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 鳴】 答傅春雨先生 (北京)周 舵 由於不必多說即可明的原因，遲至不久前才讀到傅先生的「漸進改良與堅定民主 的分歧」一文(見《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五月號)。傅先生的批評言之有據，本著 理性、寬容、負責任的態度在探索真理，因此，我十分樂於與傅先生作進一步的爭 論和探討——儘管在我看來，傅先生所理解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誤解。 何謂「漸進民主」？ 為說明何謂「漸進民主」，不妨先界定何謂「激進民主」，因為前者可以否定式 地表達為「不是激進民主」。 激進民主，以我的理解，乃是指那種經由大規模群眾性暴力推翻共產黨，以求立 即實現多黨制議會民主的極端化急進主張。它包含以下三個基本特徵： A、它的基本假定是：共產黨注定不能改造(改良、「轉化」、質變、「和平演變 」)；以及中國目前已經具備了立即實現民主的條件。 B、它的基本操作方式為：群眾運動，即盡可能充分地擴大參政；以及，主張使用 至少是不主動避免使用暴力(勿庸贅言，「B」乃「A」的邏輯必然)。 C、它的價值尺度為：民主是第一位的，為此值得付出一切代價；或至少是激進優 於漸進，即激進的代價小於漸進的代價。 在主張「激進民主」的諸多人士當中，對這三方面或有「較緩和的」與「更趨極 端的」之區分；但無論如何，不具備這三個特徵則很難稱之為「激進民主」。 令人不解的是，批評我的「漸進民主」主張的人士當中，大多似乎並不明確自己 的主張所在。特別奇怪的是，他們通常持有一種不妨稱之為「無所作為的(無行動的 )激進」的立場(而同時卻大聲譴責別人「無所作為」！)，即將「激進」與「非暴力 」相拼湊，從而導出一種「中共暴政必將很快自行垮台」的無限信心——中共將不 推自翻，自然，在制度變革中民主派便無需有所作為。恕我冒昧，我不能不說，這 是將馬列主義政治學說(「階級敵人本性不會改變」，「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是歷史 前進的火車頭」)與唯物史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必然規律」)以及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廉價哲學(「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相配合的，莫 名其妙的一盤雜燴。究其實質，這並非激進民主；以我粗淺的理解，激進民主派應 當是孫中山、黃興之輩，身體力行衝鋒陷陣，武裝暴動流血犧牲，而不是僅僅廁身 於大洋彼岸，搖旗吶喊振臂高呼。 我不是說不需要有人去宣傳先進思想(甚且呆在大洋彼岸宣傳)，我的意思是，今 日之中國，沒有幾個人還有興趣聆聽「共產黨一黨專制如何如何殘暴不仁」(如王若 望先生言：「揭穿共產黨的殘暴本質」)這一套話了。大家期望的是，在結束一黨專 政的過程中找到一條代價最小的操作途徑。煽動的時代早已過去，操作的重要性日 益為人們所關注，很少有人再相信義憤填膺的高調能夠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我所主張的漸進民主，在三方面都與激進民主相左：我認為共產黨本性不是絕不 可能改變的(儘管並不容易改變)；今日中國並不具備實現全面民主的條件(經濟的、 政治的、社會文化的……)，正相反，這些條件正有賴於我們去艱苦創造；群眾運動 如果你沒有能力去控制便以少搞為妙，參政擴大應當與政治現代化的其它方面相配 合逐步進行；我堅決反對使用暴力，主張人道主義為最高道德準則，再崇高的目標 也不應以犧牲人命為代價；我認為漸進(緩進、改良)優於激進(急進、革命)。 漸進民主的操作 僅有目標、主張，如無操作方案、實施辦法，則無異於空談。應當在中國知識分 子當中大力倡導「建設性批評」，即，要求在指摘缺點的同時拿出替代辦法來。挑 毛病無須智慧，小孩子都懂得什麼事情不如意，智慧體現在開出一張藥方。這藥方 若比其它藥方都好，那就是大智慧了。 我深知自己並無大智慧，充其量不過是還懂得僅道出毛病所在而開不出好藥方並 不是好醫生的道理罷了。目標和理想在中國不是不需要談，尤其在今天的中國，不 僅大多數人民對目標根本就不清楚，什麼是民主、自由、市場經濟……除無知外就 是誤解；更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根本放棄了理想追求， 孜孜為念的只是一朝暴富，甚至譏嘲追求民主理想的人為傻瓜怪物，因此，民主化 實在應從真實的而不是歪曲的西方民主理論的遊說、宣傳做起(遺憾之至，「海外民 運」連這件入門工作都做得太不夠)。只不過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假定我們對目標已 有基本共識，承認我們心目中的民主就是，也只能是今天通行於歐美的那一大套東 西，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其它行得通的更「完美」的民主；至於操作方案，在 中國推進民主化的具體途徑，則不能不切切實實地根據歷史及現狀所規定的中國特 色來設計。「中國特色」僅僅體現在操作上，而不是幻想中國可能有一種大不同於 西方的什麼「理想的」、「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共以「中國特色」為由根本拒絕 民主，「激進民主派」則根本否認中國特色，都不對。「凡真理都相似，錯誤則各 有各的錯法。」 我所主張的漸進民主，簡言之，是兩個變革過程同時並進：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 ；而最關鍵的則不妨說是：一方面努力使中共和平演變為社會民主黨；另一方面， 則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培育。這兩方面的變革，既是可為的(和傅先生不 可為的意見相反)，又是困難重重、非經過艱難困苦的奮鬥不能成功(也和傅先生的 見解相反，絕不是可以無所作為地坐等其自動實現的)。 操作之一：共產黨改造為社會黨 事物的變化除突變方式之外，大多是漸變的，因此在某一時點取橫斷而觀察的話 ，會發現該事物是一種非驢非馬、不倫不類、新舊雜陳的過渡型態。持激進立場的 人士通常傾向於低估甚至否定此種變化的意義，認為只要不是徹底變化，便是沒有 變化。例如，這類人士大多贊同下列說法：鄧時代十幾年來，經濟改革進步很大， 但政治領域則沒有變革。我的看法不同，概括言之，大陸這十幾年來政治領域發生 了以下幾方面的重大的(雖說目前還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變化： 一、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灌輸完全失敗，因而對社會的意識形態控制大為鬆動， 幾乎只能依靠對輿論媒介的獨家壟斷一條路，甚至連這種壟斷在「六四」前也差不 多開始被打破。「六四」後雖大力加強鎮壓，但諸多漏洞經常使當局防不勝防(連李 志綏醫生的回憶錄這種殺傷力極大的作品都有人敢於非法出版，為此據傳已逮捕十 四人)；關於私下或公開罵共產黨早已不是什麼時髦，人民對此已聽得厭煩了。 二、由於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國有企事業「單位」就業制度、戶口制度、人 民公社制度等為手段的對人民人身的徹底控制基本瓦解，城鄉居民已享有比毛時代 廣泛得無法比擬的人身自由、遷徙自由、出入境自由和從事各類尤其是私營經濟活 動的自由。 三、向地方「分權讓利」造成的中央地方分權體制，包括「民告官」的行政訴訟 法和錯案賠償在內的大量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一系列局部性的制度變革如「黨政 分開」，以及各級人代會「假戲真唱」，越來越認真地強調自身的真實權力……等 等，實際上都意味著分權制衡體制在逐步形成。甚至，「十四大」後委派政治局常 委喬石、李瑞環分掌人大和政協，看上去似乎是向「黨的一元化領導」倒退，但實 際效果很可能相反，反倒有利於這兩隻「政治花瓶」逐漸擁有實權(所謂「屁股決定 腦袋」)，只要不出現大的社會動亂導致軍人干政，「集體領導」將有可能逐漸制度 化，這也是一種積極事態。 …… 一句話，中國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全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制度，大體上成功 地演變為鄧小平時代的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制度，即是說，從一個除了無 條件「擁護」之外別無任何自由，黨對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直至每個人的思想深處 進行徹底控制的群眾法西斯極權制度，變成了只要你不向政權公開挑戰就沒有人來 管你的半自由社會——類似於民主變革前的台灣、南韓。任何在毛時代生活過的人 ，都會深切體會到這個變化之巨大和迅速——除非他為偏見與無知所蔽。至於傅先 生，我想大概是因為對毛與鄧的中共政權不加區分，處處把「共產黨」籠而統之地 混為一談，才導出他的許多(在我看來)不正確的結論。 在鄧小平領導下的這十幾年，中國各方面(包括政治領域)的變化之大、之快，超 出了當年任何人的大膽想像。不論鄧在「六四」這件事上的錯誤有多大，對他應當 有一個全面的歷史評價，不應當因「六四」而抹煞他的歷史功績。坦率地說，那種 「中國的問題大都出在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流行說法，是一種不得要領的 空泛論斷。僅就變革的速度而言，政治變革的速度未必明顯滯後。關鍵不在於此。 關鍵在哪裡？ 我認為，關鍵在於政權合法性重要來源的價值系統(符號系統、意識形態)的變革 大大滯後於整個社會進步。十幾年來的政治動盪(「清污」、「反自由化」、「六四 」)源於此，照搬「東亞模式」的新權威主義之不可行也是源於此。人們羅列中共政 權的種種危機，其實，其它危機並不致命，可能致命的危機，正是這個「合法性」 危機。「群體按照政治制度的價值觀念是否符合他們的價值觀念來確定該制度是合 法或非法(S.M.Lipset)「六四」，尤其是蘇東崩潰後，一黨專政之非法性已昭然若 揭，幾無任何辯駁餘地。 中共強硬派(極左派)不懂得「合法性」與「有效性」並不是一回事，誤以為經濟 持續增長便足以重建合法性。「有效性」指政權實際的政績，指該政權能否有效地 管理國家。鄧時代的中共政權，是一個相當有效、卻日益明顯地喪失合法性的政權 ，真誠擁護者甚少(公開反對的也不多)，無可奈何者甚眾。毛時代可能恰好相反： 無效，卻具備充足的合法性，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民無論生活多麼貧苦，很少有夢想 要變革毛的制度的。這也是不久將來的鄧後時代與毛後時代的一個重大區別，或者 說，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和隨後的「西單民主牆」運動與未來可能爆發的 什麼運動之間的重大區別。「四五」運動發生時，沒有幾個人是對制度存有徹底變 革意識的，相反，追求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鄧後則很可能是倒過來——正如 激進派們滿懷信心的斷言：「六四」後人們已經對現行制度徹底幻滅(「脫魔」了) 。我與傅先生的分歧，不在於我抱有什麼幻想，對我而言，這幻想早在一九七一年 林彪事件過後不久便破除了；分歧在於如何評價這一現實，在於激進派們只看到了 事物的一個方面，簡單地認為它是大好事，我則認為並不那麼簡單，它很可能是破 壞性有餘而建設性甚微。在我看來，拒絕變革的中共極左派和主張激進變革(即革命 )的民運極右派(或形右實左派及左派持不同政見者)這兩種極端主義都錯了——前者 誤以為他們政治上不求變革也能混得下去，而後者則不但認為中共混不下去(一定自 動垮台)而且斷定中共垮台是大好事。我則認為，中共照目前這樣子混下去，鄧撒手 後非常可能大崩潰，而大崩潰並非好事，或者說，成為好事的希望甚微。因此中華 民族的最優選擇，也是中共的唯一自救之道，是中共主動及時地推行自上而下的漸 進民主變革，其中最關鍵的兩點，一是意識形態革新，一是培育公民社會。這種漸 進變革成功的可能性有(而不是絕無)，至於多大，我不知道(很可能希望並不太大！ )我只知道一點：一個人如果真的愛這個民族，真心希望它自由富強，真正關心老百 姓的福利安危，就應當切切實實地為促成漸進民主而努力奮鬥，而不要重演辛亥之 後那出生靈塗炭、現代化夭折的歷史悲劇；不要重新進入民主(很可能是假的)—— 混亂——專制(很可能是軍人政權)——崩潰……這樣一個遷延時日、顛來倒去、痛 苦極深而前景根本不確定的循環。不管共產黨過去(乃至現在)多麼對不起我們，畢 竟今天中國經濟真正開始起飛了，這是一次真實的、而不是虛假的歷史機會，我們 務必十分、十分珍惜，無論如何不能再錯失良機，否則，我們真正會成為禍國殃民 的歷史罪人。我非常讚賞許多激進人士的熱忱的正義感，但我對他們那種「成事不 足、敗事有餘」的膚淺急躁十分痛心！他們把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大大 低估了，竟至於幻想中國人有那麼好的運氣，一下子把一切好事都得到手。歷史經 驗一再證明：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但這個民族從來運氣不佳。不知從哪個時刻開 始，上帝早就不再眷顧我們中國人了(大概是從我們喪失歷史悲劇意識的那一刻開始 )。 要想避免革命造成的大破壞，就必須建立起一種政權與社會之間「良性互動」的 遊戲規則，「我活也要讓你活」，爭取雙贏，而不能玩那種「我之所得一定是你之 所失」的零和遊戲，更不能為了追求一個漂亮的公眾形象而愚蠢地造成「雙輸」的 悲劇結局。「與虎謀皮」式的念頭是完全錯誤的，你有什麼理由要老虎的皮？老虎 憑什麼要把皮給你？許多激進派否定共產黨，是因為共產黨沒有像它自己宣稱的那 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是在「謀一己之私利」，這種理想主義要求根本是 黨文化，是誤信共產主義政治哲學所致。西方民主的基本假定恰好相反：人有了權 一定會謀私利，為了防止政府侵害個人自由，不是去要求它「不謀私利」，而是應 主要著眼於以制度設計去監督約束它。我們追求的，能夠得到的，充其量不過是一 個人人謀私利、人人得私利、誰也別太過界的社會罷了。有什麼理由不去滿足共產 黨的私利呢，既然你也在謀你自己的私利？如果民主對中共僅僅意味著完蛋、下台 、被剝奪，中共憑什麼要去贊同民主變革？換了你，你幹嗎？你就那麼高尚？ 要想讓統治集團讓步，就要讓它也從變革中得到好處(就整體、長遠而言)，否則 它只有跟你拚命，而你又未必拚得過，到頭來你自己同樣一無所獲，說不定還輸得 更多，有何益處？要令改革成功，就要培育統治者的一種既有危機感、又有安全感 的心態——沒有危機感，它沒有改革的動力，沒有安全感，它沒有改革的勇氣。這 就需要有一種「相互保障」的遊戲規則，要有佔據主流的「忠誠反對」意識，即， 我反對你是希望你贏，不是要你的命(當然，必不可少的起碼條件是對政治制度的大 體一致的認同)。否則，我們和共產黨究竟有什麼區別，你比他新在那裡、先進在哪 裡？人們滿可以有理由推測：你之所以要民主，只不過因為你現在不掌權——恰如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共產黨一樣！當年共產黨也曾把「民主」大曲高唱入雲，不稍遜 於今日之激進民主派。 這種「雙贏」、「忠誠反對」的局面的出現，一個基本前提是：中共認同民主目 標，接受多黨制議會民主。否則，既然你認定要永世一黨「領導」下去，我除去讓 你垮台完蛋便別無選擇，談不上「忠誠」反對，只有徹底反對、你死我活。「六四 」之所以鬧到這個地步，究其根源即在於此。鄧的改革屢遭挫折，除守舊勢力(極左 派)太強大(這又與鄧「首鼠兩端」密切相關)之外，主要就是因為鄧未能及時開拓新 的合法性來源，從而造成與知識分子(廣義的，即各界精英)的格格不入，和無法解 決的衝突。這是共產黨的老病根，只不過於今尤烈罷了。可悲的是，他們中許許多 多的人至今還睡在夢裡！他們至今還在自欺欺人地宣揚什麼「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不知道這是對歷史徹底的無知。翻翻歷史，哪一次成功的造反不是知識分子領導 或參與領導的——尤其是近代以來？僅有秀才，當然造反不成；但沒有秀才的造反 ，三百年也不會成。 中共的社民黨化，可以通過拋棄列寧、斯大林、重新解釋馬克思、毛澤東來完成 。列寧、斯大林本來就與馬克思嚴重衝突，而毛是一個在信仰和策略兩方面都極其 靈活的民族主義者，對他而言，一切「主義」都是求中國富強的手段和工具，工具 沒有什麼對錯，只有好用不好用，不好用就應該及早改弦易轍。鄧甚至比毛更靈活 ，更實用主義(即工具主義)。對於從來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人(包括中共)而言，采 取這種靈活立場根本就沒有什麼大逆不道。唯一的大逆不道是害國、賣國。 要求漸進，就要既變革、又保持與舊事物的某種連續性，因此，如徹底否定馬克 思、毛澤東，造成中共舊法統的斷裂，只會導致革命，而無助於改良。代價最小、 成功機率最大的選擇，是中共主動及時地走一條革新揉合傳統的路，即目標上認同 多黨制議會民主以獲取合法性，操作上以大力培育公民社會、逐步開放自由選舉和 放鬆出版言論限制來避免失控，使中國大陸在保持基本秩序和穩定、保持強勁的經 濟增長的基礎上，漸進有序地實現民主變革。這條路看上去緩進，實效上反倒很可 能最迅速，而且代價較小。事實上我們有相當的證據表明，設若當年革命元老們及 時真正放權給胡、趙，可能這一變革早已開始，「六四」一類悲劇根本不會發生。 操作之二：公民社會的培育 激進民主派的一個嚴重疏漏，是忽視民主的基礎和條件。西方政治學，特別是發 展政治學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稱汗牛充棟，而在激進派們看來，中國民主化的唯 一條件就是推翻共產黨，而基礎就是人民的「覺悟」，即渴望推翻共產黨。這不僅 僅是缺乏政治學的起碼常識並且嚴重背離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也是不折不扣的「 革命崇拜」、「革命萬能」的黨文化。 要獲得政治學的常識，必須讀書；要瞭解今日中國的現實，必須回國；我在這兩 方面都幫不不了傅先生等朋友的忙。我在這裡只能極粗略地把民主(對我而言當然是 漸進民主)的條件和基礎歸納為兩個主要方面：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再把這兩方面 的變革集中到兩個關鍵點：中共向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變革和中國公民社會的 培育。 為簡明起見，我們不妨把所謂「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市民社會」理解 為「獨立於政權之外或與政權平行)的各類自治(自願)團體和社會力量」，如私營企 業(不僅僅是工商企業，還包括金融、保險、新聞出版等真正不受政府控制的民間企 業)，民辦學校和研究機構、各種民間基金會協會社會團體、教會、獨立工會、民辦 文藝團體……等等。毫無疑問，鄧時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相當迅速，但同樣明顯 的是，它距離足以支撐一個比較穩定的民主制度運行公民社會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 走——這不僅僅指目前中國的私營、民辦企事業和團體仍然數量少、規模小，更是 因為它們還遠沒有真正獨立於政權之外，包括所謂「新興中產階級」在內，仍然對 政權有極大的依附性。 與此相應，中國的公民文化，或者比較狹窄地說，公民素質，也是類似的情況： 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仍然差距很大。 大約從五十年代末期開始，西方學術界就開始以經驗性的調查統計方法對政治文 化作量化的研究，而中國遲至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有少量的類似嘗試(考慮到政治當 作為一門學科直到八十年代初根本被取締，這種落後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值得 慶幸的是，我們畢竟還是看到了兩部以大規模社會調查為依據的相關研究著作公開 出版(閔琦：《中國政治文化》；張明澍：《中國政治人》)，使我們有可能得出較 有說服力的定量分析結論。這兩部書值得作專題介紹，這裡只能限於引用兩位作者 不約而同得出的一致結論：中國公民文化、公民素質的現狀，不足以支持民主制度 的運行；張明澍的結論甚至更明確：中國公民素質得分「比起一個現代參與或民主 制度能夠正常運行所需要的公民政治素質，低了差不多一半。」 極端派(不管是左的或右的)有一個共性：研究、描述、談論問題時缺乏「量」的 概念(即分寸、程度、大小、範圍……)，他們的判斷通常是「全或無」類型的非黑 即白。在這一點上，傅先生似也未能免。從他所歸納的我的觀點來看，「量」的把 握很不準確(這點後文還要談到)，例如，我說中國公民的素質不高，含義很清楚， 是指它不足以支持立即實現全面民主，而不是說它等於零，更不是否認它比毛時代 有了巨大的進步。換句話說，它已高到應該盡快開始漸進民主的程度，卻還遠低於 足以推進激進民主、充分民主的水平。而在激進派口中，這就叫做「貶抑人民」、 「鄙視民眾」，甚至可以據此扣上一頂「鼓吹專制制度」的嚇死人的大帽子。激進 派不是對民主的前提、條件(包括公民社會、公民文化等等)完全無知，就是義無反 顧地自相矛盾：一則斷然否定鄧時代政治領域的進步，一則滿懷信心地斷言人民的 充分的高素質，他們從未想過去解釋為什麼這樣高素質的人民卻會至今容忍著一無 是處的一黨專制。真抱歉，在我看來世界遠不是這麼一回事；而且我堅決主張，「 反共」與「民主」根本是差別甚大的兩個東西。 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肯定會與西方各國有極大的不同(中國缺少太多的東西：市 場經濟、資產階級、貴族、宗教、法制……卻多了很可怕的一個東西：共產黨)，但 不管怎樣，我們必須從兩方面著手：思想宣傳，和社會實踐。即是說，一方面要盡 力爭取宣傳、討論、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和民主理論的廣泛權利，逐步拓寬相應的言 論、出版渠道；另一方面，要及早開始有限範圍內、較低層次上的民主實踐，如地 方自治，縣以下乃至省以下議員(「人大代表」)的直接自由選舉，各種民間自願機 構團體的建立和運作……等等。這與體制內之變革是互為條件、互為因果、相輔相 成的，而且，應當做也可以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太多，這比在海外唱唱高調有意義 得太多太多——哪怕只是資助幾個失學的苦孩子復學，或者辦一所民辦學校，或者 翻譯一部西方政治學著作，以至於開一間私營公司……，都是對中國民主化的一份 扎扎實實的貢獻。 幾處澄清 文章已經寫得如此之長，請允許我應傅先生之請，直接針對傅文作幾處簡單的「 解釋和廓清」。 一、真正說清楚「漸進民主」與「新權威主義」的區別，看來是超除了我的能力 所及，因為我實在搞不清「新權威主義」的公認一致的含義究竟是什麼。 二、我從未主張「只搞不觸及中共現政權這個『權威』，能被它批准接受的所謂 『民主』(實即改良)」，相反，只有通過鬥爭、施壓，才能促成中共內部理性、開 明負責任的健康力量接受漸進民主，而對於堅決拒絕民主變革的現政權，又怎麼可 能「不觸及」呢？既然是「漸進」而不是「推翻」，自然必須為中共所「接受」， 然而這卻與「批准」不相干，這種描述上下級關係或主從關係的詞句不實用於「漸 進民主」，而且，從實際效果看，這是一種巧妙貶低對手的修辭手法：用偏離準確 用語，換用情感性和帶價值判斷色彩的近義詞的手法，巧妙、隱蔽地歪曲原意，貶 低對方。有別於曹長青式赤裸裸的粗野的語言暴力，這是一種用絲絨手套包裹著的 文雅的語言侵犯。希望傅先生今後注意。傅文此類例證甚多(如「享受太平盛世」， 「無限和緩、時刻處於平穩的理想過程」，「看中共的臉色」等等)，恕不一一指正 。 三、我從未有半句話說到「六四」可以不翻案，相反，我曾不憚其煩地反覆聲言 ，「六四」案非翻不可，誰也阻擋不住；我只是一再指出：「六四」翻案的後果究 竟會怎樣，絕不是激進派一廂情願、十分簡單化地認為的那樣一定是「大好事」。 並非正義的行為必定有好的後果，正義行為導出大悲劇的事例真是數不勝數。翻案 的操作方式不同、翻案的時機選擇不同、翻案時的各種條件(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個 民族理性、成熟的程度)和社會力量對比不同，翻案的後果便完全可能大為不同。如 果採取大肆煽動、復仇清算、情感衝動、不受控制的方式(不幸，這是中國人最習見 的方式)，其結果是一回事；如果採取分清責任、賠償優撫，汲取教訓、杜絕再犯， 促成和解、面對未來的低調冷處理，則可能又是另一回事。「熱翻」就我個人利益 而言自然是好得很，但這對於中國民主化、現代化，對廣大人民就一定那麼好嗎？ 傅先生為什麼不能頭腦複雜一點，思慮稍稍周全一點，把一件大事可能導出的多種 後果設想得更全面些呢？更何況，我說的非常清楚：如果「六四」的大流血未來引 出的是新的大復仇大流血，那也首先是選擇「六四」鎮壓的人的責任，殆無疑義。 傅先生義憤填膺地痛叱「倒是『六四』這樣的案都不能翻」如何如何，又與「與周 舵先生商榷」有什麼關係呢？我相信傅先生不是故意曲解，但是如果這一類多餘的 話說得很多，是不是也太耽誤我們雙方的以及讀者的時間，反倒把真正值得討論的 題目擱置一邊去了呢？在海外有那麼好的查閱資料的條件，難道不應該在進入爭論 之前首先花費一點時間把被批評者的原意搞搞清楚嗎？ 四、我十分同意(早就預先同意過無數次)，一定程度的亂很可能難以避免(甚至， 深心裡我根本就懷疑大亂是否真能避免)，只不過，第一，我主張一定要竭盡全力避 免大亂的發生，第二，我根本無法信任激進派們不會「莽撞行事」從而助成大亂， 我倒是寧可相信大亂通常都是雙方促成的——一個巴掌拍不響。具體說，只要：或 是體制內由極端派佔據主導地位，或是體制外由極端派佔據主導地位，或兩方面都 由極端派佔據主導地位，則大亂必生。在政治生態環境中，極右派未必沒有積極功 能，其積極功能主要在於平衡極左勢力，但前提是這兩類人都必須足夠弱小，不佔 據主流地位，否則必是一場你死我活、頭破血流的大廝殺。制亂的最可靠保證，是 體制內外的溫和派(開明派、穩健派、理性派)都居主導地位，形成某種形式的相互 制衡、妥協乃至合作。 五、我看不出傅先生所列舉的對大亂的「真正的防止之道」(「針鋒相對地倡導」 ，「積極準備」，「鮮明地亮出、堅定地高擎民主大旗」……)有任何操作價值或說 可操作內容，給我的感覺(也許我的感覺有問題)，倒更像是一堆漂亮形容詞的堆砌 ，以及正義凜然的空話連綴。切望傅先生有以教我。 六、傅先生似乎對在野時的、毛時代的以及鄧時代的中共一律不加區分，而我恰 恰認為這種一勺燴、一鍋煮式的思維和論證是犯了時空混淆的錯誤，或事實不清、 邏輯簡化過度的錯誤。例如，在野時中共大喊「結束一黨專制」，毛時代卻變成「 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以及傅先生所說抗戰勝利後打內戰不怕亂，毛髮動文革不 怕亂，而今天老鄧卻十分地怕亂；……皆因時間地點不同了也。傅先生這裡陳述的 明明是中共的變化，而不是「不可能變」。 七、即便大亂，「中華民族無論如何不會毀滅」，這種論據，我認為應當作為一 種不允許提出的論據。理由是，它暗含著一個前提，即把我們對未來的選擇必須考 慮的「代價」降低到一個為人道主義原則所不能容忍的最低點。不客氣地說，這是 一種隔岸觀火式的冷酷殘忍。 我認為，傅先生所說「今日中共大肆散佈的『大亂』論，也根本不是為了民族前 途和民眾利益，而是為了把江山繼續坐下去」，前一半事實上有誤，後一半大體上 應當算是一句不相干的話。有誰見過哪個執政黨是不想把江山繼續坐下去的嗎？至 於是否為了民族前途和民眾利益，我看大體上是應由這裡的廣大公民自行判斷的問 題，海外人士如欲下判斷，則應通過較為廣泛的社會調查。事實上，目前國內各階 層人士之所以容忍甚至支持中共，主要原因恰恰是由於其改革開放政策既令民富， 又使國強。至於中共執政者內心動機是什麼，並不太重要。傅先生的政治哲學過於 道德主義了，也就是說，太接近共產黨了。這也是激進派的一項通病。 兩點希望：讀書和回國 最後，本著一貫「與人為善，對人負責」的態度，我還是要再冒一次被指為「狂 妄」、「居高臨下地教訓人」的風險，向一切激進派、極端派人士進幾句忠言，提 兩點希望。 作為中國歷來「重智」儒家傳統的大顛倒，反智、平民主義(或平庸主義)、痞子 化的黨文化，不管在實踐層面上是如何地名不符實(尤其在權力等級上)，至少在觀 念形態或公開宣傳的價值觀上，中共是主張「外行領導內行」，反對專家權威；主 張「群眾路線」，反對專家治國；主張徹底平等，反對精英主義的。這是共產黨作 為二十世紀科學民主時代的一個大怪胎所具有的一個異常醒目的內在paradox(悖論 、二律背反)：最少量的個人自由，和最徹底的平民主義；或者說：最專制的實踐， 和最「徹底」的民主主張(當然，這不過是共產主義「最動聽的理想和最糟糕的實際 」的整體性的一部分)——這個有趣的話題這裡不便多說，我只想提醒傅先生等激進 朋友們注意一下「資格意識」，即，在現代社會中，你要想涉足任何一個領域，都 應當先具備一定的(程度依你視該領域的重要性而定)專業知識和技能。當然，政治 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政治尤其不能例外。「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世上也就 不應當有免費的入場券；把政治搞成一個免費入場的遊戲，這是中國人的一個普遍 的對民主的誤解。美國的民主或許是最平民化的民主之一，而專家們曾一再地強調 它的必要條件是發達的教育；天才的托克維爾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論美國的民主 》上卷問世於一八三五年)就已屢屢提醒人們警惕這種類型的民主可能導致的一個對 民主的致命威脅——多數暴政。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至今對此一無所知(在普林 斯頓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甚至質問筆者「什麼是多數暴政 」，似乎這是一種筆者杜撰的胡說)，更不必提老百姓了；他們所理解的「民主」， 僅僅是從盧梭、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到列寧、毛澤東，對西方民主另一脈(古典自 由主義)則完全陌生。這一點都不奇怪，它不僅僅是由於近四十年的思想禁錮，也是 因近百年的偏誤造成。這且不去多說。 就海外民運而言，我堅持認為，要談政治、談民主(至少，要想談得像樣)，一定 不能缺少兩個條件或兩種資格：讀書，和回國。 讀書，或說受教育，是搞政治、談民主的必要前提。我認為應當強調的是，這主 要是指讀西方學者所寫的政治學、特別是發展政治學的書，而不是指在國內國外拿 個什麼文憑。人人都知道教育落後是中共的一大劣績，但有些人往往忽略了中國落 後的不僅僅是教育的量，更是教育的質，即片面的、錯誤的思想灌輸。所造成的有 知識的系統偏見，這比單純的無知還可怕。這也是造成中國民主的條件尚不具備的 主要原因之一。在這方面，我本人是有沉痛教訓的——假如「六四」前我讀過幾本 政治學的書籍，有些事情或許會很不一樣。我並不是存心教訓人，我只是覺得人吃 虧就該吸取教訓，而這教訓是值得推薦的罷了。或許，我有時不免出言譏諷，那實 在是「恨鐵不成鋼」，想不通為什麼在海外有那麼好的條件(與國內比不可以道里計 )，卻有那麼多的中國人該讀的書不去讀，至今仍出於極其無知淺薄的境況卻不僅不 自求改進，反而一副真理、正義齊備的侵略性十足的模樣。讀過沒讀過書，是二十 分鐘或十分鐘的測驗便可瞭然的事情；不經測驗，聽他講話、讀他的文章也很容易 判斷，又能騙得了誰呢？無知與激進(極端主義)有相當強的相關性，這本身就是一 項政治學的常識。 僅僅讀一大堆頂尖水準的書，不瞭解中國的實際，同樣會開口便錯。一輩子討書 齋生活的知識分子尤其容易脫離實際，這種毛病，對於缺乏社會流動性和擇業自由 的中國知識分子又尤其嚴重。如果再置身海外，長期沒有回國，恐怕又要嚴重三倍 。我在海外呆了僅僅十三個月，今年初回到國內，竟發現自己在很多方面成了「老 外」了，不得不重新學習、向人討教，兩、三個月之後才找回「感覺」，即把握中 國問題實質的一種整體直覺，這是大多數老外不可能具備的一種至關重要的能力。 我非常理解、十分同情許多人不願回國的理由——傻瓜才會從最接近天堂之處回到 (未來可能會是)最接近地獄之處來——我只是無法理解「不願回國」加上「大唱高 調」(而且那麼底氣十足信心百倍！)這樣一種相當奇妙的組合的理由。長期脫離國 內的現實生活——各個領域都處在劇烈變動中的當代中國的現實生活，你們根據什 麼東西來作出重大判斷呢？你們如何瞭解當前中國老百姓最關心的究竟是立即實現 民主，還是穩定、秩序和經濟發展呢——除非你們認定在任何情況下大多數人必然 支持激進民主(激進派很可能正是如此假定的，但那無疑只是個神話)。 此外，也請傅先生及其朋友們對國內的(或想要回國的)朋友們多些體諒和寬容。 「身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我們的言論從始至終都必須很清醒地有所克制、有 所保留，這應當是不難理解的。寫至此，不由得從心底湧出幾絲悲哀……。 (一九 九四年十二月二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