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 鳴】 對胡平文章之異議 李永正 《北京之春》第二十期刊登了胡平對李澤厚、劉再復言論表示異議的文章。本人 很不贊同。 一、評第一章 李澤厚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吃飯哲學」，他和劉再復提出「要改變中國現狀，要 著眼(經濟)這個本。」他們認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忘記了經 濟這個本，把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當作重點，忽視了生產和經濟的發展；而這樣是 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 胡平卻認為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是什麼吃飯哲學，他提出雖然恩格斯說過，馬克思 的第一個發現就是：「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 藝術、宗教等等。」但其實馬克思並不這麼認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 言中的言論與此並不一致，如此來說李、劉的「吃飯哲學」也就根本不是馬克思主 義的了。我認為恩格斯作為馬克思的親密朋友和他死後的著作整理人，對馬克思的 理解總比胡平更準確。況且馬克思主義雖是以馬克思命名的，但是它實際上包含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的思想。其中即使有矛盾也不能否認它終究是馬克思主義。 所以李、劉通俗地概括馬克思主義是「吃飯哲學」，還是有一定根據的。 胡平認為無論如何，李、劉的觀點是無法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 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中推論出來。胡平反駁道：「『人吃飯 才能活著』不等於『人活著為了吃飯』。」但是李、劉提出經濟為本也並非就是認 為「人活著為了吃飯」。其實，認為「吃飯問題是人生第一問題」，從而把它放在 其它一切問題之上，並不等於承認「吃飯問題決定著人生其它一切問題。」 胡平指出中共的主要錯誤並非如李、劉所說的「忘記」了經濟為本，其根據是中 共如果「忘記」經濟為本，又為什麼搞「大躍進」？抓了半天經濟難道不是以失敗 告終？可見是它選擇錯了經濟發展模式(計劃經濟)。 首先，李澤厚、劉再復並沒有為計劃經濟作辯護，他們認為選擇計劃經濟本身就 說明中共沒有發展經濟的決心。況且他們所說的「忘記」經濟，是指中共沒有把經 濟作為重點。的確，中共執政以來有多少時間在抓經濟？又有多少時間在搞政治運 動？而且「大躍進」的產生與失敗和政治運動是分不開的，「大躍進」不久前的「 反右運動」使「左」的勢力高漲，從而對「大躍進」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提 出正確意見的人又被當做「右」的勢力壓了下去，結果這場運動以失敗告終。而且 「大躍進」也證明不了計劃經濟的失敗，那種異想天開的「共產主義」與計劃經濟 根本不是一碼事。文革十年幾乎完全放棄了生產經濟，全民投入政治運動。就更好 的說明了中共當初完全「忘記」以經濟為本。由此可見中國經濟不振的主要原因並 不是錯誤模式而是頻繁的政治運動。重要的是李、劉所說的「經濟為本」並非指以 計劃經濟為本，他們是提倡市場經濟的，而中國目前也在向市場經濟過渡。胡平否 定「忘記經濟為本是中共的主要錯誤」既缺乏依據，也沒有任何意義。 胡平接著寫道：「他們(李、劉)不是把計劃經濟模式的失敗歸結為馬克思主義經 濟理論的錯誤，反而斷定那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正確，這怎麼能讓人信服 呢？」 胡平的這些話就能讓人信服嗎？我有幾個問題。第一，計劃經濟能代表馬克思主 義嗎？第二，全世界有哪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發展階段史發 展出來的？第三，錯誤使用馬克思主義而慘遭失敗雖然不能證明馬克思主義肯定是 正確的，但是能證明它是錯誤的嗎？一劑不按藥方亂配的藥是無法證明藥方好壞的 。 胡平接著寫道：「依據李澤厚、劉再復的解釋，馬克思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失敗 是因為它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那麼，非馬克思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成功又如何解 釋呢？」其實非馬克思主義國家的成功並不就能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全世界並 非只能有一種成功的經濟發展方式。 胡文第一章最後一節把東歐的變化說成是「好事」，而否認李澤厚、劉再復所說 是一條「充滿危險，對中國非常不利」的道路。胡平說：「我們知道，利與不利都 是比較而言的。」我不知道蘇東模式是怎麼比較出「利」的，它們的通貨膨脹率高 居不下、治安混亂、內戰四起、民族分裂、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這些僅 僅能說明它不是十全十美嗎？而且，胡平憑什麼認為我們就能做得更好？東歐和最 近俄國的戰亂清楚的告訴我們，當舊政權倒台，新政權缺乏控制能力之際，也就是 內亂爆發之時了(辛亥革命後的長期戰亂也是個好例子)。目前中國還未出現一個象 當年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時那樣已有完備政治體系和實踐經驗的政黨，現在學蘇東模 式十分危險。我國的人口問題，人民素養問題和民族問題都比那些國家嚴重，爆發 內亂的可能性比他們大得多。而且這十億人亂起來，全世界都要跟著遭殃。 我認為任何一種經濟模式或政治制度都只是「手段」，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結 果」(自由民主雖然是人應有的權利，但它也是一種促進發展的「手段」)。「手段 」的好壞是應視其「結果」而論的，任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的「 手段」(政治經濟制度)都是「危險」的，而且它最終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對。那些拼 命維護「手段」而忽視「結果」的政治家們的腦子裡多半是沒有「人民」二字的(雖 然他可能嘴上喊的很響，如毛澤東滿口「人民萬歲」。)胡平不僅忽視了「結果」的 重要性，而且根本否定了「提高生活水平」是人民最終追求的「結果」。他認為人 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是凌駕於對物質生活追求之上的，在他看來，蘇東人民雖 有提高生活水平的願望，但巨變的主要動力是他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那麼請問， 為什麼許多政黨在給予人民許多自由民主之後還是被人民選下了台？是他們沒有給 予人民足夠的「自由民主」呢？還是因為沒有使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呢？顯然是後者 。 我認為，任何政治家如果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置於首位而追求奮鬥的話 ，不管他所堅持的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民主，都終將被人民所拋棄。胡平卻否定這 是一個政權的興亡關鍵。他提出，如果那樣的話，為什麼匈牙利、波蘭、捷克等最 早進行經濟改革且富裕程度較高的國家都未能保住其一黨專政，而古巴、越南、北 朝鮮、和改革前的中國都是經濟一塌糊塗卻保住了政權？我看這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匈牙利這類國家即使再富裕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巨大差距，那裡的人民怎麼能 不產生提高生活水平的願望，從而轉向追求新的政治制度呢？而中國北朝鮮這類國 家通過閉關自守、精神麻醉、封鎖消息等手段，使其人民感覺不到生活水平的落後 甚至喪失對提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從而也就沒有追求新的政治制度的動力。八九民 運雖說是發生在中國經濟好轉的時候，但這時候正是開放城市中貧富差距充分暴露 (尤其是開放快、而發展慢的北京)而精神麻醉漸漸失靈的時候。這種時候人最容易 產生不滿，所以在大城市中發生了示威遊行。如果有一天現有的那一個共產黨垮台 了，只可能是因為那裡的人民對生活水平產生了極大的不滿，而不可能單純是對自 由民主的渴望。 二、評第二章 人們普遍地不關心政治是好事嗎？李澤厚、劉再復認為是好事，認為這表明人們 已走出空頭政治的時代。胡平認為不是好事，他說道：「一個人，不論他是商人還 是學者，他首先是公民。身為公民，他應當珍視個人自由的權利，認真履行公民義 務，積極關心公共事務。不關心政治意味著放棄公民的身份而墮落為順民。」胡的 這些話從道義上講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從中國目前形勢和整個民族的前途來看就 有點不合理了。一個公民的確應當珍視個人自由權利，但目前中共還沒有真正賦予 人民「關心政治」的權利；談何「珍視」？應不應當爭取這種權利的是後話，但不 論是商人還是學者，他如果能幹好自己本職工作，哪怕他就給國家交了一塊錢的利 稅或者就寫過一本能教育人的書，對國家發展來說，其作用要比去「關心政治」更 有效也更切實可行。如果每個人都能把五講四美、助人為樂等美德作為公民義務來 履行，把制止隨地吐痰、排隊加塞兒等社會醜惡現象作為公共事務來關心的話，我 們的國家一定能變得更美好。改變社會並不一定需要大家都去「關心政治」，有很 多很多我們能做也需要我們去做的事情就在我們眼前，如果能腳踏實地的做一些有 利於社會的事情並不意味著「墮落為順民」。 象「歹徒在大庭廣眾公然行兇，卻無人敢伸張正義」這種社會公德心衰落的現象 也被胡平與「不關心政治」扯到一塊去了。他認為這都是專制的結果，「專制使人 們把互不關心視為一種公德。」這些話對嗎？封建社會是很專制的，可在中國歷史 上有哪一位皇帝歡迎利己主義？又有哪一個朝代把互不關心視為公德？中共要是歡 迎利己主義的話，為什麼還要宣揚「大公無私」，為什麼還要宣傳那些捨己為人的 英雄們？ 胡平還指出有些人對中共迫害異議份子的行為袖手旁觀而美其名曰「不關心政治 」，請看他的這一段文字，「如果一個人聲稱他不關心政治，我們必須追問他，你 是否對專制者侵犯基本人權之事也不聞不問？倘若是，你的『不關心政治』就無非 是順從於專制而已。」不知胡平這樣義正詞嚴的譴責『不關心政治』的人時，有沒 有考慮到如果一個普通市民勇敢地站出來的話，他將付出怎樣的代價。我想他的命 運既不會受到美國政客的關心，也不會得到海外民主人士的注意(他如果不是知名人 士)。中共對他也絕不會手軟，更不會把他「請」出國門。而胡平這類人就不同了， 身為民運人士，為異議份子伸張正義正是他們的職業。而且政府對他們輕易不敢怎 麼樣的，但是他們自己不回去為異議份子作鬥爭，卻在大洋彼岸義憤填膺地指責國 內的人「袖手旁觀」。回顧「六四」，開始如果沒有普通市民的支持，是決不會有 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的。而最後，為了保護那些自稱「要與廣場共存亡」的學生， 市民們又用血肉之軀阻攔軍隊。當時，那些激進學生領袖們不曾考慮後果，只是一 股勁地領著大家與政府對抗，結果是市民們死的死，傷得傷，有的丟飯碗坐大牢。 而運動的帶頭人卻沒有和市民們一起承擔後果，他們一個個逃之夭夭，到地球另一 頭去「關心政治」了。 三、評第四、五、六章 李澤厚、劉再復認為社會公平問題不應作為目前重點，這種觀點我反對。所以胡 平駁斥這個觀點的第三章還是有道理的。而關於「四個發展程序」的第四、五章卻 難以讓我贊同，李澤厚所提出的中國發展的四個程序依次為：一、經濟發展；二、 個人自由；三、社會正義；四、政治民主，這四個程序的先後我並不完全贊同，但 我認為它比胡平所提倡的社會發展不必有程序更合理。 首先讓我們討論一下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強大的中產階級是不是實現自由民主的必 要前提。在胡平看來東歐那些國家既無發達市場經濟又無強大中產階級，照樣實現 了民主自由，由此可見自由民主不需什麼前提。我認為胡平的這種觀點十分膚淺， 東歐那些國家可以不顧什麼前提硬搞自由民主，結果，他們的混亂狀況很好的證明 了在條件不足的情況下盲目發展自由民主是行不通的。 劉再復提出沒有經濟基礎和強大中產階級的前提，政治民主終歸要失敗，辛亥革 命就是一個例子。胡平避而不談使中國陷入多年戰亂而不能發展的辛亥革命，而轉 到德國的魏瑪共和國，說德國人民大多承認選擇希特勒是錯誤，但很少有人認為建 立民主共和國是錯誤。不知胡平可否想過，如果不是民主制度，希特勒和他的納粹 黨怎麼有機會登上政治舞台？如果民主共和國搞得好的話，人民怎麼會選擇希特勒 ？胡平又說即使現在中國不宜實行完全民主，那麼實行象美國最初的那種只有少數 人有參政權的不完全民主總可以吧，這豈不比李澤厚的四個程序更合理？我看胡平 這種說法實在幼稚，兩百多年前婦女和奴隸的低下地位以及貴族和富人的高貴地位 是被看作天經地義的，甚至法律都是這樣規定的，那時實行不完全民主不僅有其必 然性也有一定合理性。而今天的中國，至少形式上和法律上人民是平等的，實行不 完全民主純粹是異想天開，真這樣搞的話只會帶來更大的混亂。 胡平說李澤厚的四個發展程序已被歷史提出了大量的反證。可是我不見他列出一 個反證，我倒是從歷史中看到很多搞不好人們生活的民主政黨最終滅亡的反證，胡 平先前提到的魏瑪共和國就是個好例子。而像科威特這樣目前還是君主制度的國家 ，因為人民對生活水平比較滿意，君主制度至今未亡，也說明了一些問題。 目前中國的言論自由的情況比以前好多了，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言論自由的限 度會越來越寬。胡平所提倡的一步實現言論自由的主張是不切實際的，希望能有提 「打倒共產黨」的言論自由只會促使共產黨更加限制言論自由。這種盲動的主張只 會使中國人民離言論自由越來越遠。 再看胡平這段話，「李澤厚『第一人權』(指言論自由)缺乏足夠的重視，聯繫到 他的『吃飯哲學』和『經濟為本』，那就和共產黨把溫飽列為『首要人權』的觀點 不分得清界線了。」第一人權是言論自由嗎？如果請胡平到中國農村去餓上幾天， 他可能才會意識到溫飽的重要性。再說，共產黨的觀點我們就非得劃清界線嗎？我 認為不管是誰的觀點，只要是對人民有利我們就支持。 胡平在第六章中把李澤厚八年前的老文章也炒了出來，想以此證明李澤厚今日之 觀點與昨日之觀點的自相矛盾。他的這種手法實在不高明。一個人的思想難道不可 以經過自己的思考或根據外界形勢變化而改變嗎？如果把胡平八年前的觀點拿出來 看看，恐怕也不難找出一些矛盾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