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義的歷史終結 （武漢）喬新生 最近瑞士日內瓦大學的張維為教授在上海發表演講，回顧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 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得益於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作為鄧小 平生前的翻譯，此公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奇怪。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相當一部分學者也認同他 的觀點。本文針對張先生的言論提出商榷意見，以期引起知識界的討論。——作者 在如何看待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問題上，中國的學術界發生了嚴重分歧。一 些學者站在國外看待中國，認為成績遠遠大於問題；可是，一些學者站在國內看待中國，認 為問題遠遠大於成績。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西方學術界同樣在分析中國。西方學者往往是從意識形態出 發，以自己特有的思維定勢，觀察和分析中國的變化。部分中國學者在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 不由自主地走入西方學者預設的話語情景之中，不自覺地選擇西方的學術語言和表達方法。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一些學者使用中國共識、北京共識、中國道路、中國模式這樣 的概念，試圖把中國的發展道路納入到西方國家發展的邏輯體系之中，而一些中國學者不問 青紅皂白，將這些概念信手拈來，設計自己的邏輯框架。這種東西方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反 映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學術界缺乏自我。 自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對立 部分中國學者試圖掙脫西方國家的話語體系，跳出西方國家所營造的思維定勢，根據自 己的邏輯思路分析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得失。但是，這些學者在借助於中國傳統文化分析中 國改革開放成就的時候，又不由自主地陷入傳統。文化的歷史窠臼，把帝王專制思想作為分 析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認為正是由於實行了高度集權的體制，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一心一意地發展經濟。 其實，中國仍然處於改革開放的探索階段。任何對中國改革經驗的描述和未來發展方向 的分析都帶有盲目預測性質。這好像面對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預測他將來的成就一樣，雖然 十分有趣，但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所以，在討論中國模式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超 脫一些，盡可能地向前看。如果我們沉浸在歷史情境之中，那麼，就不可避免地會為今天取 得的成就沾沾自喜；如果我們用西方國家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發展道路，那麼，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中國始終在摸著石頭過河，只不過中國從來都不缺少旁觀者。許 多曾經關心過中國的學者，在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預測失敗之後，不得不掉頭而去；許多曾經 批評過中國的學者，面對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也不得不掩面而去。中國是一個初升的太陽， 中國是一個擁有無限可能的嬰兒，中國需要世界的幫助，但是，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 無論是國外的學者還是國內的學者，在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雖然使用同樣的材料，卻得 出不同的結論。那些秉承自由主義的學者們，深得自由主義的精髓，他們崇尚個人主義的觀 念，在分析問題的時候往往從個體出發，極力尋找中國存在的問題；而那些秉承國家主義的 學者們，則沉浸在國家興盛的喜悅之中，他們崇尚集體主義的觀念，在分析問題的時候往往 從整體出發，呼籲人們重視中國的大局。 這是兩種不同的哲學觀念，也是兩種不同的分析中國問題的方法。西方學者在分析中國 問題的時候，不僅從個人主義出發，而且把中國問題放在西方的邏輯坐標體系之中。他們把 中國的經濟成就，看作是市場經濟的勝利；他們看到中國存在的問題，認為這是中國不民主 的悲劇。哈佛大學的學者在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把中國的成就稱之為威權主義下的經濟奇 跡；而中國學者在介紹中國經驗的時候，也不由自主地認為中國的高度集權是中國成功的根 本原因之一。 部分中國學者認為，執政當局的「不爭論」政策，在現實生活中導致中國經濟發展與政 治相對分離，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意識形態分歧。但是，我們不得不明確指出，上個世紀80年 代末期，中國改革開放剛剛度過第一個十年，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一些人對中國的政 治模式產生懷疑，他們認為既然政府減少干預，可以更好地發展經濟，那麼，為什麼不能實 行直接民主體制，從而讓人民重新作出選擇，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呢？部分知識分子振臂高 呼，希望能夠通過街頭政治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但是，這場鬥爭的結果是，釀成了北京那 場舉世震驚的動亂。當時中國學者的普遍觀念是，既然中央領導允許公眾自由發展經濟，那 麼，公眾在實現脫貧致富之後，沒有必要認同現行的執政體系。他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 一個結論是，執政者必須徹底放權，重塑中國的政治體系。而當時的執政者則認為，中國經 濟的發展得力於執政者的英明決策，如果改革的結果是拋棄了執政者，那麼，執政者絕對不 會允許出現這樣的結果。事態發展到最後，由於問題變得不可調和，所以執政當局悍然使用 武力手段阻止了這場爭論。 反思這場驚心動魄的意識形態爭論，人們仍然能夠得出各種各樣的結論。站在執政者一 邊的人認為，執政當局力挽狂瀾，穩定社會秩序，從而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贏得先機；而 站在執政者對立面的人則認為，執政當局在形勢大好的前提下，果斷地放棄對話，選擇走上 對抗的道路，最終損害了自己的形象，拖延了中國改革的步伐。 當我們在分析中國改革開放道路的時候，我們會驚訝地發現，中國並沒有完整的路線圖。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執政者的紅頭文件中充斥著計劃經濟的語言，只不過中國從來都沒有計 劃經濟，只有政府經濟或者長官經濟。當計劃不斷變更的時候，計劃經濟就是一個天大的謊 言。中國之所以選擇改革開放的道路，就是因為中國沒有計劃經濟，中國的政府經濟已經導 致中國的經濟徘徊不前。在這種情況下與其由政府少數人作出計劃，不如讓公眾自我選擇。 事實證明，政府主動放棄自己在經濟領域的決策權，允許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單干，最終的 結果是既解決了溫飽問題，同時也讓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勃勃生機。在一些自由主義者看來， 這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邏輯起點，或者說，是中國自由主義啟蒙的黃金時代。 在這個歷史時期，面對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一些保守主義者憂心忡忡，他們認 為中國正在走向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他們反對這樣的改革，但是，他們又提不出新的改革 方案，在經濟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他們逐漸被邊緣化，除了在小圈子裡唉聲歎氣、發發牢 騷之外，他們幾乎沒有用武之地。 但是，來自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的那場政治風波，的確讓保守主義者揚眉吐氣。他 們認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出現了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是「社會主義」的天敵，社 會主義強調公有制，強調對國家的認同，強調政府的干預，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 作用。假如不強調社會主義，或者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鞏固執政黨的地位，那麼，改革開放 就失去了歷史意義。在這樣的意識形態爭論中，中國的第二代領導人果斷決策，發展市場經 濟。但與此同時，牢牢地控制中國的執政權，謹慎地選擇自己的接班人。這種特殊的社會結 構，使得許多觀察中國問題的學者產生了錯覺，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源於政治的高 度獨裁，其實他不知道，執政者這種實用主義的選擇，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在 決策者看來，在發展經濟的大方向下，可以放棄個人的利益得失，可以拒絕任何政治上的分 歧。只要能夠發展經濟，就能夠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 但是，歷史的潮流浩浩蕩蕩，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上個世紀80年代出現的問題 似乎重新回到人們眼前。與上個世紀80年代不同的是，現在的學者早已不是那些充滿青春氣 息的熱血青年，他們看到了西方的強盛，甚至在西方國家找到了贊助者，他們希望在中國重 新擁有自己的話語權。這些學者很善於使用西方國家的語言，也很善於利用西方國家的表達 體系。當他們談論中國問題的時候，可以非常熟練地運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包括西方學者批 判中國的語言。然而，當他們在使用「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的時候，還是多少有些膽怯，因 為這樣做將面臨雙重冒險——一方面他們的邏輯表達及其結論可能會被西方學者拒絕；另一 方面，他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能會遭到中國學者鄙夷。所以，除了少數新聞媒體工作者大 膽地使用「普世價值」這個概念之外，幾乎所有的中國學者在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都小心 翼翼地避開這個所謂的學術陷阱。 普世價值的三個層次 部分中國學者認為，西方的普世價值包括民主、人權、自由，所以，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西方的民主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西方的普世價值需要重新定義，所 謂普世價值具有開放性，所以，我們可以使用這樣的概念，只不過我們必須重新定義。 其實，中國加入人權公約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學術分歧。西方學者主持制定的聯合國 公約充斥著人權、民主和自由這樣的規範。中國學者在分析人權公約的時候，不可能徹底回 避意識形態分歧。西方國家在使用人權、民主、自由概念的時候，從來都是把這些概念當作 不證自明的人類真理，換句話說，作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價值，這些問題是不需討論， 也不需要證明的。假如中國學者試圖重新定義民主、人權、自由，那麼，就破壞了學說的基 本假定，或者說是一種別有用心的政治解讀。中國學者的認真態度，換來的卻是一種另眼相 待，這不能不令人感歎。 所謂普世價值大體上分為三個層次：首先，從話語層次來看，西方的哲學家和政治學家 早已經將民主、人權、自由進行過無數次闡釋，中國學者大可不必拾人牙慧，只需借助於西 方哲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表達方式，自由地使用這些概念即可。譬如，關於正義的概念，古希 臘學者有許許多多的學說。有些學者認為正義是一種契約，有些學者認為正義就是強者的利 益。所以，在討論正義這個概念的時候，中國學者不需要從中國國情出發，重新作出解釋， 只需要借用古希臘學者的表達方式，就可以很快地佔領學術高地。 其次，從政治的層次來看，民主、人權、自由具有多種表現形態。民主在現代社會就是 典型的政黨政治，政黨之間進行公開競選，選民通過一人一票表達自己的意見。假如我們不 敢正視這樣的民主表達方式，而試圖從西方國家的歷史出發，認為西方國家沒有真正的民主 政治，那麼，就是在自欺欺人，就是在拒絕真正意義上的討論。當代西方國家的民主千差萬 別，但是選舉民主是基本常態。選舉民主制度對應的不是所謂的協商民主，對應的是一種專 制的政治制度。專制制度表現千差萬別，但是，拒絕公眾的參與是其最基本的特徵。當然， 在選舉民主發展的過程中，充滿了暗箱操作，存在著巨大的利益輸送，不同政黨、不同政治 團體、不同利益集團在政治選舉的過程中會進行各種私下交易，各國選舉法律的基本功能就 是要防止這種暗中交易破壞民主的進程，確保民主選舉公開透明。 當然，民主選舉是一個國家的基本體制，確立民主選舉制度之後，國家的政治運行可以 多種多樣。有些國家實行內閣制，有些國家實行總統制，有些國家議會主導，有些國家行政 主導，有些國家三權分立，但有些國家則實行民主集中制。即使在三權分立的國家，政治的 運作也充滿差異，譬如，英國政治選舉之後，獲勝的政黨在議會中是多數黨，其黨魁就是政 府首相。在一些中國學者看來，這不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但是，從憲法的角度來看，執 政黨必須在議會制定法律，而政府只能實施法律，儘管執政黨可以左右議會，可以決定大政 方針，但是，這絲毫不否認三權分立的本質。如果選舉出現了強大的反對黨，那麼，政府必 須隨時接受反對黨的質詢，受到立法機構的制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能把不同層次的 問題混淆在一起，不能把政治的基本框架與框架內的運作混為一談。即使在實行民主選舉的 國家，也存在著一黨獨大的現象，不能因為沒有反對黨，而認為不是民主體制；也不能因為 存在著強大的反對黨，而認為就是一個民主體制。事實上，在新加坡雖然實行民主選舉，並 且強制要求議會必須保留反對黨的席位，但是，沒有人認同這樣的民主體制，因為新加坡是 一個蕞爾小國，從整個國家形態來看與其說是一個完整的國家，不如說是一個現代化的公司， 而公司是一個典型的獨裁統治體制，而不是民主體制。事實證明，類似於新加坡這樣的國家 如果實行絕對的民主選舉，那麼，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力量被分散，國家失 去競爭力。現在幾乎所有的失敗國家都是彈丸小國，原因就在於他們沒有意識到，民主政治 不會產生高效率，如果國家的生存面臨危機，那麼，發展民主政治幾乎是自尋絕路。中國的 決策者始終秉承傳統觀念，認為在經濟沒有快速發展之前，奢談民主政治只能會帶來空前的 災難。所以，他們對民主政治的發展缺乏應有的興趣，他們關心的只是執政的權力，而不是 權力的分配，因為只有掌握絕對的權力，才能把握經濟發展的方向。如果經濟的發展會動搖 執政者的根基，那麼，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採取強力措施改變這種狀況。 歷史的悖論就在於，發展經濟必然會導致社會的分化，而社會的分化必然會產生矛盾和 分歧。當不同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時候，傳統的治理方式就面臨空前的難題，人們不再需要 一個高高在上的上帝，人們需要一個平等博弈的平台。當人們發現缺乏這樣平台的時候，就 會轉而尋求其他的表達途徑。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互聯網絡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中扮演特殊角 色的原因所在。換句話說，中國的執政者不願出現大的政治分歧，更不願意社會出現頻繁的 選舉。而那些認為自己權利受到損害的民眾，在通過正常渠道不能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他 們往往借助於互聯網絡表達他們的心聲。中國的執政者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希望通過 強化政治治理，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但是，執政者的重視程度越高，公眾通過互聯網表 達的慾望就越強烈。當互聯網絡表達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聲勢之後，中國的民主政治必須轉 型。 第三，從憲法層次來看，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是一種先天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種 後發的政治制度。無論是英國的約翰大憲章，還是美國的獨立宣言，從表面上來看，都是一 群政治精英相互妥協的結果。但是從本質上來說，這些憲法制度之所以得以延續，根本原因 就在於政治精英願意接受公眾的檢驗。不少人認為西方國家的憲法亙古不變，所以，西方國 家的憲政體制相對穩定。其實，西方國家的憲法處於經常性的變動中。海洋法系的最大特點 就在於，賦予了法官司法審查權，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可以對憲法進行解釋，在法官解 釋之中憲法實現了與時俱進。憲法解釋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尋求共識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 地凝聚共識的過程。假如法官的解釋在現實生活中引起強大的反彈，那麼，法官會尋找另外 一個案件，重新解釋憲法條款。正是這種與時俱進的態度，使得這些國家的憲法大體上能夠 體現社會的普遍共識。中國發展民主同樣需要修改憲法，但是，中國修改憲法的途徑與西方 國家迥然不同。中國憲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解 釋和修改憲法的時候，不需要聽取公眾的意見，只需要聽取執政者的意見，這就使得中國的 憲法總是落後於時代，總是滿足於對改革成果進行法律上的總結。中國的憲法始終無法凝聚 共識，引導中國社會發展。我們在分析西方國家普世價值的時候，不妨從憲法的字裡行間尋 找相同的字眼。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由於法律體系不同，所以同樣的法律概念，體現的卻是 不同的價值觀念。假如我們不能或者不敢承認這一點，那麼，在分析問題的時候就難免會方 枘圓鑿，東施效顰。 中國國家主義走向破產 中國當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沒有普世價值的語言表達體系，也不是沒有基本的政 治架構，而是中國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國家主義觀念。國家主義反映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 就是清官思想，希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確保人民安居樂業。執政者正是利用了中國 傳統文化的這一點，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清廉的負責任的政府形象。每當大災大難出現的時 候，政府官員總是會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噓寒問暖；每當公民面臨困難的時候，總是希望能 夠得到國家領導人的聲援。現在，這種國家主義的思想已經發展到極致，公眾通過群體性事 件，集體表達自己的不滿，從而爭取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可以拋棄身家性命不斷上訪，從而爭取得到最高當局的評判。這種國家主義的觀念發展到最 後，不僅會導致整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嚴重變形，基層官員膽戰心驚，高層官員疲於奔命；而 且導致整個社會的不滿通通指向執政當局，執政者成為眾矢之的。 健康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太上皇，而是公民社會的利 益相關者。過去人們不承認執政黨存在自己的特殊利益，現在終於有學者意識到，執政黨本 身就是一個利益團體。當執政黨意識到自己作為利益相關者，必須學會與其他利益團體平等 交流的時候，中國的民主政治曙光就會出現。執政黨不再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執政黨必須 時刻接受公民的挑選。如果執政黨放棄自己的責任，或者政策出現錯亂，那麼，執政黨就會 失去自己的政權；反過來，如果執政黨始終堅持走群眾路線，不斷改善自己的形象，提高自 己的執政水平，那麼，執政黨就會江山永固。所以，民主社會是一個扁平化的社會，或者說 是一個契約社會，在這個社會執政黨必須學會承認多元利益主體存在的合理性，必須建立多 元主體相互博弈的法律平台，必須學會扮演調解者、仲裁者的角色，必須自覺地接受公眾的 檢驗。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如果執政者把國家主義掛在嘴邊，動輒強調國家利益至上， 那麼，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會導致公眾強烈反感，在執政的過程中必然會不斷引起反彈。事實 上，在房屋拆遷過程中，當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反覆強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時候，那些受 損害的公民非但不認同地方地方政府的觀點，反而千方百計地從憲法和法律中尋找依據，公 開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 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國家主義正在走向破產，國家主義的歷史終結成為必然。當我們在 分析考察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時候，就會驚訝地發現，中國民主政治不因曾經遭受挫折而止 步不前，相反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民主政治和現代市場經 濟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於要想發展健康的市場經濟，必須大力發展中國的民 主政治，充分尊重公民的個人尊嚴。 執政者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所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反覆強調民生問題，強調社會公 平正義，強調必須實現公民的尊嚴。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現行的法律制度仍然停留在國家主 義觀念之上。我們的一些學者在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仍然沒有意識到，我們正在面臨著巨 大的歷史變革，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和錯誤的邏輯觀念。中國需要自由主義的立場， 中國需要民主、人權，但中國沒有必要像西方國家那樣走議會發展的道路，中國也沒有必要 掩蓋自己在政治發展中存在的缺點。假如從歷史的個案來看，在任何一種政治體制下都有屈 死的冤魂；但是，如果從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整體來分析，中國必須徹底拋棄國家主義的觀 念。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沿革來看，從身份社會走向契約社會，我們已經實現了歷史性的 飛躍，但這只是開始，中國還必須學會從契約社會走向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最大特點就在 於實現了權利義務的平衡，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的同時，必須學會承受必要的代價， 我們不能一方面爭取選票，可是，另一方面卻不願意為自己的政治選擇承擔責任。現在我們 仍然處在一個爭取選票的歷史階段，但是，每一個選民都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假如我們真正 實現了民主選舉，那麼，每個公民都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因為民主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我們必須認真地對待我們的選擇，承受我們應該付出的代價。 執政黨不應當拒絕民主 總而言之，在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要誇大市場經濟的作用，市場經濟非但不能 解決問題，反而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在那個一窮二白的時代，我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 托在政府身上，可是，當政府發展市場經濟之後，我們才猛然發現，政府是多元主體中間的 一元，政府是我們的利益相關者。我們發展市場經濟不是目的，實現人的尊嚴才是我們的目 的。如果為了發展市場經濟而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放棄我們的尊嚴，那麼，這不是我 們想要達到的目的。 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得不策略性的選擇市場經濟。但 是，我們應該看到西方國家早已找到了解決市場經濟存在問題的鑰匙，他們通過定期的選舉 緩和社會矛盾，通過換馬遊戲解決社會的分歧。民主選舉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就像協商民 主不是中國的專利一樣。中國在發展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可以實行定期的選舉，這樣做既可以 重新尋找共識，又可以重新凝聚共識。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如果不實行民主選舉，那麼， 社會矛盾就會越積越多，政府所背負的歷史包袱就會越來越沉重。反過來，如果我們實行定 期的選舉，那麼，就可以讓那些德才兼備的人走上領導崗位，帶領我們重新制定發展的規劃， 從而使中國更加強大。民主選舉不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早已擁有 了龐大的執政團隊，在這個執政團隊的內部聚集了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共產黨員通過自己 的努力使共產黨重新找回自信，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定期選舉實際上就是讓執政黨內部的 優秀分子脫穎而出，在選舉過程中充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接受公眾的挑選。我們萬萬不 可把民主選舉看作是洪水猛獸，更不能在經濟成就面前沾沾自喜。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成果 來自於公民的聰明才智，來自於普通民眾的艱苦奮鬥。如果執政黨把所有改革的成果據為己 有，並以此來拒絕發展民主，那麼，終將被公眾所拋棄。尊重人民，尊重人民的選擇，不僅 僅是憲法的基本精神，同時也是執政黨的政治口號。現在的問題是，要從思想上解決問題， 真正拋棄國家主義，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一個公民的權利。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