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探索】 如何判斷中共的變化軌跡 林長盛 「六四」以後，人們對中共政權的發展動向一直給予極大的關注，各種各樣的議 論和判斷層出不窮，不少人甚至作出了中共政權會在兩三年內垮台的推測。但是五 年過去了，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像一些人所預測的那樣垮台，相反還從民主運動的強 烈震撼中穩定了下來。最近兩三年，經濟更是搞得有聲有色，猶如八、九十老嫗突 然變回三、四十歲再過第二春，令人驚訝不已。這種事實自然不能不引起了各界人 士的密切注意和熱烈討論。許多人問：中共政權的變化到底有沒有軌跡可尋？如果 有，它的軌跡又是什麼？ 政策分析與理論研究 這個問題是如此巨大和複雜，要一下子對之作出全面的探索和滿意的回答是極其 困難的。從近年來各種對中共政權發展方向的判斷與估計來看，基本上可分為兩大 類。一種是政策分析性的估計或判斷，一種是理論性的研究。最為常見的是對中共 政權發展變化的估計與判斷，類似政策性的分析。這種分析的特點是把各種主要的 可能發展變化都一一羅列出來，猶如飯店的菜單一樣，由人們自己去參考選擇。 一九九零年，西方漢學家德密斯(Jurgen Domes)提出，中共政權未來的發展有四 種可能的走向。第一種可能的走向是中共保守派今後繼續控制局勢，停止過去十年 的改革，堅持鎮壓人民的自由民主要求，最後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被人民推翻； 第二種可能的走向是改革派復出重掌權力，進行大幅度的改革，社會多元化得到進 一步發展，最後走向民主和平演變的道路；第三種可能的走向是改革派復出控制決 策權，繼續進行改革，但保守派以政變反撲，而人民則會以革命予以反擊，最後中 共統治被推翻；第四種可能的走向是中共政權內各派在鄧小平等老人死後展開激烈 權力鬥爭，並由此造成民主運動再度大規模的興起，最後結束中共專制統治。現在 流亡在外的原中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先生則判斷，中國大陸今 後將會進入一個多事之秋的時代，中共政權有可能出現軍事獨裁或軍事割據，強地 方弱中央的上下對抗，或是不死不活的持續社會動盪三種局面。台灣《中央日報》 也發表社論，對中共政權的演變提出四種可能的道路，即大多數東歐國家式的和平 演變、羅馬尼亞式的流血革命、中國傳統式的武裝割據、溫和而漸進式的政治改革 。 這類對中共政權未來動向的政策性分析很多，實在無法一一列舉。整體看來，這 些分析有三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它們都把分析的基點放在中共黨內改革派 與保守派，黨政軍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化之上。這種著重點說 明瞭一個事實，即現今中國大陸內由下而上的民間變革力量還比較弱小，中共政權 內部力量的組合仍是決定中國社會變化的主導因素。第二個特點是對分析者來講， 由於面面俱到而可避免判斷上的失誤；對讀者來講，各種的可能性排列在面前，能 給人以很大的啟發。第三個特點則是這種政策性的分析都有著嚴重的不足之處，那 就是猜測成分太大，大部分的結論缺乏歷史、理論與現實的依據。基於這些特點， 本人僅把這些分析作為對中共政權變化動力和演變方向研究的參考，而不把它們作 為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理論研究的兩大派 現在對中共政權未來發展方向具有理論性分析的基本上有兩大派，一派可稱為「 新權威主義道路」或「新保守主義」，一派為「戈爾巴喬夫主義道路」。「新權威 主義道路」的思路主要來自於台灣和南韓現代化的經驗，提倡這種思路的人認為， 面對著重重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政治上專制、經濟上自由的新權威主義將是 中共政權最可能走、也對中國現代化最有利的道路。當年，趙紫陽向鄧小平匯報「 新權威主義」思潮時，鄧小平表示他本人就是這個主張。而「新保守主義」則興起 於「六四」之後，主要論點是以權威政治維持社會穩定，推行經濟現代化。除更加 保守外，它與「新權威主義」並無本質的區別。對於「新權威主義道路」在中國大 陸實施的可能性，丁學良先生和彭文逸先生都作過很有深度的研究和分析。 丁學良主要是從中共政權精英份子的行為取向得出這種可能性的。根據他的分析 ，現在中共政權主要是由軍事、政治和知識三種精英份子構成。這些精英份子相信 強力的心態非常明顯，普遍認為強力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手段；他們對東亞和拉 美國家專制政治加自由經濟發展模式的曲解，又近一步加重了他們對強力的迷信； 因此，對於未來中國的發展，這些精英份子對用法西斯主義或變形的法西斯主義， 來解決社會危機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特別大。彭文逸則認為，中共政權今後 走向「新權威主義道路」的基本動力來自其統治合法性的喪失。依據彭的觀點，「 八九民主運動」的最大歷史貢獻是學生以他們的生命換取了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喪失 ，合法性的喪失不僅使人民不再相信中共的絕對權威，連中共的許多黨員也不再相 信黨的正確性了，結果中共政權雖然在政治上更趨於保守，更加依賴於暴力維持統 治，但另一方面它也需要用物質來收買人心，把對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控制逐漸放 寬，讓人民把注意力轉到政治以外的活動上去，因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它要 走類似「台灣模式」的道路。 持「戈爾巴喬夫主義道路」的一派則認為在鄧小平、陳雲等老人幫過世後，中共 政權內部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領袖人物，這種人物將會對中共體制採取象戈爾巴 喬夫對蘇共體制那樣深刻而全面的變革。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不少中外人士 均把朱熔基看成中國未來的「戈爾巴喬夫」。自然，這些人只是在主觀上進 行猜測，並沒有什麼理論與實際的根據。不過，在理論上對中共體制會出現「戈爾 巴喬夫式人物」進行分析的人士確實不少，這裡僅提出很有代表性的辛萊和吳國光 兩位先生的觀點。 辛萊的觀點認為，共產黨一向以變革為生，它先去變革世界，然後變革自己，既 然要變革，就無從定型，因此共產黨不僅不可能定型於斯大林式的極權主義，而且 共產黨內始終有一批要求變革的人。根據辛萊的看法，共產黨體制內有三大矛盾是 造成共產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現象」的原因。在這三大矛盾中，其一是共產黨的 美好理想與共產黨極權體制的矛盾；其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與共產黨極權體制 的衝突；其三是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不斷變化，後一代領袖要靠修正前一代領袖的 錯誤，才能豎起新的權威。這裡要說明的一點是，辛萊的分析完全是在解釋「戈爾 巴喬夫現象」在蘇聯產生的原因，並沒有對中共政權的未來作判斷。 比較起來，對「戈爾巴喬夫現象」產生的必然性，吳國光的看法要更堅定些。按 照吳國光的分析，「戈爾巴喬夫現象」的產生絕非偶然，而是共產主義制度內在矛 盾的必然產物，因為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體制既然把整個社會全部都統管進去，各種 社會力量自然要進入共產黨內部，去表達和維護自己的利益，於是所謂「無產階級 先鋒隊」的共產黨就成了各種不同派別與不同利益的爭鬥場所，結果共產黨本身也 就被多元化了，這就是「戈爾巴喬夫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吳國光還認為，過去 十年改革導致了人才向共產黨內的集中流動，這就為「戈爾巴喬夫現象」在中國的 產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在鄧小平等一代人過世之後，在中國出現「戈爾巴喬 夫現象」幾乎是一定的。 尋找類似的坐標進行研究 對中共政權未來的發展方向有理論性的預測，現在除了「新權威主義道路」和「 戈爾巴喬夫主義道路」外，至今還沒有其它有說服力的理論出現。比較起來，「新 權威主義道路」主要是從中共政權所面臨的環境或統治精英的行為取向進行研究的 ，而「戈爾巴喬夫主義道路」則基本上是從中共政權的內在動力和統治精英的結構 來分析問題的。一般看來，人們更多希望中共政權走「戈爾巴喬夫主義道路」，但 認為走「新權威主義道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從中共高層領導人對「新權威主義 」的看法上，除了某些死抱著馬列主義教條的頑固保守派外，不論是對「八九民運 」採取妥協態度的趙紫陽溫和派，還是堅持鎮壓立場的鄧小平強硬派，似乎都認同 「新權威主義道路」。一些年輕的中共官僚甚至用「新權威主義」的理論來為「六 四」屠殺進行辯護。而從當前中共政權的政策和行為來看，「新權威主義道路」也 似乎更符合實際的情況。 儘管「新權威主義道路」和「戈爾巴喬夫主義道路」在對中共政權今後發展方向 的分析上，要比那些政策性的分析更具有理論上的說服力，但是仍不免如瞎子摸象 ，無法給人一個確切的印象。因此與其東摸西猜，不如找一個非常類似的坐標進行 研究，也許有助於對中共政權未來的演變有更清楚的分析和認識。 世界上哪個政權與中共政權最為相似呢？大概除了蘇共政權外，在世界上不會有 第二個與中共政權更為相似的政權了。我以為這種比較研究的方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