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 鳴 「手段和目的」的謎團 　　 楊 巍 一、目的和手段 「發展經濟」和「自由民主」二者的關係，一直是民運中有較多爭議的問題。 在西單民主牆時期，魏京生提出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的觀點，（以後 在獄中上書中也強調「中國的最大問題是經濟問題。」）胡平則認為「沒有民主就 沒有現代化」是長期以來許多民運人士一直信奉的「同樣是失之簡單的命題」。因 為「俾斯麥治下的德國、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國，以及斯大林下的蘇聯，都是在政 治專制乃至政治極權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現代化乃至於成為超級大國的。可見， 民主也不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所以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這個口號， 「也有可能削弱民主理念的說服力。因為在這個口號中，民主被有意無意地貶低為 實行現代化的工具和手段。」「而民主應該成為人們首先爭取的第一目標」（見胡 平「我不相信」一文，載《北京之春》第十二期，倪育賢等也有類似的觀點。）胡 平還認為，中共後來之所以能夠鎮壓民運，是因為人們沒有把民主作為目標，而僅 僅是作為手段的失誤的結果。這兩種觀點一直都有大批的支持者。本人認為，在以 往的爭論中，對這一問題的複雜性認識不夠，有些人還把問題過多地扯到道德，立 場層次，而較少的注意到問題的哲學層次。 　　胡平的觀點中顯然隱含著這樣的意思：把民主作為手段是和把民主作為目的是 相互衝突的。所以，本文先從目的與手段的關係來論述。 　　從字面意義上看，所謂「目的」，就是指其本身具有獨立的價值，本身能夠滿 足人們的一定需要和願望的事物。而所謂「手段」，則是指其本身價值不獨立，而 是有賴於他而實現其願望的事物。然而這僅僅是抽像定義。在實際生活中，有許多 事物既有目的的性質，又有手段的性質。例如民主就是這樣的事物。對於同一事物 ，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或願望看，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情景下，都會把同一事物 有時看成是目標，有時看成是手段。 　　一方面是直線關係：某一成為目標的事物，本身又成為新的進一步目標的手段 。例如中學生以努力學習為手段，其目的是考上大學或考上好大學。但是上大學本 身又可以是尋求更好工作的手段，而好的工作也非最終目標，它是實現許多其他美 好目標的手段。其實任何好事，只要它對實現其他好事有幫助，本身都可以成為手 段，民主當然不例外。 　　還有一方面是圓圈關係：即一對事物互為手段和目標。民運中就有過「隊伍和 任務」的討論。一般來說，搞民運隊伍是為了完成民運工作的任務，所以隊伍是手 段，任務是目的。但是為了使隊伍不散，我們又要有事幹，所謂「以任務帶隊伍」 ，於是任務便成了手段，隊伍倒成了目的。 　　人是一種動物，有著一般動物的慾望，人比動物高明的地方在於人有理智，（ 用聖經上的象徵性說法就是人吃過智慧果。）所謂理智，就是認識了因果關係。（ 據說猩猩等靈長類也有一定的理智，能作簡單的推理；但是只有人才理解較長歷史 階段的因果關係，因為這首先要求有一定的歷史記憶。）世界上的事物是互相聯繫 著的，這種相互聯繫的關係反映在人到頭腦裡就成了因果關係。（當然這樣說是大 大簡化了。人並非被動地反映，而是有主動的分析綜合。從某種意義上講，人作為 認識的主體也參與創造了這種因果聯繫。） 　　一旦認識了因果關係，人們就要使之為自己的慾望服務，於是就有了目的和手 段的概念。因就成了手段，果就作為目標，以因求果。（所以智慧果又叫善惡果， 吃了它人類不僅聰明起來，也倒霉起來。）由於世界上的事物都在長長的因果鏈中 ，又在互為因果的循環內，所以就有了目的和手段的這種直線和圓的關係。圓圈和 直線交織在一起，就成了螺旋式和其他複雜的線條。（目的和手段的關係又反作用 於因果關係，成為因果關係的一環；特別是在構成因果循環方面起了特別重要的作 用。）所以在現實中目的和手段的區分不是絕對的，兩者是處處纏結在一起的。 二、行為學原理 　　以上僅僅分析了靜態的畫面，它還只是動態過程中的一個斷面。靜態分析仍然 只是概念上的轉化關係，而動態過程才涉及手段和目的的實際轉化關係，或者說是 目的和手段之間直接存在的因果關係。 　　手段和目的是討論人們行為的基本概念，民運作為人的一種行為，特別是作為 一種後天獲得性行為，當然要服從行為學的一些基本規律。行為學的一條最重要規 律是，滿足需要的手段，經過一定的強化，本身會變成新的目的。 　　近代行為學的奠基人是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他創立了條件反射學說。他測 量了狗對食物信號（色香）的反應（唾液分泌量），發現原本對狗是中性的信號（ 例如鈴聲），一旦和食物信號同時存在，經過一定的強化過程後，本身也會單獨使 狗產生原本對食物的反應。巴甫洛夫把這一現象稱之為條件反射。巴甫洛夫詳盡地 研究了條件反射形成和強化，消退和恢復，范化和分化。他的科學貢獻使他獲得了 1904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在美國沿著巴甫洛夫的思路繼續深入研究的是斯金納等行為學家。斯金納（B. F.Skinner）認為巴甫洛夫所研究的主要是針對環境刺激的反應性行為，而人類更重 要的是改造環境的操作性行為。於是他主要研究了條件操作的形成。他設計了一個 鴿子籠，當裡面的鴿子啄了一個槓桿後，籠內一個機關會釋放出一點谷粒。他發現 ，鴿子原來的活動是隨機的，在偶然中它啄了槓桿，得到了谷粒，就使得啄槓桿這 一行為得到了強化，經過進一步強化，就養成了見槓桿就啄的習慣——即使沒有谷 粒的鼓勵，也照啄不誤。 　　斯金納還研究了不同的強化方式（連續強化，間斷強化，比例強化）對培養行 為習慣的不同效果，有趣的是他的結論是間斷強化效果優於連續強化，即每次都給 物質獎勵不如有時給有時不給，更能使鴿子鞏固啄槓桿行為。這也許是難以得到的 鼓勵更能鼓舞人吧。假如鴿子有宗教，它就會認為啄槓桿而無谷粒的時候，正是上 帝考驗它毅力的時候，它會宣稱有沒有谷粒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啄槓桿本身就是一 種有價值的崇高活動，「但力耕耘，莫問收穫，……」 　　如果說巴甫洛夫使得動物對本來中性的信號形成反應的話，斯金納則使原來動 物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本身轉化成了新的目的，使動物產生了新的需要。斯金納由 此提出了行為塑造的學說，主張社會應該通過系統的強化手段，培養社會成員的有 利於社會的行為，（例如道德行為。）亦可以說利用人性所天生的自私心來培養後 天的社會公德。在美國這樣一個崇尚自由的社會裡提出某種類似於改造人的計劃， 當然是犯了大忌，於是斯金納受到了廣泛的攻擊。不過他的學說中的合理內核是不 容忽視的——滿足需要的手段轉化成需要本身，這是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基本事 實，它即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又是人性異化的內在機制。人類的任何後天所認 識的價值（例如道德，自由，民主等等）都要經歷一個從手段到目的的發展過程才 能確立。對整個社會是這樣，對每一個個體也是這樣。如果能夠認識並自覺運用這 一規律，無疑能更有效地實現改革社會的目標。我們的目標不正是把中國改造或轉 化成民主社會嗎？ 　　如果把斯金納的方案理解成利益誘導機制的運用，「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而不是那種強迫性控制，「用棍子把人們打進天堂。」那麼這樣做並無不妥。一切 宣傳廣告就是這樣做的，我們只是要使其系統化理論化。 　　這裡的結論是，將民主作為手段和將民主作為目標，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前 者正是是後者的必要乃至充分條件。讓人民認識並堅信民主是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 手段，正是把民主本身提升為需要的必要步驟，民主的價值實在不是什麼先念的原 則或上帝的旨意規定的，而是由社會需要規定的，是人民在社會生活中逐步體會的 ，民運的工作應當促使人們更早更清楚地認識到這種價值，認識到民主和現代化的 緊密聯繫，而不是力圖使自由民主人權法制和經濟貿易脫鉤，好像純潔高尚的自由 民主事業不該成為經濟發展的工具。 三、抽像和具體 　　回頭再說魏京生的原意，他提出「沒有民主化就沒有現代化」時，指的是中國 的現實，如果要研究這一觀點的對否，應該具體考查中國社會的現狀，指出民主化 在中國的實際含義，並具體分析這種過程對中國經濟的相互影響，而不是僅僅在抽 象概念甚至字眼上兜圈子，先把這個觀點擴充為一般的宏大命題，（好像魏京生當 時不是在作實際的民運工作而是在作邏輯習題，）然後舉出古今中外的一些例子作 泛泛類比，既無對這些例子的實際真相作認真的考查，也無對其不同條件，不同環 境的具體分析。其實際結果，是在抽像地否定了這一宏大命題後，又具體地否定了 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和民主的相互依賴性。在表面上邏輯嚴密的後面是沒有邏輯，因 為沒有具體分析微觀機制。 　　「沒有民主化就沒有現代化」並不意味著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是民主越多越 好，越多越能使經濟發展。民主的價值，也像經濟價值一樣服從價值遞減原理。民 主自由太多也會發生問題，即基本規範不足，行為標準缺乏，使人不知所守，不知 努力方向，弄得精神空虛，消極厭世。美國基礎教育質量的下降就與學生太自由有 關，華人子弟在學校的較好表現顯然是因為華人的家庭保存著較多的家長權威。但 是如果誰只看到民主過度的消極結果而得出民主不是普遍都好，並從而認為中國目 前也不宜搞民主，那就又是大錯了。因此要不要民主（在實際問題中總是意味著是 否在現有基礎上多一點民主）的問題，不是一個象幾何公理或定理一樣的抽像的理 論問題，而是一個面對實際社會的歷史條件作具體考察後的判斷問題。世界上確實 有民主過剩的地方，但是當前中國的現實是民主稀缺，阻礙經濟。 四、民運之憂：「純民運」 　　 　　記得六四後一年多裡，中共極左派在報刊上正得勢，長篇累牘大批趙紫陽時期 的經濟路線，指責它如何不符合馬列主義。筆者其時正在獄中，每與難友拜讀這類 左王大作，都興高采烈，事後必眉飛色舞地討論一番。蓋把中共中相對開明的經濟 政策說成是違反馬列主義，倒霉的將不是開明政策而是馬列主義。果然，不久中共 極左派那套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方針就再也推行不下去，極左派們理論上的鬥爭成績 只是使馬列主義進一步失去市場，使它在人心中的價值跌到其實際價值之下。 　　不料當年之所以笑中共，卻成了今日之所以憂民運，胡平，倪育賢等民運理論 權威所主張的民運方針，猶如中共過去所強調的「突出政治」，認為包括經濟在內 的其他事都應當讓位於政治。只不過中共所說的政治是指「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 政」，胡平，倪育賢等人的政治是「自由，民主，尊嚴」等等。 　　本人在十年前作的「當今是經濟立國時代」一文時，曾寫到：「經濟發展雖然 並不一定促進民主運動，但是民運只有證明自己能有利於經濟發展才能成長壯大。 」這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經濟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經濟是萬萬不能的。」 胡平兄極具天賦，只要看他的《世紀末的沉思》和《顧城之死》，就可以看出他洞 悉人心的工力。如能在純文學領域內潛心努力，可望達世界大師級水平。然而他搞 民運時，未免也太「純民運」了。當今世界上，政治和經濟是緊密聯繫的，離開經 濟談政治，必然成為不受人民歡迎的空頭政治家。 　　眼下有甚多人談到「民運不景氣」的問題時，把這歸結為道德問題，內鬥問題 等等。其實更重要的問題是「純民運傾向」問題，使人們認為民運與經濟無關，與 一般人的經濟利益無關，與中國的經濟繁榮無關甚至有害等等。 　　顏真等人的民主恐懼症是認為民主會危害中國的民生，而胡平等人的批評則在 於強調人的自由比吃飯重要。二者同樣是對民主促進經濟發展這一點沒有信心，二 者給人們的印象同樣是民主對中國經濟沒有什麼好處。不幸的是這些論調在某種程 度上在民運論壇上長期佔上風，一般民運圈外人也無心細察，以為民運人士都是同 樣的觀點，這是一般群眾疏離民運團體的重要原因。我想，王軍濤，陳子明所提出 的「建立負責任的反對派」，就是為了糾這個偏。 　　　　 五、專制阻礙經濟發展 　　要講清民主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是要認清專制對當今經濟的阻礙作用；這 又並不在於抽像的邏輯推導，而在於佔有具體的實際資料，進行具體的分析。這並 不是一個簡單輕鬆的任務，需要許多人的艱苦努力。這就是為什麼一些民運人士會 有意無意地避開它，去走其他更省力的路。本人因忙於生計，自己亦沒有盡到應有 的努力。 　　限於篇幅，本文只能初步提出專制對經濟的阻礙的幾個方面： 　　一、專制者的意識形態對發展自由經濟的阻礙。對民營經濟的限制和官營經濟 的不合理壟斷。這些使消費基金向生產基金轉化之路嚴重受堵，從而造成通貨膨脹 和高額失業並存的世界奇象。 　　二、限制人民自由的制度（例如戶口制度等），對經濟要素合理組合的阻礙。 　　三、蔑視人權，摧殘和阻遏經濟人才。（筆者在獄中深感中共對「經濟犯」的 蠻橫無理程度比對政治犯有過之而無不及，嚴重摧殘著中國的經濟。故在中國，無 論窮富都對中共不滿。） 　　四、中共為了思想控制而限制人民的通信設備，從而使人民難以獲得市場經濟 的信息。（例如甚至許多縣一級的外貿部門都沒有傳真機，而這並非因為窮。） 　　五、由於人民無權參與決策，司法不獨立所造成的法紀廢馳，腐化橫行，給人 民和企業造成的困境。 　　六、為了維護一黨獨裁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經濟體制，包括金融制度，外貿制度 ，稅務制度，工會制度，社團制度，出國制度以及有關經濟方面的法規。 　　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就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詳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