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密切關注上書請願

郭仁 海民


  早在去年底我們便瞭解到，國內一批民運人士準備在九五年展開一輪新的行動。
他們指出，目前海內外都在熱烈地討論和研究後鄧時代，這反映出一種強烈的政治
期待，同時也是一種明顯的政治策略和動員手段。換句話，他們通過發表預言的方
式努力促成預言的自我實現。如果人們普遍相信後鄧時期的中國將發生重大變化。
那麼，鄧的去世本身就可能起到一種信號的作用。屆時，各種政治力量便會不約而
同地積極行動，從而導致了變化的實際發生。在專制統治下，人們既缺少自由交換
意見的公開機會，更缺少共同行動的組織形式；於是某些偶然事件，例如最高統治
者的去世，就常常成為人們心理狀態發生集體轉變的契機，政治這件事，在很大程
度上是個集體心理的問題。既然如此，作為當事者一方的我們，就必須注意不要不
知不覺地掉入自己的預言之中，以為那是一個客觀上必定要出現而無須我們主觀上
再努力的東西。簡言之，我們不能只是一味地消極等待，我們必須積極行動。事實
上，即使鄧還活著，中國仍在急劇地變化發展，民運力量仍然有著廣泛而實際的活
動空間。再說，鄧後的情況和當年毛後的情況到底還有所不同，因此很難說是鄧在
世還是後鄧的一段過渡期內的政治高壓更強一些。政治戰略絕對不能建立在一廂情
願的形勢估計之上。否則，口頭的激烈份子很可能淪為實踐中的取消派。只要堅持
理性的和憲政的立場，反對派完全可以，也應該從現在起便積極行動，注意循序漸
進，儘管步子小一些，也不要站著不動或者盲目前進。
  正是本著這樣的態度，在這次全國人大與政協會議召開之際，一批知識分子和異
議人士連續發表了幾篇公開的請願書，就國人共同關心的反腐敗問題和保障基本人
權問題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請願書的發表，在海內外都引起了相當的反響。當然，我們首先關心的一點是上
書者的安全。據悉，若幹上書者被警方傳訊。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反過來說，假
如請願書發表後，當局沒有對上書者做出任何反應，那就表明當局對此類事件的發
生早有預料並已經決定予以容忍，那自然很好。不過這種可能性畢竟很小。應該說
，到目前為止，當局的態度還算克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承認上書請願是公民的合
法權利。一些警方人士在傳訊上書者時也承認他們的做法並不觸犯刑法。但與此同
時，一位人大發言人卻又指責請願書「別有用心」、「製造事端」、「施加壓力」
。其實在這裡，問題不在於對請願書的具體內容當局是否接受，而在於必須對這種
表達意見的形式即權利予以肯定和保護。另外，官方發言人又說，仍在服刑的人士
(此處應是指陳子明、徐文立)因被剝奪政治權利，故而無權參與上書請願。這種觀
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所謂剝奪政治權利，是指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權利
屬基本人權，不在被剝奪之列。
  站在海外的角度，我們應當對上書者的狀況繼續密切關注。如果當局能夠保持這
種比較克制的態度，我們就不宜作出過於強烈的反應。儘管說在當局壟斷一切傳播
媒介的條件下，上書請願這種表達意見所提供的言論空間極其有限，但只要這種空
間能夠開始受到尊重，那總不失為一種進步。一般來說，當國內的言論空間遭到打
壓時，我們必須強烈反對；而當國內的言論空間正在拓展時，我們的反應則需要謹
慎。這樣，才能收到國內國外互相補充互相配合之功效。在這一點上，海外人士已
有相當的共識。
  這次請願活動也向體制內的開明派提出了一個嚴肅的任務。我們完全理解體制內
開明派的存在價值及其微妙處境。體制內的開明派應該盡其所能推動社會的開放進
步。如果你不便於對整個上書請願活動表示完全的支持，至少應該對上書請願這種
形式表示肯定；即便你不便於直接的肯定，起碼也應該表示間接的肯定。譬如說你
可以重申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關於「使社會協商對話形成制度」的主張，可以講一講
「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重要性，可以講一講「廣開言路」，「正確的話，
錯誤的話都可以說」的道理等等。那多少可以對強硬派造成一種壓力。倘若連這一
點話都不肯說，那豈不愧對人民，愧對歷史？
  我們高興地看到，在最近一段時期，國內知識界對自己的角色功能又有了新的體
認，在例如「重建人文精神」一類的口號下，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又重新對社會生
活和政治生活表示了相當的關切。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具有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都
直接加入到上書請願者的行列之中，但至少我們應有更多的人自覺地做他們的堅強
後盾，我們應努力讓這些勇敢的聲音傳播到更多的民眾之中。身為現代知識分子，
卻從不為言論自由盡一份力量，還有什麼資格妄談理想主義和人文精神？
  中國的民運任重道遠。讓我們不懈不燥，不屈不饒，堅持奮鬥，爭取最後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