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 鳴】 新諸子爭鳴 耶魯大學「中國改革與後鄧形勢」研討會 李蘋 王菲 整理 【編者按】《民主中國》雜誌主筆陳奎德最近撰文提出「迎接新諸子時代的來臨 」。不久前在耶魯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持的題為「中國改革與後鄧形勢」的 研討會上，王軍濤、王紹光、崔之元、胡平所作的發言正巧印證了陳奎德的文字。 四位講者是陳文所列的目前海內外幾種主要思潮的代表人物。在這次研討會上，他 們各抒己見，引起了聽眾的很大興趣。現在我們將他們的發言刊出，以供廣大讀者 品鑒。研討會上聽眾提問和發言者答辯的內容也十分精彩，可惜缺少錄音，只得付 諸闕如。我們希望這類嚴肅認真，平和理性的討論會今後再舉行得多一些，也盼望 更多的熱心人士共同參與。 爭取和平開放的民主轉型 王軍濤(中國研究所所長) 我主要講後鄧時期的中國形勢。在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國內外的估計是，中國現 在經濟發展得很快，整個社會也比較安定，江澤民這個班子也已經接班四、五年了 ，權力已經基本穩定，中國在鄧小平之後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我和國內一些朋友談 到了這些看法，覺得這些看法可能不太可靠，今天從學術的角度作一些討論。 經濟增長及其問題 第一，中國的經濟確實是發展得比較快，連續兩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在增長，特別 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但是，這樣的增長速度是否一定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政治 效應，許多搞經濟學、比較經濟分析的學者發現，在西方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速度 達到了每年百分之三的增長率，這個國家的經濟在政治上是滿意的，執政黨在這個 方面就沒有什麼問題了。但在中國，如果經濟增長降到百分之六以內，中國就會出 現混亂，人民就會極度的不滿意，這裡的原因還不清楚。 第二，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快，政治是否就一定會穩定。搞現代化發展研究的學 者們認為，最穩定的國家是那些停滯的、比較落後的、封閉的國家，而最不穩定的 國家是那些發展速度比較快，特別是在典型的現代化發展時期、即人均收入從三百 美元向四千美元過度階段的國家。 美國的社會學者搞過一個統計，對美國在國內外的軍官進行調查，在國內服役的 軍官陞遷比較慢，他們相對比較滿意，而在國外服役的軍官陞遷速度快，但他們相 對不太滿意。原因就是在國外服役的軍官，他們覺得機會不均等，雖然陞遷的速度 快，但他們覺得別人比他們快得不合理，這樣就會產生一些分歧。 中國現在實際上也有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私 有化，而中國的私有化進程不是一個民主制度國家的私有化進程，不是一個公平的 、機會均等的競爭過程、一個產權上市的過程，而是當官的下海經商，連偷帶搶國 營資產的腐敗過程，這樣一個腐敗過程在中國已經引起了老百姓的強烈不滿。對這 種強烈不滿，中國的執政者在十年前已經意識到了，如陳雲說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 問題。目前，江李班子也感到這是他們將要面對的最大的問題。 第三，中國的經濟最近雖然增長得很快，但是否會保持一個持續的增長，如果它 的經濟發展速度掉下來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國內的學者研究發現，中國經濟 的發展主要靠市場經濟的增長，而市場的增長是有降也有升的。 在經濟增長速度很快的時候，中國有兩個大的社會群體的就業問題無法消化。 一個是大中型企業工人的就業問題，有人說大中型企業職工隱型失業有五百萬到 四千萬左右。在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時候，他們的就業都成問題，如果中國的 經濟發展速度一旦下降，則會更難辦了。對這種企業的工人，辦一些中小企業也不 能消化他們。中國政府極力希望跟美國的一些大公司合營搞三資企業，實際上也是 想消化這樣一些大企業。 再有一個群體是流民，現在估計有一億左右，他們從邊遠地區和農村地區流向沿 海地區和大中型城市。即使是在經濟發展速度快的時候，流民也給中國造成了很大 的治安壓力，現在中國的公安機關每天都工作十幾個小時，而百分之六十、七十的 案件是來自流民。那麼一旦經濟發展速度下降，治安的壓力就會轉為政治壓力。對 流民的問題通常的解決辦法是，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但中國目前是人多地少， 家中的地已經被耕完了，無法回鄉。再就是政府救濟，但中國政府這幾年財政非常 困難，很難再救濟這樣一個大的流民群體，所以有人說一旦經濟發展速度下降，流 民將會轉為很大的政治壓力。自古以來，流民造反是導致王朝傾覆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目前應付這類危機的條件非常差。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戰略在這十多 年來確實是把一個舊的體制瓦解了，但他並沒有建立起一個新的體制，中國的經濟 發展是在一個無體制依托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旦出現大的波動、危機，則沒有一個 制度上的方法可以去平息它。另外，中國在這十多年的發展中，舊的意識形態已經 瓦解，新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並沒有建立起來，道德真空，中國老百姓及各個不 同群體關於什麼樣的解決方案是公正的，主要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很難達成共識 。 風險與機會 中國在任何一場危機出現時，都會採取一種行政的或政治的手段應付它。如前年 出現的長城公司案，這樣一個普通的公司倒閉，派出所都要出動去挨家挨戶做股民 的工作。今後，一旦大規模危機出現，群眾就會面對政府，所有的危機便都會轉化 為政治危機。 中國目前應付政治危機主要靠兩點。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如通貨膨脹、腐敗已經 遠遠超過了八九年，之所以現在局勢比較平穩，主要是中國老百姓比較理性地在做 一些政治選擇，通常不主張採取過激的行動。再就是鄧小平在八九年用自己的行動 表示，只要鄧小平能在軍隊中保證統一，就能保證國家機器的統一。靠老百姓的理 性是很難經得起大的危機的考驗的，再有就是鄧小平他將不久於人世，鄧後中國保 持政治穩定的基石就會失去。再要考慮一點就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已經形 成了一個很大的反對派，這些反對派有的是在國外，有的是在中國國內監獄，有的 還處在一種不能說話的狀態。但從歷史上看，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基本上領 導中國學術理論文化潮流的領袖人物都在反對派內。他們實際上是有很大能量的， 但現在他們沒有機會，一旦有了機會他們會要求還歷史一個公道，在政府比較弱的 時候，他們就將有比較大的作為。 鄧後的三種前景 目前提出鄧後可能有三種前景，第一種是繼續維持一個專制的格局；第二是和平 開放轉型進入民主；第三是天下大亂； 我個人認為第一種前景可能性不是很大。我能想到的專制格局有三種。 第一，就是繼續維持江李體制，這一點難在江澤民、李鵬他們的能力確實不夠， 而且又沒有人望。在鄧後的權力角逐中也很難有人堅定地支持江李體制。 第二，就是集體專制。在集體專制下，要想達成一個協議，是不太容易的，宮廷 政治有一些特殊的規則，例如猜忌等等。還有經濟形勢如果要他們承擔比較大的責 任，需要人事調整就很難達到一種共識，特別是在大的體制內的派系化，如喬石、 李瑞環，再往外圈的如萬里、趙紫陽、楊尚昆，他們都是不能接受江李體制的，或 不會接受目前這種權力格局。從目前他們做的一些發言來看，江澤民在強調加強黨 的領導時，喬石就一再強調加強人大的職權。 再有就是軍人專制，目前來看軍人專制的可能不大。軍隊目前最關心的問題是彌 補改革開放以來他們損失的利益，就是軍官轉業問題、子女的就業、升學問題、軍 隊的營地建設問題。另外，在鄧之後沒有一個全軍一致認同的、大家心服口服的領 導人，他們內部的相互牽制也使他們很難再推出一個領導人在國內政治上有很大的 作為。再有中國在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之後，基本上是國防軍的方向，有人分析說 ，「將來軍隊的發展無非三種，派軍、黨軍、國防軍。」毛、鄧時期主要是派軍， 軍隊效忠某一個派別。在鄧死之後很可能派軍已經不可能了，黨軍現在也不太可能 ，將來的可能是國防軍的方向，如果是職業國防軍，不是說它不介入國內政治，而 是它介入國內政治的可能性不是非常的大，當然不排除中國出現天下大亂，軍隊干 預國內政局的這種情況。 那麼比較大的可能還是中國和平轉型或進步的民主制度。我所說的民主制度有兩 個誤區應該糾正：第一，中國的民主制度很可能不是引進西方一個進步的理念，在 中國設計出一個制度，而是在國內和黨內各個派別、派系相互鬥爭，各種社會力量 、政治力量誰也吃不掉誰的情況下，在鬥爭中逐漸建立起一個規則。實際上什麼是 民主，在我們為它奮鬥的過程中，我們把它當做美好的道義理想在奮鬥，但它一旦 開始實行的時候就是一個爭權奪利的規則。中國在各派爭權奪利的過程中，都有建 立規則的這種需要，如喬石、李瑞環要向江李體制挑戰，它就要打黨章牌和國法牌 ；還有象趙紫陽、萬里、楊尚昆要發言，也需要如黨內發揚民主、建立民主制度等 等，恢復他們原有的政治地位。再有從整個中國的大的方向看，只有民主制度才能 使各個政治派別達成一個妥協，想產生一個強人是非常困難的。 第三種可能就是天下大亂，我個人來看其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有些因素確實在增 長。如下列三個因素湊到一起中國就有可能天下大亂，第一是在政治、經濟的危機 非常大的情況下，各派政治力量無法達成一個妥協，沒有一個方案能讓各主要政治 力量滿意的時候。第二是制度瓦解，整個的意識形態、道德淪喪很難有一種調整沖 突的規則。第三是各派之間互相攤牌，使得整個局勢完全破裂。 目前來看第二種可能的因素已經完全具備了，但第一種因素還沒有完全具備，第 三種因素目前有這個苗頭，但看來也還不是很明顯。 再有如果說中國亂的話，我想鄧後中國肯定會亂，只是亂的程度是什麼樣。如目 前中國基層縣以下整個的治安包括一些力量之間的爭鬥完全沒有規則，應該說已經 很亂了。但目前來講不管怎麼亂，主要就看長江三角州一帶會不會亂，如果長江三 角州的經濟能發展起來，中國即使在北方和西部有一些省份亂的話，中央仍有一些 財稅支持，有一個基本秩序存在，還可把全國的的亂局扭轉。所以亂不亂主要取決 於今後三、五年之內中國長江三角州一帶的經濟發展和它的社會秩序等情況。從我 個人來說，希望中國在鄧小平之後，在既有風險又有機會的這樣一個歷史時刻，能 夠經過和平開放的轉型過程，進入現代化民主憲政，既避免天下大亂，也不要再走 過去的獨裁道路。 我們在這種場合討論一個人的死亡，是很不正常的。記得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離 開這個世界之後，天安門事件得到平反，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希望中國今後再 也不要出現這種情況，各個民族、幾億人的安危，要維繫在一個人的健康上。很可 惜在十幾年後這種情況再度出現。 強人政治的終結 王紹光(耶魯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一般來說，講未來的事情是很難的，無法預測。我講一點我認為是可以確信的事 情，關於中國的未來。 強人政治的終結 第一，鄧死不會有毛死那麼大的震撼。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的時候我在農村，我 記得那天在一家農民大院裡有個小孩，大概也就是五、六歲的樣子，剛剛播出毛澤 東死了，他坐在那兒發呆、發愁。他對我說今後可能沒有飯吃了。但你現在到中國 大陸去看看，不要說是農村小孩，就是城裡的孩子，也不一定搞得清楚鄧小平是誰 ？ 海外傳鄧小平的健康，影響台灣的、香港的股票，我想國內的震撼恐怕還沒有這 麼大。 第二，鄧後的中國很可能是中國強人時代的終結。中國在清朝滅亡以前，是君主 專制制。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強人政治。皇帝就是強人。從一九一一年到現 在，一直延續著強人政治。開始是袁世凱，以後出現軍閥。一九二八年以後，中國 出現了蔣介石，蔣介石的政權基本上是強人政治。一九四九年到七六年是毛澤東， 七六年到現在是鄧小平，一直都是有那麼一個強人。我覺得鄧小平死後，中國再出 現強人政治的可能性起碼暫時是不會有了。強人政治的出現，從兩千年的封建專制 角度上來講，那是一種制度。再就是在深重的危機以後容易出現強人政治，所謂亂 世出英雄。在有深重的危機的時候，到處都很亂，都在打，打來打去打出一個共主 來，這個人就是強人。再有，就是打的時間長了，老百姓也煩了，希望有個人來收 拾局面。這樣老百姓也願意接受強人政治，渴望安定。七四、七五、七六年的時候 ，老百姓聽到安定團結這兩個字，覺得好像很親切，很長時間沒有安定了，也沒有 團結了。人心思定，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強人的可能性比較大。 但在鄧後除非經過一場大的動盪、經過一場混戰，強人政治出現的可能性是沒有 了。現在我們不能想像李鵬、江澤民能做新的強人。按中國憲法，總理只能做兩屆 。他已經做第二屆了，還剩兩年。他不可能違背憲法，他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 個魅力。黨章裡有規定，江澤民也不能做到。楊尚昆等做強人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我們不能小看強人政治的終結。如果強人政治終結，可能是中國政治的一個轉折 點。 四種可能性 中國不出現強人政治，但出現什麼樣別的政治就很難說了。從邏輯上講有這樣幾 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是公共權威從上到下徹底崩潰，公共權威也就是政府，從中央到 地方徹底崩潰。即所謂的無政府狀態。最後在人們吃很多苦、流很多血之後，又出 現一個強人。這是最壞的結局。 第二種可能性，中央的公共權威不在了，但各地的公共權威還在，省一級或更小 一點的地域單位的權威還在。用通俗的說法就是中國分裂了，不是一個中國了。這 種可能在邏輯上存在，但在現實上很難存在。第一，希望中國有一種和平的分裂基 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家和平的坐下來說，我的權限到此為止，不可能有這樣的談判 。所謂和平的分省自治，現在有很多人在鼓吹它。但我認為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 一旦有些省接受這種想法的話，會為邊界、權限打得一塌糊塗。第二，如果中國分 裂，我也不同意海外很多洋人的說法，他們覺得中國會像南斯拉夫那樣，或象蘇聯 那樣。如果中國分裂的話，很可能不是為了分裂而分裂，而是為了出現新的共主而 分裂，要統一到一個新的權威下，重新組織中國。廣東獨立出來成立一個廣東國， 因為沒有這種歷史，也沒有這種現實。如果廣東真正要這樣做的話，它會被全軍共 討，全國共討。 第三種可能性，基本上維持現有的權力結構，並且逐步的改進，換句話說有點像 所謂的東亞模式，像南韓、台灣，基本的權威架構沒有徹底打亂，但加了新的因素 。這種可能的出現比較多一點。第一，中國的社會生活已經多元化，這不僅表現在 私人的政治生活中，關於政治問題上也是多元化了，起碼在言論，在很多方面已經 多元化了。你可以去討論政府的政策，也許不能在報章上公開的批評，或組織一個 政治組織，但批評的渠道、場合還是滿多的。如果看一下國內的刊物，如《讀書》 等，有些很厲害的牢騷話也登在上面。國內目前又出現一些新的刊物，在討論中國 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這本身已經表明中國的公眾生活在一定意義上 也開始出現了多元化。如果強人政治終結的話，上層政治也會出現多元化。當強人 政治結束以後，可能出現幾駕馬車，在最高權力內部出現多元化。 我非常反對一種說法，在中國十幾年的改革過程中，保守派總是起了壞作用，只 有改革派才是好人做好事。中國如果沒有保守派，可能中國非亂了不可。黨內有不 同的派別，出現制衡，總比只有一個派別好。如果鄧小平時代結束以後，強人政治 終結，各派之間可以出現制衡。他們要尋找新的遊戲規則，這樣可以使中國制度化 的東西更多一點。 同時，強人政治終結之後，中國歷史上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也要慢慢的開始制 度化。如中央和地方關係，現在出現了很多的摩擦。這一問題最近已引起了很多人 的注意。強人政治結束以後，中央與地方的摩擦就會出現一個磨合期，磨合成一種 新的制度安排。 第四種可能性，是很多人希望出現民主制度，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非常小。 因為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 小心避免最壞的結果 我認為中國面臨的問題非常多。目前中國不是爭取最好的結果的問題，而是怎麼 避免最壞的結果的問題，因為最壞的結果是很可能出現的，當然也要爭取好結果。 對什麼是最理想的社會，現在有好多流行的說法，在大家還在設想一個理想社會 的時期，要特別的小心。我最近經常引基辛格說的一句話，「有很多人為實現他的 目標，實現不了或死心不了，這種人非常可悲，但還有一種人更可悲，他想實現他 的目標，最後實現了，發現這個目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中國目前就面臨這個局 面。設計出來的制度到底是不是一個好制度，我們必須應三思而行，尤其是知識分 子。 我現在僅舉三種流行的概念。一個是所謂市場經濟，好像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萬能 的東西。中國以前是計劃經濟，中國今後只要市場化，不要國家來管，這樣事情就 都能搞好。我不否認市場有作用，但我認為市場也可以帶來很多很壞的作用。市場 一直要限制，如果不受限制，你可以賣選票，我的一票可以賣給你，台灣就有這種 事情。這應該說是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你滿意他也滿意。但這種市場原則要受到 限制。經濟生活的市場也要受到限制。 第二種流行的說法是中國的問題是公有制，只要實行私有化，問題都解決了。我 認為這也是一個迷信，私有財產在歷史上，從沒有完全過。而且隨著現代經濟的發 展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多。舉個例子就是對私有財產的收稅，繳稅就是對私有財產的 限制。你賺了一百塊錢，交了三十五塊錢的稅，那三十五塊錢別人幫你花了，就沒 有你的財產權了。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果私有財產不受限制的話，也會有很多 問題，如不平等等。我認為對私有制的迷信應該打破，私有財產是必要的，但不能 迷信它。美國有個經濟學家叫加爾佈雷斯，哈佛大學的教授，還不能說他是一個社 會主義者。八九年左右他有一次到匈牙利去講經濟改革，人家問他你講了半天怎麼 沒講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兩位芝加哥的教授，他們講自由經濟，政府不要管事情， 靠市場、靠私有經濟。加爾佈雷斯的回答很有啟發意義。他說，他們想的那種建立 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如果存在的話也不會 長久。因為太無情，沒有人情味，不可能出現那樣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都要受到限制，民主也是一樣。 可能很多人覺得美國的民主制度非常好，今天我只想講一下我們系裡的一個教授 羅伯特·道爾的觀點。他是美國民主理論一個很重要的學者。在他一九九零年到東 歐的講民主轉型的時候，他說我不向外國推薦美國的民主制度，因為美國的民主制 度有太多的問題。他舉了幾個方面的例子，如制衡，這個制衡可能走得太極端，帶 來很多問題。他也舉到美國的政黨制度。我們經常講美國是兩黨制，中國沒有，所 以要實行兩黨制。他說美國的兩黨制已經妨礙了美國民主的真正實行。同時他也講 到了美國的選舉制度，其中有太多的因素限制了民主。他還講到美國的總統制，總 統制也不見得是一個好東西，我絕對不推薦把總統製出口到別的國家，因為在全世 界二十一個成熟的、穩定的民主制度中只有四個國家的總統是有一點點實權的，芬 蘭、法國、哥斯達黎加和美國。只有美國總統是比較強的。拉丁美洲好多國家效仿 總統制，最後的結果都不太好。 在討論民主問題的時候，民主是一個很好的理想，但我們要把它的含義搞清楚， 要知道有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是最理想、最合理而同時也最適合中國的特殊環境。我 覺得比較理想的社會有個很簡單的標準，那就是在社會中間不能有人或社會集團來 dominate，即處於支配地位。凡是有這樣的統治集團，我們都不能說是一個民主社 會。很多人說，你這是一個烏托邦，也許是，但我們誰也不要忘記，人類一直在尋 求一個比較理想的社會，尋求的過程到現在也沒有終止。現在很多學者已經發現， 有一個所謂路徑相關的問題，即你選擇一條路以後，走了一段，再想轉向，已經不 可能。如果要轉的話成本太高。中國在轉型的初級階段，需要特別的小心。 破除思維定勢 嘗試制度創新 崔之元(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助理教授) 我同意前兩位所講的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根本的特點就是巨大的不確定性。我想 討論的是不確定性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對不確定性我們可以分析很多邏輯的可能性 ，但對人類社會而言，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你往往怎麼想 ，它就會怎麼樣。人與無機界和有機界有不一樣的地方，對自我實現這種預言這種 特點是不確定性的一個很大的含義，我們今天怎麼來構想中國的未來，有很重要的 現實意義。 陷入思維定勢的危險 簡單的從幾種邏輯的可能性來分析中國未來的局面的時候，往往要假定各個派別 有一定的利益，但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再加上人的自我實現預言，各個派 別對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並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論是什麼派，不論在中共上層還是在 各個階層，在這種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他們對自己利益到底在哪裡並不很清楚。我 們討論時，往往可以定義人的利益，在討論中國未來的時候，加上自己的理想，成 了一種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混合物。如果是嚴格意義的現實主義，則必然是按照 現有利益邏輯的推論。一個真正的危險，我倒不認為要分某某派，而思維的定勢， 卻一定要把各種力量分成改革派、保守派。我們不知道到底什麼是改革，什麼是保 守，因為如果知道的話，也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不確定性。 當你想到改革派、左派、右派，你這樣來思考問題的時候，這種思維定勢就使得 人的想像力受到了一定的束縛。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你做出了某些反應，被一派的人 認為你是保守的或你是改革的，使你在制度和創新的實驗中不能充分的發展起來。 應通過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創新，重新定義人的利益。這樣講起來比較抽像，我舉幾 個例子，西方歷史上的例子和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制度創新的重大意義 在英國光榮革命期間，本來國王和新興金融資產階級有很大矛盾。後來有人設想 出了一個國債的辦法，通過政府發行國債使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聯繫 起來。至於國債的設想者不一定就有這個目的，但當某種制度創新出來以後，各方 面的利益就重新出現了變化和調整。 中國現在也是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很籠統的討論民主化，我們都很同意。包括共 產黨也要建立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空洞的討論民主沒有人會反對，問題是 怎樣設計這個民主制度呢？如果以兩黨制為實現民主的第一步，矛盾的衝突就會非 常激烈，因首先就要讓出一黨的控制。但如果設想一個民主制度，不以兩黨制為第 一步，不一定要多黨制，如果有這樣的民主制度，那麼各方的利益有可能就不一樣 了，各派的利益就會有重新的界定。 當我們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它現在某些具體的安排，到底是否可以成為現代化 的普遍規律。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現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安排已經是現代化的普遍 規律了。我的感覺是，現代西方主流現代化理論和以前正統馬列的思路是一樣的， 都是一種必然性的思路的。 如現在美國有兩黨制，中國要搞民主化就必須從兩黨制開始才算民主，那麼後鄧 的中國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因為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如果你要是想到民主沒有 必要兩黨制，也沒有必要多黨制，你如果能這麼去設想，但是否有這種可能呢？我 覺得中國實際上有這樣的基礎，你仔細注意中國現實中的一些萌芽和現在美國民主 制的一些變化。看一下美國的選舉，如總統可選共和黨的，參議員可選民主黨的， 投票者可投多個候選人的票，州長為民主黨，州的參議員又是共和黨。 多黨制是在大眾傳播媒介沒有發達的時期發展起來的。在美國憲法創立時期，傑 弗遜等人都是反對政黨的，他們認為政黨是代表少數派別的力量，而不是整個民眾 的利益。後來十九世紀中葉慢慢形成了政黨，在以前信息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屬於 什麼黨起著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傳輸的作用。而隨著電視的發展，這一功能就不一定 有了，每個候選人的觀點用不著通過說是哪個黨的就能得以表達，候選人的個人化 形象日益擴大，政黨的同心力在下降。如果以候選人個人為核心，如果這是民主化 的第一步的話，我們可以設想在中國是否已經有這種萌芽，我認為已經有了。 中國一九八八年的憲法有一個村民委員會選舉的試行草案。在山東、遼寧等中部 地區需要選出一個比較能幹的人來，帶領全村人一起致富。那麼現在選到村民委員 會的人是否一定還要是共產黨員呢？有這種可能，但不一定就是說因為你是共產黨 員才選你的，而是由於這個人確實能帶領全村人致富，有個人的因素在裡面。 我舉此例是想說明，如果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基層選舉一步步擴展到上面，而不是 以兩黨制為民主的第一步，各派的利益就會不一樣。 立足現實，嘗試創新 在我們討論改革派、保守派鬥爭的時候，建立現代企業制是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 ，如股份公司等等。但容易造成兩敗俱傷的意識形態鬥爭。改革派說要搞股份制， 股票要上市，不改革派認為不要什麼都上市。這就又容易把問題兩極化，而不是去 想把制度創新，創立新的企業制度。也就是說，現代西方的企業制度是代表著必然 的經濟規律，還是在西方歷史的條件下，由於各種力量的鬥爭形成一種妥協的結果 。在中國，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已經公佈實行了。這 個公司法基本上是抄美國九十年代以前的公司法，而九零年以後美國很多的州已經 改變了它的公司法。 如果說中國只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才是改革的方向，凡是提出反對的都是反改革 的話，鬥爭又會激烈起來。現代企業制度並沒有唯一的模式，中國有廣闊的制度創 新的前景和可能性，如中國鄉鎮企業中所出現的所謂股份合作制，即把股份制的一 股一票和合作制的一人一票的原則結合起來，就是一種很重要的制度創新。如美國 聯合航空公司，在九零年才開始準備這樣的嘗試，最終也實行了。 所以說現代企業模式不是唯一的。當我們認識到這點以後，在社會各個層次的多 個方向不斷地促進制度創新，不斷重新定義人們的利益，不一定要在固定的利益下 搞你死我活的鬥爭。這也是真正民主的含義。民主的含義不一定是把兩黨制，或選 總統作為第一步，特別是對一個大國。我們對中國改革的步驟進行討論，號召各個 階層的人來廣泛地參與，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只有通過這種討論，才能增加制度 創新的可能性，各派的利益可以得到重新的定義，這樣就可以爭取有一個比較好的 前景。 確立基本價值選擇 胡平(《北京之春》主筆) 正如崔之元所說，我們提出預言，實際上也表達了我們的願望。我們希望未來能 照我們期待的方向去發展，我們通過傳播自己的觀點，喚起更多的人自覺地朝那個 方向去努力，從而促成我們理想的實現。 是認同自由民主，還是認同專制 對於後鄧的中國形勢，人們已經發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見，這中間也包含了各自不 同的願望。有一種觀點值得注意。在有些朋友看來，眼下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腐敗問 題，主要是幹部的腐敗問題，對鄧後的中國，他們最耽心的是穩定，能不能順利接 班。至於其它的問題，像「六四」殺了人，還沒平反，他們覺得那不要緊，不就只 死了千把人嘛，不少不同政見者仍在遭受迫害。但他們人數不多，全國十幾億人呢 ，所以也不重要。可是照我看，如果他們只擔心穩定，只擔心幹部問題，那其實很 簡單。我們就該向古人學習。如果擔心鄧小平的權力不能平穩交班接，恢復帝制、 搞世襲不就成了嗎？鄧的兒女都四五十歲了，當皇帝足夠勝任的了。過去我們批判 所謂封建君主專制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批評古人太笨，搞了幾千年都不知道搞民 主，總是迷信一個皇帝，把皇帝當成聖人。有人進而批評說那是儒家的過錯，因為 儒家相信人可以成聖人。人家基督教承認人人都有原罪，所以對權力需要制衡。其 實這倒不相干。中國搞了幾千年的皇帝，並不是因為大家認為皇帝是聖人。不信去 查查歷史。一部二十四史，在史家筆下，有幾個皇帝是英明的？這是正統的文化。 再看民間的文化，小說、戲劇，那裡面的皇帝有幾個是好人？大多數不是傻瓜就是 壞蛋，算得上英明者寥寥無幾。可見在中國，從士大夫到老百姓，誰都知道皇帝不 是英明的。在上古時期，堯傳位於舜，舜傳位於禹，禹就傳給了他的兒子。先前是 禪讓，後來成了世襲。這叫「傳子不傳賢」。這話本身就表明了子不一定是賢。古 人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為什麼放著賢不傳要傳給子呢？原因很簡單，穩定嘛。一百 年前國人講維新變法，提出要學西方，搞立憲、搞議會，反對改革的一派人的主張 ，和今天鄧小平講的一模一樣，就是說一搞就會亂，並不是說皇帝都英明偉大。當 然也有人說因為皇帝英明偉大所以才不需要憲政不需要民主，但這類話是說給不懂 事的人聽的。是面子上的話。說這種話的人自己並不真信。想想看，那麼多飽讀詩 書、滿腹經綸的人，把一個三歲的小孩、坐上龍椅還要尿褲子的人捧上皇位，他們 怎麼會相信那個小孩子英明偉大？到了清朝，帝制已實行了兩千多年，很制度化了 ，連三歲小孩登基都坐得穩穩當當。共產黨比起來可就差遠了，選個六十多歲的人 上台，我們還擔心呢。 要說幹部制度，那就更不用說了。共產黨根本就沒有一套幹部制度。一會兒是從 工農兵中選拔優秀份子，一會兒又是第三梯隊，沒一個是成型的，現在一個人要是 想當官，你都不知道要怎麼樣才當得上。古人搞了個科舉制，你得佩服人家是搞得 很像樣子，很成熟。考試面前人人平等，卷紙是密封的，想作弊開後門都很難。清 朝建國沒幾年就大興科舉，你爹你媽是不同政見者的也可以來考。連那些不同政見 者自己，明朝的一批遺民，不肯和新政權合作的，躲到山上去的，想下來應考也行 。如果共產黨恢復科舉制，那批朋友們大概很高興。這樣一來，知識化這一條就有 了，年輕化大概也就不成問題了。看一看當年的曾國藩、李鴻章，官至極品，學問 也很出色，一代士林領袖。在知識界中都很有威望。如今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至少 算不上士林領袖。論起知識學問來，我們在座的未必瞧得上，對不對？ 因此，要講起規章制度，共產黨不如古代的帝制王朝。道理很簡單，天下的制度 無非兩大種，一種叫民主，一種叫專制。當然，民主制度可以有多種形式，君主立 憲制、總統制、議會制等等。專制也有多種形式，最常見的是君主專制，中外歷史 上最常見的，可見是個共同經驗。中國的君主專制搞了幾千年，自然更成熟一些。 共產黨的問題是，一方面它拒絕了現代憲政民主制度，它就只好回到專制的路子上 去。這也不是共產黨一開始就存心要這麼做，很多共產黨人在起先還真以為他們要 搞出一套最新最好的制度呢。但是你共產黨既然拒絕了憲政民主，就只有專制一條 路可走，可是共產黨鬧革命，又否定了傳統專制制度的很多成熟的規矩辦法，到頭 來你勢必搞得連古代君主制都不如。 剛才王紹光講到一百年來中國政治都是強人政治，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國並不需 要強人，幾歲的小孩子都可以當皇帝。我說過，制度這東西，信則靈，不信就不靈 。過去古人信帝制，認這套東西。現在不行了。袁世凱想稱帝為什麼失敗？那不單 單是蔡鍔在雲南造反，雲南離北京遠著呢。問題是袁世凱周圍的大將親信，像馮國 璋、段琪瑞個個都不高興，他們本來還指望著你當完總統我再當呢。袁世凱的親信 都不支持袁世凱了，他就非輸不可了。所以在現代中國，總是要靠強人統治，一個 人如果不在軍隊等要害部門有很大實力他就鎮不住。因為這裡沒有制度性的共識。 美國民主制也離不開共識。美國人相信這套制度。柯林頓跑到白宮宣誓就職。照說 柯林頓和國會、和武裝部隊都素無淵源，憑什麼能坐得住？要是有那個高級將領仗 著自己資格老，在軍政各界的關係深，發動政變把柯林頓逮起來自己宣佈當總統行 不行？不行，因為別人不會聽他的。 民主制也好，君主制也好，人們對制度有共識。共產黨的統治沒有這套共識。共 產黨給自己編出的理由是它代表了全國人民，可是什麼叫代表全國人民，說不清楚 。你說你代表，我還說我代表呢。所以共產黨非靠高壓統治不可。廬山會議，彭德 懷以海瑞自命給毛澤東提意見。彭德懷是不是有奪權的動機我們不知道；可是毛澤 東看得很清楚，要是你彭德懷是對的，我毛澤東是錯的，那麼憑什麼該由我、而不 該由你來當主席呢？大家承認毛澤東是最高領袖，是因為毛澤東最英明最正確。如 果你自己都承認自己不正確，承認有別人更正確，那還憑什麼由你來當最高領袖呢 ？這和古代不同。海瑞罵皇帝，不管怎麼罵，一般人都知道你海瑞只是海瑞，人家 皇帝總還是皇帝。皇帝可以下罪已詔，共產黨領袖卻認不起錯。你看在中共黨史上 ，第一把手一認錯就非下台不可，從陳獨秀、王明，直到華國鋒。在美國競選時也 沒人肯認錯。布什和柯林頓競選總統。要是布什對柯林頓說，在最主要的問題上你 是對的我是錯的。那還竟什麼選呀，回去算了唄。當然，美國總統也可以認錯，他 有四年任期，在任期內認錯沒關係。可是共產黨還說要學巴黎公社，隨時可以撤換 領導人，那不讓他成天提心吊膽坐臥不安嗎？共產黨統治缺少制度化。它既然拒絕 了民主制，又否定了過去君主制的很多規矩，到頭 來它什麼都不是。我要強調的是 ，且不說我們中國人受了那麼多年專制之害，在座諸位又都在西方生活過好幾年， 懂得了自由民主，如果我們在考慮中國今後的前途時，僅僅是擔心權力交接是否穩 定，僅僅是擔心幹部隊伍不要太腐敗，而一點不去考慮自由民主，那我們比古人都 還差得遠。我想我們總不該把標準降低到這個程度吧。按照有些人的觀點，鄧小平 這一套就已經很好很好，什麼自由民主統統可以不要，他們只是唯恐鄧小平這一套 不能延續下去。要是再出個康熙乾隆，再恢復個科舉制，那他們豈不是要山呼萬歲 嗎？這個標準是不是太低了點？所以我認為，我們在考慮中國今後的形勢時，首先 要確立一個最基本的價值選擇：是認同自由民主，還是認同專制。 自由與穩定 有人擔心自由會導致不穩定。他們問我你能不能擔保中國有了自由後不會出亂子 。我說我不能擔保。你要求一個人對一件事情作擔保，除非他對這件事有絕對的控 制權。這本身就是在要求絕對權力的專制。但是我們可以有一種相信，抱一種信念 ，努力讓自由的社會保持穩定。為什麼要把自由和無秩序聯繫在一起呢？因為我們 所說的自由，是以承認他人同等的自由為前提。這本身就意味著秩序，意味著一套 法治。沒有法治的秩序也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不會導致不穩定。只有一些人濫用 自由去侵犯別人的自由才會有不穩定。 我承認，有了自由之後，各種分歧、矛盾會公開化、表面化，搞不好會有人去犯 規，可能出麻煩。剛才軍濤講了不少國家在經濟停滯的時候倒很穩定。在經濟高速 發展階段反而不那麼穩定。道理很簡單，在過去，人的願望從一開始就被壓抑著， 所以他們也就算了。在經濟發展時期，人有了實現自己物質願望的機會，這種願望 、這種追求就會被刺激起來，提升起來。你會說憑什麼他就比你得的多呢，憑什麼 你就不能得的更多呢？大家都朝前看，朝高處走，衝突的可能性就大了。好比在公 共汽車上，你受了一個人的氣，但一見那人膀大腰粗，樣子十分兇惡，料定不是對 手，你只好忍下這口氣。要是對方的樣子不那麼厲害，你就可能和他爭，他也和你 爭，越爭越來氣，到頭來動手，搞得頭破血流也不一定。專制下為什麼穩定，因為 政府太凶狠，大家知道惹不起，只得老老實實。在自由社會中人們沒有這種恐懼， 各種分歧、爭端表面化，有些人爭著爭著就上了勁，不容易再克制自己，就容易去 犯規。事情在萌芽狀態就去壓制比較容易，等到了很熱烈的時候再去控制它就比較 難。但你總不能因此就贊成專制，就因噎廢食，反對人們表達和追求他們的願望。 就像你不能因為一個人生下來免不了會鬧災鬧病就不准他生下來，不准他長大成人 一樣。 今天的中國確實面臨著選擇。我們無法擔保未來的中國就一定會出現我們理想的 局面。我不相信歷史決定論。歷史上沒有什麼事是注定要發生的，除非我們大家去 努力。其實歷史決定路對人的影響也是因人而異的。有的人相信歷史決定論，其結 果是他拚命朝著那個方向去努力，有的人則是消極等待。對於那些打定主意不行動 的人來說，無論信什麼理論，他們都可以給自己的不行動找出理由，即使你說在現 實世界中，有很多事不是人力可以改變的，人的主觀努力只能起到或三分或七分的 作用；但如果這三分或七分作用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我們就該全力以赴地去做。 共同爭取自由 今天的中國，離自由可以說很近很近，也可以說很遠很遠。說它近，是因為我們 現在都懂得了什麼是自由，這和過去不同，過去我們還以為人民民主專政是最大的 自由，以為西方的自由都是騙人的鬼話。另外，今天的人們思想更活躍，一個起碼 是半民間社會正在出現，我們有了比過去更大的活動空間，這就為我們進一步爭取 自由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離自由還很遠，既然在現在 ，人們的很多具體願望都有了一定的實現機會，有些人可能就對自由本身沒那麼強 烈的追求了。好比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如果你父母給你找的對象實在不中意，而你 又有了另外的心上人，愛得要死要活。你就會拚命爭取戀愛自由婚姻自由。要是你 父母給你找的對象讓你覺得還挺不錯，你也許就對包辦婚姻不那麼反對，對自由戀 愛不那麼追求了。再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索爾仁尼琴說：「魚群從來不會為反對 捕魚業而集體鬥爭，它們只是想怎樣從網眼裡鑽出去。」文化革命中，網眼太密， 網成了布，大家都鑽不過去。這時候你號召大家粉碎這個網，一般人都容易聽得進 去。現在網眼很寬，許多人能鑽過去，就少數不同政見者鑽不過。有些人就會說， 誰叫你自己找彆扭呢？何必呢？誰都知道沒有網好，但破網很費勁，不破它也能過 得下去，於是有些人可能就不肯花力氣去破它，那個網也就有可能千秋萬代地存在 下去了。 現在有不少人對我說，國內的情況其實挺好的，只有少數不同政見者才覺得難受 。你老是提自由，但大多數人沒有這個迫切需要。你這主張不得人心。我想我們可 以從西方國家實現宗教自由的經驗中獲得啟示。過去實行宗教迫害，當然是信國教 的多數人去迫害信異教的少數人。在那時，信國教的多數人並不感到受迫害，他們 還感到很舒服，很自在。他們甚至會怪那些異教徒，誰叫你去信異教，活該。少數 異教徒當然願意保護自己，但他們既然是少數，單憑自己的力量他們就保護不了自 己。可見，保護少數這個要求不是對少數提的，而是對多數提的。它要求多數有同 情心，有惻隱之心，有對他人苦難的同情心。誰說今天的共產黨只在壓迫少數人呢 ？它當然也在壓迫多數人。它在壓迫少數人的身體，但同時也在壓迫多數人的良心 ，壓迫多數人的正義感和同情心。實現自由，就是要激發起人們的這些精神。 實現思想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它是下限。不管大家對未來變化有多少不同的看 法，這一條起碼要去共同爭取。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標題系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