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理性」 ——評李澤厚、劉再復對話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的中國》 劉賓雁 李澤厚、劉再復先生在《回望二十世紀中國》對話錄裡提出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 題：二十世紀中國如其它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社會主義實驗一一失敗，主要原因是 什麼？他們的回答是：沒抓經濟，在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的關係上「本末倒置」 。立論相當獨特，似乎也不無道理。但仔細一想，又經不住推敲。 但是「對話錄」裡還提出了更重要的問題，比如馬克思主義是否就是「吃飯哲學 」、就是「以經濟為本」？以及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是不是就那樣無足輕重，無助 於「使中國問題得到解決」？等等。本文只想討論一、二個同當前中國現實關聯較 緊的問題。 最大的顛倒是：人的位置 很難想像，假如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就是「吃飯」(或「活著」)兩個字，或 「經濟為本」四個字，一個多世紀以來它何以會遭到那麼多人激烈反對，又為一代 又一代理想主義者熱烈追隨？不錯，馬克思確實很重視經濟，但他的出發點和目的 都是人；他認為人創造著歷史，同時又創造著他本身。他重視生產是由於他發現人 以何種方式從事生產決定著他的思想和慾望。他以畢生精力研究資本主義，是因為 這種制度使人的異化更加嚴重，同時又為人的解放創造了最成熟的條件。斯大林和 毛澤東的錯誤不是不抓經濟，而是相反，把生產力的發展本身當做了目的，人卻成 了手段。 建國後前七年中國經濟的恢復和建設，成績有目共睹。問題是毛澤東總是性急， 總要加快，直至發瘋，而中國黨內黨外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有效地阻止他發瘋，全國 上下還必須跟隨他一起發瘋。這才是中國一切災難的癥結所在。 發瘋並不是自願的。不要以為中國人就那麼盲目。 一九五八年—一九六零年我曾在山西和山東的三個縣裡勞動。農民從「大躍進」 和「公社化」一開始就激烈反對密植、深耕、高指標、大煉鋼鐵尤其是取消工分制 、放開肚皮吃飯等等一切措施和政策。然而他們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被 推入深淵。所以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它最大的「本末倒置」，並不是 顛倒了經濟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係，而是使一九四九年它宣稱「站起來了」的中 國人民匍匐在地，把中國人原來享有的少許自由剝奪精光，把微弱的公眾社會悉盡 摧毀，把本應是生產力主體的工人和農民變成能說話的生產工具。這個「本末倒置 」遍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而且貫穿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 代至今未變。 是不是由於二十幾年前四人幫批判過「唯生產力論」，李澤厚深有反感，從此便 把經濟等同了生產力而丟掉了生產關係呢？經濟並不是生產力在真空環境下自由地 運行和發展，生產和生產力必須通過一定的制度、路線、政策等中介才能實現，而 在每個關節上都站著活生生的人，具有一定利益、意志的人。改革過程中，四十餘 年來中國體力和腦力勞動者創造出來的相當於四萬億元人民幣的國家資產，至少有 五千億元已經非法流入私人手中。有三千億元已經或尚未「私有化」的資金，在市 場上進行投機活動。國有企業70％長期虧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虧損並不損害造 成虧損者的利益，這些人(從中央到地方直至企業經理層的各級幹部)甚至反能從中 獲利。而受到虧損直接損害(拿不到工資，面臨失業)的工人卻無權監督和抑制虧損 。現在，75％的國有企業已經資不抵債……可見，光是回到經濟這個「根本」上來 還遠遠不夠。還必須改革政治，使官僚、官僚資產階級和人民之關係上的那個「本 末倒置」顛倒過來。 鄧小平的改革使國有企業工人地位下降，福利喪失，許多人現在已到赤貧、甚至 必須行乞的境地。這是中國在改革中唯一一個一無所得的階級，現在成了中國政府 一個最大的包袱，養吧養不起，不養吧又怕他們造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石成 了掛在它脖子上的石頭！是不是只能如此呢？不然，北京有家小小的乳膠廠，不過 一百多人。文革期間，即「經濟這個根本」最受忽視的時期，由於工人多少有點權 力，幹部和工人的關係相對平等，那個廠年年盈餘。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進行了幾 年，它反而虧損了。原因是非經濟性的。市裡一次又一次把在別的廠或因腐敗或因 無能而無法工作下去的廢物安插到乳膠廠當廠長。一上任，先給自己和自己的哥們 長兩級工資，然後以出差為名遊山玩水，對生產又瞎指揮，任意胡改工藝過程，致 使產品質量下降，失去銷路。工人只能生氣，發牢騷，除怠工外能夠採取的唯一抗 議行動就是故意把高價的乳膠原料打翻在地，這就又使成本上升。 八十年代，為了哄著怠工的工人多少干一點活兒，採取的辦法是多發獎金和實物 。同時大量僱傭農民臨時工，而固定工人便逐漸脫離勞動，在許多企業裡是成了監 工。一九八九年六月後鄧小平「花錢買穩定」的方針，更使國企職工工資、獎金的 增長經常高於生產效益的增長。其結果是城本上升、虧損增加，而工人對企業、對 勞動的疏離(即異化)情緒也就更加嚴重。企業經理階層權力和特權的擴大，上級官 員以各種方式對企業進行的勒索、攤派，只能使工人對自己的懶惰、不負責任和破 壞行為(製造什麼工人便偷竊什麼，在首都北京的工廠中都很普遍)不以為非。工人 的無權狀態和幹部的腐敗對於工人階級的腐蝕是經常的，後果可怕，將來中國政治 制度和工人地位發生巨變後，仍將是一大難題。 李澤厚和劉再復的經濟「根本」論裡，沒有人的因素這個根本。而正是在人的問 題上，鄧小平非但沒有改變毛澤東的「本末倒置」，反而使事情更加惡化了。 上層知識分子的眼睛 李澤厚和劉再復兩位先生的這一創舉，據《中時週刊》編輯介紹《對話錄》的前 言，作者的意圖是幫助人「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的經驗教訓，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展 示新的思路，避免二十世紀的悲劇，把世紀末的社會改革推向前進。」很好，這是 一項艱巨的工程，相信會有很多知識分子投入。 在探討二十世紀中國的悲劇時，為了不至過於自信，應該看到我們自身的某些局 限。比如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中國知識分子從來很少把眼光投向中國社會下層。 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記得清楚，但「大鳴大放」時正是中國工人罷工和請願的高潮 ，就不知道或不記得了。「大躍進」的災害人所共知，至於一九五八年後農民長達 二十年的怠工是導致「國民經濟瀕於總崩潰的邊緣」、從而使鄧小平有可能發動改 革的重要因素，以及如果七十年代末期不是農民自發地搞起「包產到戶」運動(那是 鄧小平都不肯或不敢接受的)中國改革最成功的戰役將會在80％黨中央委員反對下歸 於失敗，許多人則不甚了了了。農民(和工人)在許多知識分子心目中一向是一個渾 渾噩噩，呆滯無為的群體，而當他們蜂擁而來進入城市，打破了城裡人的安寧和秩 序時，知識層這才發現順民已經變成了暴民。 絕不能低估中國知識分子對農民的心理，從輕蔑到憎惡和恐懼這一演變的意義。 千萬不要小瞧李澤厚先生在「對話錄」中輕描淡寫地說出的那句話——「地方勢力 不可太大，中央必須有某種程度的集權，對付流民等等內亂就不致成問題。」很難 說中國高層知識分子之中有些人就不會成為明日曾國藩手下的謀士。 當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知識分子涕淚交流地控訴「四人幫」罪惡時，他們的人 道主義感情中還不是沒有對於中國勞苦大眾的同情。就知識分子的多數而言，只有 文革十年他們曾同勞動人民共過命運。但其後不久，亦即從知識分子開始享有少量 的學術、創作自由以後，二者的距離就越來越大了。不是完全沒有繼續關注和瞭解 多數中國人處境並施加影響的機會，而是缺少這種興趣。一九七九年我偶然問過一 位中國響噹噹的作家：「你怎樣處理讀者來信？」其回答之乾脆利落和心安理得令 我大吃一驚：「一封也不復！」其實那些來信(如果有)是作家汲取滋養，使自己的 知識、感情和靈感不致枯竭的重要來源。 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也是中國的一個不幸是：他們面臨一些西方知識分子中許 多人(還不是所有人)不會為之動心的誘惑：地位和虛榮，比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的一個席位，某個協會的主席或理事的身份，一次出國或一次獲獎的機會等等。還 有比較實的東西：一官半職，級別、工薪和住房等等。而所有這一切，都離不開「 黨的關懷」即當政者的恩寵。對這一切的期待、追求和一經得手之後的依戀不捨， 是對於知識分子的靈魂和獨立人格經常起腐蝕作用的因素，不可低估。 這是我就中國知識分子總體所作的分析，並非專指特定的人。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即天安門運動的一年前，李澤厚、劉再復二位曾在《人 民日報》第四版全版發表一個對話錄。主題雖是文學和藝術，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篇 幅說的也是知識分子問題。我想有必要和讀者分享以下他們當年的觀點。兩人談起 八十年代末期中國的「報告文學熱」—— 劉再復：我想，這是因為讀者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關心自己身處的社會。這幾年 我們的社會情況變化得非常急速，身處社會的人反而不認識自己的社會，因此，他 們想瞭解社會的真相、社會的全景。報告文學正好滿足讀者的這種心理需求。從報 告文學的作家來說，這一群後起之秀，對社會格外關心。他們也有我國知識分子的 通病，總有點憂患意識，總是喜歡用自己獨特的憂思和期待的情思去關懷社會。 李澤厚：我很讚賞他們的這種精神。文學應當關心社會，尤其是中國的文學家。我 認為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家例如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卡夫卡，他們都是深刻地關懷 社會的作家，都是把自己的作品與時代最根本的東西聯繫在一起。社會最焦慮的問 題也是他們最焦慮的問題。在這方面，中國作家是有很好的傳統的。躲到「象牙塔 」裡，歷來為中國作家所不齒。 劉再復：我贊成你的觀點。在中國，作家是應當講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在美國，一 個作家或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整天嚷著責任感、使命感，可能有些可笑，但在中國， 作為一個作家和知識分子，如果不講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樣也可笑。 李澤厚：不僅可笑，甚至可悲。 劉再復：美國是一個歷史很短的國家，只有二百年的歷史，而且他們的溫飽問題早 已解決，他們的知識分子雖然也關懷社會，但需要作家去憂慮的問題畢竟要比我們 少，而我們則不然。我們有四五千年的歷史，傳統包袱那麼沉重，現在的社會問題 那麼多，不講責任感，恐怕是不行的。 李澤厚：中國還那麼苦，如果作家什麼也不管，忘記自己的責任，對人間的痛苦無 動於衷，就缺乏作家的良知。 劉再復：這幾年我喜歡講良知。作家的良知，其實正是使命感。我在天津一次講演 中，曾對文學動力問題發表過這樣一種意見，認為弗洛依德的把「性壓抑」作為文 學的「動力源」，只能說明一部分問題，而大部分作家的動力源則是良知壓抑，這 尤其是中國文學普遍的動力源。我記得在你的美學論文中多次地講到，文學藝術不 等於審美，文學也有非審美的部分。非審美的部分，可能就是社會責任感這一些了 。這種責任感，也是你猜想的審美的複雜方程式的一個要素吧。 李澤厚：可以這麼說。我一直不贊成把文學變成純藝術。我主張文學多元化，尊重 各種不同內容、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文學的並存的競爭。純文學也應當讓它們自 由地發展。但我還是更喜歡反映社會憂患的作品。這種作品對我們來說，還是太少 了。年輕的朋友都說寫這種作品的作家很痛苦，但我「欣賞」這種痛苦。一個真誠 的作家，對於社會的痛苦決不會無動於衷。這些痛苦應當在他們的心靈上引起不安 ，如果他們對人間的痛苦徹底冷漠，我想，他們的作品是難得真正感動人的。 劉再復：近兩年來出現的報告文學作品，所以感動人，正是他們抓住了時代的痛苦 點、社會的焦慮點。 在這篇對話錄發表之前大約一個月，《人民日報》也曾以一整版篇幅發表過一位 中國最有權威的作家化名寫的一篇文章。那裡面的觀點，同六年以後李澤厚、劉再 復「對話錄」中表達的觀點近似，大意是幾年前中國常有一些文學作品轟動一時， 那並不是一種正常現象。而現在中國社會已進入正常軌道，文學作品不可能再引起 、作家也不應該再追求那種「轟動效益」了。李澤厚、劉再復在《回望二十世紀中 國》對話錄中表述了相似的觀點：不必有「轟動效應」，不必有社會責任感。 在那位權威作家論「轟動效應」的文章發表後不過幾個月，蘇曉康等人的電視文 學政論《河殤》便引起全國轟動。差不多同時，老鬼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血色黃昏 》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李、劉二位《人民日報》上的那篇對話是否針對權威作家的大作而發，不得而知 。但本文所摘錄的那些觀點，顯然同那位作家的觀點是針鋒相對的。現在，他們在 同一個問題(作家和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態度)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是 知識分子不要「再當英雄」、「想當中心，想負天下興亡之大任」了。李澤厚說時 代變了，假如有人不聽他的話，還要承擔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就會連唐吉訶德都 不如，因為「唐吉訶德忘記了時代的變化，還有悲壯的意味，到了今天就只剩下滑 稽了。」「這個時代正是黑格爾所說的『散文時代』。所謂『散文時代』，就是平 平淡淡過日子，平凡而瑣碎地解決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問題。沒有英雄的壯舉，沒有 浪漫的豪情，這是深刻的歷史觀。」 不，魯迅時代尚未完結 時至今日，李澤厚和劉再復不再說「憂患意識」、「責任感」和「使命感」了。 一九八八年他們二人還都談到「良知」，談到「社會痛苦應該在作家的心靈上引起 不安」。一九九四年二人的對話中，這些都不見了。是因為「時代的痛苦點」和「 社會的焦慮點」已從中國土地上消失，還是「良知」和「憂患意識」已不合時宜了 呢？ 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和一九九四年年底之間，中國的「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使兩位學者有理由認定中國人不再需要戰鬥，因而不再需要知識分子「引導」， 並認為誰若還要來「改變中國現狀」，就「完全是一種幼稚病」呢？ 首先，在這六年間，橫著一個天安門運動。現在已經可以看清，「六四」屠殺給 這個政權造成的內傷至少不下於民主運動所受到的外傷。不然，在將近六年之後它 為什麼還如臨大敵，政治高壓有增無減，老是擔心會失去「高於一切」的「穩定」 呢？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動的經濟大增長和全民「下海」大發財的運動，不能說沒 有成績，但舊制絲毫不改，大增長和大發財就只能伴隨著大腐敗、大掠奪。在沿海 地區和城市裡，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有所提高，但三分之二收入未增或有減的 人卻必須和發了財的人平等地承擔30％的通貨膨脹率和將近100％的食品價格暴漲。 江澤民及其左右對中國形勢的估計遠不如李澤厚和劉再復樂觀。不然，在血洗北京 城將近六年之後何必在政治犯判刑上再創新記錄(北京語言學院教師胡石根最近被判 二十年徒刑，超出魏京生五年，超出王軍濤、陳子明七年)呢？又何必再三加緊新聞 控制，並且連最溫和而無害的流亡學者也不讓回國呢？簡而言之，是由於一九九二 年以來鄧小平新一輪的以經濟化解政治危機的企圖失敗了。中共的收買政策，只有 在城鄉暴富階層和上層知識分子中間收到一定效果。教授、學者、工程技術人員和 表演人員的收入，同一般人、一般知識分子階層收入之間的檔次大大拉開，又有各 種榮譽報償到手，於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少有的滿足情緒便在這些人中間滋長起來。 李澤厚的那個誰要還想「改變中國現狀」「就完全是一種幼稚病」的觀點，就是這 種人現實心態的反映。 告別自我 在李澤厚、劉再復兩次對話錄問世之間的六年中，中國唯一值得稱道的變化是經 濟有了較快的增長，而中國人為之已經付出和必將繼續付出的代價卻是非常昂貴的 。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在當年導致天安門運動的種種危機都益形加劇之外，人的危 機，即全社會倫理道德大淪喪和城鄉犯罪浪潮大蔓延，已引起全國人的嚴重焦慮。 作為人文學者的李澤厚和劉再復，對於中國社會空前的精神危機、人向非人的轉化 ，居然不予重視，還極力貶低精神的作用，實在令人費解。 我想，答案也許就在那個「以經濟為本」和由此引出的李澤厚對於鄧小平路線的 全盤肯定上面。你看：「我現在大講吃飯哲學，反對鬥爭哲學，就是注重這個『本 』。鄧小平從發展生產力這個角度去總結蘇聯、東歐的教訓是對的。」「(鄧小平的 )這種改革就是回到根本，回到常識，即抓住經濟、抓住生產、抓住吃飯這種『大計 』。這一抓，倒抓對了。」但是一九八八年李、劉兩位已經看到的那些「時代的痛 苦點」和「社會的焦慮點」現在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應該怎麼看呢？李澤厚的良 策是你不要去細看。他強調說對於中國的問題「要從宏觀看，不能從微觀看。」從 宏觀看，「一點點的進步都顯得很可貴」，從微觀看，「進步帶來的各種問題非常 多」。社會公平和政治民主，現在都不能談，那是「第三階段」「第四階段」的事 。 劉再復為這本「對話錄」寫的序言，叫「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他再三稱讚李 澤厚的「理性」和他的「真知灼見」，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所謂「理性」，就是放 棄批判精神。 那本備受江澤民讚賞的《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對於鄧小平路線和今日中國現實 還有所批判。那本書儘管觀點反動，但書的有些部分，例如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 仍不無精闢之論，對遇羅克的高度評價則尤其難得。作者敢於向活著的權威挑戰。 在「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裡，我們卻連知識分子之所以為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都 看不見了。 在八八年的對話裡，劉再復說在中國一個知識分子若不講責任感和使命感將是「 可笑」的，李澤厚接下來說：「不僅可笑，甚至可悲。」到了九四年，卻既不可笑 也不可悲了。兩位學者不僅「告別革命」，也告別了六年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