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政經商活動之現狀 林長盛 一、前言 自古以來，中國政治上最忌諱的事情之一就是官員經商，因為官商合一必然 加重對民眾的盤剝，最後導致政治腐敗，以致政權喪失，所以歷朝歷代均嚴厲禁止 官員從事經商活動。在中共奪取政權時，也是以「官僚資本主義」攻擊國民黨，爭 取民眾支持。然而今天大陸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共黨政機關與幹部卻以中國歷 史上從來沒有的規摸地經商謀利。 中共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從八十年代初中期開始，到九十年代中期的現在， 已經歷三次高潮，而且是一潮高過一潮。一九八三到八四年，是中共黨政經商的第 一個高潮。在短短兩年間，各種公司一下子激增到近三十萬家。一九八五年，中共 作出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並規定幹部不准經商，經一年的整頓，把近三十萬家公 司壓縮為十八萬家。一九八七年中共黨政經商熱潮又起，各機關相繼開辦公司謀利 。到一九八八年初，各種公司又增加到三十六萬多家。一九八八年底，中共又開始 清理整頓各種公司，加上「八九民運」的衝擊，黨政機關與幹部經商熱潮才有所冷 卻。 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鼓動加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於是山西、 貴州等省市率先以鼓勵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來響應發展市場經濟的號召，河北、江 蘇等省市立即跟進。隨後中共中央在五月發出容許機關和幹部兼營商業活動的「四 號文件」；中共國務院六月又發出「關於發展第三產業的通知」，鼓勵機關幹部創 辦服務業。於是中共黨政機關和幹部下海經商熱潮再起。一九九二年公司登記數激 增到四十八萬七千多家，比一九九一年年底淨增近二十三萬，增長了百分之八十八 點八。一九九三年十月，中共又對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作某些限制，但這第三次經 商熱潮仍在篷勃發展，沒有絲毫減緩的跡象。 中共黨政機關與幹部經商現已成為中國大陸的重大社會現象，對大陸經濟與 政治均產生了深刻影響。在大陸加速走向市場經濟與後鄧小平時代即將到來的今天 ，研究這一重大社會現象無疑有著深遠的意義。本文即試圖對中共黨政機關與幹部 經商的動因、規模、方式及其影響，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並希望從中得出一些結論 。 二、中共黨政經商活動之動因 中共黨政機關與幹部經商的根本動因，與中共的經濟改革緊密相關，三次經 商熱潮的興起都發生在中共經濟改革的高潮之時。一九八三與八四年的第一次經商 熱潮，正是中共開始城市經濟改革的時候；一九八七和八八年的第二次經商熱潮， 是中共推行價格體制改革的直接產物；一九九二到現在的第三次經商熱潮，則與中 共全面推行市場化經濟相伴而來。具體而言，中共黨政機關與幹部經商活動的動因 可分析如下： 黨政機關經商的原因 中共黨政機關從事經商活動的一個主要動力，是如何適應來自中共上層推動 經濟改革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中共做事行為歷來是運動式的 ，搞經濟改革也是如此，每當上層推動的經濟改革高潮到來時，各黨政機關均不得 不有所行動以跟上形勢；二是中共經濟改革的本質又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 體制轉變，要求將黨政機關管理經濟的職權轉讓給經濟企業部門。在改革的壓力下 ，各黨政機關的領導既不能不採取改革措施，否則官位難保，又不願放棄手中的即 有職權，於是舉辦各種公司就成了既追隨改革政策，又維護本身即有職權的最好方 法。 在作法上，各黨政機關一般是將原有經濟管理職能部門轉變成為歸屬自己管 轄的企業公司。如中共商業部在一九九一年的機構改革中，辦起十五個公司。中共 國家銀行同樣搞了許多下屬經營性公司，如證卷公司、股票公司、房地產公司以及 各種名目的信貸投資公司。這些黨政機關建立的企業公司，不僅仍受原機關的控制 ，如商業部辦的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由商業部的廳局長當老闆，其中「中國植物油 公司」總經理由規劃調解司副司長文紹昨擔任，「中國飲料公司」總經理則是商業 部辦公廳副主任；而且那些公司也利用原機關的權力與資源謀利，如中共國家銀行 所建立的各公司就是拿國家的錢去投資盈利，賺了錢就用來發獎金、蓋辦公大樓和 職工宿舍。黨政機關興辦公司的結果，是既緊跟了中共的改革政策，又維護了各機 關的原有權力，實可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最佳寫照。 利用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機會謀取本單位的利益，是推動中共黨政機關經商的 另一主要動力。中共黨政機關與其他的經濟與文教等單位一樣，都需對本單位職工 的獎金、住房和子女就業等經濟福利和物質利益負責。因此，黨政機關幹部職工在 這方面的要求，會對黨政機關領導形成很大的壓力，在其他機關福利優於本機關時 ，這種壓力尤其沉重，於是各黨政機關領導紛紛組織本機關經商。具體而言，黨政 機關經商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為獲取額外收入，以給本機關幹部提供福利，包括領導 幹部的揮霍浪費與物質享受。如湖南省彬州市國土管理局在一九九二年創辦了「彬 州市土地開發綜合服務公司」，將代征、統征土地的職能轉移給該公司，結果該公 司在一年內通過收取土地徵收費獲利七十六萬元，並將統征的三片土地高價出售， 又獲利一百八十二萬元。彬州市國土管理局於是用這筆錢給幹部職工發獎金和實物 補貼，購買高級小轎車，並組織幹部、職工乘飛機到外地，甚至到外國旅遊。大部 分黨政機關還將經商所得收益，用來為本單位幹部職工修蓋住房。為本機關幹部職 工子女提供就業的機會，則是黨政機關經商的另一重要目的。比較而言，職工住房 與子女就業是兩項關係重大的福利，中共上層也樂見各機關能自行解決這些問題。 即使清理和整頓各種行政公司，中共仍容許黨政機關用公款舉辦的服務和勞動公司 存在，以解決職工的住房和子女就業問題。 應付精簡機構的壓力，是中共黨政機關經商的又一動力。中共黨政機關的龐 大世上無比，官滿為患已成了不得不解決的重大問題。現在各地政府機關都是黨委 、政府、人大、政協與司法五個機構；每個部門又有老、中、青三套班子。於是， 南方某省的政協出現了十四名正副主席；一個僅有七萬人口的小縣，也會冒出正副 縣長十三人。到一九九一年底，全國靠國家財政支付工資的黨政幹部就有三千三百 八十六多萬，幹部與人口的比率已從中共建政初期的一比二百九十四上升到一比三 十四。這支龐大的官僚隊伍，必然對國家財政造成巨大壓力。而且從計劃經濟向市 場經濟的轉變，黨政機關的職能也必然跟著縮減。因此，從財政開支和編製人員兩 方面都需要精簡黨政機構。 但對任何黨政機關的領導而言，精簡機關人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 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把多餘的機關人員推向社會，實際上意味著 被精簡人員的死路一條。一九九二年初，中共推行「砸三鐵」政策，結果一些被砸 了飯碗的工人就對企業管理人員進行人身報復。儘管機關幹部一般不會像工人那樣 以暴力來對抗精簡，但顯然不能一推了事，而必須被那些被精簡的人員有所安排， 於是各黨政機關紛紛興辦公司，以容納被精簡人員。正如一九九三年中共國家工商 管理局一位負責公司登記的官員說：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走「小政府，大社 會」的路子已成為必然，政府職能必須轉換，各黨政機關辦公司的作用之一就是為 臃腫機構精簡下來的工作人員予以安排。另一方面，由於黨政機關所掌握的權力與 控制的資源，也使它們比較容易通過建立公司的方式安排被精簡的人員。如據一九 九四年第一期的中共<黨風月報>報道，某城市一個區的機構改革後，將五個部門合 並為一個計劃經濟委員會，機關幹部由原來二百人減少到六十人，於是建立五個公 司以容納被裁減的一百四十人。 黨政官員經商的原因 中共黨政官員經商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共的大力推動。中共從轉變政府職能 和精簡黨政機構的目的出發，從八十年代中期起，一直鼓勵黨政幹部脫離機關參與 經濟與其它實業活動。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還公佈了「加快發展第 三產業的決定」要求各地「積極鼓勵行政人員從機關分離出來，從事服務行業，大 力發展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行業，盡可能多地吸納從機關分離出的人員，為政府機 構改革和精簡人員順利實施創造條件」。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公開說，黨政機關幹部 「與其在機關裡為爭五元錢的獎金而苦惱悲傷，不如出去搞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 元收入的大產業，每人每月得到五百元獎金又有什麼不好呢？」中共總理李鵬也講 ：「我國幹部中的人才不少，但是他們的力量沒有釋放出來，要動員三分之一到二 分之一的人才，分流到從事經濟、科技、外貿等第一線去。」 在中共上層的鼓動下，大陸各省市紛紛推出各種措施，鼓勵黨政幹部下海經 商。一九九二年春，山西省不少地區作出決議，鼓勵黨政幹部自辦或與他人合辦經 濟實體。貴州省也實施鼓勵政策，規定黨政機關幹部和科技人員可以興辦和主管經 濟實體；可以在企業入股分紅；可在企業兼職，甚至出任董事長。此外，一些地方 領導還身體厲行，親自出馬帶頭經商。如河南省南陽市委書記侯玉德週末上街擺攤 賣書；黑龍江省綏芬河市長趙明非則花錢租地攤賣貨，於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黨政干 部紛紛倣傚下海經商。 市場經濟發展對計劃經濟的衝擊，是造成大批黨政幹部下海經商的一大動力 。市場經濟的改革，使原在計劃體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黨政幹部開始失落了，他們 的特權地位與物質利益喪失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離開了政 府管理的渠道。現在投資可以貸款和自籌，生產資料可以在市場上購買，員工可以 自由地招聘，於是黨政幹部管錢、管物、管人的權力就越來越少。而且隨著市場上 的商品豐富多彩，應有盡有，以往只有幹部才能買到緊俏商品的特權也就失去了意 義。這樣機關幹部作為一種職業，以往那種眾星拱月的特權和優越感消失了。更為 嚴重的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其他職業在物質收益上，遠遠超過黨政機 關的幹部。現在個體戶、私人企業家、鄉鎮企業家、企業承包人、三資企業中方經 理、科技人員、演藝界明星等人員的收入遠遠高於黨政幹部。於是，黨政幹部作為 一種職業在物質上的收益大大落後了，出現所謂「政治地位高，經濟地位低」的局 面。 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化，打破了黨政幹部的優越感，以往那種「萬般皆下品 ，唯有作官高」的官本位觀念失去了市場。在「機關幹部貶值比人民幣貶值還快」 的壓力下，中共黨政官員階層發生了分化。一些感到靠工資養家餬口力不從心的干 部，開始相信「三個諸葛亮，收入不及小皮匠；擺個小攤，頂個縣官；開家小廠， 勝過省長」的信條。而且早先下海經商的黨政幹部，絕大多數狀況都比在機關時好 ，這又不能不引起仍在機關工作同事的心動。地位與利益的失落，加之機構精簡的 壓力，促使越來越多的黨政幹部離開機關，或準備離開機關下海經商。如一九九二 年東北某地區對黨政機關幹部做過一次調查，結果發現只有一半的幹部希望繼續在 機關工作，另一半則希望離開或堅決要求離開機關下海經商。 尋求發揮才幹的場所，是一部分黨政幹部下海經商的原因。長久以來，在計 劃經濟的一元化體制下，黨政機關掌握著巨大的權力，行使著眾多的職能，薈萃著 大量的人才。但是經濟改革所造成的市場經濟發展，使計劃體制下形成的龐大黨政 機構逐漸失去了以往的眾多權力與職能，結果在本來就膨脹無比的黨政幹部隊伍中 ，越來越多的人無事可作。而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又為人們提供了許多在黨 政機關之外發揮才能的場所與機會。於是不少在黨政機關無事可做，或無法發揮才 干的幹部，就離開黨政機關下海從商。如幾年前被任命為北京某區副處長的徐某， 以前一直認為「在中國要幹點事，必須走當官之路」。他也由區到市，由市到中央 ；由副處到正處，由正處到副局，仕途在同齡人中可謂順暢。但在一九九一年，他 毅然辭官從商，理由是：「幹這行，更能體現我的價值!」又如北京某局的一位副局 長，當上級要提升他時，他卻把目光轉向快餐業，離開機關自開門戶，經過一番苦 干，終使生意興隆，分店遍佈京城。 在市場經濟逐漸成為主導的形勢下，下海經商確實也為許多黨政幹部提供了 施展才幹的場所。以往由於「官本位」的吸引力，不少黨政幹部的自身素質很高， 再加上當幹部的經歷與關係，自然使他們下海經商具有他人所不具有的一些優勢。 有人概括幹部下海經商具有六大優勢，即有到大企業和公司當高級職員的能力；有 從事工商及其他事務的諮詢能力；有作為經記人溝通市場的能力；有創辦各種經濟 實體的能力；有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能力；有在一些非政府組織中任職的能力。具 有這些優勢的黨政幹部，自然也會在經商的大海中施展自己的才幹與抱負。 三、中共黨政經商活動的規模與方式 黨政機關經商的規模與方式 從三次經商熱潮中，可看出黨政機關經商的一些規模。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的 第一次高潮中，公司近三十萬家，後經清理整頓剩下十八萬家。在這次經商高潮中 ，絕大多數公司都是黨政機關開辦的，屬於幹部個人開辦的公司較少。八十年代末 期興起的第二次經商浪潮，公司超過三十六萬家，經整頓清理後到九十年代初剩下 二十五萬多家。這時興辦的公司已不僅只是黨政機關辦的公司了，有不少是由幹部 個人，尤其是大大小小「太子黨」所辦起的公司。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所帶動的 第三次經商熱潮，勢頭遠遠超過前兩次。辦公司經商席捲全大陸，黨政機關辦公司 ，文化單位辦公司，大專院校辦公司，軍事機關也辦公司。目前在大陸，沒有辦公 司的黨政機關幾乎沒有。據中共國務院經貿辦負責人介紹，到一九九二年底全大陸 註冊公司達四十八萬七千家，其中二十二萬九千家是一九九二年新增的，多數是官 辦公司。如某省直屬機關辦了四千零六家公司，甚至一個區的三十三個部門就辦公 司七十三家。像中共中央黨校這樣純意識形態機構，在一九九二年下半年的幾個月 中，也辦了十多家公司。 黨政機關經商主要是利用所掌握的權力，壟斷市場、原料和資金進行謀利。 用權力壟斷市場，是黨政機關經商主要手段。如南方某鎮的黨委和政府開辦了一個 商貿公司，無一分錢資本，註冊時由鎮政府出面借了三萬元的查驗金，在帳面上停 留七天，應付過縣工商局查驗後即歸還原主。然後鎮政府向屬下各村發下通知：今 後化肥、農藥、農業資料等必須向該商貿公司購買，而且所有商品均比一般商店高 出十到數元不等。又如某縣經營鞭炮利潤極高，該縣公安局於是開辦三家經營鞭炮 的公司，同時規定銷售鞭炮必須要有公安局的許可證。但該公安局卻以種種理由拒 絕發給過去經營鞭炮的公司許可證，於是那三家公司不費吹灰之力壟斷了本地的鞭 炮市場。 壟斷原料的最典型例子，是對「價格雙軌制」的利用。在一九八七到八八年 第二次經商熱潮時，各黨政機關公司紛紛鑽「價格雙軌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權 力和關係，按計劃價格搞到緊俏商品，然後加價數倍在市場出售，從中謀取暴利。 如一九八八年八月全大陸最大鋁製品廠的「天津制鋁總廠」由於鋁價暴增，被迫宣 布停產待料。以後的六個月間，該廠接待了六百多位介紹鋁錠的人員，很大一部分 來自省、市級以上黨政機關辦的公司。一九九二年開始的第三次經商熱潮中，黨政 機關更利用金融管理的混亂，壟斷資金大干「炒房地產、炒股票、炒期貨、炒貸款 」的生意。當時最為突出的是中央銀行領頭，各地銀行跟進，紛紛成立各種名目的 證卷公司、股票公司、信貸投資公司和房地產公司，用國家的錢去投資盈利。 利用掌握的某些特殊資源，是黨政機關經商的另一種方式。這些資源包括特殊的 場所、房地產、後勤設施等。如一向為中共召開重要會議的北京人民大會堂，八十 年代中期建立公司大搞經營活動，先後開辦了「華堂食品快餐公司」、「華堂建築 裝飾有限公司」以及培訓廚師與服務員「華堂人才開發中心」。此外，它還對向外 租借會議場所。一九九一年大會堂商業活動收入達兩千多萬元，一九九二年更突破 三千萬元。專門用於招待外國貴賓的釣魚台國賓館，也對外社會開放賺錢盈利，只 要有錢就可以在釣魚台國賓館開晏或住宿。如杭州一個小小的校辦營養食品公司花 錢租釣魚台國賓館，設晏召開人才招聘會議。歸中共中央辦公廳管理的天安門，在 經商熱潮中也對外開放，招攬遊客盈利。 一些黨政機關經商更走到拍賣官府衙門的地步。最早拍賣衙門是山東省青島 市政府，它先用特權在市郊徵收土地，蓋起新辦公大樓，然後將原靠近商業中心的 辦公大樓拍賣。杭州、南寧、寧波等城市的政府大院也相繼被拍賣。據不完全統計 ，全大陸已有數十家省、市政府的機關大院被拍賣。至於地方黨政機關拍賣大院就 更多，如武漢市數家市級機關大院被拍賣，其中最大的拍賣案是武漢市委黨校將三 十多畝的校園連同建築以一億兩千多萬元賣給港商。還有更多的黨政機關將機關院 牆推倒，改裝成精美豪華的店面，然後出租或自營。 中共黨政機關經商活動的一個非常方式，是將以一些本非商品的東西商品化 ，或將一些行政事務商品化，以從中謀利。非商品東西商品化的最典型例子是出售 戶口。現在許多地方政府都將城鎮戶口向農民出售。最先開始的是安徽省的來安縣 和全椒縣，一個城鎮戶口以五千元公開標售，短短幾天兩縣各收三百多萬元。一九 九二年此法風行全大陸，據統計一年間共出售一百多萬個非農業戶口，全部收入估 計在一千億元人民幣左右。行政事務商品化則是將本應由政府辦理的事務，交給屬 下的公司收費辦理。前所提的湖南省彬州市國土局將土地登記與稅務徵收轉交給自 己辦理的屬下公司，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專門從事這種業務的公司，通常被稱為 「翻牌公司」，即指該公司不過是原機關另掛一個牌子而已。 黨政幹部經商活動的規模與方式 市場經濟的引誘和機構精簡的壓力，使中共黨政幹部下海經商成為一種社會 潮流。下海幹部上至鄧小平的兒女，下到一般科室人員；在職的幹部下海，退休的 幹部也下海。如鄧小平女兒鄧榕除眾所周知為鄧的秘書外，還在解放軍總政治部任 職，同時還是「北京華商集團」的董事長。該集團在上海、廣州和深圳均設有分公 司，主要經營高級房地產。一九九四年十月鄧榕親自到香港，為該集團的「深圳華 越實業有限公司」推銷房地產。著名太子黨的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薄熙誠走的更遠 ，一九九二年在四十四歲的黃金年月，完全放棄了官位，辦起私營公司來。不過從 整體看，黨政幹部下海經商的主體還是中下層的處級幹部，主要原因是處級幹部人 多、權微、收入低，呆在機關利益不大；且又大多年輕、教育程度高，下海有利條 件多。 黨政幹部下海經商的方式很多，有全下有半下，有公開有秘密，因此中共官 方到今也沒有準確的統計。但其規模之大，人所公認。以下是些片斷的材料，一九 九零年商業部機構改革，一千多名幹部下海，占該部人數一半還多；遼寧省在一九 九一年有近四萬名幹部放棄仕途走上經商之路；該省一萬七千多名專職團幹部中， 四千多人離職經商；山西省運城地區一九九二年有二千五百多名幹部走出官場到商 海弄潮。北京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的一個月就新增公司兩千個，其中百分之四十為 原黨政機關幹部所辦。這幾年北京兩萬多名幹部將檔案掛在人才交流中心等待下海 ，其中許多是科、處級以上幹部。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幾個月，內地六省市官員辦的 公司就超過七萬家。據中共有關部門的保守估計，黨政幹部經商有幾百萬人之多。 這也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摸的官員經商活動了。 黨政幹部經商的方式各種各樣，一個主要方式是開辦經貿公司，承包生產企 業或從事個體勞動。如遼寧本溪團委幹部程小平一九八三年辭去公職，先干個體賣 菜，後搞起一間塗料作坊。到九十年代初發展成員工二百人，科技人員四十多名， 註冊資金三百萬元，年繳稅四十萬元的生產企業。又如一九八五年，廣東省惠州市 四百四十九名幹部離開機關，辦起各類生產企業三百一十七家，到一九九零年這些 企業產值已達十四點九億元，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近五成。另據統計到一九九一年 底，全大陸有近二十萬黨員幹部從事個體經營。 到外資、三資和私營企業任職，是黨政幹部下海的一個重要去處。外資、三 資和私營企業一般工資高，待遇好、機會多，對黨政幹部頗有吸引力。而黨政幹部 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條件，也使這些企業樂意招聘黨政幹部。如一九九二年，泰國正 大集團在瀋陽搞合資企業，招聘十九名管理人員，主要條件之一就是黨政機關副處 級以上幹部。短短幾天，就有一百六十七名副處級以上幹部報名。在人數上，利用 業餘時間從事第二職業，是當前中共黨政幹部下海的最主要方式。如某省經委的一 處長，每月工資加獎金二百多元，後利用業餘時間為一家省轄大企業提供經濟信息 ，報酬最高時達六千元。又如國務院某部的一副主任科員，利用早晚時間到花鳥魚 市賣魚蟲，兩天就能掙到一個月的工資。據廣州、廈門、北京等城市抽樣調查顯示 ，一九九二年利用業餘時間經商的黨政幹部，佔機關幹部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以 此推算，大陸目前應有七百多萬機關幹部從事第二職業。 黨政幹部經商並不僅限於合法範圍之內，不少幹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在「快 發、暴發」的引誘下，不擇手段下海謀利。八十年代末期，黨政幹部特別是太子黨 幹部，鑽「價格雙軌制」的空子，倒賣緊缺商品與原料謀取暴利。最著名的有中共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葉飛之女葉之楓，利用批進口汽車的權力，從事盜賣汽車的活 動。九十年代，幹部不法經商在金融領域更為猖獗。不少幹部尤其金融機關的幹部 ，通過發放貸款，貪污受賄，炒股票，炒房地產。「中國新聞社」一九九二年報道 ，中共國家銀行海南某支行行長林隆金夥同他人，擅自動用巨額資金貸款給海南某 公司，從中收取賄賂六十萬元；河北省遵化縣農經站站長楊洪斌等人利用發放貸款 的權力，向用款單位索取賄賂，僅四個月就受賄十六萬元。中共司法公安幹部利用 非法手段謀利同樣不讓人後。中共<中國監察月刊>在一九九四年第八期中報道，浙 江省玉環縣檢查院副科長陳躍峰收取犯人家屬賄賂，徇私枉法，開脫刑犯；晉雲縣 某鎮派出所所長李德武帶領屬下多次用警車運送私煙，謀利十一萬元。 四、中共黨政經商的影響 十多年來，中共黨政部門與幹部大規摸下海經商，所辦公司企業已滲透到大 陸經濟的各領域，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經濟與政治勢力，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上均產 生了重大影響。整體來看，中共黨政經商所產生的影響正負面都有，但負面是主要 的。以下從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方面，分析黨政經商所產生的影響與後果。 政治方面的影響 如果說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有什麼正面意義的話，那就是對中共一元化極權 體制的衝擊。由市場經濟發展所引起的黨政機關與幹部下海經商，清楚說明了中共 以往「政治掛帥，黨的領導」的制度結構，已逐漸失去了基礎。儘管說黨政機關與 幹部下海經商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是黨政機關和幹部的大規摸下海經商，確 實進一步推動了大陸政治結構的變化，使經濟取代了政治，金權取代了黨權。結果 使中共的意識形態失去了吸引力，造成中共黨組織的鬆弛，優秀人才的外流。在「 金錢高於一切」的支配下，中共意識形態的控制現已非常微弱，其執政基礎的基層 黨組織也在加快瓦解，不少地方的黨組織已名存實亡，黨的政令越來越以難下達。 這種結果無論對大陸向民主的和平演變，或中共專制體制的瓦解，應該說都有著正 面的意義。 黨政機關與幹部經商的另一個重大政治後果，是造成中共政權從上到下的嚴 重腐敗。黨政機關和官員下海經商以賺錢為目的，以權力為手段，形成了大規摸的 以權謀私，倒買倒賣，貪污賄賂，貪贓枉法，走私販私，嚴重違反財經紀律等的腐 敗之風，引起了大陸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如一九八八年上海六位司局級以上幹部 牽頭成立的官倒公司「中國社會福利華東企業公司」，既無資金，又無貨源，只用 十元錢開戶後，就簽訂了八張總值達八百十八萬元包括小轎車，彩電和化工原料的 供貨合同，牟得巨額暴利。像這種官倒腐敗怎能不引起民眾的痛恨呢?據一項最近由 中共中央辦公廳授權，以「黨內外各階層對黨和政府的政策，工作的評價」為主題 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大陸民眾對當前最反感和最有意見的就是官倒腐敗，弄權瀆 職。事實上，造成八九民運興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官倒腐敗的猖獗。 中共高層自然也看到了腐敗的嚴重政治後果，因此近年來不斷強調反腐敗斗 爭。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多次公開警告：幹部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索賄受 賄等行為已到驚人的地步，如不採取堅決措施制止，不僅會葬送改革大業，甚至有 亡黨亡國的危險。然而隨著黨政機關與幹部下海經商的規模越來越大，幹部的腐敗 也越來越大。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共召開的「全國檢查工作會議」指出，一九九三 年各級檢查機關立案查辦貪污賄賂等經濟犯罪案件五萬多起，其中貪污受賄萬元以 上的大案一萬多件，是歷年來最高的。這些案件涉及五千四百多名黨政幹部，約占 總犯罪人犯的百分之十，其中包括八百四十七名縣處級幹部，四十六名廳局級和一 名副部長級幹部。 經濟方面的影響 無可諱言，一些黨政機關和干下海部經商辦實業，確實取得令人驚歎的成績 ，既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黨政機構的職能轉變。如中央機關幹部王文京一 九八八年下海，創立「用友軟件公司」，年產值從最初的幾萬元發展到一九九二年 的一千多萬元，僱員一百四十人，成為大陸財務領域裡最大的軟件公司。又如廣東 惠州市十一家產值超億元的企業，機關幹部下海辦的就有十家。其中「電子通訊總 公司」生產的電話機行銷二十二個國家與地區，成為擁有三十九家子公司的企業集 團。然而大多數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不僅經營效益很差，而且破壞經濟秩序，干擾 改革進程。 大多數黨政幹部既無訓練與實踐，又無專業與技能，下海經商往往虧損纍纍 。如某機關公司購入七百四十三萬多元商品，只銷售了九十六萬元，就虧損二十三 萬元，而庫存的四百五十多萬元商品已大部變質，損失達二百萬多元；又如某公司 貸款五十萬元，試圖倒賣鋼材，買進時三千七百元一噸，沒有等出手鋼材已降價到 三千二百元一噸，坐地賠了一大筆。大部分官辦公司都虧損，有的地方高達百分之 七十。如某城市一千二百七十三個官辦公司中，盈利的只有二百家；某城區二十五 個機關辦了六十五個公司，半年下來十五個被停業；某機關辦的六個企業更慘，累 計虧損達四百六十多萬元。由於大部分公司沒有與機關脫鉤，公司又不是自己的， 因此一旦虧損，管理人員不負任何經濟責任。 黨政機關和幹部下海經商，最大的資本是手中的權力。他們也毫不猶豫地用 權力來經商謀利，從而嚴重地破壞了經濟秩序。如在一九八七到八八年的經商熱潮 中，黨政機關和幹部利用當時的「價格雙軌制」和某些商品與物資的短缺，大作「 倒汽車，倒化肥，倒鋼鐵，倒水泥，倒塑料」的買賣。在當時三十多萬家的公司中 ，竟然有二十五萬家伸手流通領域，把不少緊俏物資與商品的價格抬高數倍，不僅 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還使許多生產廠家不得不停產。如當時各官辦公司看到鋁 錠供應緊張，利用權力轉手倒賣，哄抬價格，使每噸鋁錠價格以每月上漲一千元速 度遞增，半年後漲到一萬八千到一萬九千元一噸，結果全國百分之九十的鋁製品廠 被迫宣佈停產待料。 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另一個弊病，是嚴重干擾了經濟改革的進程。大多數黨 政機關辦的公司，實質上是把原機關的一些職能部門變成公司，由其照舊行使對企 業的行政管理職能。<經濟日報>在一九九二年二月指出，這類公司自稱是實體公司 ，自負盈虧，自主經營，其實它們原本就是政府行政機構，不過改個名而已；它們 憑權力硬性組建公司集團，剝奪下屬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形成「老子公司，兒子企 業」的關係，完全背離了經濟改革的本意。不僅如此，這些官辦公司還用權力謀取 暴利，把行政權變成經營權，服務成了收費，強迫和勒索下屬企業給它們讓利。如 某水泥廠被迫把水泥低價買給官辦公司，僅在一九九三年的上半年就讓利二百多萬 元，結果是機關活了，企業卻死了。 社會方面的影響 在價值觀念上，黨政機關與幹部大規摸地經商對「官本位」的正統地位衝擊 很大。中國傳統價值觀念一向是「萬般皆下品，唯有作官高」。中共所建立的「政 治掛帥，黨領導一切」的一元化極權體制，又極大地強化了這一觀念。因此，從五 十年代到經濟改革之前的三十年間，「入黨作官」成了大陸民眾夢寐以求的最佳出 路。不過現在這一觀念已受到嚴重的衝擊。無可否認，「官本位」首先是受到了市 場經濟的衝擊。但在「一切向錢看」觀念的驅使下，黨政官員大規摸地下海經商， 反過來又使已受到衝擊的「官本位」觀念更加動搖，結果大陸社會的價值觀念開始 走出以往的「唯有作官高」的獨徑，出現了價值的多元化局面。這種價值觀念的多 元化，無疑是未來多元化政治的基礎之一。 在社會風氣上，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卻造成了社會的普遍腐敗現象。大大地 惡化了社會的風氣。中共黨政官員下海經商，所運用的主要資本是手中的權力。權 力本身具有很大的腐化性，權力與金錢的結合就更加具有腐化性。在沒有外力制約 下，絕大多數黨政官員在下海經商過程中，根本經受不住商品經濟的誘惑，利用手 中的權力，不擇手段，不顧廉恥地牟取各種利益好處。於是這些年黨政幹部的經濟 案件越來越多，犯罪的規模越來越大，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儘管中共當局屢屢加 以打擊制裁，但看不到絲毫減緩的跡象。黨政官員的大規摸腐敗也引起了社會道德 的普遍敗壞，人們上行下效，賺錢謀利不擇手段，使社會風氣的敗壞發展到無可復 加的地步。 在社會結構上，黨政機關和幹部下海經商所產生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 ，不少官員脫離了黨政機關，下海經商獨立創業，不僅增強了大陸的私有經濟力量 ，而且他們自身也由中共的官僚轉變成新生的中產階級。這無疑為中國未來向多元 民主社會的演變，壯大了社會的基礎。但另一方面，中共黨政官員下海經商的主體 ，尤其是那些高層官員和太子黨們，仍然身兼政府職務，並用政府權力謀取經濟利 益，通過各種手段將國家和社會的財產轉為己有。因此，他們實質上是官商一體的 官僚資本家。在中國大陸，這種官僚資本家完全是近十來年產生的新社會階層。由 於他們佔據著政府的重要職位，掌握著政治、經濟與軍事大權，自身又積累了巨大 的財富，因此必然要阻礙社會的進步，成為今後中國發展的阻力與社會動亂的根源 。 五、簡短的結論 自八十年代初中期以來，中共黨政機關與幹部在市場經濟的引誘以及精簡機 構等壓力下，興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下海經商熱潮。儘管各種非法官倒經商活動在經 濟、政治和社會上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中共也為此進行多次的清理整頓和制裁打 擊，但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到九十年代中期，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已成為一個無可 爭議的現實。現在中共對黨政經商的態度已有很大改變，除對一些特殊機構經商加 以限制外，對黨政機關和幹部非法經商主要採用法律處置手段，用行政手段實施普 遍整頓打擊的方法已不再採用。可以說，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已在中國大陸合法化 了。那麼中共黨政經商的今後發展趨勢又如何呢? 對於這個問題，持樂觀態度的人認為，隨著大陸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可 供官倒興風作浪的地盤會越來越小。原因是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健全後，一方面那些 原來嚴重背離市場價值的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的價格會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除極 少數戰略物資外，國家會把其他產品全部交給市場調解，不再搞計劃調撥，這樣將 迫使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走上市場化的道路。反過來，即便有人想利用權力經商， 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使用了。 持不同觀點的人認為，現在黨政機關和幹部以權經商的發展，已遠遠超出只 是利用「價格雙軌制」的一般「物資官倒」的範圍，而是擴展到金融和財政等領域 的特殊「金融官倒」的範圍，他們並與國外資本相結合，形成了更加嚴重的「官僚 資本主義」。不僅如此，各種各樣的官倒還鑽國有資產產權界線不清的空子，利用 企業改革之機，把手伸向國有企業，運用各種方法將國家資產轉為私有，造成了國 有資產大量的流失，使官倒的勢力大大膨脹起來。 從本質上看，中共黨政機關和幹部經商是鄧小平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必然結果，官倒則是中共一黨專政的權力與市場經濟改革相結合的自然產物 。現在中國大陸所出現的鄧小平家族、陳雲家族、葉劍英家族、聶榮臻家族、楊尚 昆家族、王震家族、賀龍家族、薄一波家族等，無一不是在黨政經商過程中由革命 權威轉變成富豪家族。至於在各地所出現的大大小小官商富豪，就更不可計數。結 果是「大權大富豪，小權小富豪」。不難預見，在強人消失的後鄧小平時代，江澤 民、李鵬等第三代中共領導人根本無法制約革命豪強家族的發展；而且市場經濟的 深化還將造成中央權威的進一步流失，到時運用行政手段打擊官倒，制約黨政幹部 經商，恐怕更難實行。因此用一黨專政推行片面的市場經濟改革，最後走上「官僚 資本主義」之路的可能，要遠遠勝過走上「市場資本主義」之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