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審判 白夢 一、說明 也許應該明確指出的是，我已對海外自由世界媒體的公正性產生了懷疑。自 從兩年前戴晴女士打著「持不同政見」者的旗號，喊出要「審判柴玲」的呼聲以來 ，海內外不斷有人呼應。直到一個曾經象特殊貴族一樣在中國長大，並與中共高層 有深厚淵源的美國人Carma Hinton，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並斷章取義地選取資 料拼湊成一部叫《天安門》的影片，終於使這種聲音變成了合唱。問題的關鍵是， 這樣一部明顯歪曲歷史真實，有著明顯政治傾向的影片卻被媒體捧為「描繪了另一 個全然不同的學運形象」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最深入的絕頂之作」，就有些令人 不解了。 首先，是《聯合報》記者薛曉光根據這部影片撰文，對柴玲和天安門一代人 進行了嚴重的道德指控，並把槍口直接對準天安門的學生領袖以借此否定八九民運 。四天之後的四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又發表了駐北京記者Patrick Tyler的長 篇文章，對柴玲和所謂的廣場激進派領袖展開了新一輪的批判。 在短短的一周之間，上述媒體的言論對公眾已經造成了嚴重的誤導，直到一 位留學生打電話問我：「你當時在廣場是不是屬於激進派？看了報道後，我們很多 人認為柴玲應該和李鵬一起受到審判。」 我啞然。是的，審判。柴玲應該接受審判嗎？她應該站在李鵬的左邊還是右 邊？！這就是公眾，他們曾經被媒體所報道的學生運動感動得痛哭不已；他們曾經 把柴玲當做他們的女神。如今還是同樣的媒體，用兩篇文章就使他們決心要審判柴 玲。問題真是如此簡單嗎？ 但無論如何，對六四流血後果的強意歪曲和對八九民運的否定，都將意味著 對中國未來民主的永久性傷害。在此，我們有必要對一些原則性問題進行符合真實 的歷史陳述。為了便於論述，我想首先對挑起這一爭論並在影片《天安門》、《聯 合報》薛曉光文章和《紐約時報》文章(以下簡稱兩文)中擔任論說者並形成立論的 主要幾位人物簡列如下： 戴晴：八九民運初發時，她曾經強烈反對學生遊行，說是會毀了中國的改革 前程。當運動不斷壯大時，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她半路插入「首都知識界」大游 行的隊伍，並要求走在第一排去打「首都知識界」的大旗，被當時的遊行總指揮趙 瑜呵斥了回去。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學生絕食後，她與十一位學者到了天安門廣場並 發表講話說：「學生是偉大的學生，政府是無能的政府。既然政府是無能的，你們 就不能指望讓他們答應什麼。這樣吧，我讓趙紫陽或李鵬出來跟大家見見面，或者 說聲『你好』，大家就撤，好不好？」她當時顯然把自己凌駕於學生和政府之上， 但遭到了絕食學生的全體反對。六四後，她曾一度被收審並在此後寫出了一本沾沾 自喜的講述她如何在受審期間受到特殊優待的書，並以此段經歷被海外輿論捧為著 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中國的紅色公主」，自由來往於東西方之間，發表大量 言論。她宣稱「要審判柴玲」，並在去年「美國之音」的六四特別節目裡指出：八 九年中共對學生採取的斷然屠殺措施是對的。她並支持江澤民的講話說，如果沒有 當年的果斷措施中國就沒有今天的穩定局面。 Carma Hinton：在中國出生並長大。其父韓丁曾是歷屆中共領導高層的特殊 貴賓。 薛曉光：《聯合報》記者。幾年前曾發表了一篇有關吾爾開希「大吃龍蝦」 的文章，不但使吾爾開希本人結束了「領袖」生涯，而且使海外民運遭受了重大打 擊。今次又寫作了「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關於柴玲的文章。 丁學良：從略。 劉曉波：八九民運爆發時他從美國飛回北京。當他發現廣場上的學生根本不 聽他的指揮，而且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對準學生時，他感到了深深的失落。為了引起 媒體對他的注意而達到成名的目的，在全體學生已停止絕食的情況下，他別出心裁 地發起了所謂「四君子絕食」。六四時曾與官軍談判以便使學生順利撤離廣場。此 後被收審，並以這段經歷寫出《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他在書裡說：「不管別 人如何議論，我都堅信，八九抗議運動之機太值得投了，能夠投上此機，確乎上帝 有眼，賜福於我。即使被指責為政治投機者，我也心地坦然，無怨無悔。」(《末日 》第七十四頁)。並且說，「在每個重大的歷史時刻，參與者都抱著個人目的來利用 歷史契機，投機的成功者會贏得各種榮譽和利益，投機的失敗者將被指責，錯過機 會者將悔恨。」(《末日》第七十三頁)。 周舵：曾與劉曉波發起並參與所謂「四君子絕食」。他目前自由出入於國內 和海外，鼓吹中國目前不需要政治民主，只需要穩定和發展經濟。 龔小夏：哈佛學生，與戴晴交往甚密。六四後在國際輿論沸騰的時候曾熱烈 追隨並接待逃到美國的學生領袖。據說外國記者要採訪某個學生領袖都得事先徵得 她的同意。幾年過去後，她寫文章一邊說自己是「小人物」，一邊又聲稱自己「已 有二十年的民運資歷」，並且大罵學生領袖曾經「指令他人去為他做這樣那樣的服 務。」她在去年發表於《北京之春》的一篇文章裡，就不點名地批評柴玲說：「對 於他們來說，普通人民不過是用來前呼後擁圍繞他們的點綴，平日可以使用之，而 必要時卻可以犧牲之。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學生領袖在八九年五月底的一次採訪中強 調天安門必須流血，而自己卻事到臨頭溜之大吉的態度，可說是典型之一。」 二、柴玲與《天安門》 毫無疑問，在六年後的今天，對八九民運作出任何客觀公正的評價和檢討都 是必要的。甚至對柴玲本人提出某種程度的批評也是可以的。但問題在於，影片《 天安門》及「兩文」卻採用了錯誤的角度，從道德判斷出發，為了達到否定八九民 運這場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閃耀著理性光芒的偉大民主運動，不惜編造出一個 如影片顧問Orville Schell先生所說的「另一個全然不同的學運形象」來。 且不說以個人的道德判斷去評價一個政治事件在方法上是多麼的錯誤和淺薄 幼稚，即使影片《天安門》及「兩文」從道德評價的角度所選用的立論者們本身， 大多是中國知識界最沒有道德的一群。從以上的名單中可以看出，戴晴不斷支持鄧 小平在天安門的屠殺，而且又維護江澤民的言論。劉曉波向全世界宣稱「八九民運 之機太值得投了」，而且他現在又在投機。龔小夏等人更是懷著個人的陰暗心理公 報私憤。選擇這樣一些毫無道德和獨立價值判斷的人作立論者，進而編造出「另一 個全然不同的學運形象」，這就使人不能不懷疑影片和「兩文」的動機了。 歷史是不能夠假設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就像我們現在不能假設：如 果當初共產黨的革命沒有成功，或者中國沒有選擇共產主義，從而得出中國現在肯 定是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結論一樣荒唐。 歷史是一次性的，促成一個歷史結果的原因也是複雜和多方面的。影片《天 安門》卻對歷史作出了假設。他們盡力想使人們相信，如果不是因為柴玲等激進派 學生領袖毫無道德地誘使中共開槍，那麼六四的屠殺將是不存在的。為了證明這一 假設，他們完全片面地單方面地採訪了諸如戴晴、劉曉波、龔小夏等人進行立論， 而且創造性地把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分成穩健派和激進派兩個陣營。且不說當 時的天安門廣場根本就不存在激進派與穩健派的學生領袖之分，難道真的還存在一 個如他們所說的「另一個天安門學生運動」嗎？難道當時在全世界媒體的鏡頭下發 生的天安門運動是假的嗎？ 即便是對所謂的激進派領袖柴玲個人的道德指控也是極其荒唐可笑的。影片 《天安門》斷章取義地選用了「柴玲五月底錄影講話」的片段，藉以吸引世人的目 光，並聲稱這是第一次發表。其實，這個由美國記者Phil Cunningham所作的採訪早 在一九八九年就由台灣《聯合報》出版公司全文發表過。在長達八千字的講話中， 柴玲說了很多話，並且也交代了這個講話的原因和背景。 在談到廣場時柴玲說，「如果政府如此無賴下去，我們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措 施，自焚以示抗議。如果政府忍心看到學生一個一個死掉，絕食的學生願意第一個 去死。我說了這句話，是在廣播站講的，我說我自己願意第一個去死。因為我是絕 食團的總指揮，我就是這麼說的。絕食的許多同學說，為了使更多的同學活下去， 他們可以犧牲自己。最初學生們是很團結的，當時我看到大批大批的同學倒下去， 被抬進救護車。第三天有人要衝擊大會堂，糾察隊員又調不上來，我不得不要求絕 食的學生組成人牆，保衛大會堂。我們站在警察和群眾之間，我們對群眾說，如果 衝擊大會堂，就踩著我們的身體過去吧。」 在談到撤離時，柴玲說，「最黑暗的一天還沒有到來。可是好些同學都不明 白，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的唯一的陣地。如果撤離，唯一高興的就是政 府。……(現在)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天安門廣場堅持，等到人民真正團結起來。 只有人民跟這個與人民作對的政府較量。」 在談到為什麼要辭職時，柴玲說：「昨天我從知識界聯合會回來的時候，我 哭了，我這麼熱愛廣場上這幾萬個孩子，我有責任用我的生命堅持到底。但我又覺 得很悲哀，我實在是無力回天，我一個人太有限了。那麼多人爭奪權力，我從來不 是為了權力，我只是為了良心，才不願意把這權力放棄給一小撮那種投降派、陰謀 家。這些人為了權力，一次次地發動攻勢，我真想對全中國人、全世界華人說我們 這個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柴玲還充滿感情地談了她的父親，談了她的妹妹和她所愛的一切。她甚至在 一邊發出「中國人，我值得為你獻身嗎？」的問句的同時，一邊又說出：「四月二 十五日在籌委會上我與一名便衣聊天，問他政反要判多少年，他說以前三年、五年 ，現在加到了十七年。我很悲哀，我在想過十七年出來就是四十歲了，很不甘心啊 。」 我不能在此抄錄全文。但每一個稍有判斷能力的人看了以上談話，難道還能 得出影片《天安門》及薛曉光、丁學良們「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道德結論 嗎？薛曉光、丁學良等人他們瞭解當時的天安門廣場是怎樣的一種情景嗎？ 不錯，這的確是一個思路混亂的談話。從這個講話裡我們不難看出柴玲當時 的精神狀態。 但一個從沒有見過世面的女學生，一個已經被歷史推上絕路的二十二歲姑娘 ，一個從沒見過流血甚至連外科手術都沒有經歷過的女孩子，在如此複雜的背景下 ，在經過長達七天的絕食並被終日都要面對的權力鬥爭和政治恐怖逼得幾乎崩潰的 小姑娘，當她說出「當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的話時，她真的理解這幾個字的含義 嗎？她真的是指向屠殺嗎？況且在當時的環境下，「死亡」、「流血」、「為自由 獻身」等詞彙幾乎是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每一個學生的口頭語。我們現在隨便翻開 一本天安門影集，都會發現這些字當時幾乎寫在每一個天安門學生的衣服和頭帶上 。 即便是比學生們更加成熟的知識分子，嚴家其先生在六月三日晚上天安門民 主大學開學典禮上也說過類似的話：「如果政府用暴力鎮壓民主運動，我們將以鮮 血和生命來保衛，來鑄造中國的民主事業。」(以錄音為證)。嚴家其先生是被學生 們極為尊重的並被認為是當時最能接近政府高層的一位著名知識分子，難道嚴家其 先生也是明知政府要屠殺而號召大家用鮮血和生命使廣場「血流成河」嗎？ 薛曉光女士在其發表在《聯合報》的有關柴玲的第二篇文章中，又一次要求 柴玲解釋為什麼要走的原因。作為當時的參與者，我想，在此我有必要提供一個基 本的背景。 當時，面對廣場日益複雜的權力鬥爭和人心渙散，柴玲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因為當時各種社會力量都把焦點集中在廣場，而且各種力量有著不同的社會背景 和政治訴求。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廣場上的學生遲早有一天要撤離的。在此時刻 ，死守廣場的意義已經不是很大。於是，指揮部研究出一套「南上北下」計劃。也 就是說，把廣場的力量逐漸轉移到全國各地去，只有這樣才能把運動真正的推向全 國而且也能使運動在撤離廣場後全面持續下去。 柴玲選擇了這一方案並打算用自己的主要精力實施這一計劃。可惜的是，這 一計劃為時太晚，而且已經沒有時間全面實施。當指揮部認為廣場上不能沒有她時 ，又勸說她回到了廣場。因為當時，柴玲的確已經成了廣場上的象徵。 由於「南上北下」的計劃在策略上的保密性，柴玲在這個錄影講話中無法透 露，這也使此一講話本身形成了極大的誤解。 但歷史終歸是歷史。 也許，作為天安門廣場的總指揮和八九民主運動的精神象徵，我們有權利要求柴 玲在任何情況下都臨危不懼。我們有權利要求她面對廣場上的眾家百態而絲毫不感 到悲哀。我們甚至可以要求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孩子一肩扛下一個有著老老少少十二 億人的中國而一聲都不能說累。但同時她也是人，在十二億中國人中，至少有一半 是比她年齡大的人。但我們能夠要求一個二十二歲的姑娘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准哪怕 是說錯一句話嗎？這難道就是中國人真實的形象嗎？ 柴玲回到了廣場。她沒有忘記廣場上的同學們。她在最危險的時刻又一次為 自己選擇了最危險的道路。當我們從照片上看到柴玲走在第一排的最中間位置，手 挽著其他同學的手，滿面淚流地帶著最後堅守廣場的同學撤離廣場時，我們還能說 她是「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騙子嗎？也正是柴玲，一個被龔小夏指為「瘋子」 的人，在最後的時刻堅持了最後的理性。我這裡有六月四日凌晨三時左右天安門廣 場廣播台最後的錄音為證： 柴玲：廣場統一指揮部發佈第五號最嚴厲的命令：請所有手中有棍棒、瓶子 、磚頭甚至燃燒彈的同學們立即放下這些徒有虛名的武器。你們知道嗎？長安街上 已經血流成河，被殺的都是那些投擲東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東西，作為你個 人。但你想過沒有，只要你一扔，所有的同學都得犧牲。 是的，柴玲沒有死。她沒有被子彈打中。她活著，倒成了某些人的心病。 那麼，假如柴玲死了呢？難道就能換回其他死去的生命嗎？難道六四的屠殺 就可以一筆勾銷了嗎？難道那些指責學生領袖激進的人從此就不再說天安門廣場激 進了嗎？再退一萬步，即使八九民運中沒有柴玲，大屠殺真的可以避免嗎？ 這真是一個荒唐的時代。懦夫指責勇者，小人辱罵英雄。騙子們每天懷揣謊 言招搖過市。 三、是評價歷史還是政治投機 應該說，影片《天安門》及「兩文」的立論者們，並不是簡單地借公眾輿論 的方式對柴玲本人進行一次道德審判。他們要審判的是整個天安門運動。而且這一 股暗潮從兩年前就開始湧動。去年在紀念六四五週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篇《以槍口 對準良心》的文章，當時我已經預感到了他們的行動。沒想到一年之後，他們終於 迫不及待地開槍了。 眾所周知的是，六四之後的六年來，世界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由於中共 開放了市場，也使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取消了對中共的制 裁和對抗，使得中共政權表面看來好像越來越強硬了。正如《紐約時報》記者Patr ick Tyler在文章中所講的那樣：「對天安門事件進行重新檢討，時逢中共領導高層 為鄧小平死亡進行各種準備的時候。一般預料，鄧小平的死亡，必將引起對天安門 抗議運動的重新評估。」 這的確是一個美國人的觀點。但對參與《天安門》及「兩文」的立論者們卻 不是如此簡單了。在他們看來，即使鄧小平死後，八九民運也不可能立即平反，但 六四屠殺又是擺在執政者面前的一個巨大難題。如何為全體老百姓給一個合理的說 法，將對執政者構成嚴峻的挑戰。 於是，鄧小平還沒有死，這樣一群面目不清的政治投機份子便迫不及待地粉 墨登場了。作為投機者，他們真是有先見之明。他們為執政者想的比執政者本身還 要周到。因為他們知道，打著「知識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的幌子尚有很大的 蒙騙性。 另一方面，在事隔六年後的今天，我不知道還有多少西方觀眾對一個有關天 安門的資料片抱有多大興趣。為了吸引觀眾的目光，就得製造聳人聽聞的效果。影 片《天安門》的主要製作人Carma Hinton，作為在北京長大並有著嚴重媚共心態的 美國人，以其獨到的商業眼光構思了一個「全然不同的學運形象」。這一構思正好 與一群極欲討好中共執政者的所謂「持不同政見者」一拍即合。影片《天安門》誕 生了，並打著重新檢討歷史的旗號反對歷史。 他們真的是在檢討歷史嗎？ 首先，製作人Carma Hinton從一個已經發表了五年的錄音講話中摘取一些片 面言論，並把它說成是第一次公開發表從而製造懸念，這至少說明製作人是不夠誠 實的。 再看看他們是如何重新檢討歷史的吧。 龔小夏女士開口就對天安門運動下了個定義：「天安門運動是一個洩憤運動 。能將憤怒情緒煽動得有聲有色的人，絕不妥協。有一些瘋狂情緒的人，才能滿足 大眾的心理需求。」我想，龔小夏女士當時是在美國。如果她不是躲在了老鼠洞裡 ，當全世界各種膚色的人都在電視機前淚流不止時，當他們為中國學生追求民主的 精神而對所有中國人滿懷尊敬時，龔小夏女士看到的僅僅是「洩憤」二字嗎？ 天安門學生運動是至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有理想光輝和理性精神的真正的民 主運動，是人類精神中的一道最亮的光。在長達兩個月的過程中，在幾百萬人齊集 的天安門廣場，沒有發生任何一個暴力事件，沒有火燒一輛汽車，沒有砸爛一家商 店，甚至連北京市的治安秩序也是空前絕後的好，小偷罷偷，強盜停止搶劫。這能 說成是「洩憤」嗎？可以說，這樣理性的群眾民主運動，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 的，就連其後摧毀共產專制的東歐各國的民主運動都不能與其相提並論。 把這樣一場始終要求與政府對話的理性的運動說成是一場「洩憤」運動，這 能叫做「重新檢討歷史」嗎？其實，真正在洩憤的是龔小夏自己。龔小夏故意把黑 說白，把白抹黑，如果不是一種政治投機，我實在找不出第二種解釋。 我還記得作家鄭義在評論劉曉波時說過的一句話：「我們並非完人，人所具 有的缺點我們同樣具有。但我們總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壞，至少要保有一絲廉恥之 心，不要當眾手淫。」 四、關於撤與不撤 根據《紐約時報》的觀點，影片《天安門》把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們 分成截然對立的兩派。一派是所謂的「穩健派」，另一派則是以柴玲為首的所謂「 激進派」，而激進派的罪責在於堅持不肯撤離廣場，並以「秘密策略挑起政府以暴 力鎮壓學生」。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作為一家媒體，提出如此嚴重的指控，簡直令人 吃驚。 事實上，天安門廣場當時根本不存在策略上決然對立的兩派。如果有的話， 那也只是對整個運動控制權的爭奪，而絕非策略之爭。在此，有必要將基本的史實 交代一下。 在發起絕食運動前，整個運動是由當時北京各高校派出的民意代表組成的「 北高聯」來協調的。這時期「北高聯」並沒有真正掌握對運動的領導權。例如，八 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後，北高聯決定不再發起遊行。但「北京 大學學生籌委會」立即表示不執行此一決定。於是，四月二十七日發生了由全體北 京高校學生參加的空前大遊行。 由柴玲等同學發起的絕食運動，首先也是遭到了北高聯的強烈反對。但當時 的北高聯並沒有有效地阻止絕食的發生。相反，作為北高聯七常委的王丹、吾爾開 希等毅然加入了絕食。於是，由柴玲領導的絕食團指揮部產生了，並成了一個有效 的指揮系統。隨著絕食的持續和運動的迅速壯大，絕食團指揮部的權威急速上升， 以至成了領導整個運動的權力中心。五月十七日，在絕食持續了四天之後，北高聯 決定進駐廣場，全面支持絕食，並試圖重新掌握這場運動。但可以說，這種努力是 不成功的，而且引發了真正的權力衝突。 北高聯認為，絕食團指揮部應該自然隸屬於北高聯的統一領導之下。可事實 上，北高聯的主要常委王丹、郭海峰、封從德等，已經變成了絕食團指揮部的常委 、秘書長和副總指揮。北高聯人力薄弱，再加上絕食團指揮部已經在廣場上建立了 極高的威信，所以，北高聯在廣場並沒有完全掌握實際的決定權，但掌管著廣場的 財務、供應、以及與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界的溝通和對話。與此同時，廣場上產生了 由外地來京的幾百所高校組成的「外高聯」，由北京知識界組成的「北知聯」，由 北京工人組成的「工自聯」以及由以上各主要組織共同參加並由王丹主持的「首都 各界聯席會議」等組織共同維持著廣場的局面。儘管各組織都無一例外地想在廣場 的權力運作中發生最大的作用，但實際權力卻始終掌握在絕食團指揮部手裡。原因 很簡單，因為是由於絕食才使得運動由單純的北京學運變成了全國性的全民民主運 動。 五月十九日，絕食停止後，是否撤離成了廣場上爭論的主要議題。但由於眾 多組織互相爭權，意見不一，以至根本無法形成任何有效的決議。五月二十二日傍 晚，由北高聯秘書長王志新出面召集當時在廣場上的所有三百多所高校的代表開會 ，討論是否撤離。但這一議題一開始表決就遭到了大約百分之九十的代表的反對， 尤其是外地學生代表堅決反對撤離。會議只好轉變議題，由當時絕食團指揮部的副 總指揮張伯笠主持討論運動的今後策略，並由我本人提議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成立一 個統一的「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在這個總指揮部正式成立之前，由絕食團指揮 部代理「天安門廣場臨時總指揮部」行使廣場上的一切權力。這個提議獲得了全體 一致通過。並做出決議，要求北高聯立即交出廣場上的權力，並撤回北大整頓，以 便作好對廣場的後援工作。 至此，北高聯撤回了北大並失去了對廣場的最後影響力。原來分別由北高聯 和絕食團指揮部分設的兩個廣場廣播站也合二為一，並由我統一負責。 儘管權力的轉移並不完全符合程序，但由柴玲為總指揮的天安門廣場總指揮 部作為執行機構，和由王丹主持、王軍濤等知識分子及各組織代表組成的「首都各 界聯席會議」作為決策和智囊機構，共同完成廣場運作的局面基本確定。 可是，廣場的權力鬥爭並沒有結束。廣播台作為一個權力的象徵，儘管特設 了三道糾察防線，但仍然被要求奪權的同學多次包圍。甚至我本人也被綁架過兩次 ，其中一次是由外高聯主席連勝德用外高聯的糾察隊綁架了我，並要求我在廣播上 直接宣佈解除柴玲的一切職務，而由他和我分別擔任總指揮和副總指揮。但他的理 由並不是要求撤離，而是認為柴玲堅守廣場的決心已不夠堅定。但被我拒絕了。 由於長期的勞累，再加上北高聯撤走時沒有移交財務，廣場上的生活供應越 來越差。所以，在廣場上堅守的同學也越來越少。白天只剩下一千多人。鑒於這種 情況，五月二十六日，我找到柴玲要求撤離。我的理由是：目前廣場上的同學一天 比一天減少，而且主要是外地學生。我擔心剩下的同學也將會自動走散，那樣就等 於這場運動自動流產。那將是一種最悲慘的結局。但柴玲拒絕了我的要求。我說， 那我要求辭職。柴玲說：「你可以辭職，但我個人不能做出撤離的決定，我必須對 整個運動負責。」 其實，當時指揮部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廣場上堅持下去，而不是撤離。 主要的理由有兩個。一是由於政府始終拒絕對話，運動到此並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成 果。而天安門廣場已經成了全國的一面旗幟，只有堅持下去，等全國各地紛紛起來 抗議時，政府才有可能做出對話的讓步。二是如果軍隊要強行進城的話，手無寸鐵 的老百姓是根本無法阻擋的。但軍隊事實上已經被老百姓堵在城外好幾天了。這說 明政府採取的是拖延戰術，而軍隊並不是想真正進城的。再加上全世界的媒體早已 對準了廣場，這無疑是對廣場同學的一個安全保護。 五月二十七日，總指揮柴玲和副總指揮封從德參加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由於廣場上的財政已經枯竭，無法再堅持下去，所以這次會議通過了五月三十日 全體撤離廣場的決議。 但柴玲和封從德回到指揮部後，這個決議遭到了另一位副總指揮李祿的反對 。李祿認為：「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只是一個協調和後勤組織，在不與大多數廣場 同學商量的情況下無權作出決定。李祿說：「而且我認為，這種方式是違背民主原 則的。」李祿指出：「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可以提出建議，但任何決定的作出都必 須由廣場同學集體組成的「營地聯席會議」才能生效。 最後，「首都各界聯繫會議」同意修改方案，並由王軍濤主持將這一議案改 為：在廣場繼續堅持到六月二十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的那一天才考慮撤離。 綜上所述，即便是我自己也曾經堅決要求撤離，但只是我個人的一種行為和 建議，這並不能說明我比其他學生領袖更加穩健或高明，更不能證明天安門廣場上 存在過一個叫做「穩健派」的學生領袖派別。另外，吾爾開希也多次直接在廣播站 發表撤離的命令，但在軍隊已經進城的六月四日凌晨二時左右，吾爾開希也同樣在 廣播上說：「只要我吾爾開希還有一口氣，就要堅守廣場。我與廣場共存亡……。 」 另外，作為一種對運動策略的檢討，堅守廣場在策略上是不是一定就是錯誤 呢？或者說，這是不是一個討論歷史的唯一角度呢？我以為，我們不能因為最後的 屠殺去認定堅守廣場在策略上就一定是錯誤的。如果當時真的堅持到了人大常委會 的召開，或者軍隊中的某一將領為了順乎民意而反戈一擊，八九民運中的一些現實 目標不就達成了嗎？要知道，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為了慎重起見，以上概述除了我本人親身經歷外，有關別人的史實部分完全 以一九九一年七月由十七位流亡學生集體回顧歷史的「巴黎會議」原始記錄為依據 。) 至此，事實已經充分證明，影片《天安門》和《紐約時報》的假設和推論是 完全錯誤的，也是毫無根據的。 五、激進與激進主義 影片《天安門》及「兩文」試圖通過對所謂激進派學生的嚴厲指責而否定八 九民運。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話題。兩年前就有人撰文把八九民運指為激進主義的 「暴民運動」。我認為，如果是站在客觀的立場，對一個歷史事件做出多方面的討 論是完全必要的。但不加分析地以「激進」等概念把一場民主運動簡單粗暴地加以 否定是極其危險的。 雖然激進主義曾經對歷史造成過傷害，但在一個專制社會，激進主義無疑是 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有效的力量和方式。儘管從五四以來，激進主義一直是中國社 會的一股主要思潮，但八九民運卻絕不是激進主義的。因為八九民運中學生並沒有 提出任何不顧社會後果及超越運動可能性的現實目標和政治訴求。眾所周知，八九 民運始終是圍繞著要求與政府對話這一基本策略而進行的。 在此，應該把激進與激進主義嚴格加以區分。 那麼，八九民運是不是激進的呢？我以為，任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都可能是 激進的。但同時，運動在行為和方式上的激進並不能說明運動的性質本身是激進的 。應該說，像八九民運這種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能夠在長達兩個月的時間保持 那樣的和平和理性是極其罕見的。 當然，在那樣大的一場運動中，任何局部的和具體的激進言論和行為都是難 以避免的。如當絕食進行到五天時，政府仍然不與學生對話，眼看著絕食學生一個 個倒下，有的同學提出要自焚以示抗議。但是，如果把在政府不允許的情況下學生 上街遊行，或者如戴晴所說的那樣「至少學生在非法佔據廣場」，說成是激進，並 且加以指責的話，那就等於說八九民運從根本上就不應該發生。因為誰都知道，在 中國，政府永遠都不可能批准讓學生遊行。 至於自焚等激進行為，不但不代表整個運動溫和而理性的主旋律，而且是中 國儒文化的一大傳統。歷史上「捨身取義」的例子層出不窮。古有屈原，近有譚嗣 同，八九民運中柴玲也講過要自焚。在我看來，這種以自我的犧牲換取社會進步的 精神，不但不應該受到指責，而且是一種真正的英勇行為。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權利 選擇自己的發言方式。 更應該看到的是，一個齊集了幾百萬人的廣場，被治理得井然有序。當市民 們要衝擊人民大會堂時，是學生以他們微弱的身軀維持了秩序。為了不給政府製造 任何鎮壓的借口，當有人破壞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時，又是學生糾察隊及時制 止，並將兩個本不該受到制裁的人送給了公安局。 那麼，對話作為八九民運的一個關鍵性癥結，在政府遲遲不與學生進行對話 的情況下，學生繼續堅守廣場這一行動是激進的嗎？影片《天安門》及「兩文」試 圖從這一點出發，推導出這樣一個結論：是個別不願撤離廣場的激進學生領袖把運 動推向了屠殺的結局。這顯然是一個毫無證據的捏造。 雖然八九民運在政治訴求上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要求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 由化。但圍繞著對話這一主題，運動在策略上卻是完全被動的。運動之所以不斷擴 大完全是由於政府拒絕對話而使矛盾激化的結果。如有「四·二六」社論才有學生 的「四·二七」遊行；由於政府拒絕對話，學生才發起了絕食運動；由於戒嚴才又 一次使本來處於低潮的運動進一步升溫。 所以，我甚至認為，在整個八九民運中，並不存在一個能夠超越運動本身的 慣性之上，而且能在宏觀上清醒地把握運動方向和策略的真正意義上的領袖人物。 這也許才是八九民運的真正悲哀所在。 如果說，堅守廣場的結果，最後卻變成了屠殺的話，這也是因為政府的殘暴 和學生的無知。但無知並不是錯誤。因為在當時，所有學生所能想到的只是政府最 後可能會用棍棒和催淚瓦斯把學生趕出廣場。在這一點上，學生的想像力的確是有 限的。 而把這樣一種完全是公開決策的，堅守廣場並要求與政府對話的行為說成是 激進的，並指稱為激進的學生領袖有意「挑起政府以暴力鎮壓學生」的「秘密策略 」，完全是無稽之談。 六、一代人宣言 丁學良先生在訪談中從指控柴玲，到否定八九民運，最後把批判的對象擴張 到被他稱為文革後的一代人。 當然，我們的確是一代人。但我不願意使用被丁學良先生稱為「文革後一代 人」這個詞。因為我們是在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開始出現的一代人。為了與丁學良 及龔小夏們「文革一代」加以區分，在此我寧願啟用「天安門一代」這個嶄新的概 念。 丁學良說：「參加八九學運的這一代學生，是在中國傳統道德都被文化大革 命掃得一乾二淨，毛澤東社會主義道德又完全破產後成長的。在這種道德空白期間 ，恰恰又傳來了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西方文化傳來的時候，最吸引這代人的是 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利己主義。他們接受這些思潮時，沒有其他任何界限。而在西 方還有宗教、法律等觀念使人不致走得太極端。但是在中國大陸這些都不存在，只 有一個政府在管著他們，搞運動把政府弄得下不了台的時候，就根本沒有人能管他 們了。」 先不說中國的傳統道德是否象丁學良先生所說的那樣已經被掃得一乾二淨， 也不說這個立論能否成立。丁學良先生作為一個從哈佛畢業的學者，如果不是學問 淺薄的話，能用如此簡單的方法全盤否定比他更年輕的一代人嗎？當然，丁先生的 動機倒是明確的。也就是說，他想以此論述來證明天安門一代是沒有道德的，是「 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一代「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的騙子。事實 真是這樣的嗎？ 君不見天安門前，三千學生以誓死的決心完成了長達七天的、世界歷史上空 前絕後的大絕食，直到一個個昏迷後被抬入醫院。難道這就是丁先生所說的「極端 利己主義」嗎？王維林獨自一人，像一尊威武的雕像站在長長的坦克車隊前，這樣 一種為正義視死如生，為人類精神歷史潑下輝煌一筆的行為，就是丁學良先生所說 的「極端個人主義」嗎？如果丁先生還有一絲惻隱之心的話，請讀讀六年前，我流 著眼淚在《絕食書》裡寫下的這一代人吧： 「當我們挨著餓時，爸爸媽媽們，你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 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你們能夠更好地活著。我們 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 我們就是這樣一代人，為了中國的民主，為了人民的自由，為了讓那些比我 們年紀大的人活得更好，我們甘願獻出自己還過於年輕的生命。也就是這樣一代人 ，卻被比我們大一代的丁學良們判決為「道德價值蕩然無存」。那麼我要問，作為 兄長輩的丁學良們自己有道德嗎？ 作為文革一代，你們對你們自己的歷史作過任何的反省嗎？你們檢討過作為一代 人應該對文革承擔的責任嗎？魏京生作為你們的同伴坐了十五年大牢，你們中間有 誰在深夜裡感到過不安嗎？ 當然，在這裡，我並不是一般地指責文革一代。我不做全面否定。恰恰相反 的是，當北島在十幾年前喊出「我不相信」時，我已經對他產生了敬意。作為一代 人中的優秀份子，魏京生的政治求索，張承志的精神追尋，遇羅克的勇敢和犧牲， 蘇曉康的文化批判，胡平的自由思想，王軍濤的社會實踐，這些令人尊敬的名字以 他們對自己道路的思考和對歷史的承擔精神，為歷史做出了貢獻。這是不可否認的 事實。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天安門一代人在不屬於我們自己的時代過早地登上了 歷史舞台，其實是迫不得以的。我們看不慣父輩們的麻木和忍耐，更不能同意兄長 們的忍讓和等待。我們要求發言。我們就那樣大聲喊叫著闖入了這個時代。儘管相 對於這個複雜的時代，我們是過於單純並年輕了一些。但這是我們的錯嗎？ 六年了，我們這些從天安門的血腥中九死一生逃到西方的「天安門的孩子們 」，我們驚魂未定，我們疲憊的身心沒有得到任何休息和安慰。深夜裡，我們為那 些死去的同伴輾轉反側，難以成眠；白天卻要面對比政府軍更加毒惡的槍劍。大洋 那邊，劊子手們仍在掌權，卻沒有人去要求審判；現在反而要審判我們這些曾經被 屠殺的人。這難道是公義嗎？試問，世界上有哪一個民族審判過他們無辜的孩子？ ！ 我們曾經創造了歷史，但歷史的寫作權卻掌握在別人手裡，並且被他們濫用 了。 也許是時候了，是該由我們自己奪回寫作權並書寫一代人歷史的時候了。為 此，我們必將繼續奮戰，為了保護那些死去的靈魂，為了捍衛八九的光榮，為了永 遠的天安門，為了民主在中國最終實現。我們必將別無選擇地繼續奮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