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牆】 大陸民運界分析 (北京)楊寬興 在專制社會中，一個政治強人的死亡往往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種種跡象表明 ，目前的大陸社會正置身一個巨變的前夜，一個雜亂無章、徘徊觀望的敏感時期。 當似乎已經變得麻木的中國人從沉悶壓抑的現實生活中稍稍抬起頭來，再次對政局 寄予關注和希求時，許多人將極為自然地回想起六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幕。根據 我們的瞭解，社會大眾對於在八九年有過令人震驚的表現的民運人士在未來的政治 變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甚至比民運人士自身還要抱有更大期望。 民運顯示出成熟的先兆 六年前的往事如煙，一度被國內宣傳工具大罵不休的民運人士，在鄧小平的南巡 之後被有意識地從公眾視焦內強行驅逐出去，同當年對他們的詬辱相比，當局似乎 在以更大的努力清洗一般民眾對於他們的記憶。從九二年至今，隨著國際壓力的減 輕和新一輪經濟狂潮的湧起，大陸異議人士的聲音也似乎越來越微弱了。但是很少 有人注意到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在一段時間的曲折和反思之後，民運已從最困難的 境況中走脫出來，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行動上都顯示出成熟的先兆。 應該區別兩個層次：作為先鋒的民運力量，即一般所指異議人士；和作為整體的 民主力量，包括大眾對民主的公開和潛在的要求和呼聲。異議人士只是一小群勇敢 的鬥士，並不完全能夠代表大陸民主要求的呼聲，但他們是民主運動的晴雨表，基 本上能夠代表民主運動的發展和未來的方向。 「六四」的槍聲響過之後，當時的民運活躍人士大多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因 此後來的整合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歷程，從校園和社會上的秘密圈子，到激憤之 下的個人行動，以至類似人格上令人敬佩的胡石根等人的組黨嘗試，雖然也都不無 其歷史價值，甚至或許是必須償付的代價，但從根本上說還基本上是一種「六四」 情結的延續，鑒於當時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尚不能看作是民運走向成熟的象徵。就 我的觀察，異議人士的重新組合和民運走向成熟，是在一大批知識分子和民運領袖 被釋放，政治氣氛有所寬鬆以及近兩年來的經濟及政治走向逐步明朗以後的事情。 從民運界自身而言，不能不看到許良英、丁子霖、魏京生、王丹、陳子明等人作為 精神領袖所起到的作用。 不庸諱言，大陸現存的民運人士當中對於民主的理解以及如何推動中國的民主化 進程等問題看法也不盡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較大的分歧，但當這些分歧是基 於理性之上的具有個性的自由討論時，它不僅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樣是民運的分 裂和悲哀，而恰恰是多元價值觀的確立和正常的分化。當神話已經破滅，完人被發 現只是理想的產物時，這種分化是一種真實，甚至是一種必要。由於對民主價值的 共同追求，以及文化、行為方式的相近，對於腐敗的專制政權而言，它們必然起著 同樣的瓦解作用。這種層次分化的結果在客觀上也會逐漸促成不同政見者群體形象 的完善，使他們以及更多的人對於民主、對於中國社會的變革以及各個領域的具體 問題能夠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 他們認識到理性、公開化和非暴力應當是始終信守的原則，這是民運力量與以往 社會革命力量根本性的區別，也是新生政治群體真正的力量所在。那種「六四」屠 城後一度形成的「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仇視心理已經被更高層次的思考所取代 ，許多曾經僅將非暴力和公開化掛在口頭作為掩護的朋友也逐漸從當代社會的政治 實踐中確認了目標與手段的一致性。 新生政治群體的力量所在 他們認識到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東方大國建立民主政體的艱巨性和複雜性，進而 摒棄了那種僅以政權為目標的急功近利的思路，而從更為廣泛更為紮實的行為入手 ，力圖順應時代潮流，從更深處為民主機制的誕生培育環境。 他們認識到民主變革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結構的變化，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誕生和 成長。在一個由於東西文化的交匯以及文化與現實脫節而使得文化失序的時代，在 「近代化滯後於近代史」的國度，以人道主義作為一個基點的文化建設可能會是新 制度的產生和完善的最根本保證。 他們認識到啟蒙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但啟蒙者的任務應該是通過擔當民眾的先鋒 的發言人的角色來完成，而不能自認為是民眾的導師。對於今天受到現代乃至後現 代思想影響的民運人士而言，面對正蓬勃發展起來的市民社會，理應拋棄那些華而 不實的清淡，而以平和、久恆的心態從事中國這個複雜社會形態的民主變革。 理想主義色彩和獻身精神 正是由於民運界認識上的逐漸冷靜、深入和對民主信仰的更強烈追求，使得他們 在行動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希望。可以說，儘管目前中國社會仍處於嚴密的控制之 下，儘管民運人士的行動還受到種種限制，但從總體上來看，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 勇氣上，特別是從內在的成熟上都已經遠遠超過了八九年以前的水平。王丹在沒有 公開發表的《呼喚理想和熱情——新年致各地朋友書》中說：「五年半以來，我們 經歷過思想上的苦悶、迷茫甚至絕望，很多朋友抱著極大的熱情進行了反思和新的 嘗試」，「我迫切地感到，中國的事情要想變得更好，一定要有一批富有理想主義 色彩和獻身精神的人，這樣的一批人只能是我們。也許我們會為此付出一些代價， 也許我們甚至不能成功，但是一個社會的進步是在動態平衡的狀態下完成，沒有先 鋒和前衛是永遠前進不了的。」「我呼喚理想和熱情，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勇敢 地站出來，獨立思考，勇於發言，關注社會，投身現實。我們不能做超出法律範圍 的事，但是我們有責任在法律範圍內爭取更大的自由空間；我們永遠抵制暴力行為 ，同時也應堅持和平抗爭，作真正的社會良心；我們主張並積極致力於維護社會穩 定，同時也要盡一個公民的政治義務，積極參與政治事務；我們不盲動冒失，不作 無謂犧牲，但是也要堅持理念，固守我們的道義和理想底線，決不後退和畏縮。」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由王丹領銜，二十六位民運人士向人大發出了《關於保障基 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的建議》，它同陳子明等人發出的《反腐敗建議書》，以及 劉念春等二十二人共同發出的《關於廢除勞動教養的建議》等都通過合法的方式表 達了自己的獨立觀點和要求，這是「六四」後少有的以群體面目出現的立足於人權 保障的行為，其意義不僅僅在於該建議本身，而是藉此為起端，嘗試建立維護自己 和他人合法權益的一種方式。王丹公開表示「以後還會陸續公佈一些人權問題的個 案」，而在這些即將公佈的個案材料背後，是大量的調查工作以及維護社會正義的 行為。在無意於任何時候組黨或參加政府的王丹等人看來，民主制度的真正確立必 須建立在對人的權力尊重和維護的基礎之上，為了最終實現民主自由的社會理想， 他們將以此作為終生的事業和信念。 丁子霖老師六年前陷入一場痛失愛子的災難當中，此後她一直從事搜集受難者名 單，聯絡受難者家屬等工作，不辭細微。對於她的工作的意義無論給予多高的評價 也不過分。 德高望重的許良英先生其剛直不阿的性格和眾所周知的品德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 尊重。他以七十五歲高齡心繫中國的民主事業，並以言傳身教影響了一大批青年人 。這種影響當中甚少存在世俗私交的因素，基本上是一種精神和人格力量的作用。 陳子明現屬於「保外就醫」，基於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基於對政治變革的關切， 正在做著許多十分重要的思考和研究工作。相信這些工作在不久的將來會顯示出其 作用。在一篇文章中他講道：「一九九五年反對派將開始致力於似定自己的外交政 策、國防政策、經濟政策、國土開發和環境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民族政策 、宗教政策、港台政策，等等」。 民主牆時期的老牌民運人士劉念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份參與了《和平憲章》的工 作並擔任其聯繫人。一九九四年夏天，又同張林一同被秘密關押。但性格平和寬厚 的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為民主事業盡心盡力，並團結了許多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朋 友。 需要更多的研究和交流 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大陸民運人士也存在一些嚴重的不足。一是出於安全上的考 慮，許多朋友之間缺乏必要的交流；二是由於各地區之間朋友們聯繫不足，使得有 些地方的民運群體思路不很清晰，暴力、密謀、撈取個人或群體利益等想法仍有市 場；再就是限於經濟的困難，大陸民運界缺乏對當今中國的宏觀、系統、整體的研 究，同各界學術精英的交流也很欠缺。這方面海外民運力量應加強同大陸民運的溝 通。「中國人權」、《當代中國研究》、《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等都在大陸 民運人士乃至一些普通民眾中擁有一定的影響。但大陸民運界渴盼海外的朋友能做 更多的研究和交流工作。 今天，當大陸的民運人士從單純的改朝換代的思路中解脫出來，他們的自信就變 得非常有理由。確實，在他們身後僅一步之遙的地方就是廣泛的民眾。由於綱紀敗 壞、世風日下、物價飛漲、腐敗盛行、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的權益得不到應有的 保障，現政權的統治危機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心思變，盼望政治上的變革 ，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雖然在目前情況下，由於政治高壓使民眾心理上存在著政 治恐懼和冷漠，但這種沉默是一種假象。一旦當個體的人能夠聚集起來，便會在一 瞬間徹底地改變氣氛。儘管我並不認為街頭政治是民運的必由之路，但是應當承認 民眾有權在非暴力的範圍之內選擇他們的表達方式。我並不認為一定要煽動起群眾 的情緒，但是幫助他們克服政治恐懼，合理合法地捍衛自己的權利是每一個民運人 士的份內之事。 堂堂正正與政治對手過招 正如我們在歷史上經常看到的那樣，一旦群眾的情緒被鼓動起來，便隨時會成為 雙刃劍，可能會傷及所有的人，因此理性的原則以及有步驟的層層推進是至為重要 的。四川的劉賢斌在一篇未發表的文章中提到：「現代民主運動是一場腳踏實地的 運動。如果運動的領導者動輒提出不切實際的，令統治者難以接受且令民眾難以理 解的激進主張，那麼顯然運動連最初的目標也將得不到保障。」我們認為，在未來 的政治變革中，如果政府的改革舉措能夠同民眾的民主要求相一致，那是最為理想 不過的，它既可以解決專制制度無力解決的社會矛盾，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變革 的震盪，如同在南非等地的民主變革那樣。但至今為止，我們還看不到中國當局有 本著對民族負責任的態度主動變革政治制度的趨勢。作為民運人士，拋棄寬泛而不 切實際的話題，拋棄機會主義的政治運作，轉而由一些被廣泛證實了的原則出發來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行動促整合，以不變應萬變，似乎不失為一種可靠的途 徑。「只要堅持理性與法律範圍內活動的立場，反對派根本就無須過多考慮鄧前鄧 後的問題。」「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與政治對手過招，不卑不亢，不慍不悵，有 執有讓，有來有往。」(《一九九五年的中國政治反對派》)除此之外還必須清醒地 看到如果民運力量想在未來的政治變革中發揮作用，所面對的不僅是專制的政府， 還會有各種形形色色的政治及社會力量。在這樣一個變數無定的時刻，在採取靈活 的策略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堅持自己的民主理念，而不應在這場巨大的社會變革中 左右搖擺，單純地去適應形勢的變化以求生存甚至墮落為為私利而投機取巧的群體 。只有不僅僅著眼於短期民主目標，又不因短期內可能受挫而悲觀絕望，才能真正 在變革時代充當穩定社會和促進發展的民主力量。 最後，引用一位朋友的話來作為本文的結束：「我相信心中的火焰一經點起，是 很難熄滅的。……」□ (作者為「關於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安定的建議」簽名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