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君瑣憶 王鵬令 我與包遵信之間，似乎有一種「君子之交」。平素見面，彼此總是淡淡的，一枝 煙，一杯茶而已。話題從不涉及私生活，也甚少談到他人的是非恩怨。不過，如若 彼此真有話要說，卻也不必轉彎抹角，逕可直言相告。這樣，日子久了，相互間還 是有一種系念，有一種理解和信任。因此，在八十年代北京的政治氣候發生急劇變 化的那些當口上，我和包君見面，說話亦無需有所顧忌；見不著，似乎也能猜得到 對方的立場、觀點和各自的表達方式。誰也不會將對方視為「異己」。 自「六四」過後，已有五年多沒見過他了。有關他的消息，也越來越少。但他留 在我記憶中的印象，卻並沒有被流水般的歲月沖淡。每當回憶起八九民運時的那些 情景，這印象也便格外地鮮明起來。因為在我的心目中，他和嚴家其一樣，是當時 北京思想理論界少數衝到那場運動前沿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可以說，他是其中表 現最勇敢者。是非功過，或許一時難以論定，但他顯然不是那種在私下、特別是在 環境寬鬆的情況下可以指天罵地，一到公開場合便隨大流，稍遇風險則退避三舍， 以示自己的「清高」和「清白」，甚而乾脆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一變而為左 得出奇的人。他雖然血性脾氣，有時亦不免稍嫌衝動，彷彿生就是扮「紅臉」的角 色，但憑他的資質和閱歷，也不致於莽撞到連當時所冒風險的嚴重性也估計不出的 地步。而且，我想他也心中有數，自己既沒有戴晴女士與中共高層的那種血脈關係 ，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府，對他也不會像對方勵之先生那樣給予特別的關注；自 己又不是「書生娃娃」，而是屬於何東昌所謂「長鬍子」的那類人物。總之，無論 從哪個角度看，他幾乎都是毫無退路的。因此我相信，至少在當時，他和天安門廣 場上的許多青年學生一樣，胸中是湧起了一股不畏強暴的豪情的。就憑這些，我對 包君始終心存幾分敬意。 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八九年六月五日上午，我正要到長安街上再去看看，忽然 從遠處傳來好一陣密集的槍聲。這不禁使我想起了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包遵信君的一 家人，於是我便給他家打了個電話。我原本是想向他的妻子或孩子打聲招呼：老包 不在，若有事需要幫忙，可隨時來找我。可我萬萬沒有想到，接電話的竟然是他本 人！聽起來，他還算鎮定，但幾十天風風火火下來，他的嗓音已瘖啞到幾乎說不出 話來的程度。也許是剛才那陣槍聲給了我暗示，似乎有一種不祥之兆正在襲來！我 已經預感到，厄運即將降臨到他的頭上。時隔不久，他果然被中共抓了去，逮捕下 獄，並被處以重刑。幾年後雖經假釋，其實仍處於中共嚴密的監控下。畢竟是五十 好幾的人了，身體又多病，家境本來就不富裕，也無貴親富戚可資依傍，其處境之 艱難完全可以想見！ 每每想起他的人生際遇，我總覺得，他的全部不幸或許就在於：十多年來，一貫 以徹底「反傳統」而著稱的他，卻偏偏有一副傳統士大夫的情懷，似乎總也忘不了 「以天下為己任」，而且時時會流露出一種「捨我其誰」的氣概。這真是一種矛盾 或荒謬！而這矛盾或荒謬，便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既不同於方勵之，也不同於魏京 生，顯然也不同於嚴家其和陳一諮。毋寧說，他代表著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大陸知 識分子的別一種類型。 我知道包遵信這名字，最初是因為在一本雜誌上讀到了他的一篇文章。具體內容 已記不大清楚了，但其中所表露出來的強烈的政治關懷和參與意識，給我的印象卻 很鮮明。那時，「四人幫」倒台還不久，我還窩在東北的一個小城裡工作。由於自 大學畢業便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加之資訊短缺，難免有點孤陋寡聞。那時的我，對 於象包這樣敢於公開發表名為批「四人幫」、而實則批毛的文章的人，實在是欽佩 得很！ 七八年秋，我到北京讀書了。那年冬天，便接連發生了有重大政治影響的三件事 ：一是「北京之春」，二是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三是理論務虛會。這期間，在 野「造反」的魏京生和任畹町等，已逐漸被海外媒體炒熱。在天體物理學界已享有 一定聲譽的方勵之，亦因公開蔑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而在知識界引起了不 小的震動。與此同時，提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嚴家其和在真理標準討論過程及 其後的理論務虛會上脫穎而出的一批中年理論家，也頗受朝野輿論的推崇。此外， 從當時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鄧力群的一次講話中得知，若干在政治上尚無 名位，在學術界也尚無發言機會，而對農村問題感興趣的人，也開始活動起來。到 此為止，當時大陸知識分子可能選擇的政治參與方式，似乎已全部表露了出來。令 我納悶的是，唯獨聽不到在我印象中同樣不甘寂寞的包遵信君的多少消息。我還以 為，他已一頭鑽進了故紙堆，潛心於學術研究去了。因為那時我已經知道，他在北 大讀書時，原本就是攻古典文獻專業的。他有功底，也有能力成就一個優秀的學者 。 然而，事實很快便糾正了我的這種揣測。大約是一九八二年春，我接到了包遵信 君的一封邀請信。其時，他正在為他所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招募編輯人才，網 羅作者隊伍，來信就是請我去參加為此目的而在民族飯店舉行的一次會議。其緣起 ，據他說是因為在一本雜誌上讀了我的一篇文章。說實話，那時我雖然已度過了大 陸的年輕學者幾乎人人都會經歷的發表和出版學術著作的困難期，但對包遵信君主 動為青年學者們提供的這種機會，還是蠻有興趣的。可惜種種原因所致，我實在沒 有餘力再投入叢書的工作，只好打電話向他擺明情況。他對此表示理解，但還是相 當詳細地向我介紹了有關這套叢書的設想和眼前的計劃。其宗旨之正大，選題視野 之開闊和編、著、譯三者同時並舉之方針之務實，自不待說。令人耳目一新的，是 這套叢書的「民間性」，即「叢書」雖然還「掛靠」於官辦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但 編委會及其作者群卻具有相當高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儼然已構成了如林毓生先生所 說的那類「現代民間社會」的雛形。另一方面，這套叢書從編委到作者，均以中青 年學者為主體。這在當時的中國大陸，的確是絕無僅有的。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 「小老包」已經別闢蹊徑，走向民間搞啟蒙去了。 這套叢書在初期的成功及其所產生的轟動的效應，是眾所周知的，於是便有大陸 知識界的各路「神仙」傚尤其後。在繼起的數年間，竟有十幾種、幾十種乃至上百 種叢書接踵問世，由此便形成了所謂的叢書熱。現在看來，「叢書熱」的意義，當 不僅限於思想啟蒙，因為它不僅衝擊了馬列意識形態在中國大陸的一統天下，促進 了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大陸的傳播，從而有利於向思想多元化格局的轉變，而且促 成了「現代民間社會」在大陸知識界的萌生。從後一方面說，「叢書熱」實帶有社 會運動的意義。儘管就整個中國大陸社會來說，它實際觸動的範圍極為有限，但其 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和參與社會參與政治的特點，卻清晰可見；它在知識界的影響 也是不可小視的。我以為，包遵信君的重要貢獻，正在於他是這場「運動」的倡導 者，最早的實踐者和領導者。他的想像力和創造性，於此也得到了相當鮮明的表證 和確證。因為濫觴於「走向未來」的叢書熱，客觀上為當時的中國大陸知識界，演 示了一種參與社會、參與政治的新方式，即立足於民間，借助於專業性團體，以專 業知識獨立自主地服務於社會，並適時參與政治活動，發揮政治影響，自下而上， 合法漸進的方式。 倘若比較一下這些年來大陸各類知識分子的命運，當不難發現，包遵信君當初走 上這樣一條道路，也並非偶然。首先，他在理論上堅持徹底反傳統的觀點，這已經 使他無法見容於中共現有的體制。雖然，秉持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的中共，在理論 上也是反傳統的，但誰都明白，包之所以要反傳統，直接的原因是他對中國大陸現 存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持徹底批判的態度，只是追其根究其源，他認為病根 在傳統文化罷了。其次，他的叛逆性格和懷才不遇的失落感，促成了他的言行常帶 挑戰性，這又使得他幾乎在任何一個官辦的學術文化中心，都常常會遇到意想不到 的困擾甚至排斥。我還記得，八七年春天反自由化的風潮尚未完全過去，他在《光 明日報》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就曾當面斥責中宣部的一位幹部。事後他才曉得， 那位幹部其實也是「反自由化」風潮中的被整肅對象。八九年五月初，在北京香山 舉行的「民辦」五四七十週年討論會上，剛剛從天安門廣場「火線」上下來的他， 當著那麼多國際國內知名學者的面，照樣毫不留情地批評學術界「坐而論道，清淡 誤國」的風氣。那架勢，似乎非要把在場的上百位老少爺們兒都拉到天安門廣場上 去不可。對於他的這些舉措，對於他的這種風格，瞭解他而同時又比較寬厚的人， 尚能體諒他的用心和他的脾性，但在中共的學術衙門口內，他卻很難不被當權者視 為「好犯上」的刺兒頭！因此，儘管按他的資歷、水平和貢獻，他在大陸本也應得 到更好一些的待遇。然而實際上，當他我行我素於民間社團的時候，他在本單位卻 很難擺脫「不務正業」的指責。於是，對他的冷待乃至排斥，便獲得了一種「相當 充分」的理由。其根本的原因，在於剛剛萌生的民間社會，還不可能為他這樣的文 化人提供起碼的工作和生活保障，他當然也很難索性斷了賴以養家餬口的「皇糧」 ；而與此同時，他的活動基地卻已經轉移到了「皇糧」所限定的圈子外。不幸的是 ，可以使他獲得一點自由的這新基地不僅貧瘠，而且與西方文化「接壤」的餘地似 乎也十分有限。因為他雖然反傳統，但在學術教養、專業特長和文化氣質上，卻是 道地中國式的。這又使得他不可能像鼓吹「全盤西化」(從八六年開始)的方勵之那 樣，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切入西方的文化體制，又可以儼然成為西方文化投射 於中國大陸的某種象徵，因而西方國家大概也不會為他提供象對方勵之提供的那種 保護和支持。這樣，他便被懸擱於吸引和聚集大陸知識精英的兩極權勢——中共和 美國——之間，成了真正的「徹裡徹外」的體制外人士，只能在既遠離中國大陸文 化中心，又遠離西方文化中心的邊緣地帶活動，其人生道路自然就格外地艱難和坎 坷。這其實也正是中國大陸絕大多數體制外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 說到底，包遵信的根還是在中國大陸的現存體制外。然而他與同在體制外的魏京 生又不同。作為一個文化人，包遵信和二級工出身的魏京生，實際上被中國的老傳 統和中共的新傳統分隔在兩個不同甚至截然對峙的社會範疇中，即「士」和「庶人 」，或「臭老九」和「工人階級」。誠然，魏、包均因敢於公開向中國大陸的最高 當權者鄧小平挑戰而獲罪於中共，魏京生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工人而少受一點迫害； 但是，這種「先定」而又無形的巨大差別，還是使他們二者的命運有不小的差別： 如果說，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邊的吶喊，不惟沒有得到知識分子的響應，甚且不為 工農民眾所知的話，那麼，包遵信當初走向民間辦叢書搞啟蒙的場面，就熱烈得多 了！那雖不好說是應者雲集，至少可以說是一呼百應的。出現這種強烈的反差，其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歷史進程、知識分子的政治見識和人格道義勇氣等，但也 不容否認，魏京生所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的主張和關於防止出現「新獨裁者」 的警告，與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大陸民眾當時的迫切要求，確實存在著一定的距離 ；而老包的「叢書」卻不僅在思想傾向上與多數知識分子相一致，且恰好契合了當 時尚無聲無息的一輩知識分子急欲改變這種現狀的需要。耐人尋味的是，一旦當老 包的「叢書」失去了「奇貨可居」的勢頭，甚而漸至喪失了上述功能的時候，老包 的「魅力」便每況愈下，以至「門前冷落車馬稀」了。由此看來，一個口號，一種 事業乃至一場政治運動，無論其宗旨如何高遠正大，倘若不能與它要依賴的那些人 的現實利益密切結合起來，一時遭受「和者蓋寡」的冷遇，大概也在常理之中。 這些都已是舊話。現而今時過境遷，「叢書熱」或許也好夢難再了。然而在伴隨 經濟改革而來的社會商業化和多元化的過程中，所謂現代民間社會在中國大陸的孕 育萌生和發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其中必有若干可以為體制外的知識 分子提供自由馳騁的空間。我們雖不可將中國大陸之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希望，僅僅 寄托在現代民間社會的成熟和拓展上，但後者無疑可為前者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和 社會基礎。而且，顯然並不是所有有民主訴求的知識分子，都適於直接地在政治層 面上發揮作用；民主化進程本身，也需要以多種方式，從多向度、多層次上予以推 動。想到這一層，我願寄語包遵信兄，但願早已被夙命般地固定在體制外的他，能 夠在摧生和拓展現代民間社會這一方面，有些新的、富前瞻性和建設性的籌劃，以 便在條件具備的時候，能夠再一次別開生面，翻開柳岸花明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