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須分清道德理想和政治現實 ——評曹長青對戴晴的批評 耶 人 道德規範不能妥協，但政治必須妥協 「妥協」，是一個很容易引起人們爭議的詞彙。一個理想主義者，是最反對在道 德理想層面作任何妥協的。因為道德規範和標準，有其絕對性，你可以達不到這個 規範和標準，但規範和標準本身卻不能打折扣。這就像比著尺子畫直線，有時因大 意，用了尺子還是畫不直，但尺子本身只要還值得用，就不應是彎的。理想也是如 此。理想這個詞暗示著某種非現實性，至少是某種尚未實現的東西。理想可以最終 實現不了，但理想本身卻不能降格。如傳統詩話中所說：「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不能因「得乎其中」的現實，把理想也降為「取乎其中」。那樣的結果，怕是要 「得乎其下」了。道德規範若總打折扣，就不成其為規範。理想若總因遷就現實而 降格，就不成其為理想。在這個領域，「妥協」應是最不受歡迎的詞彙之一。 但是在政治領域，「妥協」則幾乎是最受歡迎的詞彙之一。漢末孫劉兩家，本是 勢不兩立，但曹軍大敵當前，他們互相妥協，迅速結成了聯盟。二戰時，丘吉爾、 羅斯福對共產主義雖恨之入骨，卻也與斯大林聯手抗德。離開了妥協，這種格局根 本無法想像。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雖然彼此常常是「分外眼紅」，但當面臨保守 派勢力的瘋狂反撲時，還是堅定地站在了一起。應該說，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 即使是一個理性主義者，若想使他的理想在現實中能夠運作，就必須學會妥協。因 為政治，是「治理眾人之事」。即使從理想主義的角度考慮，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 理想進入同一個政治領域。政治實際是一個「公共空間」。若大家都不妥協，政治 便無法運轉。你有你的理想，別人也有別人的，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的理想高 於別人的理想。只有那些聲名狼籍的原教旨主義者，才最願意把自己神聖化，而不 屑於與別人作任何妥協。所以，在討論「妥協」時，首先應該把道德理想的層面與 政治的層面區分清楚。 曹長青先生在《北京之春》九四年九月號上寫了一篇文章，名為《角色不能混亂 》，講的是頗受爭議的戴晴，其中一段文字，讀來頗令人驚奇： 「戴晴女士一向是很『獨立』的。在當年的天安門廣場，她就沒有直接參加到人 民抗議專制政權的行列中，而是扮演了『獨特的角色』——充當政府與學生之間的 『協調人』……一個自視為知識分子的人，面對人民對暴政的挑戰，不是明確地站 在民眾一邊已是怯懦或愚昧，還要以扮演『協調』角色為榮，這樣做簡直是對知識 分子稱謂的褻瀆。」 老實講，讀到這段話，我心裡著實地吃驚。「六四」過去已五年多，曹先生在自 由民主的社會混的年頭也不少了，可他一開口，什麼是道德理想，什麼是政治現實 ，全然混淆不清。「六四」過後這五年，海內海外，中國人外國人，對「六四」的 反省和研究已頗具規模和深度。其中，至少令我個人最信服的一派觀點是：如果學 生當時能適時地與政府妥協，後果無論是對學生、對百姓還是對中國的未來，都要 好得多。這派觀點最經典的表述，是鄒讜教授的《天安門：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 的角度看》(見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作 為中國民運的「資深元老」之一，劉國凱先生也以自己七九年在廣州從事民運的經 驗現身說法，認為學生若能適時退卻，對保存自身力量是有好處的(見《北京之春》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號)。曹先生當然可以不同意這派人的觀點。實際上，我個人也十 分有興趣想看看曹先生是否能寫一篇雄辯的文字來反駁這派人的立場。令人驚異的 是，在沒有進行這樣的辯論之前，曹先生似乎已把這派主張妥協的人視為知識分子 的敗類了。若如曹先生所說，扮演「協調」角色即是「對知識分子稱謂的褻瀆」， 那麼請問：是否知識分子只能有一種角色可以扮演呢？曹先生對這種必須扮演的角 色有何定義呢？是「明確地站在民眾一邊」？(此話不禁讓我想起很久以前中共的諄 諄教誨：「站穩階級立場！」只可惜即使是中共，如今也難得如此教誨其子民了。 )那麼知識分子和民眾又如何區別呢？ 如曹先生覺得妥協、調解都是可恥、不可接受的話，那麼您是否能給大家指一條 道，當時該怎麼辦才好？哪怕是事後諸葛亮也好。比如：是號召民眾武裝暴動，推 翻共產黨，然後自由選舉？還是堅守廣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事後諸葛亮並非 於世無補，至少，他能幫我們從歷史中學到東西。 可惜，「六四」過去已五年多，民運中這種事後諸葛亮也甚為罕見。我並非不滿 於曹文的立場，而是不滿於看不到他的立場，或者說，看不到他立場背後任何理性 的依據。所看到的，只是一種偏執，一種超出理性的情緒和道德優越感。而更令人 憂慮的是，這種情緒和優越感，還充斥於民運人士之間。所以，這不是曹先生個人 的問題，大而言之，這是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的問題。不擺脫這種偏執，這種無理性 的激情和狂妄的道德優越感，中國的民主就無前途可言。 八九民運中尋求妥協是負責任之舉 近來，偶然地重讀林毓生教授十幾年前的一篇舊文，頗有所感。此文名為《如何 做個政治家》，是為外省籍黨外人士在台灣地方選舉中獲勝而作。五年前初讀之時 ，尚不知其所云。如今面對「六四」及「六四」後的政治現實，切感林教授所指出 之問題，與大陸的民主運動有切實的關係。 林教授以為，在中國的政壇上，常常活躍著兩種人，一種是「正人君子」，他們 認為「政治是道德的一部分，政治行為必須以嚴格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常常有寧為玉 碎，不為瓦全的衝動，認為政治上的『妥協』與『協議』是不道德的行為：不知真 正的政治家有時需要以『妥協』與『協議』的方式來增進實力以達成理想)，這樣往 往在行為層面上不是捉襟見肘，便是訴諸情緒(以為如此就是道德)。從政治的觀點 看，他們的活動顯得很幼稚。」另一種人正好相反，把「道德」當做玩弄政治的工 具，處處以「道德形象」做為搞政治的資本。然而，他們的意識已被權力慾和虛榮 心所佔據，除了欺騙和滿足自己的私慾外，不可能有任何政治責任感。「易言之， 在中國政壇上，正人君子多因頭腦不清，誤把政治當做道德；因為不知政治為何物 ，他們的『政治行為』每有變成被政客們玩弄的籌碼。」 這番描述，用於八九民運簡直是再貼切不過了：一方是血氣方剛的學生，他們有 狂熱的道德理想和獻身精神，但對於這種理想在現實政治中如何運作卻一無所知； 而正是這種無視現實的理想主義，把學生拖住在廣場，使他們不能妥協，也無法撤 退，最後竟為血腥屠殺提供了口實。另一方則是老奸巨猾的政客，他們利用學生的 狂熱和無知，韜光養晦，後發制人，最後借打擊學生運動，一舉把黨內改革派拉下 馬來。現在回想一下，八九年的學生，為了保持和證明自己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 量在道德上的純淨，一直不肯與黨內改革派合作，生怕被黨內鬥爭這一骯髒的「政 治」所污染。結果，他們自己的行為，反而成了保守勢力打擊改革派的「殺手鑭」 ，不僅事實上介入了骯髒的政治，而且是以最壞的方式介入了這種政治。從這個角 度說，戴晴的話並沒有錯：八九民運使「中國當局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更緊了， 一些已經可以說的話不能說了，一些可能出版的書被禁止。中國不是進步了，而是 倒退了。」八九民運，確實是一件壞事！ 我有一位一貫反對學運的老友，常常為學生運動的事與我爭論。他的觀點是「學 生運動天然反動」。理由是，無論幹什麼事情，業餘的總是幹不過職業的。學生運 動實際上是學生業餘的政治活動，他們的對手，是一批職業政客，這些人對政治這 個遊戲的精熟程度，遠超過學生們的想像。所以，到頭來，學生運動總是要被各派 政治勢力所利用，而達不到自己的目標。中國近代以來的學生運動，無一例外。 我自然不同意這位老朋友的意見。對我來說，八九民運是件壞事，但這指的是其 所導致的最後結果。細觀運動的全過程，若是戰術運用得當，適時退卻，那麼還是 有機會達到推進中國民主進程之目標的。可惜的是，狂熱的理想主義和對現實政治 運作的無知，使學生們放過了一個又一個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老友的那番論 辯，卻也有擊中要害之處：真正有效的民主運動，需要有具備職業責任感的政治家 來領導，否則，一定會被職業政客們所利用、擊敗。 回顧八九年，絕食開始以後，似乎全民都捲入了民主運動，進而演成了一場中共 執政以來前所未有的全民的政治反叛。如果此時學生能與黨內的改革派配合，適時 地退卻，使改革派能夠在黨內證明，他們的溫和的態度，最終成功地收拾了局面。 那麼，改革派在黨內的地位就會有所加強，這場普遍的政治反叛，會對統治集團產 生一種強有力的震懾力量，有利於中共日後政策的開明。事實上，即使是鄧小平， 對於鎮壓是否能達到預定的目標，心裡也並非十分有底。鄧在黨內以意志堅強而著 稱。「六四」後江澤民等稱頌此次若非有象鄧小平這樣的「老一輩革命家」坐鎮， 中共能否過得了此關，確實是個問題。此話雖屬歌功頌德，但也道出了江澤民這代 人的心裡話。八九年學生們若不給鄧小平以最後下手的機會，使危機和平解決，那 麼可能為中國日後的政治運作提供一個良性的範式：民主運動壓不得！試想，連鄧 小平這種槍林彈雨裡殺過來的鐵腕人物都沒有下手，以後「江核心」這一代人上台 ，誰還有足夠的勇氣和權威資源來調動千軍萬馬對付手無寸鐵的百姓？具體地說， 假設八九年民運以和平的方式結束，學生退回校園，趙紫陽黨內得分。那麼，等鄧 小平死後，再來一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導致了八九式的危機，那麼中共常委開會 時，誰會提議要出動飛機坦克來鎮壓？誰這麼提，誰就可能是一種政治自殺，他黨 內的政治對手，一定會利用這一點來攻擊他。這樣，最可能的結果，是政府與學生 對話，尋求妥協。而這正是中國走向民主的開始。但是，學生們走的是一條相反的 路：不給政府任何台階下，或者說，不給改革派任何台階下，一定要逼得中共狗急 跳牆，跟你拼老命。結果，有了「六四」的屠殺。最近不少著作中都提及，鄧小平 等人把鎮壓設想得比實際上要困難得多，他實際是大大「高估了人民的力量」，自 己也沒料到局面會如此輕易地被平息。結果，中共上上下下學到的經驗是：鎮壓也 沒什麼了不起。這就為未來中國政治運作提供了一個惡性範式：對民主運動，要立 即鎮壓，鎮壓得越早，越快，越徹底，越好！而這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再可怕 不過的事。試想，有「六四」的事在前，鄧死後若再來一次同樣的民主運動，中共 常委開會討論對策，這時想提出妥協、對話的溫和方案的人，就會冒更大的政治風 險。這種格局對於中國的民主進程而言，當然是非常有害的。 由此可見，在一九八九年，尋求與政府的妥協是對的。戴晴等人在政府和學生之 間的協調活動，是頭腦清醒的表現。而嚴家其、包遵信等人(我對這些人個人是很尊 敬的)沒有一起去勸學生撤離，反而簽署了更激進的「五·一七」宣言，矛頭直指鄧 小平，這本身則是一次極不明智的政治賭博。按說，學生血氣方剛，少經驗，易沖 動。而知識分子經歷了多少次政治運動，可謂久經沙場，性格也當更穩重成熟一些 ，本應是知識分子應比學生更深謀遠慮，更能擺脫非理性的激情的衝動。然而在八 九年，知識分子反倒比學生更激進更莽撞，好像是沒長大的孩子。這裡必須聲明， 我如此評論不過是個事後諸葛亮而已，在當時，我雖未參與任何關鍵的活動，但同 樣是頭腦發熱，比我批評的人高明不了多少。問題是，事情過去五年多，我們總應 從慘痛的經驗中學點什麼。我個人認為，八九年那些拒絕在學生和政府之間調解， 反而走向激進的知識分子，回想這段往事是應該感到內疚和臉紅的。我個人至少就 很為當年的激進情緒而臉紅。 應將道德與政治分為兩個範疇 曹先生對戴晴的指責，表明他的心態，還和八九年的一些昏頭昏腦的學生沒什麼 兩樣，把「政治」與「道德」混為一談，認為「妥協」是對道義的背叛，是不道德 的。於是，為了保持「道德」的完整性，可以不計其行為的政治後果。在曹先生的 觀念中，「政治」還沒有獲得一個獨立的範疇。而在「政治」還沒有獲得一個獨立 的範疇之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難以得到有效的推進的。 戴晴稱現在還無法找到一個除共產黨之外的一個別的力量能夠在中國維持巨大變 革當中的社會穩定，這話如果從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理解，是正確的。這與擁護共產 黨一黨專制這種道義上的問題是兩回事。要挑戰一黨專制的體制，中國的各派政治 力量，首先就應面對這一現實，使自己的道德理想，在現實政治中能夠運作，逐步 壯大自己的力量，然後才談得上多黨制的問題。在八九年以後，中國的民主運動， 已不再是認同現有體制的政治抗議，所以，這種民主運動，就不應僅僅是一種發自 「社會良心」的道德的呼聲，而應在獨立的政治範疇中運作，由職業的、有現實責 任感的政治家來領導。像哈維爾這樣的東歐的知識分子，一種重要的可貴之處就在 於能迅速從一個理想主義的不同政見作家，轉化為一個能在現實政治領域運用其影 響力的負責的政治家。而在我們這裡，政治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還沒界定出來，還 談什麼結束一黨專制呢？ 那麼，如何對政治的獨立範疇加以明確的界定，並對政治與道德的不同與兩者之 間相互的關係加以精密的分析？林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借用韋伯的《政治作為一種 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林教授譯為「作為安身立命的職業的政治」 )為我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路徑。 韋伯用兩種有關政治行為的倫理觀點，來界定政治範疇之獨立性。第一個觀點， 他稱為「意圖倫理」(an ethic of intentions)；第二個觀點，他稱為「責任倫理 」(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在政治運作的過程中，一般而言，激進派往往 傾向於「意圖倫理」，漸進派往往傾向於「責任倫理」。對於一個懷有「意圖倫理 」式的激進份子而言，如果你跟他說，他的主張與行為不但不能成功，反而可能會 導致喪失原有的成果，即使成功了，這種激進的政治活動也可能帶來許多無法運用 其本身的資源所能解決的新問題；他不但不會同意你的看法，而且還會懷疑你的誠 意。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當張郎郎經過一道道警戒線，終於見到了一位學生領 袖，並轉達了戴晴帶來的黨內改革派的妥協方案時，那位學生領袖一本正經地回答 道，同學尊重戴晴作為一個作家，但她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將影響她的形象。五年後 曹長青對戴晴的指責，不過是重複了當年廣場上的一幕，然而那一幕，是中國近代 史上最可悲的場景之一。誠如鄒讜教授評論的那樣，此時的激進學生和他們所反對 的共產黨的「老同志」有著「同樣的等級層次，同樣的安全系統，同樣的摩尼教式 的善惡對立的世界觀，同樣的埋頭不看現實的傾向，同樣的沒有與『別人』溝通的 能力，以及同樣的革命理想主義……不妨說，他們可以互為對方的鏡子：一方是新 理想，另一方是有革命的記憶；一方有著剛獲得人民權力的感覺，另一方則早已習 慣為人民掌權。」對於那些被激進主義理想沖昏了頭的人來說，這種「意圖倫理」 已是如此根深蒂固，對他們而言，最大的責任是保持他們意圖的純真，而不是考慮 行為的後果，只要意圖是對的，行為就是對的，不必為後果負責。當年廣場上的一 些激進領袖，逃出國後，面對血淋淋的現實仍拒不反省自己的責任，只是泛泛地譴 責了一通共產黨。國內的一些知識分子聽到這些言論，實在是失望之極。前文提到 的筆者的那位老友憤憤地說：「共產黨殺人，全世界實況轉播，還用你譴責麼？狼 會吃人，這是眾人皆知的常識，但若是你把狼的凶性逗惹起來，並引狼入村，殃及 村民，難道你就沒有責任麼？」 台灣學運的經驗值得借鑒 對於一個根據「責任倫理」行事的人，他的行為規則就會全然不同。他覺得世上 無十全十美的事，更無十全十美的人。把自己的意圖定得十全十美，並不能使世界 變得十全十美。他所應考慮的，是他的政治行為可以預見的後果，並對其負責。妥 協，在理想主義的層面上說，無疑是使自己的理想打了折扣。但從現實政治的層面 上說，則是更加接近了自己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要妥協。這種以政治行為 可預見的後果為基準的活動範疇，相對於考慮行為之每一步驟是否合於道德的完整 性而言，是一獨立的範疇。在這個範疇內的活動，從道德的觀點來看，是中性的， 這是政治活動的範疇。以八九年的情況來看，在現實政治層面，沒有任何共產黨以 外的力量能夠上台執政的可能。民主的力量，只能支持黨內對自己有利的一派：鄧 小平或陳雲，趙紫陽或李鵬。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力量還沒壯大到足以上台執政，中 國的民主化進程，也就只有在和共產黨對話、妥協的過程中推進。 來美後，筆者接觸了一些台灣學生運動的骨幹。八九以後，台灣也出現了類似的 學生運動，也出現了日益極端化、激進化的傾向。學生要求李登輝前來對話，李登 輝終於也沒來。但事情還是和平解決了。當時的一位學運領袖深有感觸地說：運動 一起來，整個趨勢和大陸八九年幾乎一樣，誰激進，誰就掌握運動的領導權。把運 動導出激進的怪圈簡直不可能。但最終我們還是成功了。這裡必須使用許多技巧， 利用許多機會。比如，三位激進份子突然宣佈絕食，一下子成了運動的先鋒。這時 我們就必須派出至少四位同學參與他們的絕食，因為最激進的行為是運動的火車頭 ，我們必須在這個集團裡保持人數的優勢，才可藉機轉向。請注意，執行這種戰略 的人，是長年反國民黨的，對李登輝也無好感，但此時此刻，他們卻懂得不得逼之 過甚，更不能摧毀李登輝在黨內的地位。這和大陸學生拒絕與趙紫陽連手，形成了 鮮明的對比。這充分說明，在人家那裡，政治已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範疇，人們不僅 有道德理想，而且有把這種道德理想化為負責的政治行為的能力。 反觀大陸的民運，從八九年的學生領袖到今日之曹長青，對於什麼是負責的政治 行為似乎一無所知。他們參加政治活動，卻缺乏政治責任感和冷靜的判斷力。而是 受一種「無結果的興奮」(Sterile Excitement)支配。這種「無結果的興奮」，簡 單地說是由「浪漫的政治幻覺」與「道德優越感」兩種因素激盪而成。「浪漫的政 治幻覺」會把自己相信的口號變成心中認為即將展現的實體，所以喊口號就變成實 現理想的具體行為。在此種幻覺的籠罩之下，這些知識分子決定對理想獻身的這件 事，使得他們覺得在濁世中唯清，道德優越感油然而生。「浪漫的政治幻覺」與「 道德優越感」的結合自然產生一種不寬容的、對客觀事實無法認知的封閉思想系統 ，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要做的事一定會成功。如此便無法對客觀的現實以及與自己 不同的行為產生切實的瞭解，並採取相應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此類政治活動自 然不能產生實際的成果。 在八九民運的過程中，學生始終執著於自己認定的理想，並把堅持和表達這種理 想作為他們的一切行為的核心。等到發展到絕食，並引起社會普遍的同情之時，學 生有了一種成聖成賢的被昇華的幻覺，覺得自己已代表了「社會良心」，任何妥協 都是對「社會良心」的踐踏，任何他人的話都聽不進去，甚至面對大軍圍城的現實 ，他們也寧願相信自己的感召力足以瓦解軍隊的鬥志，結果走向了悲劇。這種舉世 混濁唯我獨清的道德優越感，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對自己所懷抱的理想的偏執，對他 人的言論和行為的不理解甚至不寬容，五年多來竟仍保留在曹長青身上。他容不得 別人妥協，受不了別人回國，用他的話來講，「角色不能混亂」，人只能扮演一種 角色。我實在看不出，這種「唯我獨革」的心態，與共產黨有何不同。 曹長青的語言有失尊嚴 曹長青的道德偏執症，最後引發的，是一種連做人的起碼準則都喪失的言行。曹 文在論戴晴時，有一節的標題是「好妻子與好妓女」，覺得戴晴領了國際上的一些 著名的支持人權、自由的獎金，又發表她目前的言論，好比一個人白天領了「好妻 子獎」，晚上又去當妓女。在曹長青這種狂熱的道德理想主義和道德優越感的視野 裡，他完全看不到：世界上支持人權與自由的人有很多，他們對如何推進自由與人 權，可以有著與曹長青非常不同的理解，對戴晴，也可以有著與曹長青非常不同的 評價。而我相信的倒是，這些各自不同的自由的朋友們，對曹長青這樣一位自認是 很了不起的男兒，用「妓女」這種詞彙辱罵一位女性，會做出比較一致的評價：喪 失了人的基本的尊嚴與人格！ 走筆至此，應是沒什麼好說的了，但有幾句話，還是不得不說。曹長青的言論中 所暴露的問題，不管如何嚴重，如果僅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也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 。世界之大，容得下各種各樣的人物。問題是，曹長青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反 應了海外民運本身的問題：道德與政治不分，泛道德化，政治現實感越來越缺乏。 海外民運是在遠離本土的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中運作，這種環境下，唱道德的高調 容易，獲得一種政治現實感很難。因為在民主社會，言論自由有法律保障，而且民 運的道德高調，與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念也很接近，不像在國內，不僅無言論自由， 道德高調與官方意識形態相違背，唱道德高調確實需要些勇氣。反之，在政治現實 感方面，由於遠離本土，海外的人無法分擔國內的人的苦難，也不容易設身處地地 體會國內人所面臨的困境。比如關於「最惠國待遇」問題，至少就我接觸的大多數 國內的人士而言，他們雖然未必贊成柯林頓把人權與最惠國問題脫鉤，但還是希望 中國繼續享有最惠國待遇，並認為這對中國的民主有好處。你可以不同意他們的感 受和判斷，但是，至少作為一個身居海外關心中國的人，你應對這些實際生活在中 國的人們的想法有個基本的尊重。而不必象曹長青這樣，認為在美國為中國最惠國 地位說幾句話就是可恥。我以為，一個有政治責任感的人，身居海外，應對自己的 環境有一個自覺：自己缺的不是道德高調，而是政治現實感。因此，應少唱高調， 多多去體會國內的政治現實。遺憾的是，道德與政治不分，以及泛道德化的傾向， 使不少海外民運人士反其道而行之，道德高調越唱越高，政治現實感越來越少。無 怪乎國內人評論：「在美國罵共產黨，算什麼本事？還不如回國發點小牢騷，在國 內，罵一句共產黨，即使很空泛，多少還需要點兒勇氣，在美國罵共產黨，不僅不 需什麼勇氣，甚至可以變成自己的飯碗。有些人到了美國，其個人利益已和當今中 國老百姓的利益變得對立起來：中國越進步，他們在美國越沒市場；而中國越糟糕 ，則越能證明他們的正確，進而使他們在美國越有份量。」這話不管有多少道理， 至少反映了國內許多人與海外民運的疏離，這件事本身是否值得很好反思一下呢？ 為回國悔過無可指責 在美國反共，作出一副大義凜然的「革命烈士」狀，這本身早已把自己變成一個 喜劇人物了。而對他人行為的不寬容，更使這種「泛道德主義」開始侵害別人正當 的權利和需求。近來關於「回國」的問題的討論便是一例。以我個人的道德標準， 只要不出賣別人，大致而言，怎麼回國都無所謂。美國兵被俘，趕緊寫悔過書，放 回來後，照樣被視為英雄。這是對人的尊重。獨立戰爭時，不少美軍被俘，他們在 俘虜營中悔過、宣誓，永不與英皇作對。回來後，拿起槍照樣幹。這是他們區分出 了政治與道德之不同。北島這次回國，與家人只有咫尺之遙，但由於拒絕與中共作 交易，終於還是大家天各一方。這一悲涼的故事，確實使人對北島肅然起敬。但是 ，假設北島為了與家人團聚，在不出賣別人的情況下，「低頭認罪」，終於進關， 這難道有什麼可指責的嗎？一切在脅迫的情況下的悔過都是不具效力的。美國人把 這種悔過不當回事，結果脅迫者用來脅迫人的工具就失靈了。曹長青大談尊嚴，反 而會使脅迫者用來脅迫人的工具更有效。這大概是他長期受中共「革命烈士」的榜 樣影響的結果。用國內人的話來說，這種共產黨人的傻勁兒一旦犯起來，什麼天理 人倫都會給滅了。其實，且不說這種基本的天理人倫，如果一位立志於獻身中國的 民主和自由的人士為了更有效地介入中國的歷史進程，在不出賣別人的情況下，對 共產黨悔過一下，得以回國，他的行為不是比在美國空罵共產黨更令人尊重嗎？ 「泛道德主義」不僅對人過於苛求，混淆了政治行為與道德行為，而且使人無法 面對現實。這後一點在我看來是民運中最嚴重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近年來經濟 起飛，社會也有了不少的進步。民運對於這一政治現實，首先應該正視，然後才談 得上自己的對策。但據我的感覺，民運許多人是不敢正視現實。沈彤在美國之音上 講話，稱「現在虛假的繁榮和改革，是依賴大量外資輸入，而且伴隨著嚴重的通貨 膨脹和社會問題。」這話是否有點自欺欺人呢？中國的改革確實帶來許多社會問題 ，而且極其嚴重，那麼不改就沒有問題了？哪國改革會不出現問題呢？依賴外資如 何能給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帶來哪怕是「虛假的繁榮」的？中國不是海地，鄧小平不 是靠美國人上台的阿里斯蒂總統，美國憑什麼給中國外資？相反，「六四」之後， 西方一個制裁接著一個制裁。只有中國自己把經濟搞好了，使中國變成有錢可賺之 地了，外資才不得不來。任何政府，治理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不是說想維持一 個哪怕是「虛假的繁榮」就能維持的。中國這幾年經濟起飛，社會結構變化巨大， 比起八九年以前，除了不同政見者和思想文化界的知識分子受到更多的壓制外，大 多數老百姓在社會生活中的自由多多了。這是現實，不是「虛假」二字所能遮蔽的 。只有面對現實，才能介入現實，改變現實。而今日之民運，給人一種窮途末路之 感，似乎已被拋出中國的歷史進程之外了。要走出這一困境，首要之務，就是區分 「政治」與「道德」的領域，多一點政治現實感和責任感，睜開眼睛看看真實的世 界，少開一些道德理想主義的空頭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