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扭曲和不確定條件下的選擇 夏 明 對中國社會有所思考的人們基本會接受這一判斷：今日中國面臨大變局。至於大變局會 是「專制大國崛起」而後的「中國世紀」，還是「整體潰敗」式的隨機災變，或是政權與社 會良性互動、通過協商談判妥協而促成民主轉型，朝野上下和國內國外都存在巨大分歧。有 關中國的國是討論經常陷入盲人摸象般的爭吵。臉紅脖子粗大戰一番，人們的失向感卻並未 消減。為什麼？主要原因是中國官方氾濫的扭曲信息不斷地挑戰我們的常理判斷，同時挑戰 我們的學術分析；我們無法調和認知與現實的矛盾、整合現代社會科學普世價值與中國官方 的「大敘述」。 信息效率是現代制度（包括市場經濟和民主政體）競爭優勢的重要基礎。在社會、經濟 和政治生活中，我們積極捕捉和分析信息來做出各種決策。市場經濟和民主政體較於管制經 濟和專制政體的優勢在於前者權力分散，為多元決策提供條件，每一個個人、家庭、廠商、 社區和地方政府都可以在中央權力下對信息進行反應、獨立決策，從而提高決策速度和質量， 減少失誤。儘管在信息流通體系裡存在著大量的偽信息，只要這一體系是開放的，人們是可 以不斷根據已被證實真實的信息去證偽假信息。打一個比喻：一條生態健康的河流可以容納 垃圾和污水，但經過幾十公里的沉澱和澄清，它自然又會回復清純。 但河流的自我澄清機制和信息的證偽存真機制都有兩個前提條件：首先，河道和信息通 道必須是開放的。污水必須和天然的雨水競爭，偽信息必須與真理比對。其次，不能有一個 龐大的制污中心，而且其造污能力遠遠超過澄清機制的修復能力。在中國的社會體系裡，信 息機制的失靈和信息扭曲問題正出在這裡。我們都知道，中共的宣傳部（亦即《1984》裡的 「真理部」）每天都製造出大量的偽信息。其實撒謊很容易，難在第一要保持長期撒謊連貫 一致，第二要不被識破。比如，美國曾有一位參議員撒謊說他在二戰中為國負傷，一會他裝 著左腿有點瘸，一會又變成了右腿不好使。我們能記住自己的生日，但一旦今天你少說兩歲 在美女面前裝少男，明天你又多說兩歲在眾人面前裝成熟；總有一天你會忘記以前的謊言而 露餡。所以，撒謊者每天都在給自己上絞索，要記住昨天的謊言日積月累變成了不可承受之 重。比如，最近中國政府公佈了去年的經濟增長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全國數據自從1998年 以來基本低於各省統計局上報的統計數據。所以，中國報章上的統計基本上只有增長率，但 沒有比較的基點，也沒有總數，尤其沒有全年和幾年連續的數字。所有這些都是國家機密， 因為太多的數字會成為嚴謹的社會科學家解密政府謊言的鑰匙。 為了不讓自己的謊言露餡，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絕不公佈系統全面的 信息（歷年，全國，各省等等）。第二，絕不允許非官方的民意調查機構和工作。第三，系 統地炮製和排放虛假信息。第四，建立封閉的信息系統，比如，審查和關閉谷歌在中國大陸 的業務，將中國互聯網與全球互聯網分割。在這樣的條件下，大量中國觀察家和學者仍然毫 無鑒別地接受官方信息；一些頗有地位和名望的美籍華裔學者根據「大量數據」得出中國政 府已經控制住了腐敗，中國百姓對政權的支持率接近80%，等等結論。另外一些學者則選擇 「草根實證研究」，或如王力雄在《天葬》一書所說的，「基本認識不能僅從資料和文獻裡 得到，更重要的來源應該是經驗，」即我們的「親生經歷和體驗」。尤其當我們知道或有足 夠的理由懷疑「資料和文獻」的偽劣，常識加普世真理就更應成為我們依賴的羅盤。然而， 西方社會科學對「系統數據」的迷信和盲從使得那些即便是使用偽數據的研究作品時髦風行； 而對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陳桂棣和春桃的《中國農民 調查》等解剖麻雀式的案例研究進行排斥。所以，中國問題的分析和觀察患上了神經分裂症： 檯面上風光的「權威」越來越多地引用「統計數據」討論「中國崛起」、「胡溫新政」、 「和諧社會」和「北京共識」。淨身出門的民間菁英著眼和談論更多的卻是中國「社會糜 爛」、「整體潰敗」、體制性的「沙化」和「雪崩」、地方政權「黑惡化」、政府「流氓化」 和「法西斯化」。哪一個中國更接近真實？官方版本還是民間敘述？其實判斷真偽的試金石 很容易找到：誰試圖遮遮掩掩，那人或組織就在撒謊；誰試圖運用暴力來使反對意見和見解 銷聲匿跡，誰就與真理為敵。事物的真相其實就這麼簡單。 作為獨立的民間力量，我們如何在信息扭曲的情況下正確決策？我們應該如何幫助中國 的民眾在大變局中理性選擇？為此我提出以下幾點意見：第一：我們必須認清中國的信息系 統的封閉性和造污機制，絕不接受官方版本的表面價值，而必須釐清信息源、信息動機，與 過去、左鄰右舍和國際情況對比，通過不斷系統化和具體化的方式來檢測任何數據和敘述。 懷疑主義是我們對待官方信息的第一道防線。 第二：我們可以下結論說，與個人經驗、地方知識和國際信息相比，中國官方的「大敘 述」最不具有可信性。中國現在的悲劇在於，不僅官方壓制信息的開放自由流通從而導致信 息流失和失真；而且，上上下下的決策者還經常忘卻自己在信息系統中的排污，把混亂的信 息作為決策的基礎（想想胡總和溫總經常「上網瞭解民意」）。因此，以經驗常識和普世價 值為羅盤，我們可以在政府扭曲信息的大環境下明辨方向。 第三：用現代科學去支持中國民間的「抗議細語」和「地方性結論」，並將它們上升為 具有規律性和預見性的真理判斷。其實，無論是從制度主義中的「同構現象」（相同的環境 和相同的挑戰會產生相同的制度現象和角色反應）、數學中的「分形」（小的局部與整體在 不同程度上重複）和社會學中的「典型案例」來看，局部經驗、有限知識和「解剖麻雀」都 有助於我們跳出原有的框架，重新歸納，進行創造性思維和認識上的突破，進行全局性的判 斷。 在總結蘇聯體系崩潰時，《集體行動的邏輯》的作者奧爾森出版了一本書《權力與繁榮： 超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專制制度》（此書在作者去世後出版），其中他寫道：層層的官 僚體系造成至下上而上的信息流失和扭曲使得最高決策者在偽信息下決策，導致蘇聯的計劃 經濟和官僚控制失靈並最終崩潰。中國的決策機制也已患上了同樣的病症（「鄉騙鎮、鎮騙 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和「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民諺都是例證；默多克和谷歌在中國信 息傳媒市場的受挫也是副證）。如果我們的學者和民眾能有意識地立足現實、相信常識，並 以普世價值作為全球定位系統來輔助判斷選擇，在信息扭曲下我們才不會失去自信，在大變 局中我們才不會迷失，從而避免被歷史的轉型壓為齏粉。當下這是緊急要務，因為中國大變 局的歷史足音已經可以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