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性斷想

——「六四」六週年感言之一

江棋生


      八九年四月底，在方興未艾的學潮中，我給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論壇寫了一
篇短文，題目是「四月學運與四五運動」，主要意思用三句話就可概括：四月學運
是正義的，她很可能被鎮壓；案子翻過來是肯定的。
      我萬萬沒想到，後來發生的鎮壓，竟是那樣動真格，竟是那樣殘忍與慘烈。
毛澤東、「四人幫」等極左派尚知恥不為的用兵屠城，竟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
      此外，我當時寫文章時，預想的也是類似「四五」運動那樣的翻案圖式。即
受迫害者喊冤、上訪、申訴，有人出來向當局呼籲，黨內翻案意見漸佔上風，終於
由黨作出決定，予以平反。人民看到「黨依靠自身力量糾正了錯誤」，便又很擁護
黨的領導，獲得平反的人或重新進入體制、或在體制外與黨協商一致，共謀長治久
安之策。這個圖式曾經屢試不爽，似乎很有建設性。
      然而，震撼全球的「六四」槍聲，宣告我的想法徹底破產。隨之而來的東歐
巨變，更使上述圖式注定不能再現。面對陷於深刻的合法性危機之中的政權，絕大
多數「六四」受迫害者，在心理上和行為模式上，都有了可貴的歷史性超越。他們
清楚認定公道和正義在自己一邊，不屑於上訪和申訴，更不去向當局剖自己的心跡
。他們自主抉擇，該幹嗎幹嗎。若與當局打交道，則不卑不亢，屢言不煩。他們中
的一部分人，更是成了堅定的持不同政見者，致力於從根子上拆除專制社會的支撐
物。他們身上充滿責任感，他們的行為極富建設性。這是因為，他們不僅有原則性
的民主口號，更有對公民切身權益的殷殷關注，他們不僅敢於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
，對侵犯自身人權的行徑發出不屈的抗爭，而且當別人的人權受到侵犯時，公開站
出來為之聲援；他們揭露人的心靈被扭曲，人的自由被壓抑的可悲，目的在於喚醒
公民意識和道義責任，而不是哀歎自己的遭遇，博取世人的同情；在政治冷感瀰漫
，人們對「民運」標籤躲之避之的氛圍下，他們沒有失望，沒有沉淪，沒有墮落，
而是從我做起，默默地為制度變革和制度創新奠定堅實的基礎。
      有些人對這些事頗不以為然。認為是缺乏能力、負不起責任和展現不了建設
性的八九民運的延伸。但是，當我親身體驗許良英先生無畏地公開譴責「六四」屠
殺，重申對政治民主化的義無反顧的追求所帶來的鼓舞與振奮時；當我親眼目的丁
子霖老師以巨大的道義勇氣和真摯的人道關懷使「六四」死難者家屬一顆顆被痛苦
和恐懼所麻痺的心靈復甦與伸展時；當我將海內外人士捐集的人道救助款送到被媒
體從未渲染過的受迫害草民家中因而領受到他們發自肺腑的謝意時，我頓悟了「建
設性」這三個字所擁有的最深層的意義。
      在我看來，持不同政見者所做的另外一些事也是極具建設性的。例如「六四
」以後，民間政治力量最具規模的組織活動——籌建「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這
是以合理合法並公開、溫和的方式爭取公民結社自由權的建設性舉措；又如九四年
三月二十三日，鮑戈等五十四人以「政治民主化九四年政綱十九條」為名，系統地
亮明一系列不同政見，這是「六四」至今規模最大、份量最重的異議活動(從有些人
將陳子明等與王丹等分開的角度看)。它與九三年十二月秦永敏等人提出《和平憲章
》一起，本來可以成為建設中國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建設性對話機制之開端。然而
，當局卻用鞭子抽打他們的嘴巴，將他們非法收審和勞教，殘酷地扼殺了這一可能
性。
      由此使我想到，在當局未就「六四」屠殺謝罪於天下之前，我們可以準備並
嘗試與當局對話，但大可不必追求與當局對話，更不應奢望與當局良性互動、和平
共創新局面。我建議把基點定位在：對當局批判、施壓；將我們的政治、經濟、文
化訴求公諸全社會；樹立社會良心，喚醒和培植健全的公民意識，培育和聚集多元
化民間力量，為將要到來的實質性民主化變革作好理論、對策和力量準備。如果把
基點定錯，那麼，負責任與建設性，就都不好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