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稿】 與文字同在 ——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納丁·戈迪默 貝嶺 芮夢達 馬一龍 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女士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南非小說家、一九九一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被哈佛大學聘為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度講座教授，並於 一九九四年秋季客居麻州劍橋市。此專訪由《傾向》雜誌主編貝嶺在助理編輯馬一 龍、業務經理芮夢達的合作下，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戈迪默的臨時寓所中 進行。 訪：在您作品的中譯本中有您接受採訪時說的一段話，意思是說許多流亡作家由於 被放逐而變得性格脆弱和思維遲鈍，從而失去了寫作能力。您是否也同意我們的看 法，流亡或內在的放逐也許可以使作家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甚至成為寫作的必 要動力呢？ 戈：首先，我沒有說過流亡者會失去他們的寫作能力。我只說過流亡是一種身心創 傷，很多作家很難在流亡中寫作。正如薩特所說：「進入流亡意味著失去你在世上 的位置。」這是一種令人不安的位置。我認為，對於作家而言流亡是危險的。也許 有些人即使在流亡中仍能保持創作的生命力，如曾在哈佛大學教書的英籍南非流亡 詩人丹尼斯·布魯塔斯(Dennis Brutus)，他在整個放逐過程中都能繼續寫詩，從沒 有枯竭的時候。而且，他寫的是對故鄉及流亡生活的體驗。其他我所知道的流亡作 家卻不能自我調整。而內在的放逐，是作家對於所受到的迫害及對所處環境反抗的 一種形式。是作家個性中的政治構成。當然，這也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有 一些人認為作家在放逐時或在政治壓迫下能創造出最好的作品。然而，許多作品能 夠寫出來並不是因為你的作品是當局禁止的。在南非，有文才的作家總被不擅言辭 的人們叫到公共場合去發表譴責種族隔離政策的演講，這必然引起當局的注意，結 果，他們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對抗社會既定秩序的內在放逐是艱難的。內在放逐 可以刺激作家的才華；但是，沒有內在放逐，你就難以成為一個作家。 訪：您曾說過：「對那些經歷過審查制度的人來說，審查是永遠不會完結的。」您 又說「審查是打在想像力上的烙印，影響著受過審查的人。」時至今日，您認為審 查制度仍然在影響著您嗎？ 戈：沒有。因為我的作品被禁已是幾年前的事了；當時其他作家的作品也被禁了。 雖然我的書比其他南非作家寫的書多禁了幾本，但一般來說我們的書都是被禁的。 但是那種寫作時總想著「不知道這次我能不能躲過查禁」的感覺，我想作家們還記 憶猶新。不知中國的情況是怎樣的？ 訪：你在這裡的第一次講演中提到，所有的寫作都必然是政治性的。中國大陸有著 極其特殊的審查和出版制度。政府設立了專門的新聞出版總署及地方上的新聞出版 局。中國大陸不允許私人出版社的存在。雖然中國沒有成為法律的預先審查制度， 但是，所有出版社的內部都有共產黨的支部，他們對出版物的內容給予預先審查。 簡單地說，中國大陸官方一般不干涉作家包括性在內的大部分題材，但如果是涉及 政治的，而且是直接批評政府和共產黨的，就不被允許了。請問，南非的情形更為 特殊嗎？您的寫作是否受到國家的干預？ 戈：這要取決於什麼是直接的。如果你寫的文章抨擊了政府，這是一種情況，如法 國作家左拉(Emile Zola)寫的文章《我控訴》(J'accuse)，那麼你就會與政府有直 接衝突。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有想像力的作家，你創造了一些人物，你也許就能躲避 。這取決於你能夠把多複雜的東西組織起來放進你的作品。舉例說，也許在你的作 品中有一種人是反對政府的，而且在直率地表達他的意見；而另一些人物是比較保 守的，即順從政府主張。通過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對立的觀點，你也許可以避免直接 表明你自己的觀點。我設想中國作家會這樣做的，就像前蘇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作 家一樣。 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都是自由地寫作的。我認為，審查制度最荒唐的影響是當 你寫作的時候總是去想我寫的東西會不會被禁。令人欣喜的是，無論是黑人還是白 人，嚴肅的非洲作家根本不去考慮審查制度。當然，過去的問題是，當作品完成時 ，地方出版商、那些膽大的小出版商會敢於一試，也許你可以避開審查幾個星期或 幾個月，讓書得以流傳一段時間。南非比前蘇聯幸運，我們沒有出版前的審查制度 ，人們很小心，我們幸運的話可以讓書發行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但是，你必須取 得出版商的合作。 訪：請問，這些出版社是私人獨立擁有的嗎？ 戈：是。有趣的是這種情況和一些大的國際出版商構成了一種對比。像牛津(Oxfor d)、麥克米蘭(MacMillan)和朗曼(Longman)等西方大出版社，他們都在非洲賺了很 多錢，因為他們出版了很多學校的教材及其他學習資料。但如果讓他們出版一個年 輕黑人作家的作品，得到的回答卻是否定。到了七十年代，南非的作家們在絕望中 聯合起來。因為沒有錢，我們只能從一些慈善的富人那兒得到少許捐款，成立了一 家小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結果很成功，這使那些大的出版商感到恥辱。這 本詩集的銷售達到了聞所未聞的數字，竟售出了一萬本。表面上看這是一個例外， 事實上卻是一個突破點，一個開始。人們迅速創立了許多這種投資很少的小型私營 出版社，這些小出版社只靠上一本書的收入來維持，最後有三家得以生存。其中一 家是屬於我們作家的組織——南非作家協會的。現在出版社的資金來源不足，因為 我們的資金來源於國外，主要是歐洲共同體，特別是瑞典及荷蘭。現在他們更關心 東歐發生的事，並將資金投入東歐。他們現在更願意將錢投入教育，即所謂的正規 教育，我認為那也是對的。但讓基金會或投資者承認藝術也是一種教育的形式，是 一樁很難的事情。 訪：這個時代日益盛行的學院式文學批評常常令人眩目。記得您曾對文學批評家不 抱好感，可在另一篇論文中卻讚揚了一位獨特的批評家蘇姍·桑塔格(Susan Sonta g)。您認為怎樣才是好的、明智的批評？可以拿蘇姍·桑塔格為例嗎？ 戈：我認為蘇姍·桑塔格是個天才的批評家，也是當代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我 想，一般地說，明智的批評，首先必須出自對文學的摯愛。其次，批評家也應該從 事一些文學創作。批評家決不應該把他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作品。這是一個批評家常 犯的錯誤。當然，在高明的批評家中，這種錯誤不會發生。但在通常的批評中，在 你滿目所見的文學期刊和雜誌中，你確實會感到批評家是想用自己的見解將書重寫 一遍。 訪：當批評家根據自己的想法來詮釋或重寫文學作品時，您認為這對作者會產生影 響嗎？ 戈：這取決於作者。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及同其他作家朋友的談話，我發現，當你剛 剛開始寫作時，每一個種評論都會對你產生影響。如果你的書被誤解了，你會覺得 很難過和氣憤；如果你的書受到誇獎，你會感到高興。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評論 文章你會讀得越來越少。也許會有一兩個人的意見是你格外尊重或關心的，因此你 會把他們的評論仔細讀一下。有時你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最好的是有些評論 家似乎確實理解你的書，於是，你會感到你已經寫出了一本好書。但是太多的評論 家總是用他們自己的觀點去評論，或者他們只讀他們自己想讀的東西。因此，當他 們看到一個來自南非的作家時，就會想到他寫的書一定是關於種族隔離的制度的， 於是他們自行刪掉了許多內容，或者說他們誤讀了書的內容。 訪：在您最新的長篇小說《無人伴我》中，您既很深地挖掘了書中政治活動家的私 人生活，也非常清楚地刻劃了他們的政治觀點和政治活動。您也在《七月的人民》 中描述了相似的內容。您既描寫了主人公的個人生活，又強有力地勾畫出他們在政 治上的問題和他們在極特殊的環境下的反抗與鬥爭。其他國家的讀者怎樣領略、讀 懂、並熟悉您在書中所表現的人的處境及人類關係中帶有普遍性的困境呢？ 戈：不要把它視作目的，或不刻意追求它。我想首先你應該寫你最熟悉的東西。如 果這種稱為「普遍性」的東西能夠表現出來，那麼說明你走得比你所知道的更深， 因為它觸及了中國人、印度人、美國人及所有人的內心。 訪：我及我這一代的許多中國作家能夠開始寫作是因為受到偉大作家作品的啟發和 震撼。這些年，就像我這一代的許多中國電影導演精心拍攝能夠在西方電影節上獲 獎的中國電影一樣，一些中國作家和詩人的寫作目的也變成了努力讓自己的作品被 翻譯成西方語言出版。假如作品是需要讀者的，你對給自己的母語讀者寫作與 給國 際讀者寫作的關係是怎樣看的？ 戈：我覺得不應該為任何讀者而寫。你寫的是你所知道的，你所感受到。如果我在 念一本中國作家作品的英譯本時，發現它的風格和內容是模仿西方文學，就會覺得 很不舒服。我會期望一部不同的作品。當然，國際影響總是存在的。最近獲得諾貝 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我數年來所讀的作品中，他的作品只有三部是 有英譯本的，他對於戰爭主題的審視角度是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他沒有試圖從美 國人或英國人的角度來看待戰爭——雖然他讀了很多西方的作品。 訪：那麼，您認為您作品真正的讀者是您自己？ 戈：對，你的讀者其實就是你自己。如果你不去想「這會不會使他(或她)滿意」和 「要不要符合某些人或外國人的口味」，你就能做成一些事。 訪：十多年來，在中國，我這一代的許多寫作者，特別是被國家和警察持續騷擾的 詩人常常覺得堅持寫作變得非常困難，這種情況也發生在自我放逐的海外中國作家 身上。您認為停止數年的寫作對詩人及作家有什麼危害嗎？ 戈：我認為，在某種特定的狀況下是非常困難的。在種族隔離的南非，犯人是不允 許寫作的。你也許會設法托人偷著帶出你的手稿。例如，當一個南非詩人被從監獄 中放出來時，他發表了一本詩集《內幕》(Inside)。他的詩全是在小碎紙頭上，然 後用各種方法偷偷帶出監獄。對於因某種原因而短期無法寫作的作家來說，他們寫 作的慾望似乎還會持續。但是談到長期的影響，最壞的情況可以從薩爾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的內在的囚徒式生涯中看到。某種意義上，整個世界都是他的監 獄，他任何地方都不能去。通常，如果你是個政治犯，你可能會逃出你的國家去另 外一個地方。那時，你基本上還是自由的，但這對拉什迪來說不可能，他在任何地 方都是有危險的。我想他感到繼續寫作非常困難。五年之後，他仍然不能正常地走 上街頭，他失去了進入普通生活所對人產生的刺激和影響。他不能體會正常生活對 於一個人的意義。他完全喪失了與別人正常的接觸。 訪：一些短篇小說作家常常無法很好地駕馭長篇小說的內在結構，反之亦然。您先 前寫過許多精彩的短篇小說，後來您又主要致力於長篇小說的創作。您怎樣看待長 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的不同呢？哪一種形式您更喜愛？ 戈：對我來說，我更喜愛哪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件事是怎樣在我腦海裡出現的 。也許某些事以緩慢的節奏發展，短篇小說限制了這種發展，而長篇小說則允許事 件在長時間內緩慢地發展、變化。小說的形式是由它的主題決定的。 訪：那麼，小說的形式與作者常常抑制不住地想要表達的思想有沒有關聯呢？ 戈：我從不試圖用小說表達一種思想。 訪：您覺得您的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您的祖國南非近期發生的巨大變化嗎？ 戈：在我的國家，文盲在人口中的比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沒有作家(無論黑人或白 人)能從根本上接觸到大眾。這是一個出人預料的情況。因為有些人根本不識字，另 一些人只能讀懂大標題——像一個只給人籠統信息的通知，還有一些人是所謂的「 連環畫讀者」——他們只能讀懂連環畫中的人物在「氣泡」裡說的話。這個現象使 小說的讀者非常有限。 訪：您對自我放逐中的(中國)作家有什麼建議？或者說，怎樣在放逐中持續寫作呢 ？ 戈：這會十分困難，因為你們有十分嚴重的語言問題。在我的國家，一些我的作家 朋友放逐在外，由於他們能說、寫英文，所以他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賺取生活費用 。他們有些是記者，有些教書，他們做各種不同的事。當中國的放逐者來到另一 個國家時，必須接受語言上的再教育。當寫作無法成為你生存的手段時，我覺得是 十分可悲的事。我實在難以想像你們會怎樣生存。 訪：您曾答應要給我們您作品的中文版權，您會向我們推薦您的哪些作品來翻譯和 出版呢？ 戈：我建議貴刊自己選擇一篇來翻譯，我給予翻譯和印刷的許可權。你們只須(在出 版前)通知我的出版商和我本人一下。我可以想到的是在我的長篇小說《無人伴我》 中維拉在南非的街上行走，可是沒有人認出她來那一節。 訪：順便告訴您，許多中文讀者也喜歡您的短篇小說和您寫的散文。您寫的一些文 章也非常有力。 戈：那些文章我真的不認為可以代表我的寫作。我寧願你們能從我的長篇小說裡選 一些。到現在維持我已發表了近二十部長篇小說。對我而言，文章不是我寫作的中 心，我想我推薦的《無人伴我》中的那個章節會十分理想。 訪：中國作家和西方作家的直接對話是極其重要的。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