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徹底變革及民主力量的使命


(西安) 鄭旭光


  現實的社會制度是由民眾之中的精英總結民眾的社會實踐而設計，並在民眾的支
持下建立的具有社會管理目標的綜合管理系統。
  當沒落的社會制度不能適應來自社會現實發展的挑戰，不能阻止制度性腐敗對社
會整體利益及遠期利益的侵害，不能保證基本的社會文明秩序，從而開始喪失其在
精英心目中的合理性並最終失掉民眾的合法性承認時(合理性的喪失遲早會引起合法
性的喪失)，革命的發生、制度的變革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這時的社會亦由其常態
時期進入其非常態時期，此期間，任何偶發性的社會事件都可能成為社會全面演變
的契機。
  面對舊制度的崩潰，人民中的精英份子是否對新的社會制度的合理性抱有一定的
認識，對新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持有基本的忠誠，並動員取得民眾對新生制度的合
法性支持，將是社會能否和平渡過危機，順利建構新的社會管理系統的關鍵。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赫魯曉夫倡導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和平競賽產生了歷史
性的結論：在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的記錄薄上，「優越的」社會主義遠遠落後於「
腐朽的」資本主義之後，自命不凡的社會主義，產生了比資本主義更加嚴重的「經
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未統一的南北朝鮮和統一前的東西德國即是體現這種
制度差異的明白例證。
  為緩解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危機，主要共產黨國家相繼打出改革
旗號，企圖用一些資本主義性質的改良政策來「完善社會主義」。毫無疑問，這種
修正主義加實用主義的「改革」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全面的一黨獨裁政治和國
家統治經濟(中國前期改革的成功主要源於中央對地方、政府對民間的放權讓利——
權是一黨獨裁之權，利是國家壟斷之利)，但是要徹底革除它們，建立根本上解決危
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在那些已經喪失了社會理想的官僚統治集團看來無異於
自殺——他們寧願推延危機的爆發，抓緊時間完成向權貴資本主義的轉換，而他們
的首領則懷著對革命的恐懼在改革之路上徘徊。最後，隨著民間反對力量的自覺與
壯大，官僚集團與民眾之間矛盾就會激化，危機就會爆發，要求民主的呼聲便會席
卷東方社會主義陣營。
  在成功地進入了民主社會的東歐國家，新生的民主政權為了竭力保證經濟效率和
社會公正，在政治上建立議會民主政體，實行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權分立，保證
基本人權，在經濟上建立自由市場經濟，實行全面私有化和自由經濟政策(自由的價
格體系與自由的金融體系)，建立統一開放的自由市場(包括資本、勞動、土地市場
)。眼下，相似的歷史又將在中國重演(當然，會帶著些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
  儘管既得利益的集團不願放棄政治和經濟特權，千方百計阻撓變革，但是變化還
是一天天的深入，巨變終歸要發生。問題是：如何和平順利地完成這種蓄積已久的
社會變革，並為未來中國的發展奠定一個良好的社會基礎。有責任心的中國精英份
子必須考慮解決這一個全民族面臨的重大問題。
  可以斷定，強權政治瓦解造成的暫時權威真空必會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動盪，而
重建中國現代社會秩序的唯一保障是自由民主體制的建立及有效運行。這就給中國
的民主力量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如何在社會變革中通過立法保障自由經濟和
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有效運行。為達到這一目的，中國的民主力量在目前必須做到：

  一、通過廣泛的溝通，就自由市場經濟、議會民主政治等重大問題形成明確的共
識。
  二、抓緊時機公開和平地宣揚建設自由民主社會的主張，在民眾中樹立旗幟鮮明
的政治形象。
  三、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在理論、宣傳、組織等各方面積極準備，在適當的時候
建立公開的民主政黨。
  總之，中國的唯一出路是現代化，而現代化的唯一途徑是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
唯有這樣，才能做到內伸民權外張國權，才能民心振奮，民富國強，中國才能在世
界自由、民主、和平的競爭中得到公平和相應的地位。
  編註：作者鄭旭光是八九民運中被當局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曾二次坐牢，但始
終堅持自己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