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尊重歷史 柴玲 深夜剛剛下班回來，友人從遠方傳來一份剪報，大大的標題：柴玲「讓別人 流血，而自己求生」，我的下巴幾乎要驚掉下來，如果我是個「讓別人流血自己求 生」的人的話，那麼六月四日被機槍坦克包圍廣場，我又何必非要與同學們堅守到 最後一分鐘呢？在帶領同學們撤下廣場時，我又何必要走在最前一排，夾在中間算 了！(據說當時長安街上的許多中彈倒地的烈士都是最前排的)。在屠殺之後北京全 國都籠罩在暴政壓頂、血色恐怖、謊言遍地的時候，我又何必再沒事找事，硬要把 屠城真相告訴全國、告訴全世界，害得自己成為中共通緝的要犯，也讓家人備受連 累，讓未成年的弟妹失去我們的母親和祖母，讓中年的父親失去自己的妻子和母親 。乾脆說吧，如果我是個「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人，那我根本就沒有必要冒著 危險參加運動，更不必接受做領袖的責任，安安心心地讀我的書，求我的學，過我 的太平日子好了！ 天安門屠殺只不過剛剛過去不到六年，烈士們的屍骨未寒，受害者的母親、 妻兒的淚水未乾，下令殺人的元兇未受到法律天繩的懲罰，長安街上用血寫成的「 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住血寫的歷史」還歷歷在目；而個別的人為了利慾討好當政者 ，挖空心思地為當政者出謀劃策；另一個有親共歷史的人為了牟取商業暴利推銷自 己的紀錄片，斷章取義企圖要標新立異；硬要把歷史的黑白顛倒過來，先是去年戴 晴叫嚷的「柴玲」要判重罪，「擾亂交通治安罪」；今天柴玲又成了個讓「別人流 血，而自己求生」的極端自私自利的人；丁學良又進而推廣到整個文革後青年的道 德觀都有問題，所以那場震撼了全世界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只不過是由個別激進的份 子領導的個別激進群眾參加的激進的運動。用中共六年來的話就是一批暴徒而已。 至於當時成千上萬參加支持運動的學生、民眾、流汗流淚的港人、台胞、海外華人 ，都不過是些都是沒有頭腦判斷的傻瓜，所以才受了激進份子和暴徒的蒙蔽！這樣 一來，就像當年的「平暴紀實」中把軍隊施暴與民眾抗暴的順序調轉一下，便是戒 嚴有理的依據一樣；對於昨天那有目共睹的和平示威，今天把歷史稍微換換就成了 是徹頭徹尾的「極端利己主義」和「瘋狂」！這樣既不違背當政者的精神，又可以 一語驚人，真可謂是一箭多得啊！ 請你們尊重歷史！戴晴聲稱的重罪，證據何在？！八九年中共官方報紙指出 ，五月份的北京是四十年歷史上交通事故最少的一個月，現在的柴玲「讓別人流血 ，而自己求生」依據的是斷章取義我在運動中一個錄音中的一段講話，而不看歷史 事實：六月四號，當坦克軍隊團團的包圍了廣場，是我與五千同學最後守在廣場！ 薛記者寫文章時找不到我核證事實，可是，我運動中的錄音又不只這一份，「我是 柴玲，我還活著！」的講話又不難找到，更好笑的是丁學良的關於我們這一代人的 結論，連最基本的事實依據也沒有，全然是興之所來，言之所即，一點西方文化的 實證精神都沒有，丁先生還算是在哈佛讀過書的呢！ 關於那個錄音，我是有印象的。而且印象中許多關於天安門運動的書裡也都 登過，但目前手頭沒有原文，不知道在字句上有沒有篡改。我做這個錄音的背景是 這樣的：我被正式推舉為天安門廣場總指揮的第三天，在指揮部與同學們的共同努 力下，廣場的局面已經由不安而趨向穩定下來。廣場議會的超過半數的票決定堅守 廣場，要求人大召開緊急會議撤銷戒嚴令，阻擋戒嚴成功和二十七日的全球華人大 遊行為媒體和大眾造成了一種運動即將勝利的表面現象，可是，越在運動的中心， 越會感覺到危險也越來越近了。就是遲早當年的「天安門事件」又要重演了：一批 軍警把天安門廣場封閉起來，抓一批，打一批，然後全國實行大搜捕，大鎮壓。在 錄音裡，就是我對「下一步我們能夠期待的，就是流血了」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指揮部從來也沒有號召同學們在廣場等待流血。相反我們在積極地尋找避免悲劇重 演的方法。在我們嘗試了其他的方法均未取得成功之後，看來唯一能夠避免這個結 局的就是從根本上阻止戒嚴實施，那就是，看一看還有沒有可能使高級將領拒絕執 行戒嚴，(這是隨後的東歐蘇聯民主成功的關鍵！)事實上後來確有將領簽名反對開 槍。作為總指揮，我深感只靠廣場的孤軍奮戰是不會成功的。所以，指揮部配合北 大籌委會開始有計劃地從廣場向全國各地輸送同學，把廣場上的二十萬人減少到九 千人以下。簡稱「星火燎原計劃」。二十八日前後感覺到危險的來臨，更覺得這個 計劃的緊迫性！我真正地感覺到運動的成敗不在廣場的堅持，而在這個星火燎原計 劃的成功與否，所以去親自參與這個計劃應該是我比做廣場總指揮更重要的任務。 另外一條做錄音的原因，就是戒嚴令一下達，當時還是絕食團的指揮部就有 種考慮，並且提供這種考慮的正是丁先生的同代人：認為中共對一般學生、民眾不 會太怎麼樣，但可能是要「槍打出頭鳥」，所以，指揮部投票做出決議：從減少犧 牲的角度，指揮部領導成員應該下去隱蔽。那天晚上我也曾被保衛人員推進救護車 ，拉到一個住處躲了一夜，但是第二天當他勸我再向外地轉移的時候，我一下子想 通了，他李鵬殺我一個小小的柴玲有什麼用，他們要消滅的是一種民主的理想。所 以要讓這種理想傳播開來，想通之後我就立即回到了廣場。二十八日前後，我已經 知道自己是上了黑名單的人，深知我的一切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也許在我剛離開 廣場，還未來得及完成計劃時，我就會神不知鬼不覺的「失蹤掉」。所以我留下了 這個錄音：「最後的話」，想到萬一不幸發生到我身上，我的民主理想也至少留給 了後人。「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正如這段「絕食書」中表達的，像每 一個參加運動的同學一樣，我們是懷著對親人、祖國、生命的熱愛；為了人生存的 最基本的權利和尊嚴而努力的。也正是因為對親人、生命眷愛之深，所以才要讓世 界充滿愛與自由！我當然不甘心被中共殘害！我要求生，我要繼續追隨民主的理念 ，「如果這次運動失敗了，我還要在下一次運動中再站出來，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我這段接下來的話就不知為什麼沒有被引用。 事情過去六年了，不瞭解當時情況的人們會忘記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離開廣 場並不意味著更安全！六四清晨的最深重的傷亡不正是在長安街上、木樨地和記者 們看不到的外地嗎？從一句「我想我不會在廣場」的話，就解釋成我要「別人流血 而自己求生」，是對歷史的最大的誤解！更何況我本沒有「逃走求生」的想法，又 何談解釋呢？ 再一次回顧六年前的天安門運動，那是一場學生要求憲政改革、實現憲政民 主的運動。我們的要求並沒有超出憲法保障的公民自由權利和憲法規定的對政府的 監督制衡。監守廣場的同學要求人大召開緊急人大會議撤銷戒嚴令是他們的合法權 利。我並不是個搞政治出身的人，像這場運動中的千千萬萬個青年一樣，我自發地 加入了，隨著運動的發展，被推到了領袖的地位，也隨著運動的深入，不斷地成熟 起來。我不是從沒有感到怕過、失望過；也不是從沒有過要在對親人的眷愛與對廣 場同學的責任、在對生病的母親的盡長女之孝與對祖國人民盡赤子之忠之間做痛苦 的選擇。至今仍對家人充滿歉意。但是既然已受命於眾，也只有不負眾望。既是領 導，就該比一般同學擔當更大的危險！所以六四清晨，當小封、李祿和我帶領著大 家從廣場撤下來的時候，我們走在第一排，就是想如果他們把我們趕出廣場再屠殺 的話，那就讓子彈從我們的胸膛上穿過，用我們的行動來告慰後人，完成我們指揮 部的使命吧。 六年了，雖然自己與家人也從中受過無數的磨難，但作為一個活著的人，常 常懷念那些倒下的戰友，也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總是盡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繼續推 動中國憲政改革的事。我認為六四悲劇的原因是三條：最高領導人把武力鎮壓當作 解決民意的唯一辦法，並且肆意踐踏憲法；而現有的政治制度又沒有制衡的機制來 制止悲劇；學生民眾的進步力量與黨內的改革力量沒有形成聯盟。因此，只有推動 中國真正的實行憲政改革，中國的未來才會有保障。 鄧後的中國，對六四的認識又會提到一個日程上來。如果我們大家能夠繼承 學生運動的憲政民主目標，推進中國的憲政改革，那天安門烈士的血也不會白流了 ！相反，如果不尊重那血淚寫成的歷史事實，硬要把流血的責任從屠殺者轉嫁到所 謂的「激進」學生民眾身上，甚至轉嫁到文革後一代青年的道德價值上去，由此來 為暴政統治編製合法性基礎，阻擋中國走向憲政改革之路，那才是真正的可悲！□ (作者為原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研究生，八九民運時任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六 四鎮壓後流亡海外，現居美國，在某金融公司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