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六四人物談六四 本刊記者 為紀念「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六週年，本刊記者通過電話採訪了六年 前上述事件的部分參與者。那音調不同的話語在告訴人們：鮮血和生命凝成的記憶 不會輕易地被時間的流水沖淡，經歷過死亡威脅的大腦形成的思考也往往帶有常人 難以理解的深刻內容。以下文字根據錄音整理而成，未經被採訪者審閱，篇目安排 以採訪時間為序。 鄭 義：我對歷史上的暴力和鮮血，有很多的理解…… (鄭義，作家，八九民運中參與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和首都各界聯合會領導工作，六四 後被中共當局通緝，在國內流亡三年，一九九二年出國，現為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 社成員，中國人權理事。) 記 者：八九民運和六四快要六週年了，在這個時候，不知您有什麼想法? 鄭 義：今天的報紙您看了吧，上面有關於柴玲那個講話的報導。今天我們中國學 社開會，大家也都說到了這件事。我不能同意報紙上的說法，抓住一些人說過的一 些話，來否定八九年的民主運動。我覺得這種社會思潮，這種傾向最近一兩年來越 來越嚴重了。我是寫小說的，常常研究人物心理，我覺得害怕這種心理是人人都有 的。如果一個人在一種情景下害怕過，但是後來還是堅持了自己的理念，這種人是 值得普通人欽佩的。您說那些學生在天安門堅持了那麼多天，以共產黨的最高層作 對手，在心理上當然會有很沉重的壓力。有一點值得注意，雖然柴玲說過那些話， 但是她還是最後一個撤出廣場。這個事實報紙上沒有說，她雖然懂得利害，但並沒 有象報紙上所說的那樣，認為領袖的命比一般人更值錢。柴玲的話只是反映了她知 道共產黨會鎮壓，只是說出了一個事實和自己的決心。 不說柴玲，就說八九民運吧，這都是在學生的集體領導下進行的。就是到了 最後的時刻，也不是一盤散沙，並非大軍壓來，一片慌亂。作為一個運動的整個領 袖集團，自始至終執行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這一點是應當肯定的。人們可以在事後 批評某一些人，某一些事，但是如果用一部分人和事來否定整個運動，這種立場就 是不客觀，不嚴肅的。我想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關於八九民運的更多的「細節」 被挖掘出來，但不管有怎樣聳人聽聞的事件披露，都不會在根本上動搖一個事實， 那就是在這場運動中，整個人民，青年知識分子和它的領導集團作出的偉大貢獻。 記 者：您的意思是，就對柴玲的評價來說，不能從一句話來判定她整個人；就八 九民運來說也不能就一兩個人，一兩件事來判定整個運動。 鄭 義：對。對柴玲究竟如何評價我們可以討論。退一步講，就是柴玲本人或者其 他的學生領袖有什麼問題，但是八九民運的最基本的政治事實還是不能抹殺的。即 使有些人由於害怕沒有堅持到最後，但他們並沒有拿別人的鮮血和生命來換取自己 的什麼利益， 當年在廣場的人都知道，廣場上的人非常疲倦，又要處理很多事情，整個人 處在極度的亢奮之中，很容易發脾氣。話說得不周延，可以理解。柴玲的話是說共 產黨會鎮壓，而不是希望共產黨來鎮壓。我覺得八九民運可以說是在世界歷史上很 難找到的非常理性、和平的運動，現在被人罵成這個樣子，可見在中國作事情之難 ，很難。所以中國百年來國運不濟。看看世界歷史，有多少被正面肯定的事件也包 含了激進，暴力和戰爭?而八九民運並沒有使用暴力。現在的事情很簡單，為什麼越 說越複雜，這裡有利益在。一涉及到利益就沒有是非了。 記 者：說起激進，我覺得對激進主義或激進力量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倒是可以 研究研究，要有一個合理的評價。 鄭 義：從作家的角度，我對歷史上的激進，暴力和流血，有很多的理解。 熊 焱：心中永遠記著中國 (熊焱，原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八九民運中參與組建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和 絕食團，六四後被中共當局逮捕，關押至一九九一年初。一九九二年來美國，一九 九四年加入美國陸軍。現任中國自由民主黨顧問。) 記 者：您現在在美國陸軍中當兵，我想不至於把八九年中國的事情忘掉吧。 熊 焱：不會。籠統地講，有不少中國人把這件事情忘記了，這是很使人痛心的。 但是作為一個世界性的事件，八九民運已經載入了歷史。一些美國朋友見到我還提 起八九年的事情。有些人當時還是小孩，現在對當時電視裡的畫面記得還很清楚。 在圖書館，你可以發現關於中國八九民運的書許多人還在看。這樣的歷史事件是不 會被人類忘記的，有些中國人看起來忘記了，實際上只是他們的一些信念也許沒有 當年那樣執著了，並不是真正忘記。 記 者：您是一個美國軍人，應當遵守民主社會軍人不介入政治的守則；您又是中 國海外民運忠誠的一員。這樣兩種角色在您身上如何協調? 熊 焱：作為一個軍人，是不介入國內政治的，不支持國內的那一個黨派。按照美 國軍人的規定，不能穿制服，不能動用軍隊的任何財產參與政治活動。總之你不能 作為一個「軍人」去支持哪一個黨派、主義或政治觀點。至於在你的假日裡，你要 做什麼，那是你的自由，憲法保護的自由。加入美國陸軍之後，我遵受軍規，只是 利用自己的休息時間，利用假日出來參加一些活動。我在服役期間，訓練和工作很 忙，民運的事情也只能少管一點。 在遵守規則的同時，我還有特殊性。我是個REFUGEE，是POLITICAL REFUGEE ，在美國陸軍中像我這樣身份的人似乎就我一個，他們找不出先例來規範我。美國 人知道天安門廣場這一大事變，知道我是一個參與者。美國軍方對中國八九民運這 件事情是很感興趣的，事實上，世界冷戰的結束，是從一九八九年開始的，而美國 軍隊是冷戰的主要一方。美國朋友要我加入美國籍，作為軍人，我要加入美國籍很 簡單。但是我將來總要回到中國去，心中也老想著中國，所以我婉拒了。美國人對 此也很理解。 記 者：記得您以前有過這樣的想法，加深對美國軍隊的瞭解，對未來在中國開展 民主運動有益處。 熊 焱：是的。美國軍隊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我們應當對它有一個比較深的 瞭解。軍隊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就美國的軍隊管理來說，就有許多值得中 國學習的地方。順便告訴您一個好消息，我太太立筠已經通過考試和身體檢查，將 在今年九月加入美國陸軍，不久我的軍階也將會得到提升。我在軍隊中作人事工作 ，管士兵的提升，她將作行政工作。我打算提前離開軍隊，再到學校裡讀書，完成 學業。現在只能利用中午，晚上，週末讀書，軍隊中不少人都是這樣得到學位的。 姚勇戰：中共為什麼還不垮台? (原上海復旦大學管理學系學生，八九民運時任上海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六 四後被中共當局逮捕，關押一年。現居香港，在一家公司作會計。現任中國民陣理 事。) 記 者：在六四六週年到來的時候，您最強烈的一個想法是什麼? 姚勇戰：就是中共為什麼還不垮台，我一直在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那樣一個用坦 克和機槍鎮壓人民的政府，當年受到國際普遍制裁，現在竟然還沒有垮台。那時許 多人說它很快要垮台的，但就是沒有垮台。 記 者：是當時有些人過於樂觀，還是這個政府重新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姚勇戰：大概都有。我覺得還是中國的老百性不大爭氣。海外民運當然是不爭氣， 但是即使海外民運爭氣，也成不了事情。如果海外民運搞得有聲有色，沒有內鬥， 沒有醜聞，但是國內人民不跟你，也沒有用。我覺得中國老百姓作為一個整體，不 如俄國人，不如東歐人，不如菲列賓人，甚至不如緬甸人。 記 者：您是不是在抱怨國內民眾覺悟不高? 姚勇戰：中國知識分子受共產黨壓迫，可是去擁護共產黨的也是知識分子。有什麼 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這種說法一點不錯。我想把形勢估計得嚴峻一些可能 比較好。我們所面對的不光有一個強大的中共政權，還有一個事實是，中國的老百 性也還沒有達到可以與這種政權抗衡的水平。許多人不在這樣想，這樣做。 記 者：您所批評的中國知識分子或者老百性的這種態度，是否也有它現實的合理 性? 姚勇戰：說穿了就是一種利益。一個人為自己的利益而奔波，無可厚非；但是整個 一個民族醉心於物質利益，那就可悲了。 記 者：問題在於這種判斷是否準確：中國的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是不是大部分都 在打小算盤而不去考慮民族的前途和利益。 姚勇戰：我不想把籠統的「民族大義」這類詞望人們身上套，現在的問題是人們是 否要維護社會公義。社會公義就在身邊，只要你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付出小小的一 點犧牲，就會成為一種力量起到作用。而這一點在中國是非常缺乏的。如果說對一 般民眾不能如此要求的話，那麼所謂的社會精英階層和知識分子就應當具有這種犧 牲精神。 記 者：不久前國內的公民上書活動還是令人感動的，海外民運也有積極的方面。 姚勇戰：我不懷疑為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考慮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他們沒有形成一種 合力。上書活動後繼無力，好像曇花一現。至於海外民運，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 借用共產黨的話，現在是海外民運的「初級階段」，我們只能作初級階段的事情。 嚴家其：六四是中國的「國殤日」 (嚴家其，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八九民運時擔任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總 召集人。六四後被中共當局通緝，現居美國，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 。) 記 者：在紀念八九民運和六四六週年時，《北京之春》想請您談一談想法。 嚴家其：最近讀到有關「六四」事議的報道，據《世界日報》五月二日報導，香港 「人權人士」蒙洛(Robin Munro)說：「假如學生們早些離開，大屠殺就不會發生。 」「如果他們早些離開，就不會有『六四』。民主運動所留下的絕不是屠殺的形象 。」 我覺得奇怪的是這些話竟然出於「人權人士」之口。按照蒙洛先生的邏輯， 為了避免「六四」屠殺 ，學生們根本不應該去天安門廣場。在「六四」六週年的今 天，聽到「人權人士」以如此「公允」的口氣為「六四」兇手辯解護，真令人震驚 和痛心！ 記 者：那就需要有人為被兇手迫害的學生和百姓辯護，這樣才公平。 嚴家其：我要為學生辯護。六年前，學生們提出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條件」主要有 一個，就是要求一位「中央負責人」公開宣佈收回「四·二六」社論中指責學生是 「動亂」的提法。不過如此而已。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我們十二位知識界人士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緊急呼 吁》，要求中央負責人公開肯定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同時「懇請同學們發揚 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 可是幾千名學生的絕食，都不能打動鄧小平的心腸。這使我加深了對中國政治 制度的認識。大約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零年，我曾在北京《新時期》雜誌上撰寫 了「考察三個時代的三種政體——專制·立憲·共和」和「皇權與皇位」等文章。 從八四到八五年，又撰寫了《首腦論》一書，用大量篇幅敘述「沒有明確權力更迭 規則下專制政體」下的種種現象。多年來我一直感到毛澤東、鄧小平就是「沒有皇 帝頭銜的皇帝」。八九民運中看到鄧小平面對幾千名學生的絕食，絕不修改自己一 句話的做法，我在五月中旬在一篇聲明中才寫下了鄧小平是「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 」這樣的話。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和於浩成、李洪林、高皋同去天安門廣場， 會見學生領袖張伯笠、郭海鋒等人，建議他們在宣佈絕食取得勝利的同時撤離天安 門廣場。 記 者：後來學生沒有接受你們的建議? 嚴家其：實際上，當時未參與天安門廣場絕食的知識分子雖然發表了許多聲明，但 對學生的影響是十分微弱的。我曾在天安門廣場見到柴玲、李祿。焱熱的天氣、糟 雜的聲音，絕食中身體衰弱和疲憊不堪的樣子，使得任何稍長的談話難以持續下去 。學生們只是要求改變「動亂」的提法，當時雖有種種「流血」之類的「傳謠」， 但無論是學生，還是市民，都不相信真會發生大屠殺。七十年代末，我曾和幾位社 科院的同事合寫了一本《四五運動紀實》，詳細調查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情 況，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出動的「民兵」和「棍棒」，當時沒有打死一個人，如果 說不怕流血，想到的也只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有鮮血灑在廣場。無論是知識界人 士，還是幾位被推舉出來的學生領袖，都沒有力量讓幾千名僅僅要求中央收回「動 亂」提法和與中央負責人「對話」的學生離開廣場。我想，唯一能使學生撤離廣場 的就是「時間」。如果沒有「六四」大屠殺，六月十四日，或六月二十四日，學生 們將會在疲憊不堪中逐漸離開廣場。 「六四」是中國的「國殤日」！在「六四」六週年的今天，面對蒙洛這般「 人權人士」對學生領袖的指責，我還要在這裡重申：「『八九中國民運』是當代中 國劃時代的大事，它表明『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現代專制主義已窮 途末路，『六四大屠殺』不過是這種現代專制主義的最後掙扎。」「六四大屠殺並 不是八九中國民運的總結，而恰恰是促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新的覺醒和新的開端。 」 連勝德：中國需要民主政黨 連勝德，原天津中國民航學院計算機系學生，八九民運期間擔任外地赴京高校指 揮中心(即「外高聯」)主席。六四後被中共當局逮捕，一九九一年一月出獄。一九 九四年九月出國，現在在哈佛大學讀英語。現任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央常委。 記 者：您是八九民運的積極參加者，在海外民運隊伍中卻似乎是一個新面孔。您 是否可以就八九民運六週年談些看法? 連勝德：我到海外不久，聽到了各種聲音，好像有些人認為六四過去很多年了，不 必再提了。就我個人來說，六四在我心中是永存的，不會淡忘。我認為在中國歷史 上，八九民運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記 者：來到海外不久您就參加了自由民主黨，這是為什麼? 連勝德：雖然海外民運正在低潮，沒有很大起色，但是我覺得六四的深刻影響在人 們心中並沒有消失。說起加入自民黨，我得多說幾句。記得在一九八九年時我才二 十歲，從來沒有想過要推翻共產黨。八九年在北京，在中國有那麼多人要求民主和 政治改革，這給共產黨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它進行改革，但是它用武力鎮壓回答了 人們。六四以後，人們對共產黨失去了信心，共產黨也想改變自己，試圖用讓人們 吃飽肚子的辦法來造成新的局面，但是它不知道，人們的不滿不僅僅在於肚子不吃 飽。事實證明，到了今天共產黨已經沒有能力繼續領導中華民族前進了，人們需要 一個全新的政治力量去領導這個國家，這個新的政黨必須是成熟的有理性的專業的 政黨。 我出國比較晚，對大陸現在的民情比較瞭解，我覺得在中國民主運動中，人 們可以作一個獨立的持不同政見者，可以參加人權組織，但是中國需要一個負責任 的強大的獨立的不同於共產黨的政黨組織。一九九二年我在國內時，我和朋友們就 有這樣一個組黨的願望，曾經嘗試過，有二十幾人被捕。自從我到海外以後，經過 我的觀察，自由民主黨是一個很有潛力的政黨，它用一種政黨政治的方法運作，直 接打出政黨的旗幟，所以在我今年初就加入了自由民主黨。我想經過十年二十年的 努力，這個政黨就會成熟起來，可以擔當起重任。 吾爾開希： 理性和道德的光輝 吾爾開希，原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擔任過北京高 等學校自治聯合會(北高聯)主席，六四鎮壓後被中共當局通緝，流亡海外。現居美 國，在舊金山求學。 記 者：在八九民運六週年的時候，我們想請您這位當年的風雲人物談談自己的感 受。 吾爾開希：不久前《世界日報》的報導引起的這場風波，使我們開始討論八九民運 的問題。薛曉光小姐的這篇文章引用了丁學良和龔小夏的話，把八九民運形容成一 場道德價值蕩然無存的運動。作為八九民運的參加者，我們對八九民運的反思也是 很深刻的，但對上述報導的這種說法覺得不能完全接受。 我覺得首先，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影響極為 深遠，它的影響甚至可能會超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事實上從一九八九年六四 之後，中國的現代化的步伐，包括經濟和政治的都大大加速了，八九民運也是世界 上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瓦解的一個起點，是重要的里程碑，這些都是不容 抹殺的。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和批評非常重要，但是不能用情緒化的詞把它的意義抹 殺掉。第二，我覺得八九民運中最令人驕傲之處有兩個地方。一個是理性，一個是 道德，閃耀著理性和道德的光輝。雖然在運動的後期，有少數激進派的學生領袖， 他們的表現使得學運的理性精神和道德光輝都打了折扣，有了暇疵。更令令我們這 些運動的參加者和全世界人感到痛苦的是，這種非理性的東西斷送了兩次學運可能 成功的歷史時機。對於這樣一種非理性的學運勢力的反思，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 前提條件是不能抹殺運動的理性和道德的光輝。 記 者：您的意思是認為整個八九民運高揚理性和道德之精神，但是在其中，尤其 是在後期，也包含著非理性內容，導致了不好的後果? 吾爾開希：是的。過去幾年來，像國內的王丹、馬少方，國外的王超華、沈彤和我 ，我們這些學生領袖對八九民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主要是出於三個原因，我個 人一直緘默不語。第一個原因是我認為檢討歷史的時機還沒有成熟，也不用太著急 ，總有一天可以用非常理性、非常深刻、非常嚴肅的態度檢討這一段歷史。第二個 原因是，畢竟事件的主要責任還在中國政府，在中國共產黨。我想那些激進的學生 領袖可以利用在海外流亡的時間，作自我反省。如果他們自省，或許歷史會原諒他 們，為他們提供一些新的機會。這也可以說是我對那些負責任的激進學生領袖的良 好願望。第三個原因是我覺得如果對天安門事件的責任問題展開討論的話，將無可 避免地會去批評象柴玲、李錄這樣一些個人，而以我同樣是一個學生領袖的身份， 這樣去做將很難見容於中國的傳統價值標準。中國的傳統價值標準總是希望我們學 生是團結的，如果作為一個學生領袖去批評另外一個學生領袖的話，就很容易在動 機論上陷於一種尷尬的局面。出於這樣三個原因，我長期緘默不語。 然而到今天，我不得不說了。雖然時機成熟與否我還不清楚，但它確實到來 了。《紐約時報》和《世界日報》的文章，表明對於這場歷史的深刻檢討已經開始 。這場風波開始不久，柴玲給我打了電話，我們聊了很久。聯繫柴玲的一些說法， 我覺得這些激進的學生領袖對自己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的行為並沒有任何反省。在談 話中我明確地向柴玲表示對她在當時不信守承諾，出爾反爾地主張不撤離廣場的強 烈不滿。而且當我責問是否應該對自己的決策負責時，得到的是她的斷然否認。她 認為不撤出廣場的決定是由所謂的「廣場議會」作出的。所以她不是決策人，換言 之，對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決定她不需要負任何責任。且不說主張撤離天安門廣場 的學生當時早已自行離開天安門廣場，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然是主張不撤離廣 場的，因此這種舉手通過不撤離廣場的決定本身毫無意義。這是第一點。第二點， 所謂的「廣場議會」是由每天大量流動的學生組成的，它沒有自己的代表性，不存 在明確的民意基礎。在如此重要的政治運動、學生運動之中，作出如此重要的政治 決策，要讓一個三四百人的議會去承擔責任，這與共產黨搞一個三千人的人民代表 大會沒有任何區別。所以我在與柴玲的談話之中非常明確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我 認為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決定是不妥當的；如果我們當時不能避免學運失敗的話， 至少還可以避免流血，雖然造成流血的主要是共產黨，但是沒有能夠避免流血，我 們是要承擔責任的。我們對此作過努力，包括我個人，然而努力的失敗，確實跟柴 玲、李錄這兩個人堅持不撤離天安門廣場有直接的關係。從今天對八九民運的反思 來看，的確存在著很大的非理性的東西。它不僅使天安門廣場運動中可貴的理性精 神大大地打了折扣，更使我們喪失了可能的成功。 幾年來我雖然一直抱有不同的想法，但為了維護學生運動的整體形象，從未 在任何公開場合評論過其他學生領袖。由此，我今天這樣深刻地指責柴玲和李錄， 人們也不應該懷疑我的動機，如果我真有什麼個人動機的話，早就講了。 記 者：您現在還耽心這一點嗎? 吾爾開希：耽心是有一點，但是我覺得如果老耽心別人懷疑自己的動機而不把自己 的觀點表達出來的話，那就不符合我所追求的民主的目標。所以我寧可讓別人誤解 ，也要把自己的 想法說出來。我覺得大家可以就事論事，就我的一番觀點進行討論 。不要一說就說到「動機」，老實說，我對這個還是有點害怕的。 但是，丁學良在接受薛曉光的訪問中說的一些話我完全不能接受。他認為參 加八九民運的這一代人，是在中國傳統道德被文化大革命掃得一乾二淨，社會道德 完全破產後成長的；在道德空白期間恰恰又傳來了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首先我 想說道德的破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那麼容易破產?如果 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丁學良先生又以什麼資格來評論我們的道德破產呢?他自己的道 德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不也早已破產了嗎。而且，如果認為柴玲關於別人可以死，她 不能死的講話證明了學生們道德破產了的話，那麼我可以舉出天安門廣場成千上萬 的反例，來證明廣場上理性的光輝和道德的光輝。例如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它 是至今為止所有參加過八九民運的學生都津津樂道，引以為自豪的。為什麼我們如 此懷念「四·二七」遊行呢?主要是跟當時的環境有關。四月二十六日剛剛公佈了《 人民日報》社論，我們受到的來自政府的壓力和恐嚇是史無前例的，我個人就被告 知，只要我帶領學生走出北師大校門一步，外面就有一個營的警力專門對付我們北 師大的學生。水龍頭、橡皮子彈、棍棒都不在話下，甚至會有更嚴重的鎮壓，這是 我們的校長代表北京市委明確告訴我們的。當我把這一個消息告訴我們師大同學時 ，總數七千學生中有六千五百個參加了遊行，我個人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這裡 的道德勇氣是什麼呢?就是中華民族偉大的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也是 八九民運中最普通的口號。 這不是道德破產這能夠喊出來的口號，絕食時就更不用說了。以自己的生命 來追求理想的做法，道德破產的一代人是做不出來的。多少人在絕食之前寫好了自 己的遺書，這不是憑一時衝動所作的選擇，而是一個非常痛苦的，具有緩慢的煎熬 的過程。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受得了的，如果沒有足夠的道德勇氣的話，我們怎麼承 擔得了?八九民運閃現的道德光輝，不僅在學生中表現出來，還影響了北京市民，影 響了全國老百姓，乃至全世界。香港人民正是受到了學生們道德的光輝的感召，才 會有一百五十萬人的大遊行。這樣的道德力量難道丁學良先生就看不見?丁學良不是 不瞭解情況的人，也不像一個缺乏理性的狂熱份子。比較一下他在八九民運還如火 如荼時的表現，再看今天他在海外民運相對低潮時的如此表現，我倒懷疑他的道德 觀是否已經破產。 八九民運的另外一個理性色彩也是為全世界所稱道的，至少在學運的早期是 如此。四月二十二日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參加胡耀邦的葬禮的時候，這第一次 學生的有組織的大遊行，將近八萬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時如此秩序井然，如果不是 有理性主導，根本不可能發生。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沒有流血，沒有發生打砸搶 ，雖然有些過激的言論，但是從頭到為沒有考慮過使用暴力。這難道不是一個理性 精神嗎?丁學良先生、龔小夏小姐、薛曉光小姐關於八九民運「沒有理性」的指責有 其一定的道理，因為晚期的學生領袖的確有一些非常不理性的做法，這種做法的確 也導致了很嚴重的後果。但是不可因此而抹殺八九學生運動的理性精神。我們今天 在懷念八九民運的理性和道德精神的時候，也應該去認真思索和批評，檢討學運中 出現的非理性、非道德方面，這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 記 者：您剛才說說「我們要承擔責任」，這個「我們」是否包括您本人在內?為 什麼? 吾爾開希：包括。很多人有一種觀點，說廣場上的激進派學生領袖必然會被選出來 ，理性的領袖必然會被取代。經過六年的反思，我對此不以為然。事實上天安門廣 場的學生從來沒有機會就理性的學生領袖和非理性的學生領袖進行過選擇。因為非 理性的學生領袖佔據了廣場，佔據了廣播站，佔據了所有能夠讓人們知道的舞台。 他們控制學生運動，不讓學生有機會進行選擇。而理性的學生領袖在這種情況下表 現得極為無能，這就是我們要檢討的，我們沒有能夠讓理性的精神繼續發揚，這是 我們最主要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