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重估」歷史？ 阮銘 在北京天安門悲劇六週年將臨之際，美國和台、港掀起了一陣為「六四」屠 殺翻案的輿論風浪。這兩份全球最大的中、英報紙，連續登出泰勒和薛曉光的長篇 報道，中心主題是所謂「激進派」怎樣使用秘密策略(hidden strategy)挑起中共政 府以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 他們的「證據」是一卷被宣稱「從未完整公開」的訪問學生領袖柴玲的錄音 帶。這卷錄影帶是卡瑪·欣頓(Carma Hinton)製作的一部三小時的「新文獻片」(n ew documentary)《天安門》的「新焦點」(new focus)。《紐約時報》稱讚它為那 一段歷史提供了「新的透視」(new insight)。《聯合報》誇獎這部片子是有關天安 門學生運動的「終極之作」。然而據我看來，那不過是一部用謊言剪裁歷史的欺世 之作。 《紐約時報》用來論證的所謂「激進派」的「秘密策略」的「證據」，是泰 勒或欣頓曲譯的錄影帶中柴玲的一句話：「How can I tell them that what we a re actually hoping for is bloodshed， the moment when the Govermment is ready to brazenly butcher the people？」而《聯合報》的大字標題則是，「紀 錄片《天安門》披露八九年談話，柴玲『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我的案頭恰巧有一本《聯合報》編輯部編的《天安門一九八九》(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出版，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修訂再版，第四次印行)，王惕吾先生親贈的。 翻開一看，立即發現泰勒和薛曉光在撒謊。 第一，泰勒和薛曉光所稱那卷為天安門學生運動提供了「新的焦點」、「新 的透視」的錄影帶「從未完整公開」是假的。《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早已「完整 公開」了那卷錄影訪問的全文。誰都知道欣頓精通中文又化了五年時間專門搜集天 安門事件文獻資料，難道竟是無意中忽略了這本發行量巨大，一個月中就修訂再版 ，印行四次，隨處都可以找到的舊書裡，早已收有被她稱作「首次完整公開」的錄 影訪問全文麼？薛曉光是《聯合報》記者，我記憶中曾報道過學運，吾爾開希波士 頓「龍蝦宴」的著名報道似乎就出自她，更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報社編的這本書。對 照之下，只能證明「完整公開」的是一九八九年《聯合報》編輯部編的舊版書，《 紐約時報》的「新」引文「新」在斷章取義，故意曲譯，欺騙讀者。 第二，一個最明顯、最關鍵的曲譯，是《紐約時報》把「期待」譯成「hope for」(期望)。柴玲的錄影訪問原文是：「同學們問我，下一步我們有哪些打算和 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本來打算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 政府最後在無賴之極的時候，用屠殺來對付我們。」(《天安門一九八九》，第二六 六頁)從前後文看，很清楚這是柴玲對當時「形勢越來越殘酷嚴峻」(同上書，第二 六四頁)的一種估計。這「期待」譯成英文，一般是用await，也可以用expect， a nticipate；絕不可以曲譯成「hope for」。因為hope for的含義是expect加上des ire(願望，希望)，作者再引申為引誘政府屠殺的「hidden strategy」，用心頗為 險惡。我真想不到美國的「中國通」們竟學會了中國歷代專制政權羅織入罪的文字 獄伎倆。 我手頭還有一份美國ABC電視公司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播出的The Kop pel Report節目內容。那個節目Tragedy at Tiananmen中正好有那卷「焦點」錄影 帶的採訪者金培力親自引用柴玲對他說的那句話：「We are waiting for the gov ernment to begin a bloodbath。」欣頓和泰勒硬把第一手採訪者用的「waiting for」改為「hoping for」企圖製造柴玲在玩弄了「誘殺策略」的陰謀，從而翻「六 四」屠殺的案，把屠夫欠下的血債轉嫁到他們所謂「激進派」學生的身上！ 第三，薛曉光很難在譯文上玩遊戲。她無法把「hoping for」再轉譯成柴玲 的「期望」。因為金培力的錄影帶中柴玲講的中文原文早已「完整公開」。那「期 待」只能是金培力原來譯的，「waiting for」的意思。薛曉光的「焦點」不得不從 《紐約時報》的「誘殺策略」轉為「道德裁判」，譴責柴玲「讓別人流血，而自己 求生」。柴玲的確在錄影中講了「我是上黑名單的人，對政府這樣的殘害，我不甘 心，我要求生。我這樣做不知道別人是不是會認為我自私。但應該有人來接替我的 工作，民主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天安門一九八九》第二六八——二六九頁) 出於對形勢的嚴峻估計和對廣場某些消極面的失望，柴玲並不諱言她曾經感到身心 具憊，提出辭職，她也曾同意廣場指揮部為防備中共「槍打出頭鳥」，要求學生領 袖隱藏的決定，離開過廣場。但當她想到廣場上的同學需要她時，就回來同他們在 一起。(《天安門一九八九》第二五七頁)這種在當時形勢的千變萬化中想法和做法 的改變是不難理解的。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薛曉光明知柴玲與學生在廣場堅持到最 後，並無「逃走的事實」，還要追查她「為什麼有逃走求生的想法」，並從而得出 「參加八九學運的這一代學生既無中國傳統道德，又無毛澤東社會主義道德」的論 斷。 他們究竟想做什麼？ 泰勒說他們是以新聞工作者和歷史學家的忠實的專業標準「重估」天安門悲 劇。我希望真能如此。因為天安門悲劇的真相遠遠沒有充分揭露，包括基本事實， 事件發展過程及其根源。「忠實的、專業標準的重新審查」，應當去發掘被淹沒的 事實真相，弄清歷史事件的進程，尋找悲劇的真實原因；而不應任意剪裁事實，歪 曲事件進程，目的不過是為了論證一群「精英」為自己的政治或「專業」需要設計 的某種觀念。可惜《紐約時報》和《聯合報》(也許還有那《天安門》製作者，因片 子尚未推出，暫不論)雖然標榜的是前者，做的卻是後者。 泰勒把他的三個「New」(New documentary，new focus， new insight)集中 到一個「核心」new focus，就是所謂「激進派」或「極端派」學生領袖有一個「秘 密策略」——「挑動政府以暴力對付學生」。按照《紐約時報》和《聯合報》的「 重估」，「歷史」似乎是這樣的： (一)在天安門運動後期，「激進派」學生領袖破壞了「穩健派」見好就收的 歷史機會，把運動推向「極端」； (二)佔據了領導地位的「激進派」有一個「秘密策略」：第一步，激怒政府 ，誘使政府殺人，「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第二步，等到流血喚起了民眾， 「激進派」再出來推翻政府，攫取權力。 (三)多數學生自發性抗議示威的「動機」雖毋需懷疑，但他們只是被動利用 為激進派領袖誘殺策略的誘餌； (四)中共政府的屠殺雖毋需饒恕，但他們只是中了激進派學生誘殺策略的計 ，如此一來，鄧小平、陳雲們說「反革命暴徒」要推翻政府並沒有錯，倒是趙紫陽 說學生運動是「沒有超越憲法允許範圍的愛國民主運動」錯了。 此種觀念，這群「精英」前幾年發表的「反思」文章中早已設計出來，因缺 乏證據，影響甚微。這回忽然重新發現金培力訪問錄影帶裡柴玲有幾句話加上欣頓 的「翻譯」可以利用，就迫不及待貼上「Three New」廣告標籤，未等影片公映，先 大炒起輿論來了，可惜這恐怕改變不了歷史。 第一，這個「激進派」學生領袖挑動政府殺人的「秘密策略」根本不存在， 純屬Patrick們的捏造。從他們的文章到泰勒給我來信中的辯解，除了反覆引用被他 們曲譯了的那句柴玲的話之外，根本提不出任何事實來說明這「秘密策略」究竟是 怎麼一回事。我因寫《鄧小平帝國》一書涉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查考過當時 所能找到的中英文有關材料。從大量有關材料(包括金培力訪問柴玲的中文全文和A BC News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播出的The Koppel Report中引用的英譯)中看， 在那種急劇變化的緊張形勢之下，無論學生、知識分子、黨政官員對形勢的估計和 對運動的態度也是變化不定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各自都有各式各樣的豪言壯語，同 時也有程度不同的憂慮和恐懼。至於期待下一步可能流血的估計，從四月下旬鄧小 平定性學運為「動亂」時就有，五月二十日宣佈戒嚴後更形緊迫，並非「激進派」 學生才這樣想。至於如此野蠻地動用坦克、衝鋒鎗、真槍實彈射向手無寸鐵的血肉 之軀，恐怕誰也難以預料。在這種形勢下，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對於運動策略和具 體操作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這些爭論是公開進行的，留下了大量的記錄、錄音、 新聞報道和每天的大事記。任何人無論彼此觀念如何分歧，只要有起碼的誠實態度 正視事實，都不難看出所謂「激進派」學生領袖誘殺學生的「秘密策略」是不存在 的。泰勒們把一卷早已完整公開的錄影帶冒充他們的「新」發現，再加以剪裁和曲 譯，製造出這麼個聳人聽聞的「新焦點」和「新透視」，難道這樣的彌天大慌就能 改變歷史嗎？ 第二，所謂學生運動中「激進派」與「穩健派」的兩分法，也不符合歷史事 實。學生領袖們儘管有各種分歧意見，但在維護憲政民主目標和採取和平方式這兩 個「核心」問題上是一致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作出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 活動堅持到六月二十日的決定，是為了呼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時依照憲法議處 李鵬的非法戒嚴令。(《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間十點聲 明》，吳牟人等編《八九紀實》467—468頁)。泰勒為了摧毀他所謂「激進學生」的 「偶像」，塑造了兩個「穩健派」新偶像，劉曉波和周舵，引用他們來批判學生。 然而正是這些「穩健派」在學生結束絕食之後，於六月二日下午佔據人民英雄紀念 碑宣佈絕食開始。請問泰勒學生留在廣場是誘殺策略，他們在那裡又是什麼？畢竟 劉曉波比泰勒誠實。他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公開了六月四日軍隊開進天安門 廣場前的現場錄音帶，其中有柴玲的最後話音： 「柴玲：廣場統一指揮部發佈第五號最嚴厲的命令：請所有的手中有棍棒、 瓶子、磚頭、甚至燃燒彈的同學立即放下這些徒有虛名的武器。你們知道嗎？在西 長安街上，已經是屍體遍地、血流成河，被殺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擲東西的人。 你可以、你可以扔東西，作為你個人，而你想到沒有，只要你一扔，所有的同學都 要犧牲。」難道這是誘殺策略麼？不，這是「求生」，但不只為自己。 一個新聞記者或歷史學家要重估歷史，最起碼的態度是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