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和歷史意義 王 丹 作者前言：本文是我在三年七個月的服刑生活即將結束時完成的，它是我三 年多反思的結果。現在，距我出獄又有二年了，回過頭來看這篇文章，我感到有一 些觀點是需要修正的，這將是我這幾年的工作之一。但我很願意先將未作修改的原 稿公之於眾。一來作為一家之言表達我對八九民運的認識，二來也是為歷史留下一 份真實的記載；三來也作為我在八九民運六週年之際獻給那些死難者的一份心願。 五代精英的追求 歷史是沉重而嚴峻的。 一九八八年大陸理論界流行著一種說法：中國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 七十年間陷入了一個怪圈，「怪圈」論的主旨是：「五四」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 的目的，時隔七十年仍未在中國得以實現。七十年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為人民 和社會利益奮聲疾呼的時候高擎的仍是七十年前的旗幟；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國走 了七十年，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上。這時的討論者們恐怕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怪圈 竟然嚴絲合縫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連「五四」運動本身也得到了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的重現，這就是震撼世界的中國大陸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 對比「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將是一件很有意義並頗為具備歷史趣味的工作 ，但這並不是本文將詳細討論的題目。我僅對此提供一種粗線條的勾勒，以便突出 表明從歷史的宏觀角度評價八九民運的必要性。我認為二者的相同之處在於： 一、都具備以追求民主，人權為主要內容的新的社會思潮的理論背景；都是 具有啟蒙性質的思想運動的產物； 二、都引起了社會各階層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反響； 三、都是以學潮為發端，最終擴展為全民民主運動； 四、都是以激進的自由知識分子為精神導師和領導力量； 五、都在中國邁向民主，文明的社會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而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 一、「五四」運動出於由現狀引發出的對內憂外患的警醒，其矛頭指向帝國 主義列強；而八九民運則完全是久已鬱積的對國內政治現實的不滿的總爆發，其矛 頭指向國內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後者完全沒有前者那種鮮明的民族主義烙印 。 二、「五四」運動中的青年學生面對的是政治高壓，而八九民運中的青年學 生以血肉之軀抗拒的卻是裝備齊全的正規軍，是電棍，毒氣瓦斯，步槍，裝甲，坦 克和直升飛機。如果說「五四」青年投入的是一場街頭衝突的話，那麼，我們在一 九八九年面對的則是一場小型的現代常規戰爭的鎮壓。 今天回顧八九民運，應當站在歷史的高度，結合中國本世紀的政治發展軌跡 ，去探討它的成因、經過及影響，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認為八九民運堪稱是對中國 民主化發展歷程的一次歷史性總結，最足以證明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八九民運中 ，以知識精英為代表的五代人，為了共同的目標發出了同一個呼聲，據說學潮初起 之時，大陸文壇德高望重的「五四」老人冰心先生就明確表態：政府有錯，學生得 糾察之。絕食開始後，她又派人將聲援的橫幅送到廣場，上書八個大字：「學生愛 國，我愛學生。」她代表了第一代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第二代是曾積極投身於三 、四十年代民主運動的前輩，如許良英、王若望、吳祖光等七十歲左右的一批老先 生。第三代是成長在建國初期，曾虔誠地信奉馬列，而終於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覺悟 過來的中年知識分子群體，其代表人物是方勵之、王若水、劉賓雁、包遵信、欽本 立、蘇紹智、張顯揚、李洪林等。第四代是成長於「文革」時期的所謂「被耽誤了 的一代」，他們成了這次運動的靈魂和骨幹，嚴家其、陳子明、王軍濤、陳一諮等 是他們中的代表。第五代就是八九民運的先鋒力量——廣大高校青年學生，他們始 終左右著運動的發展，其代表人物是吾爾開希、柴玲、王丹、劉剛、王超華等。這 五代人囊括了上自九十歲的世紀老人，下到十八、九歲的當代學生的七十年中各代 知識分子的群體，從而概括性地勾勒出了七十年來為實現民主自由而前撲後繼，奮 斗不息的中國民主運動的剪影。它向世界昭示了兩點：第一，在中國，民主自由仍 是需要有識之士為之奔走呼號，努力爭取的重要目標。第二，七十年來，中國人民 從未失去信心和鬥志，始終不渝地衝擊著專制的大門，這種信念正是成功的基礎。 八九民運為何失敗 總結八九民運的經驗和教訓，也就是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八九民運為什麼會 失敗？ 首先應該明確一下「失敗」一詞的具體涵義。如果失敗是指學生和市民遭到 槍炮的鎮壓，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價；指「六四」以後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民主派 遭到打擊，而李鵬為首的保守派重新得勢；指八八年以來活躍的政治局面遭到破壞 ，民主化進程遭到暫時的挫折，大陸民運力量元氣大傷而使民運陷入低潮，那麼我 們必須承認八九民運失敗了。但是如果說失敗是指八九民運沒有完成它的歷史使命 ，指八九民運對中國社會的進步起到了破壞作用的話，那麼我堅持認為八九沒有失 敗。我們沒有必要在措辭上花費更多的精力，重要的是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因此在 這裡我必須申明，我僅僅是以前一種涵義來談論八九民運的失敗原因。 國內有很多人，甚至包括我在獄中數年接觸的各類人，在談到八九民運的失 敗原因時，幾乎是眾口一詞地認為是因為我們沒有掌握軍隊。有人說，「共產黨既 是用槍桿子打的江山，當然也要用槍桿子保江山；學生手無寸鐵，沒有軍隊的支持 根本不會成功。」有人說：「革命的勝利必須依靠暴力。」在血雨腥風之後出現這 樣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不容否認，軍隊的出動和悍然開槍是八九民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我 堅決反對這是主要原因的說法，我覺得這裡存在著一個必須澄清的誤解，凡是認為 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是在於沒有掌握軍隊的人，實際上都是以一個潛在的認識為判 斷基礎，即：八九民運的目的就是為了奪取政權，這是一個誤解，它影響了對八九 民運的評價和理解，不知不覺中受到了政府輿論的誤導。事實上，我們發起八九民 運完全不是為了奪取政權，這不是我們認為政府無足輕重，而是因為我們認為政權 不應用暴力去「奪取」，而應通過程序式民主化去得到；八九民運的目的就是為這 個進程起一定的推動作用，而民主化的最終目的也不是為了得到政權，而是為全國 確立一個健全的政治運行機制，確立一個民主的政治環境，因而可以說，八九民運 的奮鬥目標中並不包括政權在內，所以它的成敗並不以是否掌握軍隊為轉移。 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八九民運的失敗原因會有越來越深刻的認 識，我只能談談我現在思考的結果，希望它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我認為，八九民 運失敗的原因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客觀條件不成熟，換句話說，八九民運的失敗 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內在的必然性 任何一次政治運動要想取得成功，至少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人的思想基礎 ；2、群眾基礎；3、組織基礎。而這三個方面，八九民運的準備都不充足。 先說思想基礎，我一直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要想取得歷史性的成功，一個 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廣大的民眾具備強烈的民主的政治意向，這包括民主、自由的 價值嚮往，政治參與的熱情和水平，政治文化在社會中的發育程度和公民的政治素 質等等。在這些方面應該承認，中國的政治精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階層已經具 備了基礎條件，但更重要的是讓人民也具備這些條件。在這一問題上，中國知識界 在一九八八年基本上取得了共識，其標誌就是該年發起的新啟蒙運動。這次思想領 域自發的啟蒙運動，其目的就是向國民昭示民主的真正涵義和價值，激發國民追求 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的熱情。它是七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者，但是對於八九 年的政治局面來說，新啟蒙運動僅僅進行了一年，顯得過於單薄和不成熟，它還沒 有在全國深入地開展起來，還沒有煥發起各個階層的人民追求民主的熱情，也還沒 有認真提普及民主的基本要義。因此，八九民運在理論上顯得先天不足。在整個運 動過程中，旗幟上大書著「反腐敗」，「反官倒」，「新聞自由」的口號，這些不 過是民主的基本操作方式，而有關民主和民運深層次的思考及訴求卻少之又少。參 加運動的絕大多數人並未從歷史的角度和現實意義去看待這次運動，而是將其視為 十幾年來又一次針對某一或若干具體社會問題的不滿的爆發，這就削弱了運動的號 召力，沒能切實地激發出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使命感，對廣大參加運動 的基層人民來說，由於缺乏民主理論的教育和政治實踐中的民主訓練，在關鍵時刻 也出現了迷茫情緒和非理性化的精神狀態，這些都直接地影響了民運的力量。 八九民運的群眾基礎也顯得過於單一化。運動的主力始終是青年知識分子和 青年學生，他們的熱情遠遠超出了其他任何一個社會階層，這種熱情帶動了國民情 緒，造成了百萬人上街的浩大聲勢。但問題是：在政治運作上，光有熱情是不夠的 ，聲勢也不是決定成敗的重要因素，社會中為數最多的兩個階層——工人和農民始 終以旁觀者、同情者、聲援者的身份投入運動，而沒能成為學生的同盟力量。更重 要的是，民運的成功需要有堅實的經濟後盾。而在中國還未形成一個有自主意識， 有組織的中產階級，這樣一個階級本來是最應該成為學生的同盟軍的，因為我們所 追求的政治目標是與他們想確保的經濟利益密不可分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本來 就是現代社會的雙生子，不能說中國的私營經濟力量——他們是未來中產階級的主 干——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事實上，廣場上和學生們得到的捐助很大一部分就是來 自他們，而頗具政治遠見的私營經濟實體，以萬潤南的四通公司為代表，更是直接 介入民運。但是，這些支持是分散的，缺乏整體優勢的發揮所能產生的那種影響， 不難設想，如果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中產階級並出現了類似全國總商會或各地方 商會這樣的民間團體，如果這些團體當時能通電全國發動全國罷市支持學生，正如 「五四」運動中上海工商界所做的那樣，這將產生無論怎樣估價都不為過的重大影 響。所以，本來應該是工、農、商、學、兵、政六大階層團結協作的全民民主運動 ，實際上只有知識群體、學生和部分市民直接投入，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實力上懸 殊對比分明的態勢。 從組織基礎上看，一次政治運動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有一個 強有力的領導組織和核心力量。在這一方面，八九民運應該說從一開始就比之過去 有了長足進步，但距離歷史的要求尚有很遠的距離，學潮初起時，各校很快出現了 自治會和籌委會等學生組織，學生領袖公開身份領導學運，這是八九學潮的總體水 平大大高於以前歷次學潮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學生自治會普遍存在一些問題，比如 缺乏一個領導機構的選舉監督機制。各校學生領袖大多是在運動初期第一批站出來 的學生，他們以熱情和勇氣，以首創精神形成了感召力，而且團結、凝聚了大批同 學，但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學生領導力量要走上程序化的正常軌道，需要補充進 一批新鮮血液和更有能力的人才，但各校自治組織的領導機構的產生基本上是採用 毛遂自薦的方式，沒有進行真正的競選和考核；這個問題發展到絕食後期更為嚴重 ，以至於出現了山頭林立的現象。這勢必影響到學運領導集體的整體素質，而當學 運發展成為全民民主運動之後，領導力量的重心也應當相應地轉為社會各種力量的 綜合體，尤其應該發揮富有經驗的自由知識分子的作用，但在五月下半個月時形成 了廣場態勢決定整個運動的發展的狀況，而廣場上的態勢又取決於「廣場指揮部」 及絕食學生。 遺憾的是，知識界與學生的協調始終由於各種原因(甚至包括個人因素)而沒 有真正上升到領導層次，知識界總認為目前進行的主要還是學生運動，為了保持學 運的「純潔性」，應該由學生起主要的領導作用，他們只可起咨詢、參謀作用。我 不能不坦率地指出：我認為這從根本上說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 。也許我沒有資格做這種批評，但是我堅決認為這是沉痛的事實。「首都各界愛國 維憲聯席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成立並運作的，其毫無約束力，成效不大 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學生也莫名其妙地對知識界心存戒備，有一種 疏離感，下意識地認為知識界對學生有利用的傾向。在這本來雙方應該通力合作， 共同領導運動的時候，卻形成了各自為戰的局面，領導不統一，嚴重地削弱了民運 陣營的力量。我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在此之前根本沒有形成領導力量的萌 芽和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我們不妨作一個大膽的假設，如果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 八九年上半年在知識界已經形成了半公開的自治領導力量，並在廣大學生和知識分 子中獲得承認，在運動的一開始就站出來組織公開的領導機構，在學生自治組織的 協調下團結社會各界力量領導運動的發展，我相信會出現一個與現實完全不同的局 面的。 總之客觀條件的不成熟就決定了八九民運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各種問題，並最 終沒能取得預期目標，我們必須從中認識到，只有主觀和客觀相統一，運動才有成 功的可能。因此我們不能期望中國的民主會在一夜之間實現，我們必須耐心地從事 切實的民主運動工作，積極地為民主的實現創造充分的客觀條件。 不容忽視的次要因素 除了客觀條件不成熟這個最主要的原因之外，八九民運的失敗還有幾個次要 因素是不容忽視的，它們可以說既是客觀條件不成熟的結果，也是主觀的產物。 一、領導決策的失誤，過多地強調客觀因素本身也是不客觀的態度。在領導 學運乃至民運的五十天中，至少有以下三項決策失誤是我們應該檢討的。第一，在 整個運動中，無論是學生還是知識界都沒有重視發動各階層人民的工作，北大等校 派出過南下北上宣傳團，但活動範圍僅限於高校，全國高校自治會廣泛地發動過游 行、募捐、演講活動，但只限於街頭，在運動中心的北京，「高自聯」始終也沒有 形成一個類似於「五四」運動時北京平民教育演講團之類的組織，深入工廠、農村 、機關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工作。這反應出運動的組織者缺乏長遠的戰略眼光，注 意力的焦點集中在自己本身的行動或成敗上，沒有著眼於運動的長遠目標來決定當 前運動的形式。這種短視做法的後果是，我們錯過了一次把啟蒙運動推向深入的大 好時機。大部分人民對我們的行動的意義缺乏透徹的理解，即使在學生中也有不少 人把運動的目標僅限於「清除官倒，反對腐敗」上。也許是運動延續的時間太短， 五十天中來不及想到這些，但這項工作是做得越早越好，從這一點上講不能不說是 一個失誤。第二，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尤其是在學運發展成為民運以後，我們沒有 及時地形成一個全國統一行動的聲勢。絕食開始以後，在廣場上的高校最多時達到 三百多所，這是形成全國高校聯合行動的有利時機。當時，「聯席會」曾委託王軍 濤、我和劉剛籌組「全國學生聯合會」，為此我們曾與「外高聯」的同學們開過一 次會，但由於種種原因和意見分歧而未能達成協議。在當時那種秩序混亂，頭緒紛 繁的情況下，要想順利成立全國性組織確實比較困難，但我們不應當在那一次會議 沒有成功之後就輕易放棄了努力，現在想來，如果當時能夠花一定的精力和時間促 成全國學聯的成立，勢必進一步壯大隊伍，擴大聲勢，增強逼迫政府與我們談判的 基礎，實際上，以當時的通訊及人員力量上來說，這應該是可以作到的。第三，也 是最大的一個決策失誤，我們沒有採取靈活機變的鬥爭策略，一味堅持固守廣場， 結果拖疲了運動隊伍，給當局的鎮壓製造了口實和可乘之機，學生當時的確十分單 純，把自己的行為僅僅認為是基於理想和熱情的一種政治表達，而沒有清醒地認識 到自己從事的已經是民主運動，因而也是政治運動。而政治鬥爭本身是在妥協中求 利益的過程，民主運動在中國的勝利更是一個需要耐心和韌性的漸進的過程。但是 在當時那種熱烈的氣氛中，我們不少人(包括我在內)頭腦發熱，以為僅憑熱情就可 以改寫歷史，以為歷史可以如此輕易地翻過一頁，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對責任的躲避 ，只不過這種躲避是非自覺的而已。我至今仍然堅持認為，當初發起絕食是沒有錯 誤的，錯就錯在沒有在適當的時候撤出廣場。實際上，到了五月底六月初，廣場上 的力量僅剩下了象徵意義，流動人數超過了固定人數，「高自聯」和「廣場指揮部 」各自號召不同的學生團體，由於彼此缺乏協調而削弱了整體領導力量。長期固守 使運動失去了活力和新的動力，運動必然就會從僵滯狀態走向瓦解。時間的拖長使 參加者感到困乏，力量分散又使得我們開展各高校理應為廣場這塊基地開展的協作 行動，可以說，當時廣場上已陷入了疲軟狀態。當時聯席會曾提出過撤出廣場，把 運動重心轉到校園民主建設上來的建議，可惜未被接受。但是聯席會沒有堅持自己 的主張，沒有努力做「廣場指揮部」領導人的工作，這不能不說是一重大失誤。我 相信，如果我們能在五月底撤出廣場，是不會出現以後的流血事件的。那樣，我們 可以有時間和精力做一段修整和準備工作，然後以新的、更成熟的方式把前一階段 的成果鞏固下來並取得新的進展，至少可以做到各校自治組織的合法改選及存在， 知識界整合的組織化等。而這兩點的實現必將對中國民運產生極為深遠的積極意義 。而固守廣場，寸步不讓，其造成的態勢就是逼迫李鵬下台，政府改組。這是一個 當時的形勢達不到的目標，我們出於熱情對運動的成果期望過高，反而導致運動沒 有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這正應了中國一句老話：欲速則不達。 二、運動脫出了正常軌道。學潮爆發初期，整個運動是比較有領導、有組織 、有秩序的。「四二七」大遊行和「五四」遊行都是在「高自聯」反覆開會研究下 統一指揮進行的，目標明確，整體行動的步伐也相當一致。但是絕食一開始就出現 了形勢發展超出人們預料及控制的局面。五月十九日戒嚴令頒布後，學潮已經轉化 為全民民主運動，廣場作為全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成了民運的象徵，很多學 生和各界人士在堅守廣場的問題上形成了一種狂熱的情緒，以至於出現了「99％的 同學願意撤，但只要有1％的同學反對也撤不下來」的局面。後來當局指責吾爾開希 說的這句話是「不民主」的表現，殊不知這正是當時的客觀事實。嚴重的「脫軌」 現象還表現在「廣場指揮部」和「高自聯」無法真正對廣場行使指揮權。可以說， 當時左右著廣場上幾百萬名學生的是一種氣氛，以至於曾有人開玩笑地說：「一到 了廣場上就感覺血壓升高。」在這種氣氛下，很多問題得不到冷靜、理智的思考， 更為嚴重的「脫軌」現象表現在：到了五月下旬，絕大部分學生或投身民運的人士 ，包括大部分領袖人物，都有一種茫然的精神狀態，缺乏明確的行動方向，不知道 下一步該如何做，很有點「跟著感覺走」的樣子。到了此時，已經不是我們在左右 事態的發展，而是事態發展在左右我們，這使後期運動有一種盲目性。當時我們提 出「軍隊撤退」，「李鵬下台」，「解除戒嚴」，「緊急召開人大會議」四項目標 ，但對於如何具體實施，一旦實施不成該如何辦，一旦局勢惡化該如何處理卻沒有 做充分的準備，而只是沉浸在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中，過一天算一天，這樣，整個 運動到了後期，已經不再是在一個統一的軌道上有秩序地進行，而成了漫無目的的 ，似乎無人控制的運動狀態。這些「脫軌」現象最終產生了一個極為嚴重的後果， 就是到了六月三日、四日當局動手鎮壓的時候，學生毫無抵抗之力。當時有相當大 的一部分學生在「高自聯」錯誤的「空校」號召的引導下自行離校，於是不僅廣場 上的所剩力量不足，就是在各高校中也沒有多少人了。這就造成了眾寡懸殊的力量 對比。當局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敢動手的。因此可以說是我們自己削弱了我們的 實力。如果當時仍有幾十萬學生堅守廣場，且不說軍隊不敢貿然對有限面積內的密 集人群開槍(這幾十萬名學生在行動上會比街頭的上百萬市民更有組織，因而更不會 給當局以開槍的借口)，即使有序地撤回學校，也可以重新集結力量，堅守各高校校 園，爭取通過談判保存運動的成果和有生力量。 三、當局出動軍隊並下令開槍。對這一極端情況出現的可能性我們不是沒有 考慮過，至少聯席會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對此我們一 是考慮不足，認為當局再殘暴也不會如此不顧後果，同時也寄希望於上層的權力鬥 爭會阻止軍隊的插手，當時廣場上盛傳聶榮臻、徐向前反對戒嚴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第二也是準備不足，沒有制定一套萬一軍隊開槍如何處理的計劃，導致真的開槍 以後大家不知所措，未能及時組織集體的對付行動。而且從根本上講，我們這些組 織者和發起者在內心中是將這次運動當成一種政治表達的，當然不會想到暴力。非 暴力原則和「理性、和平」的口號一直作為我們的一項基本原則為我們所反覆申明 。一旦事態惡化，我們面對的是赤裸裸的暴力，這首先在心理上就使我們感到無法 也無力接受，因為這違背我們的一貫宗旨。在對我們進行的審判中，當局一直指控 我們組織「暴亂」，意謂以暴力形式對抗當局。這是完全不顧事實的誣陷。如果我 們有以暴力對抗當局乃至奪取政權的想法，那麼早在戒嚴開始之前我們就陸續得到 軍隊有可能武力介入的情報，為什麼沒有早做準備呢？六月三日在北京街頭有不少 槍枝彈藥流入民間，「高自聯」如果真的「陰謀暴亂」的話，為什麼非但沒有號召 把武器集中，組成一支專門的武裝力量，反而通知各個路口的學生將得到的武器就 地上交公安機關呢？天底下難道會有這種一心要「暴亂」，而又竟然把到手的武器 交給對方的傻子嗎？顯然，答案只有一個：我們完全沒有與當局做暴力鬥爭的意圖 。這樣，一旦暴力打擊來臨，學生的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在心理上和實際 力量上都不具備抵抗暴力的條件。 導致八九民運失敗的因素還有很多，我不想一一列舉了。我只想指出：在客 觀條件不成熟，主觀上又存在一些重大失誤的情況下，失敗幾乎是必然的，而八九 民運能做到當年那種地步，已經是很難得的了。 四種歷史意義 恐怕沒有誰會否認這一點：八九民運對中國未來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九八 九年將作為歷史學家們極為感興趣的一年載入中國的史冊。它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沖 擊是多方位的和深層次的。我想，現在也許還不能清晰地全面地看出它的影響。但 我認為，八九民運至少具備以下四種歷史意義： 第一，它撥響了中國人民心中的一根久已未撥動的心弦。建國四十年來，政 治上的高度集權，經濟上的計劃體制，思想上的一家獨尊在中國形成了一張封建專 制主義的巨網，它窒息了人的積極性，壓抑著千百萬顆活躍的心。更為嚴重的是， 本世紀初在中國流傳、發展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潮，在本身只存在功利化、中 國化的先天不足的條件下，又落入了專制主義的惡劣的後天環境，因而，民主、自 由、人權、平等的概念非但沒有在中國紮下根來，反而在近四十年來日趨淡漠，人 民的心靈幾乎是在重壓下麻木了。不可否認，一九七九年的「四五」運動及其引發 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是一次偉大的突破，但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並未能真 正喚起人民對自己的權利的深刻關注。而八九民運以其鮮明的綱領和廣泛的發動震 撼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民主的迫切性從未像這一次這樣激動了人民的內心。在 這次運動中，人民爭取政治權利，捍衛人之尊嚴，追求個性自由發展的意識覺醒了 ，勃發了。這根心弦一經撥響，必將產生強烈的震動和共鳴，它必將匯成新時代的 最強音：我們要民主！我們要追求自由！簡言之，八九民運最大的歷史意義在於它 喚醒了全民的民主意識，從而為民主運動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一九八九年將成為中國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期的起點，它標誌著 全民民主運動的復興。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自由掀 起了一次又一次全民民主運動的高潮，其中最有影響的兩次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 」運動和抗戰後期的憲政運動。而八九民運及其必將在不久的將來引發的全民民主 運動的高潮將成為第三次推進中國發展的大潮。建國以來的歷次民主運動，如一九 五七年的「百花」運動，一九七九年的「四五」運動，一九八六年的學潮都有一個 共同的缺陷，即局限在一個狹窄的層次——知識階層中。而八九民運最終引發的是 全民各階層的關注和行動。通過八九民運，人民必將認識到，專制的力量既然已經 到了只有動用正規軍隊才能維繫自身安危的地步，它的崩潰也就為時不遠了。對這 一點的明確將成為全民民主運動復興的精神動力之一。通過八九民運，人民檢閱了 自己的力量，在運動中，統治階層中的開明集團，作為先鋒力量的青年知識分子， 作為支柱力量的廣大市民的聯盟已漸露端倪，並在百萬人的大遊行，在全國性的聲 援潮，在面對槍林彈雨進行的頑強奮鬥中顯示了它的新生的力量，這將成為全民民 主運動復興的精神動力之二。通過八九民運，人民還清楚地看到，儘管時代在前進 ，但是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團仍對歷史潮流的走向視而不見，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既 得利益會不惜犧牲人民應得的一切。因此，民主的到來將是一個必須為之付出努力 的過程，被動的期待只能成為培植專制的溫床，人民的權力必須靠人民的努力才能 實現。這將成為全民民主運動復興的精神動力之三。八九民運昭示出的真理是如此 鮮明而深刻，它不會不引起有識之士的深思。而思考歷史是行動的先聲。一九八九 年以後，中國社會上的沉默和對政治問題的疏遠、淡漠絕不是人民被暴力鎮壓嚇倒 的表現——只有最缺乏政治洞察力的人才會僅從社會的表層上看問題，恰恰相反， 這種沉默正是暴風雨之前的短暫沉寂，人民需要時間思考，血與火的洗禮使他們在 震驚之餘決心更新自己的思想。這種思考一旦成熟，必將結出絢麗的果實。那將是 民主大潮對專制堤壩的不可抗拒的最後衝擊。到那時，人們是會高舉八九民運的旗 幟的。 第三，八九民運為全民民主運動的復興做了客觀條件上的準備。從歷史的角 度看，八九民運是未來——我本人堅信這是不久遠的未來——全民民主運動的一次 演習。它首先表現在進行了心理上的準備，這就是我在論述八九民運的第二點意義 時談到的那三點精神動力。其次是中堅力量的準備。在八九民運中，中國知識界空 前勇敢而鮮明地打出了獨立行動的旗幟，以「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為代表，知識界 自由知識分子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旗幟。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公開地站到了最前列 。在運動中還湧現出了一批學生領袖，他們作為新生力量代表著民運的未來和希望 。毫無疑問，在未來中國民主政治進程中，這些人必將成為中堅力量和核心領導階 層。他們，尤其是青年學生，在八九民運這個「民主的速成培訓班」中積累了寶貴 的經驗，經受了政治風浪和挫折的考驗，為今後更好地投入民主運動奠定了良好的 基礎。他們將更為成熟和堅定。第三是做了理論上的準備。在八九民運中，建國四 十年自由知識分子在民主政治上進行的探討與思考得到了一次集中的表述，並有所 昇華。從最初提出的「七條」到以後各地先後提出的政治要求，尤其是知識界在多 次的公開信和呼籲書中反覆重申的各項政治要求，系統地總結了人民的政治訴求， 可以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主改革綱領，為今後全民民主運動的復興在理論上指明 了方向。第四是做好了組織上的準備。八九民運突出地區別於歷次民運的一點就是 出現了大批自發的、大規模的、相當正規的民運組織。「高自聯」、「聯席會」、 「北知聯」和北京六大高校的籌委會、自治會都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功能， 儘管存在各種問題，但也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不難預料，在未來的全民民主運 動大潮中，要想真正有效地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很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需要有高 效、民主、強有力的領導組織，在動員、宣傳、決策、組織等各方面把握運動的發 展，八九民運為這種組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第四，八九民運推進了世界民主化進程，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東歐國家發生 了震撼世界、改變歷史的劇變，這當然有「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因素，但不 可否認，在八九民運之後緊跟著發生這樣的歷史事件，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顯然 ，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英勇行動，「六四」之後全世界對中共當局的一致譴責， 都從精神上鼓舞了東歐人民對自由的追求，東歐劇變是世界民主化進程中頭等重要 的一件大事，在其中我們也起到了間接的作用，這使我感到無比自豪。 人民不會忘記 我在大陸服刑期間，無論是在秦城監獄，還是在北京市第二監獄，都聽到有 人——包括中共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和一般的刑事犯——對我說：不管怎麼說，你 們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一頁。這使我想起了方勵之老師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在寫歷 史！是的，我們在寫歷史，用我們的熱血和激情，特別是用了我們的生命寫下了中 國歷史上因為鮮紅而格外輝煌的一個篇章。在此我要說，我為此感到無上光榮。在 這一篇章中，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在篇首寫下四個飽含了艱辛和希望的大字：追求 自由！自由萬歲這個神聖的口號經由上百萬人口中喊出，曾在一九八九年五月震動 了古老中國的天空。我相信，凡是經歷過這一壯觀場面的人都會承認——至少是在 心中承認——中國兩千年的專制傳統在這巨大的呼聲中已經徹底土崩瓦解了，人民 以自己的力量向統治者發出了警告：民主必勝，專制必亡！ 作為這次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的發起者、組織者之一，我感到十分榮幸 。我並不認為我能有今天，是因為自己有領袖能力和政治才幹。不是，是歷史把我 推到了這個位子上。我所能做的最大工作就是沒有逃避歷史的重托，也許我幹的不 夠出色，甚至可以說，也許換成另外一個人會更好一些，但是，我畢竟擔起過這個 責任。不管我的成敗如何，我可以自豪地說：我盡了我最大的努力和熱情做了歷史 要求我去做的事。當然，歷史從來不是盲目的，我認為它之所以選擇了我站到這個 位置上，是因為我的個人目標是與全人類、全中國、全社會的目標相一致的，那就 是對自由的嚮往和追求，當我回憶起在一九八九年民運前後我的經歷時，不能不深 切地感到：一個人，只有當他把個人目標與更廣泛意義上的人類目標結合起來並為 之奮鬥時，他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最大價值。 對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及歷史意義的分析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因為我們可 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我為在「六四」事件中遇難的學生和市民的犧牲深表哀痛。 但我想，如果他們的生命和鮮血能夠使他們的後繼者少付出一些生命和鮮血的話， 那麼至少可以說，他們的血沒有白流，他們的短暫生命煥發了永恆的光彩。 最後必須提到的是，作為八九民運的主要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我始終不想 逃避自己的責任。我認為，八九民運的失敗中我應該負很大一部分責任。我們每個 人都有責任，每個人都應該反省自我。幾年來，這一反省深深地折磨著我的心。那 麼多同學和市民的遇難成了套在我靈魂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鎖，我本來應該是他們中 的一個的。現在他們到另一個世界去了，而我還活著。我感到生命對我來說已經無 所謂了。但我要把所有的生命投入到完成他們的遺願的行動中去，我想這也許可以 說是對他們在天之靈的最大慰藉了。現在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不管怎麼說，我在 八九民運中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更重要的是，在以後的鬥爭中我還將付出更大 的努力。我將努力對得起他們！ 「六四」事件中的遇難者們，歷史不會忘記你們！人民不會忘記你們！我更 不會忘記你們！□ (一九九三年一月於北京第二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