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 ——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 封從德 《北京之春》六月號辟出大量篇幅，討論八九年五、六月在天安門廣場上所 發生的學運內部情況，在六年後的今天，難能可貴。作為其中諸多事件的當事人或 見證人，我首先要感謝貴刊的努力。其次希望能將此探討深入下去，以便對未來中 國的民主事業總結出一些經驗和教訓，好讓中國人不再在一個坑裡跌兩跤。最後， 謹就一些基本史實作一澄清。 (一)關於柴玲錄影帶的三條線索 六月三日，在貴社主辦的討論會上(其實我當首先感謝於大海主編和薛偉經理 那天的款待，特別是在會上給我的發言時間)，我指出柴玲錄影帶(我習慣稱「遺言 」，作於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三條內在線索，而柴玲只明說了一條：求生的意志 。 這一條線索直接與民主自由的理念相聯。民主與自由，不是求死，而是求生 ，是爭取生命更加充實，更有尊嚴。柴玲在絕食前的《絕食書》不知激發了多少人 的崇高情感。當中，一句話——「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柴玲曾在許多場合，包括「遺言」錄像中，一再重複，當年聽柴玲這些話而 落淚的，不計其數；今天，卻有人將柴玲的話前後拼接，論證她是「讓別人流血， 自己求生」，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只要看過錄像全文，聽她用那麼大篇幅談自己 的成長過程，談父母、家庭，談與便衣交談的情況，談她不甘於十七年的「反革命 」刑期……自然對此線索瞭然。 (二)「期待流血」與「掌握權力」 第二條線索柴玲沒說清楚：廣場上的奪權壓力。其實，柴玲「期待流血」指 的正是這個情況：高壓之下，內部才會更加團結。六四凌晨，屠城之後，學生撤離 廣場的那一刻，劉曉波對柴玲說：「吾爾開希不是個東西，還是指揮部不錯。」柴 玲後來，唸唸於斯，認為六三之夜，終於達成了廣泛的團結。 因為，就在一周前，即作「遺言」錄像的頭一天，五·二七「首都各界聯席 會議」上，劉曉波還竭力保舉吾爾開希作「人民發言人」——「中國的瓦文薩」， 欲形成另一個代表整個運動的最高權力。而吾爾開希則一直力圖掌握運動最高權力 。比如沈彤在九一年巴黎會議上回憶，五·一九下午在統戰部復食，氣氛活躍，「 開希踢碎了三個暖壺。就在這時，開希突然宣佈成立廣場總指揮部，總指揮全局。 我問這總指揮部幹什麼？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具體怎麼和絕食團協調呢？ 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下一步成立總指揮部，怎麼組織撤離呢？開希說：我 當總指揮。回答了我三句。所以在此情況下，大家高高興興地去廣場，邊走邊在路 上說，一定要停止絕食，最擔心絕食團不同意。」(《回顧與反思》二零三頁)因此 ，在五·二七聯席會議上，開希還嫌劉曉波的褒獎不力，甚至說出他最有「個人魅 力」，最有「知名度」云云，來爭取作「中國的瓦文薩」。 會後，柴玲哭了，對我說，真沒想到，參加運動的「精英」和「領袖」竟有 這許多私貨！第二天，柴玲在錄像中，說她不願將權力交給野心家，指的就是此事 。可惜柴玲欲言又止，未將事情明說，反背黑鍋。 奪權壓力的來源複雜又繁瑣，為外界難以想像。巴黎會議對此有較充分的討 論(《回顧與反思》二七九——二九零頁)，而就在柴玲作錄像那天凌晨，還有一些 外高聯的同學「衝進學生廣播站，要找柴玲等北京學生領袖理論」(見《大公報》二 十九日)。廣場後期的權力爭奪當時報刊有大量報道。其實，當時指揮部夾在撤與不 撤之間，是真正的「中間派」。 (三)「離開廣場」與「南下計劃」 第三條線索，柴玲更不能在錄像中明說，是她準備去南方發動「聯省自治」 。此議當時雖已有醞釀，但真要實施，卻是件十分有風險的事。比起留在廣場，萬 人保護之中，不知危險多少倍。不知情的，以為柴玲說了「不會留在廣場」，便是 「自己求生，讓別人流血」，未免小人之心。至於少數明知此計劃者，還要故意這 麼推斷，真不知安了什麼心。 那天下午，柴玲作完錄像，找到我，要求一道辭職南下，發動自治。這是我 第一次聽說錄影的事——當時柴玲說的就是「作了個遺言」——她亦明白此舉之冒 險，亦證明她並非要抓權不放，南下亦多少出於無奈。我因為二個原因未同意：一 、指揮部剛從北高聯接管廣場，廣場秩序尚未恢復，走不開，輕率離任更不負責， 可能導致廣場更加混亂；二、聯省自治乃政治以至軍事行為，可能偏離學運「不參 與黨派之爭」及「非暴力」原則。柴玲見勸不走我，沒堅持，晚上還是在三百代表 前請求辭職，未准，此後，一直在廣場，直至六四凌晨，帶領幾千同學撤出廣場， 她與指揮部走在第一排。史跡昭然。哪裡是「自己求生讓別人流血」！ 給柴玲作錄像的是一個美國留學生(金培力)，事後寫了一個回憶，卡瑪見過 其手稿，對我映證說，金培力作錄像時，就已知南下計劃，是柴玲在錄像時向外對 他說的。當時情況已很緊張，卡瑪說，金培力是將磁帶綁在腿上，才躲過便衣的監 視，傳到外面的。而複製的另一盤據另一當事人王力同學稱，確被公安局抄走。可 見，當時情勢，不許柴玲在錄影中說出她「不會留在廣場」的真正動機，導致今日 之聚訟，亦柴玲之天真與不慎——她實在不是個成熟的政治人物呀！ (四)見壞怎麼上？見好怎麼收？ 《北京之春》六月號胡平在「回首天安門」中稱：「在『八九民運反思』中 ，我對激進策略提出了分析與批評」，對於廣場後期是否應當撤離，胡平說：「但 即便到那時，『撤』很可能猶勝於『不撤』，『壞』總比『更壞』略好。有關這一 問題，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細緻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翻閱。」 我「翻閱」了「反思」大惑不解。 我們知道，世稱「民運理論家」的胡平，有一個著名的理論，說八九民運之 失敗在於未能「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九零年三月起，胡平在《中國之春》上發 表系列文章「八九民運的反思」，評述此論。當中，他還提到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他寫的文章，就叫「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他說，當時他已清醒地意識到，「所 謂戒嚴令，一定會採取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下面，具體看胡平當時怎麼說： 「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 功盡棄，是血流成河。」接著，九零年五月胡平在文章中又解釋說：「在非暴力鬥 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以，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 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 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擋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夫(所 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中國之 春》八十四期十五頁)。 問題是，若按胡平的策略，見壞就上，死守廣場，讓市民和學生與中共軍隊 拚死到底，以期待「政局確實有可能出現劇變」，那麼，這不正是今天胡平所竭力 撻伐的極端激進嗎？胡平在八九年的言論，不是比他今天所批判的「激進學生」還 要激進千百倍嗎？我之大惑不解，此其一。 其二，胡平早在六四屠殺前二周(戒嚴第二天)便已驚人準確地預見到八九民 運將出現「血流成河」的「極為殘酷」的結局，其政治智商，怕是無出其右，柴玲 說「期待流血」，不過是期待在高壓下的內部團結，她能想像到的最殘酷的事情， 充其量不過是「四五」那樣的「血流成河」，南韓那樣的「橡皮子彈」和對她的十 七年「反革命罪刑期」(見柴玲錄像)；而胡平預見的「血流成河」，有幾人在「六 四」前想像得到呢？胡平「六四」前有如此殘酷的預見，又如此激進地主張「見壞 就上」，又憑什麼在「六四」之後去指摘別人的「激進」和政治道德呢？怪哉！怪 哉！ 其三，更有甚者，胡平八九年極端的激進，不僅停留在言論上，而且努力落 實在行動中。據當時的民聯骨幹楊巍說，戒嚴後，民聯內部對胡平「見壞就上」的 主張深為不安，要他以民聯主席的身份，向國內建議撤離廣場，卻遭到胡平的壓制 。其一意孤行，正如他在「反思」中所說：「然後我得知了劉曉波等四人計劃接力 絕食，感到振奮。」(《中國之春》八十四期十五頁)而劉曉波據說也是民聯成員， 且正好是從胡平所在的紐約，在學運期間匆匆回國的。胡平在廣場後期，對「堅持 不撤」的片面主張到底有沒有影響？有多大影響？這些史實，需民聯來澄清。 (五)對卡瑪質疑的質疑 卡瑪·韓丁在《北京之春》六月號的文章「對影片《移山》的幾點質疑」， 引用了大量史料，來論證《移山》之偏頗，很具說服力。令我特別感動的是，卡瑪 是第一位仔細參考九一年巴黎會議的學者。巴黎會議由十七位流亡同學在六四後兩 年，用了八天時間作了一個共同回顧及反思，認真核實了八九北京學運之組織及決 策過程中的一些關鍵問題。九三年德國萊茵筆會出版了會議記錄全文，叫「回顧與 反思」。 卡瑪五六年來，一直致力於拍攝《天安門》，參考了大量資料，可謂八九學 運史的專家之一。因此，她在《北京之春》上撰文指出《移山》一片有不合史實之 處，份量很重。 可惜的是，卡瑪引用的史料，也有靠不住的地方。 比如說，為了證明李祿用話外音來配當時選舉場面是在抬高自己，卡瑪說： 「事實上，影片中的畫面取自四月二十八日北大原官方研究生會的臨時代表大會的 場面」，「可見這次選舉是為產生與政府對話的代表機構而舉行的。從影片中所包 含的學生發言的片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會議是根據原來研究生會的章程進行的， 結果是選出了一些新的代表機構成員。像這樣注重民主程序的選舉在八九年的運動 中實屬罕見。而所有經過某種程序選舉出來的學運負責人在運動的過程中都先後被 主張更激烈行動的人取代了。尤其是李祿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學選舉產生 的。」 卡瑪這段論證，問題很多。 第一，首先時間搞錯了，不是四月二十八日，而是三十日。 第二，不僅是為了對話，而且是對北大研究生會主席團作根本改造，具長期 性(補充一句，與後來沈彤、項小吉那個對話團無關，因為沈彤非研究生，項小吉非 北大學生)。 第三，結果並非「選出了新的代表機構成員」，而是以北大籌委會中的研究 生接替原研究生會主席團，比如孔慶東、王遲英、熊焱、王有才、郭海鋒、丁小平 、張志勇和我。 為了說明前面這三點，我們先看八九年四月三十日北大研會監委會的公告： 「……鑒於目前形勢緊迫，決定今天上午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對現任研究生 會主席團投信任票。代表證每個宿舍一張，共三百零四張。上午九時召開臨時研究 生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四十四人。投票結果，同意罷免主席團的為二百四十一 票，同意選舉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究生會臨時主席團成員的 贊成票二百九十九張。表決有效。要求校研究生會主席團在十二小時內(從上午十點 起)向臨時主席團移交權力及有關事項。」(「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六十頁)。 印象中，當時有委託代投票，故投籌委會贊成票的，比實到代表多。 接下來，還有三個問題： 第四，「像這樣注重民主程序的選舉在八九年的運動中實屬罕見」，卡瑪當 是漏了說：「據我所參考的資料。」因為，首先，卡瑪不是當事人，其次，她是否 參考了全部史料，很難說；再次，即便她參考了全部史料，是否涵蓋整場運動，更 難說，最後，就我的經歷而言，類似的選舉在八九年並不罕見，相反，「校園民主 」是學運的首要目標，比如北大四月二十五日籌委會五一改選……因此，卡瑪說「 罕見」，不知何據。 第五，接下一句，「所有經過某種程序選出來的學運負責人在運動的過程中 都先後被主張更激烈行動的人取代了」，問題更大。更不知卡瑪憑什麼能說「所有 」——卡瑪的「罕見」論與「所有」論，到底是根據什麼研究，憑借什麼原始材料 做出如此斷然的結論呢？那麼一大批堅持到運動最後的「經過某種程序選舉出來的 學運負責人」，怎麼能一筆勾銷呢？卡瑪是專家，此言必有所本，懇此請教。 第六，最後一句，「尤其是李祿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學選舉產生的 」，更令我驚訝——卡瑪作為八九學運史的專家，怎麼能不知當時情勢，而像一般 人那樣想當然呢？比如柴玲，絕非有些人想像的，「在運動後期才不知從什麼地方 冒了出來」，正相反，柴玲恰是運動中最早受到外界注意的學運骨幹之一。例如， 《大公報》四月二十日日引述「法新社北京二十三日電」：「北大新成立的學生聯 合會發言人蔡凌(譯音」說……」。 其實，四月二十三日的北大籌委會上大家推選柴玲作召集人，只是由於我說 ：「她已不是北大學生」，大家才讓她作了秘書長。雖然柴玲當時是北師大研究生 ，但之前四年她在北大本科，我們八八年結婚後，她也一直同我住在北大，因此， 整個運動中，柴玲的群眾基礎主要在北大，決非一些記者臆想的那樣，「柴玲老提 北大，是虛榮。」運動中，特別在初期，哪裡有那麼多名利虛榮？誰又想到運動會 發展得如此驚天動地？當時那麼危險的情況下，只要你敢幹，能幹，大家自然推選 你，名利的東西，只是在後來運動大了，許多人以為要成功了，尤其到了海外有了 現實利益，才跑出來的。用名利的眼光看八九學運，我只好說，對不起，這是小人 之心。 這些情況，我在巴黎會議及一些文章中已有說明，卡瑪作為學者、專家，從 這次她的「質疑」一文也可看出，她是詳細考查了大量史料的，尤其「回顧與反思 」會議記錄。那麼，卡瑪之引用史料，有如許問題，是她的學問沒有做到家，調查 研究不深入，還是根本上就不客觀公允，明知故犯，同樣犯了她所批評的「主觀片 面情緒化」的毛病？我質疑。 (六)關於五月二十一日 從對五月二十一日史料引用的方式上，我更要質疑——卡瑪用史料，是否客 觀公允？胡平在引用第二手材料時是否太著急了？其根本的問題是：卡瑪與胡平， 是否在故意割裂史實，混淆概念？ 卡瑪引用「回顧與反思」二零七、二零八、二二三、二二四頁，張伯笠、柴 玲、李祿的話，證明「在從上層渠道得到了軍隊準備屠城的消息後，他們決定讓指 揮人員離開廣場躲藏起來。」(《北京之春》六月號五十七頁) 問題出在「指揮人員」一詞的概念含混上。卡瑪徵引「回顧與反思」，用得 那麼仔細，不可能沒有讀到，張伯笠那段話前，頭一句便是：「五月二十日北京宣 布部分地區戒嚴以後，絕食團指揮部就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高聯這時在廣 場的介入是非常強的，王超華、鄭旭光、梁二，很多人都在廣場。相對來講，絕食 團指揮部在廣場就失去了控制的地位。」 要是卡瑪漏掉一次，尚有情可原，但在引用柴玲的話時，卡瑪又裁掉了類似 的見證，且就在引用的那句話前，我便不能相信卡瑪是沒有看見了：柴玲前面那句 話是：「當時指揮部作出了暫時撤離的決定，認為當時絕食同學已經大部分送到學 校和醫院裡去，絕食團的任務基本完成。」 同樣，李祿在《回顧與反思》中也說：「我說，絕食已經結束了，我們的領 導時期也已經結束了。」卡瑪又沒看見嗎？還是明知故犯？ 更有甚者，卡瑪接下來引用劉燕的話：「我和開希到了廣場指揮部之後，找 人都找不著。」並以此來作對照，開希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存自己這個「火種」。此 證亦問題多多，首先，五月二十一日，「廣場指揮部」根本還沒成立，其次，如果 劉燕只是口誤，而是說沒有找到「絕食團指揮部」的話，也有問題，因為絕食團指 揮部設在絕食團廣播站，劉燕和開希去的是「學運之聲」廣播站，不存在找不到指 揮部人員的問題，劉燕最多只能說「找不到北高聯的常委」，因為「學運之聲是北 高聯主要去的地方，而且，凌晨三四點，吾爾開希喊撤退前後，我一直呆在絕食團 廣播站，沒人來找過我。」 最後，也最嚴重的是，卡瑪明知到劉燕所稱的「廣場指揮部」是不實的，這 一點，卡瑪在一次電話中，也對我承認了，說她引用時也注意到這個細節。然而， 明知不實卻還要強行引用，又不作註解，為了證明吾爾開希的英明，以與指揮部作 對照，是一時不慎呢，還是偏向一方？——無論如何，卡瑪用這種手法引用史料， 選料是否公允，論證是否客觀？我質疑。 卡瑪徵引第一手材料，還算明智，沒下太多武斷的結論，只是在選材與論證 上有偏頗之嫌；胡平引用第二手材料，急於總結別人的「道德」與「責任」，問題 就更大了。 例如《北京之春》六月號上，胡平說：「重要的是領袖不能擅離職守而獨自 求生。其它組織的領袖，由於不負有領導廣場的同學們的直接責任，若各自躲避， 倒並無不可；負有直接責任的領袖們又怎麼能這樣做呢？」此話不錯，但是，接著 ，胡平便提到五月二十一日那個決議，並指責柴玲「身為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 ，不該獨自求生。此言差矣。看來，從九零年三月起，胡平就從不放過任何機會， 要把「讓別人流血，卻自己求生」的帽子，牢牢地扣在柴玲和指揮部的頭上，又在 另一側面，去證明吾爾開希與北高聯的合理性。 可惜，這次胡平，又搞錯了。其上述的論證，只說明他所採用的第二手材料 一點也靠不住，說明胡平對八九學運所知有限，他正好把話說顛倒了——因為，五 月二十一日的廣場上，柴玲和絕食團指揮部，早已隨著十九日的復食而不再是「廣 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而在當時夠得上這一稱號的，實際上正好是吾爾開希和北 高聯，而廣場指揮部之接任，是在五月二十三號。 (七)胡平與鬥爭哲學 胡平在五年前的「反思」中，也有同樣的混淆和顛倒，比如他說戒嚴之前應 當「見好就收」，尤其五·一六與李鵬「對話」就應當收，並把帳算到指揮部頭上 ，說沒能收是由於指揮部的阻撓。這也是顛倒的。眾所周知，正是絕食團指揮部(李 祿和柴玲)在五·一九宣佈了復食，而北高聯的實際運作者王超華和我卻是在組織復 食的。 王超華當時聽到復食時，立即在學運之聲廣播：「現在雖然有一部分同學說 復食了，實際上還有很多同學在堅持絕食。大家一定要堅守，我們要和這些同學在 一起，為了保證這些同學的生命健康，為了我們的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撤。」 (「回顧與反思」第二百零五頁) 因此，廣場上的情況，遠遠超出了胡平的想像，哪裡是「不撤=激進，撤=穩 健」這麼簡單的公式可以涵蓋？依此公式，王超華算激進還是穩健？王丹在吾爾開 希喊撤退後十分鐘，當場宣佈開希喊撤，既不代表北高聯，也不代表絕食團。王丹 是這兩個組織的骨幹，他又反對開希喊撤，那麼王丹算是激進還是穩健？最傾向於 堅守廣場的外高聯主席連勝德，卻在六一早晨開記者會宣佈撤，也該算穩健派嘍！ 胡平一心一意要在八九學運中尋找「激進派」和「穩健派」的決然對立，客 觀上是在學運骨幹中製造分裂與敵對，是以為大家都有深重的名利心和懼怕擔責任 ，再用一種斷然的二分法來形成二元對立，從理論的深處講，並沒有跳出共產黨的 「鬥爭哲學」，望胡平深思，望八九同學自重。 其實，八九學運一點也不像胡平所用的二分法那麼簡單。比如王丹，該分到 哪一邊呢？又如我，雖在指揮部，之前也曾是北高聯的主席，又該分到哪一邊呢？ 王超華一直在北高聯，又真是與吾爾開希意見一致嗎？要知道，王超華最初通過北 大籌委會去北高聯，正是由於柴玲在北大籌委會的引薦；而四月二十九日超華把我 從北大叫去北高聯，也明說要我以北大常委身份換下開希，而且第二天改選果真換 了下來，直到五月六日，我辭職復課。…… 這些情況，希望胡平先生在深入調查研究之後，再來作總結不遲。此諫胡平 。 (八)四諫胡平 除了胡平二分法的問題以外，我對胡平的史證方法還有三點質疑： 第二，「歷史假設」問題。對歷史能否作假設來展開推論，史學界多取否定 或懷疑態度。例如當代知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六四」採訪時， 便斷然否定了對歷史的假定的方法，特別是對「六四」的其它歷史可能性的假定。 然而，胡平則向來以歷史假定或假想為依據，來作推論和總結。如其五、六 年前說「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是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 出現劇變。」由此推論，在當時「見壞就上」才正確。又如今年他又說：「撤」很 可能猶勝於「不撤」，因為「壞」總比「更壞」略好。並由此來論證廣場上要堅持 不撤，便是「激進」，應該負有責任。 但是，正是胡平自己的歷史假定方法，將他自己陷入了矛盾的深淵。比如上 述二句假定，便是自相矛盾的：胡平當年假定不撤才好，後來又假定撤了才好，結 果是自毀長城，將他處心積慮構想出來的一套「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理論，搞 得連他自己也沒能自圓其說，不知該如何應用才好。 因此，對於歷史假定方法，若不是說絕對不可用，也小心為妙。此二諫胡平 。 第三，「第二手材料」問題。胡平的理論，除了以歷史假定作空談與假想以 外，還有另一面更嚴重的問題：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急於批評。 比如九零年三月，「六四」還不到一年，我和柴玲還在國內逃亡，胡平便匆 匆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他那篇漏洞百出的「八九民運反思」。當中便對柴玲那 個「遺言」作斷章取義的評論，乃今日「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之最初版本，是 今日漸成氣候的聲討柴玲之始作俑者。然而，胡平那麼早引用柴玲的話，卻從來沒 有看過柴玲的錄像本身！甚至連柴玲和任何指揮部成員，胡平也沒有對他立論之論 據作過任何求證。這是今年六月三日《北京之春》主辦的討論會上，我當中問知的 。 胡平如果九零年找不到我們也罷了(當時李祿其實也在紐約)，九二年胡平又 將該文放進其巨著《中國民運反思》一書中，並在序言中稱他在出版前「又重新檢 查了一遍，並糾正了原先排印中的一些錯誤，對文章內容未作修改。」依然對其論 據之求證好不放在心上。而那時柴玲就在離紐約不遠的普林斯頓！ 而五年後的今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門」中對其論證方法還認為「談不上『 斷章取義』」，「至少算不上什麼大毛病」，也依然在發文前不去向當事人求證， 那麼，作為學者胡平是否應該更加嚴肅一點呢？作為「民運理論家」是否應該更嚴 謹一點呢？此三諫胡平。 第四，其實，最令我為海外民運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識。胡平在「反 思」中，反覆強調「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沒有這種強烈的、自覺的、清 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 (《中國之春》八十三期十六頁) 恰恰正是這種現實功利意識，這種政治化的總結歷史之指導思想，導致了「 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馬，也致使該文漏洞百出，而至今還貽害大方。這一指導思想 ，從胡文一開篇便是赤裸裸的，他說，雖然運動的許多重大事實尚未弄清，缺乏足 夠的第一手資料，「然而，作為一場現實運動的投入者，我們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 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胡平對八九民運(尤其對學運)能作多少回顧，又作了多少 ，很難說，他實質上作的，恰是總結，而且是歷史的總結，這在《中國民運反思》 一書的封面文字中，一目瞭然：「……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 要自己書寫歷史，野心也太大了一點，這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沒有做到的。而 胡平有此雄心，可見其「現實功利」與「政治」了。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太 史公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二十四史，皆述前而戒後，沒見過要「自己書寫 歷史」的。於是，我愕然，在現代「黨史」、「派史」之後，竟然見識了「自己書 寫的歷史！」 我想，我夠不上「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也不懂 怎麼「搞政治」，我只希望一條——實事求是。此四諫胡平。 (九)三點倡議 因此，我建議： 一、適時召集一個討論會，對柴玲錄像、李祿《移山》、卡瑪《天安門》作 一深入的探討，由當事人和學者等諸方共同以嚴謹的態度盡可能地對八九年的歷史 作些澄清和深入核實。此會建議由《北京之春》發起和主持。 二、民運團體成立長期的歷史調查機構，長期作下去，至少可以廣泛收集「 六四」死難者的情況，及八九年的一些關鍵史實。 三、希望社會各界關注八九學生對史實的整理工作，並予應有的支持。最富 歷史諷刺意味的是，八九年捐給學生的全球上千萬美元的捐款，皆落到了形形色色 的非學生的政治團體手中，而九一年「巴黎會議」的八九學生只得到八九年捐款中 來自全美學自聯轉交的幾千美元，連會議資料也無錢出版，最後由德國萊茵筆會整 理出版，竟只印了二、三百本(《回顧與反思》)，且多由幾位德國同學捐助！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全球三十位八九同學開電話會議，共同發起一個「八九 檔案」的全球電腦網絡，收集八九史料的計劃，望慧者助之。我受大家信託，承擔 其籌建工作，茲留下我的E-mail地址：han@inf.enst.fr望有心者聯絡。 另，《回顧與反思》，可向如下地址郵購(三十馬克)： Lai Yin Forum e.v. c/o Dr. Hu Bo Fleming Str. 127 81925 Munich Germ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