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 訪】 憲政改革是中國大陸和平轉變的唯一出路 ——訪「中國人權」理事阮銘先生 亞 衣 自一九八八年出國以後，阮銘先生很少接受報刊對他的採訪。冬去春來。三月初 的一天，在普林斯頓寧靜的寓所裡，「中國學社」成員、「中國人權」理事阮銘先 生與本刊記者作了長談。 胡耀邦沒有「智囊」 亞：您曾經參與過中國當代領導層的改革活動，本刊不少讀者想對您有進一步的了 解，請您作一個自我介紹。 阮：我在一九四六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八年考入燕京大學機械工程系，讀 書期間從事學生運動，一九四九年之後做過青年團的工作，後來在《北京日報》理 論部和中宣部工作過。 亞：文化革命結束後，您應胡耀邦之邀到中央黨校幫助他工作，那時的主要工作內 容是什麼？ 阮：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調到中央黨校去後，想在理論改變兩個「凡是」的狀況， 準備辦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很小，一期只有一篇文章，五天出一期，就是《理論動 態》。我那時剛從寧夏干校回來。胡耀邦是在領導青年團工作時認識我的。 他請我去幫他辦這個刊物，後來又成立了理論研究室，吳江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亞：您在《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和《鄧小平帝國》兩書中提到胡耀邦曾經說過 中共黨內有三種人，一種是教條主義者，一種是槍桿子主義者，再有一種就是自由 民主主義者，包括許多知識份子。而您認為胡耀邦是第三種力量的「上升到最高地 位」的代表，是「知識份子類型的領導人」。 阮：是的。這對於認識中共很重要。中共與毛澤東的權力基礎是在延安整風中建立 的。毛澤東先是聯合自由民主主義者和槍桿子主義者打敗了以王明、陳雲、康生為 代表的斯大林教條主義者。然而，一反教條主義，自由民主主義就活躍起來了，《 輕騎隊》、《矢與的》等各種牆報批評官僚，批評特權，批評腐敗……於是惹怒了 槍桿子主義者。這樣毛澤東又使槍桿子主義和教條主義殘餘力量聯合起來打擊自由 民主主義者。這種情況與後來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及鄧小平時期的反自由化如出一 轍。延安時期的王震(延安衛戍司令)、康生(中共社會部長兼保衛部長)、陳雲(中共 組織部長)是整風後期整知識份子的三根棍子，是槍桿子主義和教條主義殘餘的聯盟 。這個基本狀況在鄧小平時期沒有變化。搞掉胡耀邦，是陳雲、王震和康生嫡傳的 斯大林主義者鄧力群長期(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七年)策劃的目標。 亞：您在中央黨校時期似乎主要是擔任當權者的「幕僚」或「智囊」，根據您的體 會，這樣的角色與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是否會發生衝突？ 阮：胡耀邦並沒有「智囊」。我第一次聽到「智囊」這個詞，是王震到黨校來整我 的時候，他說胡耀邦在黨校有個「智囊」，他就是要來打掉這個「智囊」。實際上 胡耀邦研究各種問題，找不同的人商量，周圍沒有一批人圍著他，幫他作什麼政策 設計之類的。 我所在的黨校理論研究室是黨校的一個部門，它的工作就像黨校其它的教研室一 樣，並不是專門為胡耀邦用的。當然有時他想叫人幫助起草一些文件，像十一屆三 中全會鄧小平讓他起草講話，他會臨時找人，有時會找我。對我來說，我的工作並 不是為了胡耀邦個人，或者是他個人的智囊。我並沒有感覺到這樣的工作與我作為 一個知識份子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有什麼衝突。胡耀邦這個人還是能夠容納不同意見 的。跟他爭論也沒有關係，他頂多批評我有點偏激。他常修改我的文章中用詞尖銳 的一些地方，說是「幫你磨掉一點稜角」。就我自己來說，也不會專門去為一個領 導人去搞什麼設計，按照他的思想去寫文章。這一點胡耀邦也知道。 亞：按照您的說法，胡耀邦在他掌握重要權力時並沒有什麼智囊班子。 阮：沒有。不僅沒有，而且他很反對這種東西。我與趙紫陽沒有什麼接觸，只是從 胡耀邦的口氣裡聽出趙紫陽比較喜歡智囊。也許趙紫陽使用智囊的辦法比較現代， 比較有效率，也許他是對的，而胡耀邦還是用老辦法，比較「土」。 亞：當領導人要你幫他起草一個講話，一個文件，而這個內容又並不是你在研究的 或你感興趣的，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堅持自己的獨見解？ 阮：我這個人不怎麼適應作這種事情。如果正好這一個時期的潮流主張與我的思想 合拍，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我就適應；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是因 為胡喬木起草的不行，鄧小平要胡耀邦找人重新起草，胡耀邦才找我參加的。現在 鄧小平交給胡耀邦的那個胡喬木的稿子還在我這裡，是胡耀邦交給我的。後來在理 論務虛會上鄧小平要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本來是務虛會起草小組的，因為鄧小 平思想變了，胡耀邦認為我未必適應，就找了別人。 亞：在中共當代領導人當中，胡耀邦是被公認的少見的開明者，但是在他身上同時 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比如在他下台前不久關於新聞工作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出)， 對此您如何認為？ 阮：胡耀邦主要的缺點是軟弱，不堅定，他不是沒有自己的思想，但是一旦鄧小平 向左轉，他也跟了向左轉，甚至認為鄧小平比他看得遠。他的思想接近自由民主主 義，但還有很強的黨的領導的觀念，在新聞工作的談話就反映出這一點，又講什麼 輿論一律了。雖然他本身傾向於自由民主主義，但長期跟隨毛澤東，有這方面的訓 練和傳統。當然他的特點是比較容易修正自己。如果在一個好的環境下，他可以作 更多的改革，但在左派的壓力下，他抵擋不住。 大陸要走憲政改革道路 亞：對於當代中國的政治變革，您的見解如何？ 阮：比較大的可能是在社會的壓力下，迫使共產黨改變。去年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 大樹江澤民核心的中央權威，我叫它是「核治」(rule by core)，是與法治(rule by law)根本對立的。現在看來有點治不下去了，有可能被迫改變。出路就是憲政改 革，由專制核治向民主法制和平轉變，就像台灣國民黨從蔣經國晚年開始的那種轉 變。台灣的反對力量，從雷震時代開始到後來的民進黨，一直對執政黨施加壓力， 國民黨也就不得不作出改變。(亞：解嚴，開放黨禁。)在照老樣子統治不 下去的情況下，進行憲政改革。國民黨有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並不適合台灣現在的 情況，但是就在這個基礎上，在台灣搞起了憲政改革。可以說台灣當權力量和反對 力量都有政治智慧。我不同意把台灣的政治說得一塌糊塗。台灣過去也是極權制度 ，今天他們能夠改變到這樣一個地步不容易。過去關在監獄裡的能夠放出來當立法 委員，還可以競選總統。柏楊就跟我講過，他關過十年監獄，認為台灣現在真的是 變了，他們這些坐過監獄的人出來在社會上沒有受到歧視。 亞：您是否可以把在大陸進行憲政改革的步伐說得更具體一些？ 阮：現有的憲法可以作為憲政改革的基礎。可以先行憲。現在的憲法有公民基本權 利，也有人大對政府的監督，可以先實行起來。實際上國內的人現在已經越來越多 地注意在現有的憲法範圍裡進行活動。我是很早提出「憲政民主」的概念的。就是 在承認現行憲法和現行政權的基礎上迫使這個政權行憲。亞：先行憲，後修憲)對。 國民黨在台灣就是這樣的。在行憲中有不適合的就修憲，經濟問題可以修憲，政治 問題也可以修憲。如果去另外搞一個憲法，代替現有的憲法，在當前現實條件下不 可能。這一點，不僅中國的民運人士要有這種認識，國際社會也應當有這種認識。 比如這次中美智慧產權的談判，美國後來的一個談判策略是承認中國大陸保護智慧 產權的法律是好的，問題是沒有執行。這樣就找到了共同點，一方面執法，一方面 開放市場，避免了一場貿易戰。這裡有很好的啟示。 亞：這裡有一個問題，在行憲的過程中，如果中共當局要強調在憲法中涉及到的「 四項基本原則」，那怎麼辦？ 阮：這個問題法學界也討論過，「四項基本原則」在憲法的序言中只有「堅持社會 主義」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兩項，另外兩項「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是 在歷史的敘述中提到的。有的法學家認為，憲法的序言只是提供了憲法的背景，並 沒有法律效果。也有的認為序言也有法律效果。即使這樣，那麼至少那兩條敘述歷 史背景的總不具有法律效果吧。而「社會主義」的內容在憲法上也修改過好幾次了 ，涉及到所有制問題都修改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容，涉及到「反革命」罪等 等，也可以修改。有些制度上的東西可以研究，作些補充。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是最高權力機構，按理來說，立法機構之外還應當有一個機構來審查你立的法是否 合乎憲法，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現行制度還不完善。哪麼是加強最高法院的權力，還 是在人民代表大會中成立一個憲法委員會？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憲政改革中提出來討 論。台灣也有爭論，總統制，內閣制，都還是不很清楚。很明顯，中國大陸現行的 憲法是不完備的，有許多問題，但是它可以用來作為憲政改革的基礎和出發點。 亞：您的意思是說，現有的中國大陸憲法在基本內容或架構上，與我們所追求的民 主社會的憲法，或者現在西方民主社會的憲法是基本一致的？ 阮：我不是評價現有憲法的好壞，不是對現有憲法作價值判斷；我 想說的是，不管現有的憲法是好是壞，可以打九十分還是二十分，你要使中國大陸 從極權制度開始向民主制度轉變，你就要選擇一個途徑。是象共產黨一九四九年那 樣廢除「偽憲法」，還是在原來一個不好的憲法基礎上一步一步前進？如果象共產 黨那樣推翻原來的憲法，那麼就要像它那樣進行暴力革命，或者如倪育賢所說的把 人民武裝起來。如果這樣做，我認為第一，搞暴力革命損害很大；第二也不現實。 要建立另一支軍隊來打垮已經相當現代化的，擁有氫彈原子彈的幾百萬中共軍隊， 是不可能的。現實的道路是承認它，改變它。即使是只有百分之十正確，也要承認 它，何況中國憲法的合理成分遠不止百分之十。 亞：那麼怎樣利用社會的壓力，迫使當權者走憲政改革的道路呢？ 阮：就當權者來說，有的不願意走這條道路。但對當權者也要作分析。在這次召開 的大陸政協會議上不少人提出不要當「花瓶」，李瑞環好像想把政協當作英國的上 議院。這樣的話，政協這一部分力量就至少是憲政改革的同盟軍。還有人大，喬石 和田紀雲反覆強調立法，強調法治，強調監督政府，很少強調「核治」。這就是說 在憲法和法律範圍裡進行的憲政改革可能得到這樣兩部分人的支持。現在說成立反 對黨恐怕為時太早，但是至少可以說，中國的憲政主義者的力量正在慢慢形成。這 是將來推動中國前進的主要力量。 「江八點」有新意 亞：剛才說到台灣政治的改變，主要是從蔣經國先生時代開始的。 阮：說起蔣經國，我不同意戴睛的說法，封他為一個新權威，說他設計了台灣從專 制走向民主。蔣經國也是被迫的。原來的一黨專制行不通了，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九 七九年的中美建交。本來國民黨是想恢復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政權，現在靠不住了， 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跟大陸統一，當時的鄧小平就是想這樣，他提出的八十 年代的任務之一就是統一中國，認為中美建交可以通過美國壓台灣。蔣經國這個人 厲害就厲害在這個地方，他不願意這麼做，那只有一個辦法，靠台灣，靠台灣的老 百姓。他提出台灣本土化，實際上台灣的民主化就是本土化。李登輝今天的局面是 蔣經國給造成的。他這個民主化不是主動設計的而是被迫的，台灣要生存，必須要 民主化。 亞：您認為共產黨現在有沒有像當年國民黨所面臨的那種壓力？ 阮：共產黨面臨的壓力沒有國民黨當時那麼大。台灣當時不僅有內部的壓力，還有 來自大陸共產黨的威脅和國際上被孤立的危險。而現在大陸主要是內部的壓力，外 面有影響但比較小。但是台灣的民主化是對大陸的一種壓力。如果大陸還用霸權統 一的強硬手段壓台灣，台灣的獨立傾向就會增強。所以不久前中共提出「江八點」 。對「江八點」，很多人說沒有新意，包括你們的主編於大海，我倒覺得「江八點 」有新意。為什麼會有「江八點」？就是因為去年的台灣選舉。本來中共以為集中 攻擊李登輝，把台灣弄得亂一點就可以把李登輝弄下去，從選舉結果一看不行，還 得跟李登輝打交道。「江八點」就是要與李登輝打交道。過去是「反李急統」，現 在知道急統不可能，所以提出分兩步走，第一步談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把統一的事 情挪到後面去。「反李急統」變成了「邀李對談」，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人家說 「江八點」是新瓶裝舊酒，我的看法是舊瓶裝新酒。舊瓶還不能換，但已經有了一 點新酒，這就是照「台灣當局」的口味調製的。結束敵對狀態的協議就是台灣的邱 進益提過的，當時中共不理，現在放進了瓶子。 總之大陸現在的壓力沒有當時蔣經國遇到的那麼大，所以鄧小平也不像蔣經國那 樣開放黨禁，但國內的壓力還是有的。如果大家提出來要共產黨執法，要你行憲， 它就不好辦，內部也就會起分化。這種方式看起來緩和，實際上產生的壓力更大， 共產黨不怕「反共大合唱」，怕的是憲政主義思潮的普及化。現在的問題是怎樣使 民主運動與一切認同憲政改革的力量結合起來。 重視共產黨內的憲政改革力量 亞：根據您的瞭解，對在中國共產黨內贊同憲政民主改革的力量可以作一個怎麼樣 的估計？ 阮：我覺得有相當一部分力量，但是他們可能只是掌握一些外圍的影響力。在元老 人物中，萬里最早提出政治問題可以自由討論。這些人在鄧之後會起作用。另外是 人大和政協，他們所處的地位本身決定他們是憲政改革的受益者，還有過去胡耀邦 、趙紫陽時期的一些人，像有些原來的省委書記，福建的項南，廣東的任仲夷，他 們不僅是經濟改革派，還主張憲政民主。在地方上也有這樣的力量。阻力最大的恐 怕還是李鵬的國務院。 中共四中全會以來，可以說是內外強硬、全面出擊。結果幾個月下來不行，春節 以來有了變化，「江八點」出台，對台灣的態度軟化；智慧財產權談判，答應了美 國的條件；反腐敗已經接觸到一些真正的要害。把周北方抓了起來。我看到海外的 一些評論把抓周北方說成「反鄧反改革」，這是不對的，不能把腐敗與改革混為一 談。 亞：您說的春節以後中共當局在政策上的變化，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以江澤民為核心 的領導在不受鄧小平具體指揮下的獨立決策？ 阮：我不是這個意思。江澤民、李鵬、朱熔基去年的強硬集權主義也是他們 的「獨立決策」，他們「四面出擊」的結果是「四面碰壁」，現在不得不自己轉彎 子。 亞：如果現在鄧小平死了，也會在大陸造成一種危機，從而對中國的憲政改革提供 了一個機會。 阮：我覺得是的。鄧死後，中共上層需要穩定，如果社會上的憲政主義者提出，要 穩定就要進行憲政改革，在這種情況下，當權者有可能一步一步接受改革。就像台 灣，民進黨起來當然會使國民黨的利益受到損害，但國民黨權衡利弊，還是接受了 改革。但我認為憲政主義者不必等到鄧小平死後，現在就有機會。 不需要一批人去推翻一批人 亞：按照您的意見，是不是說要實現中國的民主改革，不一定要通過更換現有的領 導人的方式？或者說，江澤民李鵬這些人即使在台上，仍然可能實現憲政政治？ 阮：在毛澤東死後，除了四人幫外，華國鋒也不是非下台不可的。就是十一屆三中 全會以後也不是一定要他下來。現在鄧小平死後，沒有華國鋒與四人幫那種衝突， 鄧死後，實際上是主張法治和主張「核治」(核心統治)的不同路線的鬥爭。江澤民 主張「核治」，喬石等人明顯主張走法治的道路。這樣，主張法治的會佔上風。但 是主張法治的人不必把主張核治的人打下去，當然也不是一點沒有變動，這是在法 律範圍裡的變化，不需要通過打倒什麼人的方式實現。 亞：根據您對中共黨內情況的瞭解，您認為趙紫陽復出的機會如何？ 阮：還是剛才所講的，趙紫陽可以通過選舉出來。如果他作為一個新強人出現，把 江澤民打下去，這種可能性沒有。但是如果大家認為他不錯，選他當國家主席，取 代江澤民，這種可能性還是有的。趙紫陽本人也不會想作為一個新權威出現。我想 現在的趙紫陽會贊成憲政民主而不會贊成新權威主義，他已經吃過新權威主義的苦 果。 亞：您在《鄧小平帝國》一書中曾經說過此人「一時清醒，一時糊塗」，現在是否 可以根據您的瞭解，對他作一個總的評價？ 阮：在經濟改革方面他所作的應該肯定，因為他使中國的經濟到了很難倒退的地步 。當然，經濟改革開放要求憲政民主，這一點他沒有做到。但是他使經濟改革不可 能倒退回去，就使得將來的政治改革比較容易，不至於象蘇聯東歐那樣經濟崩潰。 在這一點上，應該給他肯定的評價。我說他一時清醒，是指在他初期的改革思想中 ，政治改革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說毛澤東的悲劇要防止，主要靠黨和國家的制度 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當時他很清醒。但後來他又重複了毛澤東的方法指定、撤 換接班人，又糊塗了。有人說鄧當時是騙人，我說不是。這很複雜，有外界的壓力 ，也有他自身心理上文革的陰影。鄧小平害怕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連他原先 主張過的民主也害怕起來了。 明確打出憲政主義的旗幟 亞：這幾天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就反腐敗、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保障人權等問題向 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了多種請願、建議。您是否認為這些活動的形式與內容就是您所 說的憲政運動的一部分？在這一方面，憲政主義者和當權者如何達成一種良性的互 動？ 阮：是的。最近國內一批人的行動非常理性，在法律的範圍內進行。我覺得還可以 更加明確打出「憲政主義」的旗幟來，這樣比較有利。在憲政運動中，雙方都要防 止自己內部的過激行為，憲政主義者方面如果約束好自己，當權者中的過激行為就 不大可能實現。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說，共產黨裡面的鄧力群這樣的過激言論或民 運隊伍裡倪育賢這樣的過激言論，都可以存在，但是在行動上，又必須是合法的。 亞：當你強調在現行憲法和法律範圍內行動時，一定會遇到一些邊緣現象，就是民 眾認為沒有違反憲法，而當權這一方卻認為已經違反了。完全在共產黨容許的範圍 裡辦事就沒有進步了。您認為應當如何處置這類邊緣事件？ 阮：當一方認為已經超出憲法規定，另一方認為沒有超出，這樣就會有訴訟，這些 可以在法庭上辯論。不管怎樣，我們可以要求依法審判，但不得未經審判就推定有 罪。 新權威主義的要害是反對憲政民主 亞：您曾經在一些文章中強烈地批評過所謂「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您 認為主要問題在什麼地方？ 阮：我的觀點是，中國要改變，不能靠新權威主義的精英，而要靠整個社會施加壓 力迫使當權者作出改變。我認為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的主要問題在於反對憲政 民主，他們心目中只有權威加上精英，看不起普通人。李澤厚與劉再復對話提出的 四階段論，把民主放在最後。其實任何反對民主的人都沒有說不要民主的。沒有人 說我根本反對民主，永遠不要民主。無非是把民主推到幾十年、幾百年後的「第四 階段」。憲政主義者同他們的區別是現在就要跨出憲政改革的第一步。 亞：那麼，從未來中國憲政運動的發展來說，是否需要有對現代憲政理論、政府結 構和中國情況比較瞭解的這樣一些知識分子或精英，去充當願意進行憲政改革的當 權者的智囊？這是從社會需要來看的。 阮：從國外的情況來看，一些思想庫，研究所，像蘭德公司，可以受政府的委託進 行研究，或向政府有償提供研究成果。但研究本身是獨立的，政府是否採納是另外 一回事。研究者可以受你僱傭，也可以受其他人的僱傭。這樣就把知識分子的獨立 研究與對社會發生影響結合起來。雙方都是獨立的，沒有依附關係。如果把 智囊理解為依附關係，「士為知己者死」，那就是中國特色了。 共產黨一直在變 亞： 如果從您加入共產黨的時候算起，「黨齡」差不多有五十年了。在您 看來，中國共產黨是否還有可能依靠自身的健康力量造成內部演變，從而在中國歷 史舞台上起一種積極的作用？ 阮：我的黨齡只有三十七年，一九八三年被開除，就「死了」，哪裡還有黨齡？我 看共產黨一直在變。我曾經說過，我沒有變，是共產黨變了。毛澤東當年講民主自 由，那些話我並不以為是故意騙人。他當時要向國民黨爭民主，向斯大林爭自由， 當時的地位就是這樣。他當了權鎮壓民主自由，是他變了。另外在共產黨內，有主 張極權主義的，有主張新權威主義的，也有追求自由民主主義的，我被開除出黨了 ，還有很多人在共產黨內。共產黨現在有五千六百萬黨員，真正僵化極權的恐怕還 是少數。我們反對共產黨一黨統治，要它變成民主制度下的許多政黨中的一個。開 始也許還可能是多數黨、執政黨，後來變成少數黨讓別人掌權。這種可能性是存在 的。台灣就是這樣。國民黨也許會在野，也許再執政，這樣對國民黨也是一個鍛煉 。共產黨也可以這樣。 亞：您說共產黨變了而您沒有變，是什麼意思？ 阮：我入黨的時候，共產黨追求的是自由民主新階段，這時候毛澤東所說的自由民 主就是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還說自中央到地方 各級政府通過普選產生，毛澤東當時講的就是西方民主，而不是什麼無產階級民主 或社會主義民主。我是為了這樣的民主自由才參加共產黨的，現在還是這樣。所以 說我沒有變，是毛澤東變了。如果現在共產黨變回來，接受憲政民主，也許是挽救 自身的唯一出路。 研究毛澤東 亞：自一九八八年出國以後，您做過多個大學的訪問學者，在這段時間裡，您主要 從事那些課題的研究？ 阮：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請我來的，本來想根據我的經歷寫一本關於毛澤東帝國或 毛澤東時代的書，從延安整風到一九七六年。六四以後，我覺得應該先寫一本鄧小 平，於是就寫了《鄧小平帝國》，寫好以後我還是一直在準備寫毛澤東。其中在哈 佛研究了一段時間的文化大革命。《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是我在哈佛演講的一 個稿子。 亞：現在的研究情況如何？ 阮：文革的內容寫了兩三段，前面的也寫了幾段，還不夠成形。我覺得毛澤東是一 個政治的、歷史的人物，有特別的歷史作用。人是複雜的，不是一面的，黨也是復 雜的，不是鐵板一塊的。像李志綏書中提供的毛在游泳池見赫魯曉夫的事也可以從 兩方面去看，有人說表現了毛不禮貌，也可以說是毛抗拒蘇聯控制的象徵，因為赫 魯曉夫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被毛拒絕。中蘇決裂實際上從此開始。鄧小平在對 外政策上繼承毛。 亞：您是一位學者，與海外民運沒有組織上的聯繫，可不可以談談對當前民運情勢 的看法？ 阮：我對民運本來是很積極的，六四以後到巴黎去，參與籌備民主中國陣線。我當 時的主張是成立一個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非常廣泛的，不要有嚴密組織，不要 有職業革命家的那種組織，可以有精幹的辦事機構。但是在民陣一大籌備時很多人 不同意我的意見，主張成立嚴密的組織。 人權應當由憲政來保證 亞：您是中國人權理事，能否從憲政的角度談談人權問題？ 阮：我去年看到把爭取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與最惠國待遇掛鉤事實上已經不可能繼 續下去，因此主張人權應當由憲政來保證，要通過憲政民主來解決。中共政府講人 權東方西方各有標準，這個我們不同意。是不是國際社會也可以採取美國在智慧產 權上的方法，要求中共執行自己憲法所規定的人權，公民的政治權利。衡量人權是 否改善的標準是看它有沒有實行憲法。大陸很多法律違反了憲法。應當抓住違反憲 法的法律予以糾正。這方面有很大的空間，可以一步一步去做。 亞：謝謝您給我提供了這樣精彩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