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一書三地 ——寫在《八九民運史》出版之前 仲維光 陳小雅女士囑我在《八九民運史》出版時為此書寫一個序言，而且希望提出尖 銳的批評。這是一項很難完成的工作，因為一旦進入專門的領域，要做出一些紮實 的、經過反覆推敲的批評，需要時間和功力。它和風花雪月的文思，海闊天空的空 談，酒後茶餘的調侃，完全是兩回事。作為一個在大陸封閉環境中成長的知識分子 ，當我反叛出那個思想藩籬之後，回頭看以前的文章自己深感臉紅，寫的東西總有 那個社會的痕跡，因此不敢隨便寫東西。 文章中的什麼是那個社會的痕跡？就是那種在哲學中雜七雜八地扯進文學，在 文學中張冠李戴地塞進哲學，從古希臘談到中國當代，把各種在那個封閉的社會的 門縫中剛看到的概念，還沒有理解就似是而非迫不及待地推出來。因為不深刻，所 以用所謂的慷慨激昂來彌補。為什麼會如此？是因為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 寫文章的目的不是要研究談清問題，而總是在文章之外，為政治、為現實服務。因 此自然會有虛張聲勢的特點，題目越談越大，語言越用越空，感受越來越假，到頭 來「假作真來真亦假」。現在在大陸知識分子中，求「真」反而要受到懷疑，力圖 用學術標準談問題會受到指責，據說是你超出了現實歷史條件考慮問題。二十年來 我一直是在這種雙向懷疑與指責的擠壓下成長的，即我對自己的懷疑和指責越深， 我所受到的「外界」的懷疑和指責也越強烈。多年來的確有時感到很孤獨，但是每 當我走出大陸知識分子和所謂「漢學」的那個小的「外界」，看到世界及其汗牛充 棟的書刊雜誌，則深感自己不過是置身於這個大潮中的一個稚童而已。 小雅女士的要求我是很難達到的。雖然如此，但是由於此書的內容和問題都是 我非常關心的，所以還是想借她賜給的機會重新強調一下。 早在八七年我就在許良英先生那裡聽到過陳小雅女士的名字，知道她對那些依 附共產黨權力集團的學界「風派」人物金觀濤等人很有自己的看法。我從來對那些 在共產黨集團邊緣活躍的北京學界的一些半瓶醋不以為然，所以只是感到她說了一 個簡單的真理，ABC而已，沒有往心裡去。九四年五月，去國六年後第一次回北京探 親，很想多瞭解一些北京知識分子的情況，於是冒然給她打了一個電話。那時她剛 剛完成《八九民運史》不久。此後才從別的朋友處得知，小雅女士在八十年代中期 就已經是著名的女記者，出版過《搖籃與基地——嚴復的思想與道路》一書，是北 京城幾位活躍的「著名女性」之一。 在京期間，我和她只見了三面，但是她的勇氣和坦率，她的愛憎給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回德前，她委託我幫她聯繫《八九民運史》在海外的出版事情，我看了 書稿，覺得責無旁貸。 小雅女士的這本《八九民運史》是在大陸完成的，並且用自己的真實姓名在海 外出版，這需要勇氣，需要毅力。以目前大陸的政治現實和知識分子狀況，此舉無 異於自尋「絕路」。作為一個大陸知識分子，我完全可以體會到從她一踏上這條路 所面臨的物質和精神上的困難。首先是資料問題，在封閉的環境中，她居然搜集到 這麼完整系統的資料，只這一件事情，就足以讓人佩服了。其次是寫作的艱辛，我 想這是毋須贅言的。第三，最險惡的莫過於出版後所要面對的各種情況了。很多人 前兩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是因為有第三點存在，他們永遠不會動筆寫這樣一本 書。如本書前言中所述，小雅女士為各種所可能發生的情況作好了精神準備。 現代技術造成的媒體傳播業的發達，使得人們要尋找真諦，猶如大海撈針。很 多人以為加上一個「現代化」，或「後現代」時髦用語，人類的本質就變了，人和 社會、和歷史的關係就變了。但是我認為並非如此。人類的優良品質依然是優良品 質，惡依然是惡，人對美好的追求和愛，「人只有獻身社會，才能找到那短暫而充 滿風險的一生的意義」(愛因斯坦)還是真諦。在當代，只不過解除了越來越多的虛 妄教條和宗教的束縛，自欺欺人的東西少了一些。但是，誰能說「後現代」的「性 解放」、「吸毒」、自私自利、對社會的不負責任，不是一種新的虛妄呢？所以， 我還是推崇小雅在前言中推崇的那種精神，「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 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傅雷譯，《貝多芬傳》序) 小雅女士這本書給我的另一個印象是她對人的愛。在書中她明確地提出了學生 的「命」也是「命」，學生運動不是謀取政治權力的「人質」。那種把學生運動當 做謀取政治權力的手段的做法，其實也是共產黨文化現象的一種產物。當年共產黨 搞學運，搞其他運動的方法和心理規範是一樣的，那就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其 他一切都可以作為手段來利用。對這種文化、心理，或說社會現象的認識是重要的 。爭取人權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尊嚴，我以為中國人和中國大陸的知識分 子首先應該接受的就是這一點。到目前為止，還很少有人總結八九民運時由人權和 人的問題出發。 這本《八九民運史》提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大陸「是否存在持不同政 見運動」？在北京時，看到一篇澳大利亞Anita Chan寫的文章，分析八十年代大陸 的各派知識分子，她認為Li Chen Lynn和White的文章說得很準確，黨內改革派的青 年知識分子最多不過是熱衷於製造一些民主噪音，他們和民主派在價值問題上有根 本的分歧，他們的目的是反民主的。還有一些人如包遵信先生所說，他們沒有能夠 進入體改委的圈子，雖然沒有在船上，但是積極為船上的人出謀劃策，時刻渴望上 船。小雅女士的書中提出了這一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揭示應該說是瞭解一九八九年 前後大陸的真實情況，對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思想和規範認識的重要線索。 最後我想說的是，《八九民運史》由台灣的出版社出版也說明了當今中國人中 文化和社會現實，那就是言論自由的空間，知識分子思想活動空間。我深深感到， 在大陸除了政治上的「新聞檢查」外，每個知識分子還有自我「新聞檢查」。他們 自覺地應用它去封殺別人的言論思想。小雅女士的這本書的命運也是如此，出版前 和出版後她都會面臨這種雙重的困境。對於共產黨的「新聞檢查」我並不感到憤怒 和悲哀，因為，共產黨的本性就是如此，如果它哪一天變得開明、寬容了，我倒是 奇怪了。但是對知識分子的自我「檢查」，我的確感到憤怒和悲哀。有很多東西本 來是可以跨越過共產黨的新聞檢查而得到發表，但是由於知識分子的嗅覺敏銳和自 我考慮而被封殺。封殺的原因當然是多樣的，或曰策略，或曰資料不夠，或曰尚不 適合，等等。戰勝知識分子的自我「新聞檢查」並不比戰勝一個制度更容易。 對《八九民運史》書中的一些觀點和理論架構，我的確提出過一些不同看法， 我認為這些討論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這本書的出版肯定會進一步討論提供 一個翔實的基礎。 本書在台灣出版，小雅女士在大陸，寫這篇文章的人在德國，一書三地，這就 是歷史事實。我不知道等待小雅女士的會是什麼。和小雅女士相識匆匆，關山萬里 ，思緒難平，鑒湖女俠的詩始終徘徊心頭：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撒去猶能化碧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