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書】

論《九三斷想》之被查禁

劉賓雁


  兩本書——王山的《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和粱曉聲的《九三斷想》幾乎是同時同
地(一九九四年七、八月間，山西兩家出版社)出版，遭遇卻截然不同。前一本，假
托德國人之名，偽造半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顛倒重大是非，把中共和毛澤東所制
造的災難栽到中國人頭上；把苦難深重、對中國現代化付出最大犧牲的中國農民說
成是中國的最大禍害；主張中國退回毛澤東時代並為中共政權的下一場血腥鎮壓提
供理論依據。梁曉聲的這本書，卻是揭示中國目前真實存在的危機，表達了中國多
數人的焦慮與憤怒，為使中國擺脫已然陷入的險境而大聲疾呼，慷慨陳詞。然而前
一本書卻居然受到江澤民的青睞，一再向幹部推薦，以至暢銷全國；後一本卻被中
共當局目為「反動」，遭到查禁！
  僅僅這一個事實，已經證明中國近十六年來發生的一切並不是「不可避免」、「
只能如此」，而是有一隻強大的手不斷干預和擺佈的結果。
  一九八零年初，在黨內和軍方保守派的壓力下，沙葉新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
和另一作者的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裡》被禁止上演和拍攝，它們所寫的幹部子
弟享有特權和軍隊高幹道德敗壞現象從此便越發不可收拾。一九八一年春，由代表
軍隊四人幫勢力和保守派的韋國清所把持的《解放軍報》發難，鄧小平支持，對作
家白樺揭露文革罪惡的《苦戀》展開了一場全國性的大圍剿，是為第一次「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運動期間中宣部發佈第七號文件，要求作家不要再寫揭露五
七年反右派運動與文革的作品，同時對於報刊揭露、批評性報道橫加一系列限制。
從此許多作家改弦更張，不出幾年，逃避現實的作品便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一九
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更橫掃理論、新聞、文藝等全部意識形態部門，
不准人們關注、思考和揭示中共和社會的愈演愈烈的危機，在隨後的所謂「整黨」
運動中則大走過場，把黨內腐敗勢力全盤包容下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清污」運動正是以批判周揚、王若水和王元化等學者關於社
會主義也有「異化」的論點開始的，而十年以後，作家梁曉聲所寫的《九三斷想》
，從頭到尾寫的就是中國人的已然達到駭人聽聞程度的異化。從一九七九年春鄧小
平拋出「四項基本原則」起，中經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
九年四次「反自由化」運動，中共的目的始終是抑制人民的不滿，維護其統治，為
此便務求把歷史的悲劇和現實的錯誤、把黨的腐敗和社會黑暗嚴密包藏起來，不使
人知，不許中國人參與中國社會的改造進程。
  但不使人知是不可能的，因為官場的腐敗和改革路線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對人民
大眾利益的傷害越來越直接、越嚴重，而由於中國人在文革之後曾有強烈的參與改
革的願望，因而對於各種不正不義和不法現象愈益猖獗而自身無能為力和無計可施
的這種情況，便在焦慮、憤慨的同時，產生了悲觀、沮喪情緒，毛澤東時代已經發
展多年的那種中國人同社會、同自身本質相異化的過程進一步加劇。反社會情緒與
行為便在這個基礎上蔓延開來。「六四」大屠殺更使這個過程加速發展，終使中國
人在道德上幾近面目全非！
  有人認為，《九三斷想》的遭禁，同它不加掩飾地揭露了公、檢、法的黑暗不無
關係。和軍隊一樣，「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公、檢、法也一直是中共全力庇護、
不准任何人公開批評的，而這就自然使那裡本來就有甚於其他政權部門的腐敗與犯
罪自由地遍地開花，從而造成今日「軍匪一家」、「警匪一家」和「執法者無法無
天」的局面。人民同警察武警以及司法人員的衝突，忍無可忍的人民對那些民憤極
大的作惡者的報復，八十年代末期已經開始。鄧小平死後中國社會動亂的第一幕，
很可能就是這種自發性報復浪潮的廣泛展開。
  然而令中共當局感到恐懼的，顯然是《九三斷想》一書總的傾向和作者的主旨—
—他要喚醒沉睡的中國人，而中共近年來的主要目的則恰恰是要使中國人沉迷於經
濟生活的滿足。《九三斷想》開頭幾頁，作者屢次向讀者轉述了窗外「救命」的呼
聲，想必是有象徵意義的，瀕於危難的並不是在街頭受難而孤立無援的個別人，而
是一個國家，這個民族！
  關於他自己，梁曉聲寫道：「對現實的關注，完全的成了我進行創作的驅動力」
。「雖閉門索居」，他仍然「本能地關注我們時代浮燥而痛苦的進程」，「為改革
開放這四個字，我確曾盡我的全力吶喊過」……但最有力的證明，還是他多年來的
著作和《九三斷想》這本書。這樣的作家中國還有多少？一九八九年以來，隱遁的
隱遁，下海的下海，更不要說那些從八十年代中期便把自己出賣給書商，以自己的
筆為氾濫社會的污泥濁水推波助瀾的了。
  然而中共還嫌梁曉聲這樣的作家太多。那些高唱「西方亦如此，中國更難免」的
人士們不應忘記，無論巴爾扎克或狄更斯，左拉或易卜生，馬克吐溫、歐·亨利或
斯坦貝克，都沒有過白樺、沙葉新和梁曉聲這樣的遭遇，而這對於一個社會或一個
民族的道德面貌和吉凶禍福，絕不是無關緊要的。□
  (轉載自《大路》月刊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