並不能切割美國對歐洲母體的連帶。不管是誰，富蘭克林也好，傑斐遜也罷，當 人們從書本和影視作品中，看到他們在巴黎的身影，起碼我們中國人不會有看到李鴻章會見 俾斯麥的尷尬和奇特；那確是地球之所謂"中心"人物看到"外星人"的感覺——而這種感覺， 難道會因為他們現在身著西裝而有些許改觀嗎？ （三） 我們說歐洲統一的訴求和歐洲邦聯的訴求之間會有怎樣的關係？這個關係之要義，就是 不能定位一個歐洲聯邦之出現，而只能是歐共體或者歐盟之現實，是邦聯制。之所以這樣比 附，還是要回到美國建國之初開國前驅們的或有結論、或有遺留之思想詰點。主要表現在漢 密爾頓和傑斐遜之間的政經之爭；但是那個爭執業已以「我們都是漢，我們也都是傑」作為 圓滿結束——這樣的美國認同，結束或者似乎結束了以上疑點——有作者引用羅素的話說， 「傑斐遜使美國變成民主政治的故鄉，漢密爾頓使美國變成百萬富翁的故鄉。政治上的勝利 屬於傑斐遜，經濟上的勝利屬於漢密爾頓」。 延此分析，何謂經濟上的勝利呢？撇開細節勿論，漢密爾頓的經濟政策，就是重商主義 的美國內外政策。這個政策一如前言，是英國殖民和貿易政策的繼續；而傑斐遜的重農主義， 則相對並不有效（雖然二人有貴族和平民的情結反應：漢氏為平民，主張貴族政治，集權政 治；傑氏為貴族，主張相反）。甚而言之，美國雖然在外交層面打成和英法的平衡，但是， 擺脫殖民主義重商品質，也在經濟"建設"上施行社會主義，則為他們所排除。這也就是我們 所謂，美國獨立前後之英美經濟觀，也並未脫離其原有母國的海洋經濟，以至於一發不可收 拾，做到對於世界各國之利益均沾。這是美國國策之續，之需，之須。 傑斐遜的政治勝利意味何在？在於他們並未施行反民主的極權主義，就連英國虛君立憲 之國體，也被最終摒棄，建立了傑氏所矚望之法國式政治體制，也就是共和政體。這個必然 性實出於對於英國原其母國保守主義之僭越，正當性和有效性一律和皈依於其人權主義之合 法性。法國之思想的普及，成為傑勝之根本。致於他和漢密爾頓所爭之是否中央集權之有效 性問題；他本人的最小單元縣郡自治的自由訴求，在在美國歷史的演進中，逐步被調整後的 司法不一統等有限自治所融合，而未能、亦不能變美國為邦聯國家。這是他們將政體和司法 權利做到平衡的成就與功勳。在此細節上，漢，傑之司法制約政府等思想，業為人們所熟知 而津津樂道。對立的表述是：漢密爾頓：「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 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聯邦 黨人文集》） 傑斐遜：「人民有權對抗地球上的一切政府，無論是一般意義的政府，還是某個特定的 政府；一切正義的政府都不能拒絕它，或者閃爍其辭。」（引自《論革命》，漢娜。阿倫 特》） 這些觀點的表述乃及操作之情形如次，漢密爾頓在對新憲法進行解釋的《聯邦黨人文集》 第78篇中，詳細論述了他對司法權的看法。他宣稱：「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與特有的職 責……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 法為準。「法院必須有宣佈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資料還顯示，漢杜撰 創造之「暗含權力論」觀，對於加強聯邦政府潛力和權力至關重要。）「漢密爾頓明確闡述 的司法審查權的思想，對於完善憲法及使三權構成合理的制約平衡關係，有重要的法律與實 踐意義。」 但是，美國總統制的權威主義，亦並未因眾所周知之權力三分而行任何削弱，其遵循傑 斐遜和漢密爾頓之雙向互補精神與建議，已在日臻完善。正是在這個軌跡和渠道中，羅素所 謂的彼此之勝，都以彼此之調整，雙雙寫入史冊。我們在此不是要循環論證這些史料和見解， 而應追認其對於普世價值的內涵補益，尤其強調對於中國歷史和未來之啟示（含中國歷史現 實中的王權和自治；集權和集權之渙散等等）。其中美國政體之個人精神之凸現，個人主義 之歸宿，和其制定強大聯邦制共和國之間的哲學關係，往往為我們所關注。這就是另外一位 先賢麥迪遜的人性主張和保護少數主張。 他的這個「人性惡」之主張與基督教之若何符節，不言於贅；主要是他闡述的類似「眾 人之惡，造就公共之善」的國家，司法和人權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於托克維爾等人，繼 而傳播於全世界。其中人性惡的主張，避免了後來發展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性——這樣一種烏 托邦試驗——從而免除了一部分（優秀）人類消滅另外一部分（劣等，錯誤和反動）人類的、 所謂善人與惡人，善勢力與惡勢力之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屠戮。 麥迪遜主義告誡人們，個人主義的凸現並非是純粹個人主義單槍匹馬的人權戰鬥。這個 戰鬥和集體主義或產生奇妙的關係。這就是人們從宗教極權主義人性集體化原則脫離出來的 某種結社和黨爭之自由。關乎與此，華盛頓說過類似人性扎根於黨性之爭這樣的說法——就 和他說過，美國不一定要以爭取獨立為代價，期待政治經濟訴求——這些說法，就是如何看 待個人主義之政治觀和宗教主義個人觀/集體觀，國家國體觀（美國獨立）和政體觀（英國 接受美洲人民之「無代表，不納稅」之抗辯）之辨正。這個議題，稍微有些晦澀而悖反。但 是，明確的闡述依然存在著。 這個闡述的含義是，1，基督以來的宗教教誨，都明言個人仰仗教會、教廷甚至以掩埋 先知聖骨之處（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為載體，方可產生禱告和信仰之效果與合法性、 「合理性」——雖然，這個規約被路德擊破和批判，但是，宗教集權主義還是英魂不散。2 在另外一個方面，教廷的"政治建構"之等級制度，封聖制度，土地和財產的愷撒式佔有制度， 都在嘲諷聖約的人人平等。3，但是，依據聖經將凡人和僧侶，主教甚至教皇等同於上帝面 前人人平等之眾，確實是沒有任何高低貴賤之人等分別。 於是，在主張宗教面前人人平等和主張政治面前人人平等方面，政體、國體皆面臨這樣 的要求。這個要求的內涵是，純粹個人主義精神，並不等同於集合人民之要求；每每這些人 民參加了他們黨派團契，其價值才能實現，要求才能兌現。這個涵義是指，凡是個人主義訴 求同樣不能不是依靠類似政黨政治，結社自由和團契規約這樣的"集體"主義載體加以引導和 爭奪。於是，沒有強大的、類似漢密爾頓式的國家權威，政黨政治將會僭越國家權力；同理， 如果沒有類似傑斐遜那樣的強烈的結黨結社自由意志和手段（他創造了美國共和民主黨於當 時——不是現在的民主與共和黨），則個人主義訴求，亦勢必落空和失敗。後世作家阿倫特 也一度明確分析過這樣一種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關係。黨爭根植於人性之中，產 生於財產佔有的不平等；同時，他還看到黨爭對社會的危害性。 我們願意贅言補充的則是，中國傳統中對於結黨意識一直以來的貶低和譭謗。事情恰好 完全相反。結黨不見得一定營私；黨同不一定必須伐異；中國社會之所以不敢，不願，不敏， 不能結黨結異，就是這個傳統政治架構裡黨閥的優劣一直不明。一切以皇權、宗室、世襲、 宦寵為非黨天下的傳統，一是撲滅了官僚集團對於寵幸勢力、宗室世襲集團的博弈和對峙； 一是渙散了正面皇權（有時候是）對於世襲寵幸集團的制約和廢黜。這些宮廷存在的有限政 治對峙，在轉移到民間和被招安勢力面前，其結黨和山寨被取締的所謂「正統性」忽然坐大。 所以中國人一向以來的對黨不敬和不允許反對黨存身的觀念，崇敬盲目有加，成為黨禍和結 黨之全面負產物——這也連帶著對於結黨中實現個體主義的預先撲滅之道。造反傳統，在結 黨之初和在結黨、起義、掌權以後，黑白顛倒，昨是今非，回復完全取締黨觀黨念。這是與 美國結黨思維迥然不同之處。該有驚醒反思。也是我們必須學習美國人的地方。 必須補充的是，這個個體和集體的位置和關係，必須以人文主義時期之個體主義為基礎， 為出發點，為道德準則，為法律依據。否則人權準則就會顛倒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民主集中 制一類貨色。廣而言之，美國人固然在是英是法，中央地方，重商重農等一些問題上產生了 所謂傑斐遜和聯邦黨人的歧見，但是其爭執的火花非但沒有燒燬美國，反倒使得這個年輕中 國幾十倍的合眾國（也就是共合國），出現了人類思想史上難得一見的天才哲學思維和天才 政治操作。這些思維，當然包括他們對於老民主的更新——明確了民主和多數，和少數之間 的關係——避免了在美國會出現多數暴政（這當然也屬於麥迪遜思想的組成部分）。這個思 維和美國獨立精神個體自由精神，完全劃歸一同。幾乎所有為後世之人考慮和考量的疑問和 難題，美國開國元勳們皆有解釋，皆有回答。只是他們的使用者，實用者，後繼者，卻並不 一定都是政治經濟正確者。 這是歷史未能完全預料到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