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 鳴】 評阮銘先生的戀黨情結 倪育賢 阮銘先生是前中共理論家群中極少數我對之尚持敬意的一位。今年四月號《北京 之春》有一篇阮銘先生接受亞衣訪問的談話。承蒙阮先生抬舉，兩次點名排派我為 「民運隊伍」中的過激言論的代表，甚至還把共產黨的頑固派大將鄧力群與筆者相 提並論。在下誠惶誠恐，不勝榮幸之餘，不免有些疑惑，因為人們在使用「激進」 、「保守」等比較性概念時，通常在同一個價值坐標系中進行，換言之，在方向性 、目的性基本一致，價值標準基本相同的條件下才有比較的可能。如果把兩個性質 、目標、方向、價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人或事加以類比並貼上同一種「激進」或者「 保守」的標籤，那麼，除了說明比較者自己思維混亂外，還能有什麼意義呢？比方 ，如果我們按照阮銘的邏輯，把主張推翻清廷的同盟會和主張鎮壓革命的西太后都 掛上「過激黨」的招牌亂加比附，那不是讓人覺得有些不倫不類？ 難得阮銘先生在抨擊激進主義時極有風度地宣佈，「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說，共 產黨裡的鄧力群這樣的過激言論或民運隊伍裡的倪育賢這樣的過激言論，都可以存 在，但是在行動上，又必須是合法的。」我至今還弄不懂在下多年公開主張的「推 翻暴政」的言論是不是符合阮銘先生的「合法」標準；也不明白本人參加旨在「廢 除一黨專政」的民運組織是不是已經逾越了阮銘先生所說的「行動必須合法」的規 定；更不知道萬一我們這些「過激分子」的言行觸犯了中共「法律」的天條，阮銘 先生將主張如何發落我等「不法之徒」。不過，這裡會產生一個有趣的疑問，即， 如果阮銘先生還認為我們的「過激」言行尚屬合法，那麼，阮銘先生對我們的批評 不等於就成了無的放矢？如果阮銘先生認為我們的民運組織已為「非法」，那麼， 阮銘先生的呼籲不就等於是在號召取消一切有組織的民主運動嗎？ 然而，無論如何，對於阮銘先生宣佈准許給我以發表「過激言論」的自由，我還 是心存感激的，畢竟這比十六年以前中共法院因我發表了幾句不同政見就要殺我的 頭來說不知要文明進步多少倍了。當我們這些「反革命」戴著腳鐐手銬關押在死囚 牢裡煎熬待刑時，阮銘先生正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為鄧小平起草至今還為人津津樂 道的、據說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或許，正是這種看 來似乎與本文主題無關的個人生存環境上的小小差異造成了今天我及我們與阮銘及 阮銘們在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是否應該遵守中共的法律等一系列問題上的 分歧。我認為，就這些分歧辯明有關的是非，對於中國民主運動的健康發展是有益 的。 一、 中國共產黨是曾經追求民主自由的黨？ 阮銘先生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歷史上的中國共產黨是追求自由民主的黨，只是在 掌權以後變了。為了證明這一點，阮銘還為毛澤東辯護，他說：「毛澤東當年講民 主自由這些話不是騙人的，他向國民黨爭民主，向斯大林爭自由。」阮銘還說：「 我入黨的時候共產黨追求的是自由民主新階段，這時候毛澤東所說的自由民主就是 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毛澤東當時講的就是西方民主， 我是為了追求這樣民主自由才參加共產黨的。」阮銘先生作為一個學者作出上面這 樣的結論令人震驚。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堅決主張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堅持 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從一九二 一年成立到現在七十多年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所作所為都已經成了無法改變的 歷史，無論過去的毛澤東曾經說過什麼美妙動人的言辭，也無論今天的阮銘為它描 上多少絢麗動人的光環，都已經無法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過去，因為這一段歷 史是用中國人的鮮血寫成的，就像魯迅所說，畢竟墨寫的謊言蓋不住血寫的事實。 當年阮銘先生究竟懷著何種高尚神聖的目的參加共產黨，這只是他個人的感受與 選擇，我們沒有探討這個問題的興趣和必要。但是，阮銘先生宣佈一個曾經在中國 殘暴地剝奪了幾千萬人的生存權利的極權主義政黨是一個有著追求自由民主光榮歷 史的黨，這卻是一個必須分辨清楚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了。 阮銘先生得出中國共產黨追求民主自由的唯一根據是毛澤東曾經講過他也贊成羅 斯福和林肯說的一句話。阮銘先生作為一個政治學者理應知道這個論據是多麼的虛 弱，因為甚至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曾經多次向人民許諾過「民主」和「自由」， 但事實上他們給予人民的卻是恐怖和死亡。斷章取義地摘取某個政治人物的片言只 語而完全不顧他的一慣的實際政治行為就來論斷其性質是一種相當拙劣的詭辯。普 列漢諾夫說：「請給我一篇任何一個虔誠信徒的禱告詞，我都能在其中找到某句話 ，證明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無神論者。」其實，連毛澤東自己也絕不會接受阮銘先 生奉獻給他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的桂冠，如果我們稍微尊重一點歷史事實的話，我們 打開毛澤東的著作(包括阮銘先生入黨時的四十年代的文章)，毛澤東本人都明白無 誤地表明了他的極權主義的政治理念和對西方民主思想的極端的鄙夷和敵視，在這 一點上毛澤東毫無疑義是一個原則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就在阮銘先生入黨前一年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抨擊「歐美國家的民主政治都是吃人的政治」， 堅決主張「實行革命階級對反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毛澤東還申明中共佔領下的 「解放區的人民已經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其時，中共正在所謂解放區內開展對地 主富農大規模的清算和鬥爭，只要被中共劃為地主的農民遭到被剝奪生命和財產的 殘酷迫害。)阮銘先生聲稱毛澤東只是在當政之後才反對民主，這並不符合事實。一 九四九年六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白宣告：「西方資產階級的文 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 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 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明確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 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或許毛澤東早 有先見之明，擔心將來有一天象阮銘先生這樣的共產黨人會出來歪曲他的本意，所 以，他對他的所謂人民民主主義作了更詳細的具體的詮釋，他說：「我們共產黨人 要實行的新民主主義和歐美式的舊的西方的民主主義完全不同，我們的新民主主義 制度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一切革命階級對反革命 階級的專政，這就是我們所要的國家。」他還說：「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 ，」「對反動派絕不施仁政，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 ，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當有人批評毛澤東的這些主張是獨裁時 ，毛澤東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 在此，我們必須戳穿共產黨及其辯護士蒙蔽世人的慣用花招，這就是對「人民」 這個概念的偷換。毛澤東聲聲不離口的所謂「人民」這個詞在共產黨的字典裡是有 其特定的含義的：凡是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的就被冊封為「人民」，反之則就被劃分 為「反動派」。在「人民」這個名詞上動了這個手腳之後，共產黨就可以名正言順 地假借「人民」的名義幹盡一切傷天害理的勾當了，毛澤東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 稱他也贊成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了。於是，阮銘先生也就可以在五十 年以後還振振有詞地宣稱，當政前的毛澤東是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了。 引述更多的毛澤東言論是多餘的，這些殺氣騰騰的言論足以證明中共對西方自由 民主的仇恨和敵視。 阮銘先生作為一個資深的中共理論家不可能沒讀過上述這些每個黨員必須遵循的 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所寫的決議和文件，難道阮銘先生在舉手向黨宣誓要為共產主 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奮鬥終生的時候，竟然完全不明白黨的宗旨和任務嗎，難道阮銘 先生當時把中共紅色黨旗上的鐮刀斧頭錯看成象徵自由的和平鴿了嗎？ 阮銘先生說他只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了共產黨，並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 因為在阮先生入黨之初，中國的政治舞台還是相當多元化的，當時不但有共產黨和 國民黨這兩個各自擁有武裝和地盤並打了多年內戰的軍事化政黨，而且還有「民主 同盟」這類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頗有政治影響力的五、六個民主黨 派。那時在黨綱裡公開標榜以追求中國的民主自由為宗旨的，有國民黨、民主同盟 、農工民主黨等等幾乎所有除了共產黨以外的政黨，而唯獨只有共產黨公開標榜共 產主義和主張實行所謂「人民民主專政」。阮銘先生在這些眾多的政治組織中不選 擇其他的政黨而情有獨鍾於主張進行暴力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也許不僅僅只是出於 單純的追求民主和自由。因為如果只是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參加了共產黨的話， 那麼，當阮銘先生後來發現這個黨在背離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時候他應該 作出另外的選擇，而事實上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即便我們相信年輕的阮銘先生當年確實滿懷對民主和自由的憧憬而投入中共的懷 抱，然而，阮銘先生畢竟是一個與工農分子不同的知識分子，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共 在所謂解放區對幾百萬地主富農的殺戮和鬥爭，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共主要領導人 周恩來為了報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的背叛而下令殺害完全無辜的顧氏全家 男女老少的人間慘劇；他也不可能不知道紅軍在江西蘇區大規模的燒殺搶掠；他也 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在掌權前二十八年的黨內鬥爭中殘殺了多少黨內反對派。像中共 這樣一個為了與國民黨爭奪政權而從來沒有放棄過使用暴力來消滅一切政治異己的 極權主義軍閥集團，在阮銘先生的口中竟然成為一個曾經為自由民主而奮鬥的政黨 ，這不能不是對歷史真相的篡改和對民主自由的嘲弄。 阮銘先生閉眼不看中共為了奪權而不惜使用一切殘暴手段殺戮無辜人民戕害民族 生機的歷史罪責，反而大筆一揮，總結為這是「向國民黨爭民主，向斯大林爭自由 」，正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當然，在一個有三十七年黨齡(按照阮銘自己的算法)的資深布爾什維克的眼中， 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而鎮壓地主資產階級的反抗是天經地義的光榮業績。 正如中共把毛澤東的好學生波爾布特將柬埔寨的華商富人斬盡殺絕也看成是偉大的 「革命成果」一樣。共產黨人一向認為，只要是在「革命」的名義下，一切殘暴都 立即可以昇華為「神聖」，一切血腥都可以立即變化為「偉大」。在共產主義烏托 邦的光環的照耀下，雖然共產黨人自以為他們的鬥爭極為神聖和崇高，然而，這一 種為英特那雄納爾在全世界實現而進行的鬥爭及其它所採取的方式與真正意義上的 民主和自由是根本風牛馬不相及的兩回事情。共產制度是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主 要的敵人，這對當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應該是一個常識。把毛澤東這樣一個舉世公認 的共產主義領袖硬說成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擁護者，這確實需要相當的政治勇氣和驚 人的想像力。 二、 中共黨內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義者？ 阮銘先生另一個膾炙人口的論點是，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義者。他 說，共產黨是由三部分人組合而成的，一部分是教條主義者，一部分是槍桿子主義 者，另一部分是自由民主主義者。他認為胡耀邦就「是共產黨內的自由民主主義者 上升到最高地位的代表」，是所謂「知識分子類型的領導人」。阮銘認為，共產黨 內有相當一部分領導人是主張憲政民主的，他說：「共產黨現在有五千六百萬黨員 ，真正僵化極權的恐怕還是少數。」阮銘還一廂情願的把萬里及好幾個共產黨的前 省委書記象福建的項南、廣東的任仲夷等都定性為民主憲政的擁護者。當然，我們 無法得知阮銘先生究竟是按照何種政治標準把一大批共產黨員都劃歸為自由民主主 義者的，但是，有一個令人無法解釋的現象是，為什麼這麼一大批「自由民主主義 者」心甘情願地棲身於極權專制的大本營中國共產黨內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而 努力奮鬥？為什麼這一大批「民主自由」的擁護者們數十年如一日地勤勤懇懇地為 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專政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 驗時說：「我們黨的一切努力、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一個目標，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 專政。」什麼叫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說白了就是用暴力剝奪全體中國人民的自由， 就是用刺刀和坦克強迫全體人民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已經 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一黨專政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根本障礙，中國共產黨 是中國各民族人民自由的唯一剝奪者。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我們看到過一次又 一次為爭權奪利而進行的殘酷的鬥爭。但是，這種鬥爭從來沒有一次是為了人民的 民主和自由，就算後來常常為人們稱頌不已的彭德懷廬山上書，其實質也不過是在 重演專制皇權時代為民請命的包青天式的愚忠角色，這種宮廷政爭與人民要求掌握 政治選擇權的民主自由運動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之遙。 據阮銘先生介紹，對阮銘先生有知遇之恩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是中共黨內「自 由民主力量」上升到最高地位的代表，那麼，請問，這個代表究竟為中國的民主自 由設計過何種實際的方案或藍圖？這個代表與中共的極權專制主義作過何種具有實 際政治意義的批判和鬥爭？ 據阮銘先生的介紹，中國共產黨內有著為數眾多的自由民主主義者，那麼請問， 這些自由民主主義者在漫長的黨內生涯中，究竟為民主自由作出了哪些貢獻？提出 過哪些不同政見？取得了哪些成果？他們庇護過幾個「反革命分子」不被殺害？他 們幫助過幾個地主資本家免遭鬥爭？ 客氣點講，對上述問題的答覆實在是乏善可陳。於是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 們怎麼能相信這支據說已經潛伏在中共黨內幾十年而從無實際政治活動的隱形部隊 的存在呢？這批據說的「民主自由主義者」一代又一代地「混進」中共黨內，又各 自忠心耿耿地為黨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辛勤工作了幾十年之後，又一代接一代地不 動聲色的懷著從未暴露過的未遂之志，默默地各自告別人生舞台，對此，後人又怎 麼能夠相信這一大批壯志未酬的「地下工作者」確實是民主自由理想的追隨者呢？ 即便我們相信阮銘先生所說的中共黨內真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義者」，那麼這一 大批專為極權專制服務而從不進行實際的民主活動的所謂民主自由主義者對推動中 國的民主化進程又有什麼實際的價值呢？ 三、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如果問題僅僅出在一批上了年紀的前輩，由於時代的謬誤和對自身歷史的正面肯 定的心理需要而產生了阮銘們與我們的上述分歧，那麼，這些分歧或許只具有社會 學上的意義，並沒有非得辯出個水落石出的結論的必要。但是，事情並非如此單純 ，從阮銘先生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分歧的焦點不僅僅在於對一個歷史年代的分 析角度的差異，而是在對民主與自由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的不同理解。 阮銘先生之所以認定中國共產黨當政以前是追求民主自由的黨，他之所以認定毛 澤東當權以前是真心實意的民主自由的擁護者，以及他之所以認定中共黨內有著一 大批的民主自由主義者，其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阮銘先生在他的所謂的民主自由裡割 裂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人的基本權利，即人權。在阮銘先生的論述裡，民主只成 了一種抽像的統治方式，而自由也不過是一種隨心所欲的個人意志的表達。正因為 阮銘先生在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裡割裂人權的核心，所以，他就會把在廣大的中國農 村實行恐怖的階級滅絕政策的中國共產黨看成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燈塔。同樣，他就 會把跟著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幾十年的階級鬥爭和充當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的大批 共產黨員認同為所謂的自由民主主義者來加以頌揚。 由此可見，我們與阮銘先生的分歧絕不僅僅是兩代年齡層次不同或政治背景懸殊 的民主主義者之間的分歧，而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民主觀的對立，我們認為，人權， 即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是民主的根本目的和本質內容，民主的前提必須是對人 的生命、人的自由的承認、保障和尊重，割裂了人權和自由的民主是虛假的民主， 所以，我們認定民主就是確保每一個人都能享受基本人權的社會制度，一切侵犯基 本人權的政黨和踐踏人類生命和自由的制度都是民主的敵人。 我們能夠理解阮銘先生及其與他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走上追求共產主義的道路 有其歷史的必然，我們不能苛求一個象阮銘這樣的熱血沸騰的、嚮往共產主義烏托 邦的、心中充滿著階級「義憤」的青年布爾斯維克當時就能夠從人道和人性的角度 來評判共產黨的行為，但是，在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熱潮業已消退，無產階級革命的 暴虐真相已經昭然若揭，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果已經被文明人類所唾棄的今天，還要 堅持中共在歷史上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黨，還要把暴行當作「聖績」來膜拜，還 要把夢幻當作真實來歌頌，那就不能不讓人為人性的弱點而深深地遺憾了。特別令 人惋惜的是，像阮銘先生這樣已經從中共的營壘裡反戈而出的知識分子在議論不涉 及自身的政治是非時是那樣的清醒和銳利，但在一接觸要評判自己過去的生活道路 時，卻是那樣地執拗和迷茫，充滿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戀黨情結。 值得慶幸的是，不少象阮銘先生這樣在青年時期自以為為了追求進步和革命而投 身到共產黨懷抱裡的知識分子，在親身體驗了無情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嚴酷的無產階 級專政的腥風血雨之後，終於認清了共產主義理想的虛偽和共產制度非人的本質。 並開始從人性和人道的立場重新檢討自己走過的道路。其中包括共產黨的創始人陳 獨秀和瞿秋白等人。 然而，阮銘先生卻認為自己始終沒有錯走過一步，他認為替中共起草重要文件與 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沒有絲毫衝突。不知阮銘先生有沒有意識到如果他所表 白的這種無衝突感是真實的話，那只能證明阮銘先生曾經全身心地融合在中國共產 黨的革命事業中，並已達到了渾然無我的境界了。因為當時的阮銘先生的堅強的黨 性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取代了他脆弱的獨立性及個性了。 這也許是阮銘先生至今還懷抱著濃重的戀黨情結的歷史原因吧。 我想，二十世紀初至四十年代中國大批有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為馬克思主義的共 產主義學說所風靡，實在是歷史對人類理性的捉弄。在這裡，過多地追求個人的是 非也許是沒有意義的。問題是，當歷史的迷霧終於為人性的陽光和強勁的事實之風 所驅散之後，作為一個崇尚理性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作為一個民主自由理想的追求者 ，當然不必諱言自己曾經走過的彎路和在暴力壓迫下自身人格獨立性的迷失，其實 只有勇敢地承認歷史的真實，才是具有堅強理性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