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見證】 一生兩上「黑名單」 郭羅基 我一生中已經上了兩次「黑名單」：十六歲的時侯，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 六十歲的時侯，又被共產黨列入「黑名單」。被國民黨列入的是追捕的「黑名單」 ；被共產黨列入的又是放逐的「黑名單」。 因反對國民黨的不民主，參加共產黨，為建立一種新制度而獻身革命。「新制度 」建立後卻反過來迫害我自己。共產黨給予我的不民主之苦，遠遠超過了國民黨。 我可以逃脫國民黨的追捕，但逃不脫共產黨的整肅。這是我的人生悲劇，也是我所 生存的近代中國的歷史悲劇。 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變了。共產黨局處陝、甘、寧一隅時，向統治全中國的國民黨 挑戰，也曾生氣勃勃，而國民黨則昏庸腐敗。現在，共產黨的昏庸腐敗超過了一九 四八年的國民黨。問鼎中原，執掌全國政權，免不了腐敗，可見中國的這塊黃土地 有滋生腐敗的根源。改造黃土地，剷除腐敗的根源，要靠全中國人民大家來動手。 國民黨撤退到台灣，絕處逢生，又有了生氣。去年，我應邀到台灣訪問，目睹一 番繁榮景象。昔日「黑名單」中人，非但不抓，反待我以上賓之禮。風聞有人組織 台灣共產黨，未見「鎮壓反革命」。我在台灣講講馬克思主義也無妨。 (一) 我在台灣、美國、歐洲都可以講馬克思主義，唯獨不能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 中國大陸講馬克思主義。我之所以被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列入「黑名單」，就因 為講馬克思主義太認真。 參加共產黨的時候，其實我不懂什麼馬克思主義，唯自由、民主是崇。後來學了 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是皮毛。倒是「文化大革命」中，從懷疑出發，重新研究馬克 思主義，反而得其真傳。 我在共產黨內，起初經常受表揚，少年得志；後來又老是挨批評，歷經坎坷。我 喜歡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發表看法。和黨發生不一致，往往懷疑是自己錯了， 黨是不會錯的。一九五七年，被指責為「右傾」，一個勁地檢討自己，深挖「資產 階級思想」。一九五九年以後，我對共產黨的正確性發生了懷疑。雖然被戴上「反 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代表人物」的帽子，老子不再檢討 了。及至「文化大革命」，我進一步對共產黨的理論基礎發生了懷疑。為什麼會上 演一場破壞性的「大革命」？想必是可悲的理論導致可悲的「革命」。但我並不滿 足於自己的推論。於是關起門來，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挨個 兒拷問。許多人都不看書了，還把藏書當廢紙賣掉，我卻買書、看書非常起勁。研 究的結果，首先發現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回事 ，而是一步一步地退化、變異；斯大林和毛澤東是兩個歪嘴大和尚，把馬克思主義 的正經念得歪到一塌糊塗。再從理論對照現實提出問題，蘇聯和中國所發生的一切 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當然不符合，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令人歎息的事件主要應 由斯大林、毛澤東負責，部分地由列寧負責，而不能由馬克思、恩格斯負責。我又 進一步提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否有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生在馬車時代，如今已 到了宇宙飛船時代，他們的思想怎麼能原封不動地適用於當代？當然有問題。有問 題是否可以推翻？我曾試圖加以推翻。即使推翻了那些可以推翻的東西，我發現總 還有一些東西至少現在是無法推翻的，這些東西卻是基本的。我對共產黨、對馬克 思主義都發生過懷疑，懷疑的結果不一樣：共產黨是錯了，馬克思主義並不錯。蘇 聯和中國的災難是違反馬克思主義造成的，而且馬克思主義本身也陷入了災難。於 是，我決定運用馬克思主義批評共產黨。後來得知，法國存在主義大師薩特有一句 名言：「毀滅馬克思主義的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可以補充一點， 還有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不愧為大師，辛辣的語言道出了深刻的 真理。 當時，北京大學的不少學生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厭倦，轉向探討理論，欲窮究 竟。他們追隨李大釗的傳統，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著作學習小 組」、「青年共產主義學會」等等。後來人們發現，凡是「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 都是擁護「文化大革命」、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凡是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則「別有用 心」，都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於是那些聚在一起認真學習 馬克思主義的夥伴們，一一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而我是「反革命小集團的總 後台」。我受到「隔離審查」、「批判鬥爭」、「下放勞動」的懲罰。中國知識分 子的思想經歷，同時也是一番痛苦的生活經歷。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構成違法犯罪， 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因為形成某種思想或不願改變某種思想而遭到官方的制裁。 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在共產黨的天下，居然研究馬克思主義也有罪。 (二)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沉思十年，不發一文；「文化大革命」結束，一發不可 收拾。我經常撰寫文章、發表演說，投入真理標準討論，促進思想解放運動。在胡 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一批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結成了聯合陣 線。我們的基本立場還是「補天」，希望趁清算「四人幫」之機，在人民的批評監 督下，共產黨能改正自己的錯誤，告別過去，從頭開始。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 派阻撓這種清算。我們鼓動人們支持鄧小平，反對「凡是」派，導致最高權力的轉 移。共產黨改正了一些錯誤，但不願意改正那些根本性的錯誤。鄧小平也祗允許清 算「四人幫」、「凡是」派和他的不同點，不允許清算「四人幫」、「凡是」派和 他的共同點。清算到一定程度，他又祭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法寶來了。「 理論工作務虛會」被說成「資產階級自由化之源」，鄧小平在會上所作的《堅持四 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則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武器。會議的參加者發生了分 化：一部分人轉變立場，跟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另一部分人堅持己見，成 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我被胡喬木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冒尖人物」，又 被鄧小平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在自由主義過分發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自由主義是一種抑制；在缺少自由的 中國，馬克思主義確有自由化的傾向。同一事物在不同條件下，可以發揮不同的作 用。說我們搞自由化，並不冤枉，分歧是在於：我們認為中國需要自由化而加以提 倡，鄧小平不允許中國出現自由化而加以打擊。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相對應 的，提倡什麼化？是不是提倡無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說「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 社會主義的自由化」。一再追問，就是說不出提倡什麼化。那麼我來說，「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提倡封建主義專制化」。究竟什麼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一概由鄧小平說了算。通俗地講，「不聽話就是自由化」。胡耀邦不聽話，是自由 化，代之以趙紫陽；趙紫陽又不聽話，也是自由化。 鄧小平的講話，中共代表大會的報告，不是提倡民主化嗎？為什麼容不得自由化 ？民主可以區分為兩種：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聲稱實行社會主義民主， 反對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為什麼不可以區分為兩種？因為民主區分兩種以後仍可以 加以利用，自由則不然。民主不是講少數服從多數嗎？共產黨、政府、上級、核心 人物永遠是代表多數的，所以事事必須服從。自由要落實到個人，它所強調的恰恰 是人們必須享受一定限度內的不服從。如果沒有自由，個人不能表達自己的意志， 往往形成虛假的多數，也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所以，反對自由化，提倡民主化，是 南轅北轍。 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可以說，反 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至少和鄧小平同樣地「堅持」。一九八零年十二月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共 中央宣傳部召開的會議上就提出不同意見。一九八七年那場反自由化前夕，我向中 共中央上書申述保留意見，認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是不科學的、非馬 克思主義的。」 我因宣傳馬克思主義而被列入「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又反對「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祗有等著吃苦果了。一九八一年鄧小平的一次講話後，我被剝奪了發表文 章的權利。一九八二年，鄧小平的盛怒之下將我趕出北大，全家發配南京。我被取 消了人民代表的資格，還不許當領導，不許出版著作，不許公開露面，……。蟄居 紫金山下，從此銷聲匿跡。我不學屈原，自投秦淮，亦恥為賈誼，憂鬱喪生；面壁 十年，待機而起。 (三) 鄧小平以反自由化求穩定，事與願違。正像「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越鬥越 亂，還認為階級鬥爭抓得不夠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總是歸結為自由化反 得不徹底。企圖以反自由化來壓制人民對特權和腐敗的不滿，發生大規模的抗議運 動是不可避免的。八九民運是一浪高一浪的反自由化所積累起來的民怨的總爆發。 這一次，不管是正理歪理都不講了，乾脆調動軍隊瞄準裝著自由化思想的腦袋開槍 。 我本來就反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六四」以後我公開站出來發表三點看 法：第一，「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六四」開槍是反 人民的；第三，共產黨以「黨員重新登記」排除異己是反黨章的。上一次登記我尚 未在冊，借「重新登記」之機就將我徹底清除出黨了。政治迫害隨之而來，我被取 消了教授資格，還不許我講課，又剝奪了我的出國權利。我根據憲法和法律，起訴 國家教委和共產黨組織，官司從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打到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又 打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一份五萬字的《公民上書》 。我的訴訟文書在國內和國外廣為流傳。雖然在法庭上的裁定不是「不予受理」就 是「駁回」，民間的正義呼聲形成了強大的壓力，我再次申請出國，官方就不得不 同意了。共產黨的脾氣就是這樣，這一次死不認錯，下一次偷偷改正。 我運用法律的手段，憑借輿論的力量，奪回了出國的權利。這是十多年來我為維 護人權、公民權所進行的鬥爭取得的勝利成果。但我的出國並非逃亡，到達美國不 久，我就在《世界日報》上發表文章說：「從我離開祖國的那天起，我就思念我的 祖國。雖然我在中國受到幾十年的政治迫害，我還是愛我的祖國。」中國大陸是我 的根，生於斯、長於斯，漫長六十年。那裡有眾多的父老兄弟姐妹，牽動著我的情 思，我願為之奉獻我的熱血和心智。我的事業是在中國大陸。 本來我打算今年回國。共產黨又改變了策略，從前是不許我出國，現在是不許我 回國。我又要為爭取回國的權利而奮鬥了。不許出國和不許回國同樣都是侵犯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寫明：「人人有權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並 有權歸返其本國。」「黑名單」上對我的處置是：「1998年前不准入境。」好心人 猜測：大概1998年後就可以入境了。殊不知我的護照1997年到期，祗要不予延長， 1998年後沒有有效護照，就不需規定「不准入境」了。不僅剝奪了我的權利，還要 取消我的國籍，中國政府的用心何其毒也！ 我之所以被列入「黑名單」，原因無非是兩條：第一，我運用馬克思主義批評中 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第二，我依據法律起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經不起馬克 思主義的批評，算什麼共產黨！害怕公民訴諸法律，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四) 中國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始而封殺於國內，繼而放逐於海外。策略的轉變說明 了什麼？ 腐敗了的「土八路」，口頭上咒罵資本主義，心底裡迷戀資本主義，他們真是把 西方看成極樂世界，祗能允許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女出國。他們決不向「持不同政 見者」施捨進入極樂世界的門票。而且他們自認為有能力在內部消化「持不同政見 者」。現在，「鳥籠經濟」已經散了架，「鳥籠政治」也越來越守不住了。無可奈 何之際，祗好讓那些嚮往自由的鳥飛出去。特別是對合法地開展人權運動、民主運 動的人們束手無策，放他們出國拉倒；人家不願出國還要「動員」他們出國。從前 ，收聽外國廣播叫做「偷聽敵台」，是一種「反革命罪」，可以抓起來坐牢。偌大 一個中國，簡直成了封閉的「黑箱」。如果中國政府有力量把國界封住，連收聽外 國廣播都不允許，還能允許「持不同政見者」出國嗎？前後政策不同，何也？「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將「持不同政見者」放逐於海外，能否維持國內的穩定？勃列日涅夫早就實行此 種政策，何曾給蘇聯帶來穩定？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持不同政見者」作家索 爾仁尼琴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二十年後，索爾仁尼琴光榮回歸，強大的蘇聯而今 安在哉！出現「持不同政見者」，「持不同政見者」之所以成為麻煩，是一些標榜 「社會主義」的國家特有的現象。在民主國家的代議機構裡，議員們相互之間都是 持不同政見者，激烈爭吵，司空見慣。正是各種力量的平衡，維持了穩定。視「持 不同政見者」為異己，必欲除之而後快，是缺乏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顯著症狀。 不求醫治制度上的弊病，以趕走幾個人自保，祗是在不觸動原因的前提下去消除結 果。祗要原因還存在，同樣的結果必將重複出現；可以斷定，趕走一批又會出現新 的一批。我和我的許多朋友，本來都是忠誠的共產黨員，正是共產黨的錯誤路線和 高壓政策逼得我們走上追求獨立思考、維護獨立人格的道路。起初不過是黨內的異 議分子，共產黨不能寬容，被革出教門，就成了黨外的反對派。「持不同政見者」 是共產黨自己製造出來的。路線和政策不改變，還會有人走上我們曾經走過的道路 。以放逐求穩定，實非釜底抽薪，而是揚湯止沸。不僅如此，恐怕會越來越糟，走 向自己願望的反面。既然成了「不安定因素」可以出國，那麼想出國的人先鬧一鬧 ，鬧得共產黨感到頭痛，就能達到目的。這不是鼓勵人們爭當「持不同政見者」嗎 ？結果是更不穩定。 鄧小平說：「希望所有出國學習的人回來。不管他們過去的政治態度怎樣，都可 以回來，回來後妥善安排。」這是一副求才若渴的姿態。此話當真，就不應該開「 黑名單」；既然「黑名單」上的四十九人不准入境，再說什麼希望「所有出國」的 人回國，至少有語病吧。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其實，不准入境的何止四十九人！ 因國中有「黑」而不願回國的又有多少！如此求才，難矣哉！ 在中國，最高的原則是「政治上思想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是幾千年傳統的 花樣翻新。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老祖宗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吏為師，自以為有資 格從一切方面包括思想上統治人民。實際上秦一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貧乏的朝代 ，竟沒有留下什麼好文章。《古文觀止》中的秦文，僅有李斯的《諫逐客書》一篇 ，還是秦王政滅六國以前寫的。這一篇倒與「黑名單」有關。秦王政十年，要把從 諸侯國外來的人才驅逐出境。李斯上書，提出不同政見，最後的結論說：「內自虛 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剛愎如贏政，居然還能從國家利益考慮 採納別人的意見，改變政策，秦以自強。中國領導人無暇讀書，說點典故，藉以類 比。祗需補充一點：把本國的人才拒於國門之外，較之秦王逐客，更是愚不可及。 (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現在在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