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見證】 聯席會議：民主牆抗爭的大旗 (之四) 劉 青 八、代表權、抓特務及其他 七九年二月份以後，「中國人權同盟」內部發生了一些爭鬥。這原本是「中國人 權同盟」內部的事情，所以雖然有不少「中國人權同盟」的人找過我，我大多以沉 默或是其他理由，拒絕與聞，勸兩派寧事息人，還是把精力和時間多放一些在民主 牆上。不過，兩邊大約傷了感情，爭鬥沒有沉息下去，反而更加劇烈，終於打到了 聯席會議上，躲也躲不開了。 「中國人權同盟」的負責人，實行的是常委制。從成立「中國人權同盟」，就選 出來了九名常委，後來常委雖然有變動，但有兩點沒變，一是常委的人數沒變，依 然是九名，一是常委的權力沒變，是平等的，彼此大小一樣，沒有什麼總負責或主 持會議事務的人。在九名常委之下，又設立了許多部，常委們大多兼任各部的部長 。然而，這其實只是一個名義，實際上「中國人權同盟」的九名常委，是有重要不 重要，甚至大小之分的。「中國人權同盟」的十九條宣言，主要是任畹町構思起草 ，而且在「中國人權同盟」號稱數千的成員中，能夠寫文章的寥若晨星，我所知道 的寫出來文章的人，也只有任畹町等一、二個。能夠演講和條理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思想，對「中國人權同盟」的絕大多數人，也是一項太高了的要求，而在這方面， 任畹町顯然是「中國人權同盟」組織中的佼佼者。所以，任畹町在「九大常委」中 ，自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常委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陳旅。「中國人權同盟」 的總部，就設在陳旅家菜市口天井二號。陳旅負責的是「中國人權同盟」的組織部 ，他為人又比較直率豪爽，所以在不少是上訪者並且與上訪的群眾關係密切的「中 國人權同盟」，他的人脈關係多些也密切些。陳旅的母親是老師，好像曾經當過右 派，受過許多迫害，雖然不是「中國人權同盟」的成員，但對內部事情也有一定程 度的參與。所以後來就發展出來了任派和陳派。 最先聽到的，也不過是一些不滿和抱怨，是說任畹町專制，獨攬大權。但是隨著 兩邊的不和加深，說法慢慢不對了，開始懷疑任畹町的身份和許多行為。從所講述 的情況看，這些懷疑的導火線，是因為有不少「中國人權同盟」的人遭到了警察騷 擾，有些人參加過「中國人權同盟」的會議，不多幾天就有警察找上門，詢問情況 並提出警告。還有開會時的氣氛，也在在說明內部的恐懼和疑慮。一進入會場就感 到，燈光暗淡，氣氛緊張不安，彼此懷有戒心，絕大多數人不說自己的真實姓名， 使用假名或代號，甚至有人化裝，將自己打扮得面目不清。對這種情況火上澆油的 ，是任畹町製作的一張會員登記表格，據「中國人權同盟」的成員說，像共產黨搞 的身份調查登記表一樣，要詳細填寫履歷和其他個人資料，家屬的姓名和政治面貌 等，而且要求對組織忠誠老實，所填寫的情況都可以核實。參加過「中國人權同盟 」會議的黃貝嶺說，他初次去開會沒有經驗，對別人講了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其他情 況，真的沒有幾天就被警察找上了門。其實，民主牆時期，每個組織裡都鑽進了警 察系統的人，組織內部的絕大多數情況警察一清二楚，是大家都明白的事實。「中 國人權同盟」的問題是，不能清醒認識和理性對待，更有人可能利用了這些，因而 在內部散佈懷疑及追查，並且有目的的將這一切集中到任畹町身上。 這些懷疑，不斷有人傳遞到東四14條76號來，顯然是因為「中國人權同盟」內部 無法解決，也無法調解，所以尋求在更高和更廣泛的範圍得到幫助和支持。有一些 不是「中國人權同盟」的熱心人，也介入進去了，而且我眼看著不少的人，很快就 失去了中立的立場，加入了對任畹町懷疑的陣營。在這段時間，至少有十幾個人， 包括「中國人權同盟」的人，以及並非「中國人權同盟」的人，反反覆覆的找過我 ，說任畹町已經被警察收買，甚至說任畹町就是警察派來的內奸。我問對我說這些 話的目的，雖然每個人的說法不大一樣，但最終想表達的意思，卻很相似。如有人 說，聯席會議是民主牆的核心所在，商量和研究民主牆整體的戰略機密，所以我應 該提高警惕，不要讓任畹町瞭解和掌握全部的秘密；也有人說，這是一個關係民主 牆安全的問題，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應該取消任畹町聯席會議代表的資格， 使他無法與聞民主牆的重大機密事情。並且，還通知過我，說「中國人權同盟」已 經通過決定，任畹町不再是他們的代表。 但是，對一個人進行這麼嚴重的指控，而支持這一指控的事實，相對來說簡直象 兒戲。如他們告訴我，九名常委開會的時候，常常有警察或是他們知道的便衣特務 不請自到，而且會議的內容，據他們從內部得到的情報，北京市公安局總是當天就 能夠知道。其他常委都是可靠的，那麼向警察告密的不是任畹町是誰？還有，在一 些很重要的時刻，任畹町表現得態度曖昧，有意誤導大家，做有利共產黨的事情， 等等。對這些說法和做法，我都明確表示不能贊同和支持。如果任畹町不能當代表 ，我告訴他們，應該由「中國人權同盟」作出決定，聯席會議接受的是各個組織的 委任書，改換代表也要有變動的委任書，聯席會議無權改變任何一個組織委派的代 表。如果要聯席會議認為任畹町是不能接受的代表，必須有事實說明任畹町來到聯 席會議，所從事的是與代表身份不符的事情，在這一點上，我不需要猜測或推想， 必須是確切無疑的事實。 我覺得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可是仍然有人來談這件事情，有一次來了「中國人 權同盟」的四、五個人，他們說這次有鐵證了。原來，他們有一天清晨到任畹町家 商談事情，不過事前沒有通知任畹町。他們推門而入，任畹町好像剛起床不久，任 畹町的妻子張鳳穎則沒有起床，臉沖裡沒有看他們。任畹町對他們的突然來到，顯 得十分疑慮和不自然，說話語無倫次，答非所問。在得知大家要利用這天開重要會 議後，任畹町捉摸了一陣，說自己要去刷牙洗臉。可是，不久之後跟出去的人發現 ，任畹町的盥洗用具丟在水龍頭下面，人卻跑去打電話了。他們說，任畹町見有人 來找非常慌張，手忙腳亂就將電話掛斷了。他們一口斷定，「知道他在給誰打電話 嗎？他是在通知公安局來監視我們開會。」我只得說，我認為的鐵證，是毫不含糊 的接受警察的任務，並且能夠證實的，譬如警察給任畹町任務的文字資料、錄音和 相片等等。有人不禁嘟囔起來「這不是乾脆就別懷疑了嘛」。 任畹町也清楚「中國人權同盟」內部對他的看法和意見。所以在組織上他準備另 搞一套班子。一次，趙欣帶著宋先來找我，說任畹町安排宋先為第二梯隊的負責人 ，如果任畹町不來的時候，宋先可以代表任畹町。宋先當時剛加入「中國人權同盟 」不久，他是一個較沉穩的人，說話有條不紊，有自己的見解主張，從感情和做事 情的態度看，不像「中國人權同盟」的大多數人那樣激烈，而應該屬於溫和派。趙 欣說宋先能寫文章，有很好的理論水平。「中國人權同盟」不論從那個角度說，多 一些宋先這樣的人，確實能起調和補台的作用。不過說到由他代表任畹町，雖然話 意模糊朦朧，但由於有兩派之爭，我不得不有所警惕。我說如果是參加聯席會議的 代表，需要有正式委託書。 事實上，有一個階段「中國人權同盟」已經一分為二，總部雖然仍在陳旅家，但 有一些活動轉移到任畹町在廣渠門的家裡進行，而且兩邊的活動各自開展，彼此間 互不往來。有一些人則與兩邊都保持著較好的關係，如也是常委之一的王泉山。我 曾經對王泉山和其他的一些人說，如果除了有意的編造和沒有根據的猜疑，其他的 談不出來原則分歧，為什麼不努力幫助兩派調和。王泉山同意對任畹町的懷疑缺少 事實根據，但他一臉的無可奈何，「正是因為我不說話，我才能夠與兩邊都說話」 。兩派的矛盾發展到後來，也是最糟糕的，就是公開到民主牆上開戰。 這次開戰，對「中國人權同盟」是致命性的傷害，就是對民主牆整體，也造成了 很大的傷害和不好的影響。許多民主牆熱心的支持者，在寒冷的深夜抱著雙肩瑟瑟 縮縮在民主牆前觀看文章的人，對那些相互攻擊，既感到困惑又非常厭煩，說「這 都是在搞些什麼嗎？怎麼成了這樣一夥烏七八糟的人。」各組織的人，雖然也有人 將之當成笑話來講，但絕大多數人都不禁搖頭，對「中國人權同盟」走到這一步深 為痛惜，對因此造成的混亂和前景深為憂慮。這次組織內部的爭鬥，比《貴陽啟蒙 社》那次的影響和傷害要大得多，因為這是北京的組織，而且不是只在圈子內部談 論，真的上了牆公諸於世了。就這次的相互攻擊內容來說，無法讓人覺得有必要或 應該重視。首先是陳旅一派在民主牆上張貼文章，展開攻擊並宣佈「中國人權同盟 」開除任畹町的會籍。隨後你來我往打成一團，而所談內容，不外乎兩點，一是相 互指責及宣佈開除會籍，一是毫無根據的指控對方是特務奸細。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我已經很難置身事外。不僅是「中國人權同盟」的人，很多 其他組織的人都說，聯席會議應該出面進行調解，我應該發揮些作用消除這場混戰 。建議當然有道理也很不錯，看到所造成的混亂和損害，我也覺得不該完全置身事 外，而希望起些消弭爭鬥的作用，尤其是兩派都有人反覆向我提這種要求後，我開 始以聯席會議的名義，與雙方進行些接觸。但是實際調解中，請兩派坐到一起談談 ，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試了幾次都沒有成功。最後雖然坐到了一起，卻又不是我 請來的，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局面。 一般情況下，「中國人權同盟」參加聯席會議是任畹町來，有時候是趙欣來。但 是發生上述那些爭吵後，任畹町開始每會必到。為此，陳旅那邊多次表示不滿，說 任畹町已經不是「中國人權同盟」的人，不能擔任代表。不過他們拿不出來必要的 代表委託書，因為一分為二的兩派，誰也沒有能力召開有權威性的、可以決定代表 人選的會議。一次開會時，不但任畹町來了，陳旅也在開會後不久帶了幾個「中國 人權同盟」的人突然闖來。這當然不符合聯席會議有關規定，但是陳旅拒絕離開， 說只有他才有權代表「中國人權同盟」。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組織代表，我想大多數 是不贊同陳旅這種說法的，可是沒有多少人願意趟這混水，捲入一場吵鬧爭鬥中去 。在這件事情上，最主要該負責任的是我，作為聯席會議的召集人，我應該堅持一 點，陳旅無權參加會議。我雖然要求陳旅離開，但我沒有特別堅持，因為我們雖然 有規定，卻常有各組織的人突然闖來，說是要匯報或反映一些緊急情況，說過後往 往催他還不走，因此形成了不是代表的人，有時也來坐上一陣子的陋習。所以有十 來分鐘，大家坐著聽任畹町與陳旅爭論，或是不關痛癢的勸解幾句。在他們面對面 的爭吵中，我注意到一點，他們在民主牆和社會上爭吵的最嚴重的問題，也就是特 務奸細的問題，一句也沒有提起，雙方盡在指責對方製造分裂，指責道德和規則上 的各種各樣的事情。陳旅在爭辯中不如任畹町能說，任畹町強調事端是陳旅他們挑 起的，並且說自己是一忍再忍，「你們打三槍我才還一槍」。 他們的爭吵影響了聯席會議正常工作，我要求任畹町和陳旅都不再說話，既然他 們組織內部已經不能解決代表問題，這件事就由聯席會議討論，拿出一個針對這種 情況的辦法規則來。任畹町和陳旅停止爭吵後，我請其他組織的代表到裡面一間小 屋開會。我們有兩種意見。一種說讓「中國人權同盟」出兩個代表，任畹町陳旅都 算，我記得趙楠等一些人是這樣的意見。另一種意見是聯席會議充當調解人，幫他 們調解產生新的代表，新代表沒有產生之前，「中國人權同盟」代表暫時空缺，我 和一二個人是後一種意見。就在我們的商討中，坐在外屋的那些人突然叫喊打成一 團。我衝到外屋，看見任畹町被陳旅逼在一個牆角，頭髮散亂，眼鏡也打掉了。這 是陳旅向任畹町突然發起攻擊，在任畹町還沒有鬧明白之前，眼前已模糊一片，都 弄不清楚身上的打擊來自那裡。 這件事使我極為憤怒，我對陳旅喊了起來，讓他給我出去。聯席會議在劉念春家 中，已經處境困難。一是大量的人來來去去，影響了這個大雜院的正常生活，一是 人們對我們所從事的這些活動，困惑、恐懼而且側目而視，加之警察和街道居委會 的人不時光顧，及肯定沒有少分派的監視和散佈的對我們的非議，我們早已經感覺 到處於不友好的氛圍中。有幾次，我們發生了較激烈的爭論，或是有較大的響動， 警察就在我們爭論中突然出現，在警察的詢問和居高臨下的訓導中，我們所追求的 理念和事業，都蒙羞遭垢。我們所缺的，就是大打出手的醜聞了。 陳旅並沒有按照我所說的出去。在大家的譴責和勸說下，他悶不吭聲的低下了頭 ，我也就不再堅持要他離開。陳旅一動手，反而使我們關於代表權的討論大大加快 ，很快就通過了《中國人權同盟》兩派可以視為兩個組織，各出一名代表的決定。 這一決定，態度比較曖昧，即使不說是獎勵陳旅的打鬧，至少也表現了面對打鬧的 無奈和退讓。我是極不願意如此的，但是再討論時我首先就贊同和支持了兩派各出 一名代表的意見。因為我已經看清在聯席會議上一時無法形成要陳旅退出的決定， 堅持這一點可能會造成聯席會議內部爭吵不休，而且民主牆又走到了第二個非常艱 難危險的時期，鄧小平在內部講話中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魏京生正在設法鼓 動對鄧小平全線出擊，我們要討論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能把時間消耗在不夠緊急的 事情上。我只是在內心想，一緩過手來，就要為這類事情制定規則，否則會有許多 後患。 事實上，陳旅當上代表後，大約只參加了一、二次會議就不能再來了。四月初， 陳旅和任畹町，這兩個相互指責對方是特務坐探的中國人權運動的發起人，雙雙落 入了警察之手。任畹町是在魏京生已經被捕，從傳來的消息得知《中國人權同盟》 也是這一網要收的對象後，仍然見壞而上到民主牆張貼文章，被所謂的革命群眾當 場扭送公安局。陳旅則是在大街上行走時，被幾個便衣警察夾持走了。陳旅的母親 極為憤怒，挺身來到民主牆前演講，控訴這種無視憲法肆無忌憚的迫害，聲言警察 何不將母子一起抓走。從後來得到的一些消息看，任畹町陳旅等等被抓的許多人， 中國政府原來也準備象魏京生付月華一樣判刑的，但是魏京生付月華判刑後，在國 際引起極大反響和譴責，在國內引起很大不滿和恐慌，因此靈活應變的中共當局翻 手一變，將他倆都處以勞動教養三年。任畹町更由於在「改造」中不低頭認錯，又 被加處了一年。八九年「六四」後，任畹町由於運動中多次發表演講，又一次被捕 ，並判處了七年徒刑。陳旅也未能逃脫再次厄運，被警察以逃稅等名由，又投入過 監獄。 看來，警察的頭腦要清醒許多，始終不為流言所惑，不但不相信任畹町陳旅是自 家的便衣坐探，而且多年來對他倆一視同仁，同樣收拾從不手軟。不過，要說民主 牆當年有多少人認真相信，也大可懷疑。事實上，就是相互之間攻擊最激烈的時候 ，我也覺得除了一些正直又容易相信人的人，並沒有幾個人認真相信任畹町陳旅真 是特務坐探，包括那些表現最激烈的人，也包括任畹町和陳旅相互之間。這種對身 份面目的攻擊，在不少人那裡連懷疑都說不上，實實在在是被當做手段使用的。因 此多年後再回顧，尤其是面對警察所遵循的趕盡殺絕的迫害事實時，更感到莫名的 悲劇意味。 派系和爭鬥，有人的地方就有，在民主牆一些組織中存在，也不奇怪。但是爭鬥 到不擇手段，而且不顧事業和安危，用理性和智慧衡量，都不能再視為正常了。可 是一些爭取人權和民主的朋友，不知怎麼一來就陷入了這種不正常。大家為了理念 事業不懼艱難危險，可以潑出命干，然而一旦陷入意氣和個人恩怨，也會死活不管 的自行毀壞。有時我真感到困惑莫名，因為這不僅是一個道德品格問題，也是一個 簡單明瞭的大小問題。生死或前途安危，更不要說包括了個人命運利益的整個社會 的人權民主事業，當然遠大於個人間的恩怨爭鬥。然而過往的許多事例給出的多是 相反證明，即一有個人間的恩怨爭鬥，總是壓倒民主事業和其他重要的方面，成了 主導一切的毀壞性因素。運用階級路線的眼光，祭起特務坐探的法寶，是爭鬥中常 常採用的手段，似乎不將對方打得聲名狼藉死不甘休，實際卻是將自己的事業和組 織打得一撅難振。 九二年我來到海外，發現中國人在不講階級鬥爭的土地上，抓特務等舉措依然風 行。我吃驚的發現，在海外眾多的組織中，想找到一個沒有抓過特務的組織，有如 上青天。就是學自聯這樣雖有政治理念，但以社團利益為宗旨的學生組織，也受到 過這類困擾。而且國內和國外是互通的，侯曉天剛出國，國內的種種說法和警告， 如她為公安部安全部做事等等，跟蹤而至，我收到了來自各方面的要求和信息。據 說這一指控還上了電腦網絡，而且涉及到《中國人權》，說是曾經與《中國人權》 聯繫，但無法溝通，不得已才上了電腦網絡。我向一些朋友詢問對侯曉天懷疑的根 據，不是含混不清，就是說來自內部或是絕對可靠人士，也就是不能暴露身份的人 士。問題是，這是一項極其嚴重的指控，我們憑什麼要相信連自己真實身份面目也 不敢示人的人士。對待這種事情，有兩種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共產黨抓過AB團，抓 過托派等等許多人，無須什麼事實證據，有人指控或告密，拉出去就殺。美國司法 的做法則相反，證人的誠實及對被指控者有無成見恩怨，首先要接受詢問調查核實 ，稍有不適，即使個人間毫無恩怨，對膚色人種看法不當，作為證人的資格和可信 度就先受到懷疑。美國的方法可能有它的問題，可能對有錯有罪之人過於寬容，甚 至輕饒了有錯有罪之人，但保證了被指控者的權力，減少了不白之冤。兩相比較， 罰有不足總比罰之無辜，更符合人情道理。而且，冤枉無辜是無可挽回的，罰有不 足還可以補加。 應該說明一點，我不贊成拿不出真憑實據，到處散佈懷疑或興師動眾抓特務，並 不是我認為沒有特務。恰恰相反，我不僅相信有特務，或告密賣友一類的人，而且 我親身的一些經歷，使我確切無疑的知道就是有這樣的人。譬如我們當年民主牆的 一些事情，還有八九年我離開監獄之後的一些事情，知情瞭解者不多，從時間地點 看，也不大可能有錄音錄像，但是警察卻都知道了。依邏輯推理，沒有特務或告密 者是說不通的。我所以不贊成輕易懷疑並散佈懷疑，是基於人性法理的原則，也是 利弊得失的比較。 共產黨常搞殘酷整肅，並為此十分得意。斯大林把他們黨中央的人整批整批殺掉 ，後來中國共產黨對此有一個積極的解釋，說這一整肅雖然擴大化了，但在與希特 勒的戰爭中，蘇聯高層沒有出一個叛徒，為贏得戰爭提供了保證。實際中國共產黨 在歷史上，也是這麼幹的。很可能，這種做法有它的效果，包括他們自己總結的純 潔隊伍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的效果則更為鮮明突出，就是產生社會性的滅人性逆 法理的社會準則。中國社會幾十年來的許許多多殘酷荒唐、違背人情事理的事情， 就是上述邏輯的必然延續發展。所以在滅人性逆法理與效果之間，效果應該放在一 邊。當然，現在所謂的抓特務，與共產黨的做法有極大的差別，既沒有動用家法私 刑，也並非封殺了解釋申訴的途徑，不能上升到人性法理的高度。不過，誰能說這 不是由於我們沒有這份能量和條件呢？如果可以不分青紅皂白的懷疑，並且張揚這 些懷疑，而不考慮殺傷的後果，一旦有能力會怎麼去做，是不容樂觀的。所以，事 情不在大小，都應該順人性守法理。倘若真有真憑實據，而且完全出於人權民主的 考慮，就不該站在暗處放暗箭，而要負責任的站出來說明一切，並證實一切。否則 ，對於來自官方的一些內部消息，不管是好心者同情者的透露，還是別有用心者的 提供，都不應該輕信，更不應該擴散。 就是以利弊得失比較，抓特務散佈懷疑，也是弊大於利。有特務或告密出賣者， 當然會造成一定的危害。但是與大抓特務，相互攻擊彼此懷疑，甚至被利用為打派 仗的手段一比，特務者流所造成的危害，就小得多了。這從民主牆過去的經驗可以 看出來，從海外的經驗來看，更加明顯。我們所做的，是爭取人權民主，這大多是 公開的，其實並沒有太多的秘密。就是真有一些關係他人安危的事情，我的經驗是 ，凡是與事情無關係的人，都不必讓其知道，所以也從來沒有出過什麼事情。倒是 藏在人權民主事業中的特務十分難受，他至少要讚揚民主痛罵專制，表面上做一些 有利人權民主的事情。一個事業如果興盛有力量，很少聽說因為有幾個特務而失敗 ，內部的疑懼爭鬥分裂，才是毀壞事業的大敵。因此，對於這類事情，我們要逐漸 形成些約定俗成的規則，就是對於拿不出真憑實據的懷疑，或是不公開自己的身份 面目，只是躲在暗處放暗箭的行為，不管針對的是自己的朋友，還是與自己有矛盾 爭鬥的人，對此不僅不支持利用或加以擴散，而且要予以譴責反對，形成對整體事 業負責的態度。我想，這大概是從《中國人權同盟》的抓特務，到今天仍然時有發 生的同類事情，並且造成了無窮的危害和後患中，理應總結出來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