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見證】 艱難和漫長的道路 ——廣州七九民運回憶與思考(之四·續完) 劉國凱 三、李一哲大字報成功的秘訣 如果說把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進攻」視為中國當代第一次民主運動； 把「文革新思潮」譽為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源頭，都有可能會受到質疑的話， 那麼，把七四年李一哲大字報風潮評為一場相當成功的民主運動，大概可望得到不 少人的贊同。 李一哲大字報曾在廣州捲起一陣旋風，並波及外省，震動中共高層，歷時半年， 在社會上留下了永不泯滅的影響。回憶李一哲大字報問世的過程；敘述李一哲們與 官方鬥爭的堅韌機智；描繪當時社會上的轟動效應，以及評價李一哲大字報開闢性 的政治意義，已有許多人從事過。我則常常思索，為什麼五七年的「右派」受到嚴 厲的懲罰；為什麼六八年「文革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被投入陰森大牢；而把整個社 會氣氛擾得如癡如醉，對民主氣息有極大催生作用的李一哲們卻沒有立即被專政呢 ？換言之，為什麼李一哲大字報取得了某種意義上的成功呢？ 李一哲思潮與「文革新思潮」甚有淵源。六八年，「文革新思潮」在全國各地的 一些造反派(主要是思想活躍的學生組織)中都有產生。當湖南「省無聯」的「中國 向何處去」流傳到廣東後，原已具有某一程度新思潮的活躍者十分興奮，誠如王希 哲先生所說的：「『省無聯』北、決、楊敢於突破中共理論框架探討的勇氣，曾經 鼓舞和啟發了李一哲。王希哲、陳一陽於『七·三』、『七·二四』佈告後亡命武 漢，還曾專赴浠水拜訪『北決楊』理論家《浠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作者馮天艾 (不果)。楊曦光則因入獄，無緣相見。」 六九年三月中共九大召開，標誌文革的塵埃已基本落定。昔日的一些革命小將在 被關進牛欄、挨了一輪批鬥後被趕到工廠(大學生)或驅往農村(中學生)，接受再教 育。被拋棄出賣的羞憤和現實生活的巨大壓力，使他們之中的多數人頹唐、消沉了 ，但仍有少數人依然執著地探索著中國的未來。文革中許多激動人心的記憶和上山 下鄉後看到的更廣闊的現實，更使他們感到自身的職責。勞作之餘，他們孜孜不倦 地閱讀，認真熱烈地討論，思想與鬥爭藝術都有所提高。李一哲們便是他們之中的 佼佼者。 李一哲思潮的確是對「文革新思潮」進行了揚棄。它拋棄了「文革新思潮」的表 層思維——「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論，而對其深層思維——「紅色資本家」論 進行了研究。 李一哲思潮的重點之一是「特權階層」論。與「紅色資本家階級」論相比。它有 兩個特點。一是沒有定百分比，二是從階級降格為階層。我不知道這是出於李一哲 們的粗心，還是匠心獨具地暗藏玄機，但明顯感覺這兩點不同實是他們的成功之道 。 階層論明顯比階級論倒退了一步，保守了一步。但卻對喜搞階級分析、又對階級 分析極為敏感的中共少了一大分刺激。沒有定下百分比，使特權階層在中共官員中 所佔比例含糊不清。到底誰屬特權階層呢？老官僚集團可以認為，江張新貴集團當 是。反之，後者也可以說前者才是。文學上模糊義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此，解釋上的 彈性也給自己留下了政治空間。楊曦光的階級論即使有百分比的保留也避免不了被 扔進大獄，而李一哲的階層論卻使他們在痛斥時弊後仍可在街上晃來晃去。 然而人民群眾對「特權階層」自有他們的看法，把幾乎全部中共高級幹部都視為 特權階層顯然是他們的主流意識。李一哲對特權階層的批判講出了他們心中壓抑已 久的心聲，而且講得那麼至理、生動，這怎能不使他們感奮和共鳴，怎能不使他們 給予李一哲公開的或含蓄的支持呢？不損兵折將而取得戰果，這難道不是一種十分 值得稱道的成功？ 我也是「文革新思潮」的持有者。文革結束後，我也放棄了「中國向何處去」的 表層思維，而繼承發展了它的深層思維。與李一哲們不同的是，我不是向保守的方 向，而是向激進的方向發展。我也將百分比去掉，但把紅色資本家階級升格為帶封 建性的官僚資產階級。在七十年代初那極端黑暗恐怖的歲月裡，我寫了一篇題為「 論中共政權的封建法西斯性質」的文章。我在等待時機的到來，用血與劍去跟那個 專制政權討論中國的未來，而這篇文章則可用做檄文。但歷史終究沒有給予那種時 機，這篇文章也永遠只是手稿。 無論在七十年代，抑或在八、九十年代，只要中共政權還處於相對穩定之中，這 種文章就是永遠拿不出來的。如果硬要拿出去，其結果除了執筆者被判以槍決或重 刑之外，別無所獲。廣大人民群眾會被這類過於激烈的言辭嚇倒。不但不會表態支 持，還會遠遠躲開。頂多只有些人在心裡讚一句：「這倒是個不怕死的傢伙。」 可見，在政治鬥爭中，激進往往不及穩健、保守能取得實效。 李一哲大字報走上街頭，選擇了「批林批孔」這個歷史契機。當時的政治氣候十 分詭譎微妙。人們難以確切知曉毛要幹什麼。江張集團是想以毛為後台老闆搞第二 次文革，除掉或削弱周勢力以確立自己在中共高層裡的主導地位。毛的思想感情傾 向江張，但基於力量對比等因素的考慮而舉棋不定。更何況林彪事件重重的一擊， 使他再不具有當年那種暢遊長江後又去大擾政治風浪的體魄與氣概。 然而，一些地方官倒十分乾脆。死豬不怕開水燙。乾脆自己把自己擺上台，要剁 要剮，你瞧著辦吧。趙紫陽主持的廣東省委在《南方日報》——省委機關報的第一 版上全版登載省委的號召：「全省人民行動起來，揭開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 但是全省人民並沒有聞風而動。昔日的小將在接受工農再教育，而現今的學生們 已不再具有文革激情。 不過，還是有些人行動起來了。但他們並不去揭省委的什麼蓋子，而是撩開自己 的衣衫，露出纍纍傷痕。這些人大多是以前造反派成員。他們聚集在一起，訴說這 幾年自己所蒙受的冤屈，所遭到的虐待迫害，他們要求討回公道。這些人是李一哲 們最初的社會基礎。但李一哲們並不把自己局限在這個社會半徑裡。他們迅速地拓 展了新的境界。從「廣東怎麼辦」、「革命死了，革命萬歲」到「關於社會主義的 民主與法制」，標誌李一哲思潮從文革的漩渦躍向了新的潮流。 接過毛中央批林的旗號痛斥林彪封建法西斯專政對人民對社會的荼毒，得到了社 會上一些思想敏銳者的共鳴。因為當時很多人還記得封建法西斯專政一詞正是林彪 體繫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對毛的詈罵。 羅列、抨擊許多荒誕的社會現實(如「忠字運動」、「獎懶罰勤」)贏得了廣大民 眾喝彩、讚許。 大字報字裡行間所曲折表達的某種意向，甚至得到統治階級中某些開明者的同情 。 毛問政治局委員們：「你們批得倒李一哲嗎？」卻沒有下令批判，多數政治局委 員不表態。廣東省委把大字報定性為「反動大字報」(注意：不是「反革命大字報」 )並大量翻印，據說是作批判用，實則大大擴展了它的影響。 於是李一哲大字報旋風在廣東翻騰了近半年，而且越出了省界。 於是李一哲思潮的社會基礎以幾何級數增長。 李一哲們沒有超越歷史條件去攀登更高的山峰，而是在現有的政治氣候裡最大限 度地去耕耘。當時有人與李一哲們爭論過，毛會不會犯錯誤？毛澤東思想是否完全 正確？李一哲們的答案維護了毛與毛思想，這究竟是出於認識上的歷史局限性還是 鬥爭策略上的考量都不值得去根究了。而值得肯定的是，正是由於他們在政治觀念 上採取了這種穩健、保守的態度，才會在七四年的政治環境裡有所作為。 在李一哲大字報風潮中，我也寫了一寫匿名小型大字報表示支持，但沒有加入進 去，原因之一是認為他們的觀點太溫和、不過癮。然而中共內部的「紅白玫瑰戰爭 」終究沒發生，「四人幫」迅速覆滅，我的準備與期待化為烏有。情急之中，在李 一哲大字報的舊戰場上刷出「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探討」。其結果儘管驚動了廣 東省委及中央高層，但實際影響甚微，徒然被關進「牛欄」，確實是從激進到躁動 ，畫了個效果為零的怪圈。 由於中共專制勢力十分強大，民主力量相對弱小，中國的民主事業不可能在一夜 之間取得根本性的成效。狂熱與躁動往往會壞事，揠苗助長必定事與願違，適得其 反。只有抓緊每一個歷史時機，辛勤地施肥灌溉，中國的民主之苗才會逐步長成參 天大樹。在這個方面，七四年李一哲們的行動為我們積累了正面的經驗。 至此，若要問李一哲大字報運動取得成效的秘訣是什麼？我們可以把答案高度概 括為兩個字：穩健。 四、曠野裡的孤軍 在中國當代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中，七九民運是持續時間最長，波及地域最廣 的一次。 以民主牆、民刊為體現形式的七九民運以爭取社會民主為訴求。其論及 範圍從揭露社會弊端、抨擊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到要求切實讓民眾享有憲法所賦予的 各項民主權利。而其思想高峰為呼籲剷除官僚體制。 從文革新思潮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到李一哲的「特權階層」再到七九民運的「 官僚體制」，這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濤總撞向中共專制體制的基石。 對七九民運思想深度的研究及對其政治意義的評判等，社會學者們大可以搜集資 料寫成一部厚厚的著作。而我在這點文字中僅想試圖解答這樣一個問題，七九民運 何以會被中共鎮壓。 借用社會民主力量迫使凡是派走路的中共務實派，在政治上其實並無改革意願。 而人們一度誤以為他們是改革派而對其抱以希望。務實派與凡是派心理上的分野在 於前者是毛文革的蒙難派，後者是得利派。治國方略上的分野在於前者尚能從現實 出發去構思發展國民經濟的有效措施，而後者只會按毛脫離實際、誤國誤民的荒謬 主意去辦。但在堅持中共專制統治這一項上，他們之間並無差異。如果說被毛一手 煽動起來的紅衛兵運動在為其火中取栗後，由於行動漸漸越出毛的規範而遭到毛的 拋棄鎮壓，那麼一開始就以獨立的姿態，以中共的政治異己力量出現的七九民主運 動又怎能見容於中共務實派呢？ 七八年底，七九年初我亦曾對中共從事有限政治改革有過希望。而魏京生的被捕 使希望火花熄滅。儘管在廣東主政的習仲勳對民運的態度遠較其他某些省份溫和， 但鄧小平所表現出來的狹隘橫蠻，使我對七九民運的前途毫不樂觀。及至魏京生被 判重刑，我內心已斷定七九民運必遭全面鎮壓，只是鎮壓的強度尚難預料。 八一年秋，一切都揭曉了。若以八九民運領袖人物的刑期作參照物(清場的大屠殺 則作另論)七九民運被捕者的刑期是極重的。而前者是領導了一場聲勢浩大、對中共 政權以極大壓力的社會民主運動，後者只是於有限範圍內心平氣和地在油印刊物上 陳述了自己的民主理念而已。 為什麼中共對七九民運下手如此之重？是否只是出於鄧小平的暴戾？ 七九民運的參加者，大多數都是社會地位極普通的青年工人。鄧小平對他們十分 蔑視。中共亦認為這些人並無專業知識、真才實學，僅僅是會說話的生產工具而已 。要發展科學技術，並不靠這班人。這些人只是工人，壓制他們並不涉及幹部政策 、知識分子政策。故無論以哪一個角度去考量，鎮壓這批人都是小事一椿。 當然，如果這些人身後緊跟著廣大民眾；或相當數量頗具社會影響力的知識分子 對他們大力支援；或國際社會對他們甚為關注，那麼鄧小平們對下手的輕重或許會 有所考慮。然而形勢的發展使鄧小平們越來越感到可以無所顧忌了。 七九民運剛勃興之時，社會上仍積累著大量矛盾。《人民之聲》創刊之初，在社 會上獲得熱烈反響，來信來訪頗多，除表示支持外，還訴說他們曾受到的種種冤屈 迫害，並要求我們協助其申冤平反。然而不久，這股熱浪就退潮了。 為什麼會這樣？是由於中共在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全力大搞平反冤、假 、錯案；「戰備疏散」中被趕往農村的人們陸續回城復工，文革中被查抄的財產予 以發還或補償；工廠裡開始實行獎金制度；曾被「四人幫」「凡是派」所製造的緊 張，沉鬱的社會空氣得以大幅度緩和，文學藝術趨向活躍，整個社會生活的面貌變 得較為輕鬆。總之，中共執政三十年來所積累的大量社會矛盾得到相當大的舒解。 廣大人民群眾對鄧小平充滿了好感和期待。說實在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剛從毛 式社會主義的經濟貧困、政治高壓中走出來的廣大民眾迫切需要的，並不是健全的 民主權利，更不是剷除官僚體制，而只是較寬裕的物質生活和從此免於草菅人命式 的政治迫害。 當然，作為七九民運志士不應把自己的思想境界降至一般民眾，而應抓緊這難得 的歷史契機去宣傳民族理念，努力去提升民眾的民主希求。不過面對現實，我們卻 不可埋怨群眾，也不可預期我們的努力能取得多大的效果。 記得我一位很要好的高中同學，因其父母(資本家)在文革中備受折磨、家庭充公 ，自己的處境也很不順利，故對中共十分不滿。但此時卻對我說：「現在不是已經 很好了嗎？你們到底還要什麼呢？」原來他父親已在工廠裡重任副廠長(管技術)。 所抄家產也折價賠償，並買了一幢三層樓的舊民宅。他的工作也十分如意了。 我所在工廠有位工人對我很熱情，要我替他寫狀子申訴冤情，後不久卻對我變得 相當冷淡，遠遠見了也避開。後來我得知廠領導替他辦妥了那些事情並告誡他：「 有什麼事應依靠黨、依靠組織。像劉國凱那樣的人能幫得了你什麼呢？」 在八十年代來到之時，我們面對著這樣一個可歎的現實，就是廣大民眾與七九民 運的隊伍已拉開了愈來愈大的距離。 中共務實派上台後對知識分子大力作出修好的姿態。對反右來個大幅度改正。此 舉效果十分卓著。務實派努力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為知識分子在過往年代所 受貶謫極表不平，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經濟建設中的重大作用。這無疑使知 識分子的心情甚感熨貼。中共在務虛之後還逐步務實，從平反一些冤假錯案到恢復 一些知識分子原有的職務、提高其生活待遇及至稍後的評定職稱，並直接對一些知 識分子委以官職，將其吸收到中共官僚隊伍中去。這一連串的實際利益使知識分子 不禁忘其所以。 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們感到國家有了明主而百廢待興，自己當以自己的科技 專長服務國家，或覺得應努力做出些成績以更有益於確立及提升自己在領導心目中 的地位。故此，他們對七九民運的呼聲是不予關注的。 從事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嫡傳。中國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幾 乎全都是皓首窮經，而鮮有研究「九章算術」或「天工開物」的。他們畢生的事業 與成就就是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官吏階層中爭得自己的位置。毛對此深為洞悉，故有 「皮毛」論之說。鄧小平上台後的重振綱紀、禮賢下士，對這類知識分子極具向心 力。他們就在這向心力的作用下做起了為中共效力的圓周運動。搞社會理論研究的 ，盡力為鄧牌社會主義拼湊理論根據。搞文學的，寫些為高幹及其子女鳴冤訴情的 傷痕文學，而妄顧普羅大眾及「四類份子」的苦難，或肆意歪曲歷史，按照鄧小平 們的好惡去描述文革。這些知識分子當然只會對七九民運投以不屑的眼光。 當然也有一部分文化人良心未泯，他們掙脫了那向心力，切向飛出去，進行自己 的思索。但這是高層次的思索，是陽春白雪。他們對於如何推進中國民主事業的進 程，自有一番精闢的見解，其聲韻旋律之高雅，豈是只有中學文化水平的青工所能 所能參與協奏？何況，他們終究是有身份的人，屬於中共的幹部編製，而且有一定 級別，到底與那班青工們分屬於完全不同的社會層面，這有如幾何學上的異面直線 ，沒有交集。 在七九民運的全過程中，我只聽到有一位名士(好像是白樺)說了句：「詩人們， 我們寧願去歌頌民主牆上一塊磚，也不要再去歌頌神仙皇帝了。」就這句話，足以 使我們這些小人物感動得難以名狀。安陽創辦了一份民刊，名叫「民主磚」，其來 由蓋源於此。 七九民運時期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的互動狀況大不同於今天。當時除北京一些民 刊與外部世界有點聯繫外，其它城市甚少。廣州也只有幾個香港大學生常來走走， 帶些信息去。國外社會對中國七九民運的反應僅限於情況報導而已。國際上的民權 組織、民主國家的政府首腦，政治要人也未對七九民運表示強烈關注和聲援。也沒 有什麼國際經濟因素可在某一程度上制約中共的政治行為。 由於廣大民眾的疏離、知識界的冷眼旁觀、國際支援的缺乏，那散佈在九百六十 萬平方公里土地上、二十幾個大、中城市裡的幾百號青工所組成的七九民運的隊伍 成了一支不折不扣的孤軍。這支孤軍在曠野裡艱難行進，而鄧小平的清剿部隊就在 一旁虎視眈眈，一旦得令，就撲過去肆意砍殺。殺雞用牛刀是鄧小平的拿手好戲。 八九年六月初，本來只用兩萬軍人加大棒就足以清場，而鄧小平硬是用了十萬軍人 加坦克。 以上所言，顯然是七九民運被強力鎮壓的主要原因。然而今天，我們在反思時， 除了深切認識到這一些外，是否還應從七九民運的自身加以思索呢？ 七九年初我得知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一說，不由得為之叫好。但不久又 聽說他直接批判鄧小平，提出要警惕、防止鄧小平搞個人獨裁，我不禁大吃一驚， 心裡連呼糟糕！我並不認為魏京生講得不對。從文革新思潮起至此十多年的觀察與 思索，使我對中共政權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從感情上來說，我真希望它徹底垮台。 而最過癮的情形是「紅白玫瑰戰爭」之後再來個攻佔巴士底獄。然而，當我們面對 著七九年的社會現實，感情就應讓位於理智。此時，中共政權已相對穩定，其內部 業已基本協調，強大的國家機器牢牢掌握在它手中。難道以七九民運的力量就足令 中共就範？說到底，在當時若想推行社會改革，最終還得由上而下。我們民間的民 主力量所能從事的工作是面向大眾宣傳民主理念，在社會上盡可能多地營造民主氣 息及要求改革的呼聲，以促使中共在改革的道路上多走幾步。基於這一觀點，我認 為在當時沒有必要把矛頭指向鄧小平。因為起碼他在表面上還在唱著改革的調子。 鄧小平會不會搞獨裁？雖然在當時鄧還沒有足夠的政治能量搞獨裁，但發展下去 是完全會的。因為中共政權的政治結構就是各級黨委第一書記在其「領地」搞獨裁 。領袖即黨，朕即國家。其中央黨魁當然也就在全黨全國搞獨裁。這種獨裁的不復 存只有在中共政權的完結之後。但當時並沒有任何終結這種獨裁政權的可能性，而 另一種可能倒是出現，就是中共政權表示願意從事某些改革。世事是複雜的，多面 體的。有時獨裁政權出於維護其統治的目的，也會搞些改革。而改革的結果往往會 有利其政權的短程性鞏固，卻會有長程性的削弱。故此，我們應對此持歡迎的態度 。一八六一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搞廢除農奴制的改革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嗎？ 從事政治鬥爭的焦點並不在於暴露某個政治人物的真實本質。鄧小平的「一生真 偽有誰知」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社會的進步。如果一個壞人在客觀情勢的 促使下不得不做一些有益於社會的事情，那總比他撕下臉皮到處作惡要好。鄧小平 不是在充好人、充改革者嗎？那好，我們就設法讓他充下去、做下去，一直到他自 己不願意充、不願意做為止，而我們則盡量不提供他翻臉反悔的藉口和機會。 還應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當時鄧小平在民眾心目中有相當的好感和威信。作為思 想敏銳的民主志士當然會比普通群眾看得深一些遠一些。然而，我們雖可以在內心 不贊同許多人對鄧小平感恩戴德，卻不應在具體言行上與群眾尖銳分歧。在那時把 批判矛頭指向鄧會得不到許多群眾的認同，會脫離相當數量的群眾。如何既能與廣 大民眾保持紐帶聯繫，並且拉著群眾向前進的拉力又控制在紐帶的「抗拉強度」之 內，這裡面包涵了豐富的鬥爭藝術。我覺得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 」一文，其拉力大體還在「抗拉強度」之內。爾後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就 突破了紐帶的「抗拉極限」，而與人民群眾脫節了。 剛經歷了政治逆境、屢遭貶謫的鄧小平神經極為敏感，心胸異常狹窄。當時他東 山再起、欲圖大業。故對直接針對他的挑戰絲毫不能容忍。並把對魏京生的刻骨仇 恨擴展為對整個七九民運的極端仇視，在迫不及待地把魏京生投入大牢之後，對整 個七九民運也下了毒手。 魏京生被捕的消息傳來，我心裡對他的責備一下子淡化了，而代之對鄧小平的失 望和憤懣。及至魏京生被重刑，我心頭則充滿了對他的擔憂和對鄧小平的切齒痛恨 。 十幾個寒暑交替。漫長凶險的鐵窗生涯終究過去，魏京生們總算步出了陰森的大 牢。對此，我心頭有說不盡的喜悅。而此時，當我在回憶七九民運的人和事，腦際 卻不由得又浮現起當年的這些歧見。本來出於對魏京生的欽佩，出於對他受過中共 極大傷害的身心的愛護；出於對他目前處境的關切，我本不打算把這些歧見付諸文 字。但近來看到一些讚揚魏京生的文章，連他當年那些不策略的做法也加以讚揚。 對此，基於一種責任感，我覺得自己還是不應迴避。 其實，對魏京生的欽佩和與他存有歧見是可以並行不悖的。一個人一旦成為英雄 ，就只能對他稱讚褒揚，那是中共黨文化的內容，民運參加者不應落於這個巢臼。 有文章極為推崇魏京生的勇氣。其實魏京生最值得欽佩的是他對民主堅定的信念 、剛強的意志、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這些優良品格往往是中國人(漢族人)最為缺 乏的，至於勇氣，若單單靠它，往往不足以成事。 孫權、劉備六萬兵卒敗曹操二十萬勁旅於赤壁，謝宏、謝石率八萬人馬破符堅百 萬大軍於淝水，所倚仗的除勇氣外，還有智慧、機謀等。 如果說在揮舞刀劍互相砍殺的冷兵器時代，兩國相爭尚不能單靠勇氣行事，那麼 在當今的政治鬥爭中，智慧和策略不是更為重要嗎？ 有時我想，如果魏京生當年沒有直指鄧小平，那麼七九民運所遭鎮壓的強度是否 會輕一些呢？或許魏京生本人不至被判十五年重刑，王希哲們所受的囚禁之苦也不 會那麼漫長。從事社會改革並不是為坐牢而坐牢，為犧牲而犧牲。在取得同樣效果 的前提下，少付出一些損失總比多一些好吧。 也許有人認為正是魏京生敢於直指鄧小平，並身陷囹圄十幾年才鑄造了他的一世 英名。這種看法流入輕率偏頗。魏京生批判鄧小平並不是為了出名。當初他未必會 預料到一張大字報會換來十幾年牢獄之災，也未必料到自己能熬過漫長、凶險的鐵 窗生涯，全身走出牢門。須知許多人都因死獄中了。譚厚蘭、王洪文、胡厚民…… 說來，促使魏京生出名的有力因素是鄧小平日益走向反動。別忘了，在鄧小平把 魏京生投入大獄，鎮壓了七九民運後，他的聲望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仍呈上升之勢。 直到八四年，天安門前的大學生遊行隊伍中還出現了「小平，您好」的巨幅橫額。 只是由於後來他一系列的錯誤，如經濟改革弊端叢生；政治改革踟躕不前甚至倒退 ，默許或縱容頑固派搞「清污」和「反自由化」，貶謫改革派人士，及至八九年「 六四」大屠殺，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使整個進步人類對他大失所望。此消彼長 。在這時，許多人才又關注起仍身繫大獄的魏京生。並對他的評價有了大幅度的提 升。試想如果鄧小平沒有幹那些倒行逆施，而肯在政經改革的道路上穩步前進，那 人們將會繼續給予他諒解、期待與支持。世人既然可在八十年代初默認了鄧小平鎮 壓魏京生和七九民運，那為什麼不會在鄧小平的政經改革取得相當成績後繼續把那 一鎮壓視為一位政治巨匠治國豐功偉績中的一點瑕疵呢？如果是那樣的話，魏京生 在刑滿出獄時就未必有那麼多記者蜂擁而至了。 當今，人們推薦魏京生獲諾貝爾和平獎，我也積極響應，除自己外還動員一些親 友也寄去推薦信，在這一片熱烈的氣氛中，請不要忽略，魏京生獲此獎的重大意義 並不僅限於對他的讚揚，也在於對鄧小平、中共鎮壓民主、扼殺人權的批判和鞭撻 。 七九年魏京生的欠策略與八九年某些學生領袖的激進有如幾何學上的相似三角形 ，大小不同，特徵一樣。然而人們對兩者的評價卻大相逕庭。有時我已覺得對後者 的某些批評近乎苛刻，傷人感情。我推測之所以如此，大概由於前者在中共黑牢裡 煎熬了漫長歲月，而後者卻得以逃出危境並到國外領略西方文明，甚至有的言行不 甚檢點。我理解一些人的這種情緒，但又認為一旦進入嚴肅的討論就不應被情緒所 主宰。 回顧往昔的腳印，企望有益於未來的步伐。倘若日後在中國大地上又出現了民運 得以復興的契機，那重新結集起來的民運隊伍務求避免再成為曠野裡的孤軍。並且 ，我還覺得在中國能出現象魏京生這樣一些足以令我們每一個民運參加者引以為驕 傲的英雄人物是很可喜的，而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就更可喜了。 □(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