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為個人榮辱，亦為社會正義 ——「台灣：辛酸漫長的逃亡路」讀後感 郭承東 讀了於大海、柳幀才兩位先生寫的「台灣：辛酸漫長的逃亡路」(以下簡稱「逃亡 路」，見《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八月號)後，作為當事人，有許多感想，現擇要寫 出來，以饗讀者朋友。 一、基本感受 總的來說，感覺是十分良好的。 文章披露了許多關於當年援救工作如何進行、援救者和台灣政府怎樣互動的情況 。作為被援救者，我一直渴望瞭解這些情況，而當時我對這些情況、特別是其中細 節和幕後運作過程是知道得不多的，即使到今天我也知道得遠不完全。因此文章中 所披露的這些情況對於我是極其寶貴的。 文章對援救者方面的人士、組織和政府給予了高度的讚揚，也對台灣政府尚未滅 絕道義良心和所做的積極貢獻給予了充分肯定。這是完全應該的和十分必要的，因 為這種援救和協助的意義正如我在一九九三年五月致李登輝的信中和一九九三年七 月的「絕食宣言」中就指出過的，不僅僅在於幾條生命的死生和幾個家庭的悲歡這 層人道主義精神(儘管單這層意義已是足當被稱頌的了)，而且更在於維護自由、民 主、人權的崇高理念和維護人類生存的基本尊嚴，在於這是一場人類的、特別是中 國人的正義良心正義勢力向人類的、特別是向中國人的邪惡精神邪惡勢力的小規模 的大抗爭。雖然對這種意義也許並非每一個參加援救和協助的人都曾充分地意識到 ，但它的確是如此重大。良心和事業都要求我們利用一切機會去高度讚揚美德和向 美德致敬。 我注意到，文章結合摘引法條和列舉事實分析了台灣的相關法律和行政運作，對 其荒唐和不負責之處進行了批評，同時也不失時機地點到了台灣朝野普遍存在的病 態的冷酷和麻木。文章指出：台灣的相關法律綜合效果「等於是堵死了真正需要政 治庇護的路」；「台灣存在著大量的冷漠麻木」，「熱情幫忙的人，顯得太少了些 」；台灣只想要參予國際事務的權利，而不想盡接收政治難民的國際義務，「會讓 人家看不起的」；在八九民運後收留大陸政治難民的問題上，台灣遠遠落在了遠邦 異族的後面，缺少同族之情，令人悲歎；等等。這些批評是極為誠懇、坦率和一針 見血的。以作者的地位和他們同台灣政府的良好關係，能以公開的形式進行如此的 批評，確是顯示了很高的道德勇氣和人格獨立性，這一點超出了我預先的估計，令 我十分讚佩。 此外，我也注意到作者很注意愛護相關各方面的自尊心，即使作坦率尖銳的批評 時，也盡量通過措詞和分寸的恰當把握而避免傷害相關者的自尊心。文章除了真誠 坦率公正深刻等優美的品質外，也給我留下了親切敦厚的良好印象。當然，某些台 灣人士可能會有不同的感覺。 文章寫得很好。作者於大海兄和柳幀才兄一定為此付出了很大辛勞，我衷心向他 們致敬。 二、其他若干雜感 1、對「辛酸」二字突出不夠 在我看來，「辛酸」二字應是這篇文章的邏輯起點和重點。只有充分道出了這逃 亡之辛酸，才能充分地揭露台灣政府台灣社會以及許多海外民運組織和人士的道德 面貌之醜陋，進而在此基礎上突顯多路人馬救援的迫切性和重大意義。 辛酸，是我五年逃亡生涯、特別是在台灣的十八個月生涯的銘心刻骨的感受。但 從「逃亡路」一文中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辛酸可言，既沒有說我在那裡挨打挨罵受 到刻薄侮辱，更沒有說真正令人辛酸之處在於我坐的是台灣的牢，而台灣是民主中 國陣營中最重要的部分，這在當時是公認的，台灣也是以此自譽、自傲的，我對此 也是強烈認同的。甚至到了今天，台灣政府仍自譽台灣是中國的民主自由基地，而 我也依然承認台灣對中國的民主重建仍然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說到台獨，許 多年以來我也是個真誠的支持者，如同我是個真誠的藏獨支持者一樣，條件是如果 那裡的人民真願意獨立的話，如此等等。亦即我的真正辛酸之處在於坐得是「自己 人」的牢，受的是自己陣營的殘酷虐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這種辛酸其性質與我在大陸亡命於深山大溝時的辛酸和八九民運落難者在中共勞 獄中的辛酸是很不相同的，後兩種辛酸都是來自敵手的逼迫和迫害，雖然這在道義 上是完全無理的，但在政治邏輯上卻是很合理的，對集權專制的抗爭本身就蘊涵著 被迫害的極可能後果，因而對這種迫害理智是可以接受的，內在的道義信念還可以 把這種辛酸轉化為勇氣和豪情，而且直面和承受這種辛酸意味著正義向邪惡的繼續 抗爭，這種辛酸雖辛而不酸。但是作為中國的政治異議份子在台灣這個自由中國陣 地被長期囚禁，原則遣返和虐待侮辱，這究竟算什麼事？既不合道義的原則，也不 合政治的邏輯，既無任何榮譽可言，也無任何正面的社會意義可談，既無法為感情 所接受，也無法為理智所接受，除了屈辱還是屈辱，徹頭徹尾的奇恥大辱。這種辛 酸才是真正的辛酸。一個不曾有過堅定的自由民主信念的人，一個不把重建中國當 做自己事業的人，一個不曾赤誠地相信台灣、認台灣為自己最可靠的陣營的人，或 者一個雖然有過如此信念，如此事業心和如此認同台灣卻不曾有過如此親身經歷的 人，對這種辛酸是很難體會到的。我對這種辛酸銘心刻骨，決不是少挨幾次打，少 受幾次侮辱，多放幾次風或多吃幾次麵條就可沖淡的，甚至最終協助轉向第三國也 不能平撫這心靈的巨痛。 文章沒有在辛酸題目下寫出這辛酸的內容。也許是作者不便把文章拖得太久，也 許是作者出於某種善意原本就沒把文章的重點放在這二字上。 2、關於對我的政治感情定位的傷害 關於台灣政府對我所造成的在健康和人格方面的傷害，我在一九九三年七月的「 絕食宣言」和一九九四年三月的「一個大陸政治犯在台灣尋求政治避難的遭遇」兩 文中有過表達，雖未曾發表，卻也不打算在這裡多談。現在我要談的是相對於健康 和人格的第三種傷害，即對我政治感情定位方面的傷害。這是海外中國民運勢力、 香港政府和台灣政府對我的聯合傷害。 經驗表明，一個熱心於社會政治改造的人士，在理智上認同某一政治陣營，將感 情定位於這一政治陣營，這是他投身於社會政治活動的必要心理前提。相比之下， 是不是要從組織上加入這一陣營倒顯得不很重要。 回憶我個人的政治精神發展史，在經歷了兩年的信仰危機後，終於從一九八零年 開始，我的政治感情由原來的定位於中共政權而轉到了定位於正在逐漸形成並外顯 化的民間自由勢力。之後，隨著觀念的成熟、民間自由主義勢力的壯大和共產主義 在中國的失勢，這種定位愈益穩固。雖然自己的處境從來就是艱困的，而且由於政 治叛逆的態度而日益變得更加艱困，但這種穩定的政治感情定位卻給了我巨大的精 神力量，使我得以持久樂觀地為自由化中國而努力，最後傾全力投入了八九民運。 八九民運失敗後的恐怖和黑暗並沒有絲毫動搖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感情，但是不料 五年的逃亡生活卻由自己的陣營給了我沉重的打擊。 海外民運勢力、台灣、香港都高舉著自由民主的旗幟，都聲稱以用自由民主的原 則重建中國為己任。這個旗幟正是我的旗幟，這個事業正是我的事業，因而我把它 們都當成自己的陣營，認同它們，信任它們，政治感情定位於它們，把美好的期許 寄托於它們，然而萬萬沒想到他們展現給我的通通是一顆顆麻木的心，一張張虛偽 的臉，一扇扇冰雕鐵鑄的冷屁股，不是見死不救，就是助紂為虐，中國人的醜陋和 惡劣表現得淋漓盡致。 先是在國內逃亡，艱辛三年，始終看不到任何來自外間的屬於自己陣營的支援。 向當時的民主中國陣線領導人兩次寫信求援，都如石沉大海。之後，靠著自己個人 的力量，冒著很大風險逃到了香港，自認為逃到了自由世界、自己的陣營，不料卻 被港府草率審查後迅速遣返給了中共。幸而得脫後，冒著更大的風險逃到了台灣， 心想這回可是來到了真正的自由世界、真正的自己的陣營了，不料迎接自己的竟是 鐐銬、鐵牢、棍棒、辱罵、長期關押、原則遣返。海外的民運貴族整天價喊著援救 大陸難友，卻在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裡，對我這個同一戰壕的戰友之生死去留，視而 不見，不聞不問。 是不是我混淆了政治陣營和國籍(這裡且把香港和台灣當國家看)二者的概念，忘 記了大陸籍與香港籍、台灣籍之間的區分呢？沒有，我難以接受的只是：籍貫成了 拒絕庇護的借口，而政治道義竟變得微不足道。 我深深地感到被這個自由中國陣營(海外中國民運勢力、台灣、香港)所拋棄。如 果這種拋棄是由於觀念和行為上的巨大差別，那麼這種拋棄是合乎邏輯的，情感的 創傷可由理智來安慰。如果這種拋棄是由於自己的動搖和背叛，那麼這種拋棄是合 乎道德的，情感的創傷可由良心的檢討來撫平。然而現在的悲哀在於當自己被這個 自由中國陣營所拋棄時，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權的信念和由這些信念出發向中共極權 制度作抗爭的行為正是這個自由中國陣營的核心觀念和核心行動。而自己的信念和 行為則不僅沒有任何動搖和背叛，而且完全可以問心無愧地說自己本是這個陣營中 的最堅定份子之一。因此，這種由被自己的陣營所無情拋棄所造成的巨大感情創傷 ，便無法找到任何有效的安撫。 我深深地感到被這個自由中國陣營所欺騙。如果欺騙來自職業的騙子，那麼我們 的被騙可以部分歸結於自己的天真和愚蠢，按吃塹長智的古訓衡之，不失有些正面 意義。如果這種欺騙來自和平競爭的對手，我們可以指責其不守遊戲規則的缺德， 並可借助裁判的力量得到補償。如果這種欺騙來自政治敵手，我們既可從被騙中吸 取教訓提高鬥爭機智，又可通過揭露欺騙從而在政治上贏得主動。然而，現在的這 種欺騙，既非來自職業的騙子，也非來自和平遊戲的對手，更非來自敵對的陣營。 被無情欺騙後，自己的理智依然只能根據對象的基本性質把它看作是自己的陣營， 既根本無法總結出任何有建設意義的政治教訓，更談不上通過對欺騙行為的揭露而 在政治上贏得主動，更可悲的是揭露這種欺騙儘管有某些建設潛因，但其性質首先 是、主要地是一種自相殘殺：既傷害自己的陣營，又二次傷害自己本人，而讓真正 的政治敵手中共坐山觀鬥，幸災樂禍。因此，被自己的陣營所欺騙乃是一種實足的 悲哀。 五年逃亡生活的遭遇，給了我銘心刻骨的被拋棄感和被欺騙感，使我的政治心理 遭受到嚴重打擊。是的，我的信念依然如故，依然堅信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和原則 ，依然堅信這些價值和原則同樣是適合中國的，比以往更堅信中國的自由時代就在 不遠的將來，依然將希望寄托在自由中國陣營身上。然而我的政治感情發生嚴重的 危機了。是的，這個政治感情危機絲毫不意味著向中共政權的回復，但的確已然無 法繼續定位在自由中國陣營這個勢力上了，因而也就無法定位在任何中國政治勢力 上了。 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間，我同那個時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曾發生過政治信 仰危機，不過在那次危機中並沒有發生政治信仰與政治感情分離的現象。 現在這種政治感情與政治信念相脫離的狀況，是一種我從來未曾見過、未曾料及 的奇特的精神狀況。為此，我非常痛苦，這種痛苦超出了我在健康和人格遭受傷害 時所體驗到的痛苦。 關於我在政治感情定位方面所受到的傷害，表面看來不屬於辛酸的內容，但實質 上卻正是辛酸的深層意義之所在。因為辛酸不僅意味著外在的不幸的現實生活，而 更意味著對這種現實生活的內在的痛苦的心靈感受。 3、應由政府還是個人擔當責任？楷體(略) 4、關於知名度 關於知名度，「逃亡路」提到，但沒有多說。我則願意多說幾句，因為我感到它 是我逃亡之所以如此艱辛漫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其他許多落難者得不到外界應 有的注意的原因之一，還是另外一些優秀的民主自由戰士遲遲不能發揮應有作用的 原因之一。 我的五年逃亡生涯告訴我，我之所以必得走這煉獄之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 的知名度不夠。倘若我不是在《山西日報》，而是在《人民日報》被通緝的，倘若 我不是以自由主義勢力中的庶族身份，而是以自由主義勢力中的望族身份參加民運 的，那麼，我相信，我的三年國內逃亡一定會得到外界援助的，我逃到港台後的處 境也一定會比實際的遭遇好得多，不僅不會受那麼多屈辱，還有可能撈個金盃銀碗 之類玩玩。 知名度這個東西，本是不錯的，就像許多工具一樣，倘若你能知其性能，識其長 短，有限制地利用它以對待知名者和不知名者，那麼它不妨是一個方便的指標。可 惜我們的自由中國陣營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對知名度這個東西不加辨析，不加限制 ，見了知名人物就放大放高，前呼後擁，錦上添花；見了無名人物就蔑視若無，視 而不見，投石下井。這種傾向是一種淺薄、從眾、偷懶和不負責任的態度的表現。 這種傾向忽視了來自專制社會的知名度和來自自由社會的知名度在形成方式上、進 而在信度上和在與才能分佈的實際對應上有著巨大的差別；忽略了在專制社會中許 多平庸的人正是由於他們的平庸而知名，而許多優秀的人正是由於他們的優秀而被 長期甚至永遠壓在社會最底層，做著無名鼠輩(有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 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忽略了知名度本身是藉著某種機會發展來的，今日的知名人物 乃是來自昨日的無名鼠輩，而今日的無名鼠輩正孕育著某些明日的知名人物。有這 種傾向的人只看到知名的戰士炮轟專制制度的塔樓，而看不到無名戰士挖掘專制主 義的地基。這種傾向使民運勢力內部滋長譁眾取寵、沽名釣譽，而扼殺勤勤懇懇、 腳踏實地；它鼓勵名人政治、貴族民主，而貶抑群眾參與、平民政治；它導致了在 援救落難民運人士問題上的事實上的雙重標準，造成許多冤案、錯案等巨大的不公 正，極大地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傷害了自由中國的共同事業。 5、一點疑惑：何以海外未伸援手？ 很久以來，有個問題一直懸在我心頭：何以自一九九二年九月我抵台尋求政治庇 護到次年五月這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裡，外界沒有救援活動？ 是海外民運組織未獲相關訊息嗎？這不大可能，因為我到台灣的次日，台灣的《 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等主要大報就作了報道；而且海外民運組 織在台也有常設的辦事處，又且當時正有多位我們的民運領袖在台訪問；再且，在 之後的八個月裡，有許多民運或異議領袖作客於行政院、陸委會，或許還有救總。 在這種情況下，若說國際人權組織未獲消息或雖獲消息而未予注意，那是可以理解 的，但若說以中國民運為己任的海外中國人組織對此全然不曉，那實在是難以令人 相信的。 也許他們太忙了，忙到了連逃到他們眼皮底下的難友都無暇顧及的程度？也許他 們認為，台灣政府青天白日，明鏡高懸，生死予奪，斷不會錯？ 抑或是覺得這郭承東雖被中共通緝，卻也不過是個山西省的地方叛逆而已？覺得 雖然他也許真是我同一條戰壕裡的戰友，卻總歸不是我的私親密友，而我那政治戰 壕裡有他無他本是無所謂的，我是一樣要叱吒風雲的？覺得雖然賜給他一點關心也 許更合乎道義，但不聞不問見死不救又有何妨，反正誰也不欠誰？ 究竟正確答案是什麼？我不知道。 6、關於封三的新竹處理中心照片楷體(略) 【編注】本刊發表此文時略去了兩小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