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革和工業社會主義的改革 ——中國大陸和蘇俄改革的比較研究(之一) 王鵬令 (一)一個嚴肅而重大的課題 中國知識界關於中蘇改革的比較研究，起始於八十年代中期，迄今已歷時十 年。期間各派觀點流變往復，此消彼長，人們的興致卻不曾稍減。有趣的是，標舉 新思維、且在政治改革上先聲奪人的戈爾巴喬夫，很快便對渴望和追求自由民主， 而對自由民主卻甚少深切體認的大陸知識分子，形成了一種超凡脫俗的魅力。其實 當初人們對戈氏的景仰和讚譽，大抵是感性過於理性。也因之，在戈氏上台後的最 初幾年間，儘管中蘇兩國的改革尚處於「和平競賽」的初始階段，許多人對戈氏改 革的實際近程或者是若明若暗，或者根本就是不清不楚，但概而言之，當時中國大 陸的知識分子，不論是處於體制內或體制外者，多半對戈氏的改革模式還是懷著一 種偏愛或欣賞的心態；而對鄧小平「一手抓經改，一手反自由化」的改革模式，則 多半持不滿意甚至批評的立場。 「六四」後，蘇東巨變曾給予大陸知識界以極大的鼓舞，恰好當時中國大陸 的經改又處於退潮期，中共在國際上也一度陷於極端孤立的困境。這種形勢進一步 拉大了大陸知識界與鄧小平改革模式之間的距離。那一陣子，公開讚揚乃至鼓吹這 種改革模式的，已幾近於絕跡。新權威主義不僅在大陸本土、而且在海外也一時沉 寂下來。 不過現在想來，那也只是一種表面現象而已。須知鄧小平的改革，畢竟延續 了近代中國人的富強夢。他的改革模式在中國大陸的文化心理基礎，可能比我們原 先所想像的要深厚得多！因此，只要外部環境有足夠的刺激，對鄧式改革的支持便 會由「潛於心」而「發於言」；而且風行草揠，很容易匯成潮流。近兩年新權威主 義和新保守主義的興起，便是最好的例證。 這樣的思想轉向，當然不是毫無緣由的。因為自打九二年老鄧南巡以後，新 一輪經改的浪潮已經把大陸經濟的年增長率，連續數年沖升到兩位數字，創下了同 期全球經濟增長的最高紀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而在此期間，戈爾巴喬夫已 從國際政治舞台上黯然消逝了；葉利欽雖然有魄力採納「大爆炸療法」，卻終究未 能顯示出妙手回春的魔力，立馬兒使俄國的經濟起死回生。雖然自去年下半年以來 ，俄國的經濟似乎曾顯露出某些好轉的兆頭。但由於制約俄國局勢的變數過於複雜 ，至今為止，還很少有人敢於斷言，俄國的經濟滑坡已經見底。 這種異常強烈的反差，不僅刺激了新權威主義的復甦和新保守主義的蔓衍， 甚至還使這兩種思潮融匯昇華為一種「吃飯哲學」。這「吃飯哲學」如果是針對著 毛時代的「政治掛帥」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或者是針對著中共頑固派的「反和 平演變」，那自然是有道理的。但看著有關論者為中國大陸新設計的「發展程序」 便可知道，原來所謂吃飯哲學，其主旨並不在於此。因為論者不僅否定蘇東的改革 道路，更力主在中國大陸先抓「根本」，即走經改之路，而將政治留待將來。按照 他們的觀點，似乎鄧後中國大陸只有「按小平同志的既定方針辦」，方可避免蘇東 各國因「忘記根本」而導致的那種「可怕」局面的重演。 由此看來，如何比較和評價中國大陸與蘇俄的改革，不僅在過去的十年間， 曾對大陸知識界的政治取向發生過廣泛的影響，而且直到如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 大陸知識分子對鄧後中國之政經走勢的思考和主張。 問題本身無疑是嚴肅的、重大的。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來比較和評價大陸與蘇俄的改革呢？或者說，比較 應該從何處著眼，評價的標準又是什麼呢？ 這顯然是「見仁見智」和「樂山樂水」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在現有的題 目下，所見總應是「真仁」、「真智」，所樂亦應是「真山」、「真水」。換言之 ，要比較中國大陸和蘇俄的改革，總須先對相關雙方的改革，有一番大體真切的了 解。釐清中蘇改革各自的對象和性質，並大體知其難易，應是最起碼的要求。否則 ，比較就不易確定其範圍，評價亦難有分寸。出於這樣的考量，我們這裡從分析和 比較中蘇改革的歷史前提開始。 (二)農業社會主義和工業社會主義：改革的社會背景分析 初看起來，中蘇兩國都是由共產黨一黨專政，且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 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治和經濟制度和由以建立的基本概念幾乎毫無二致，因而 其改革的社會背景，除民族文化傳統的因素外，似也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區別。然 而如果超出關於社會主義的抽像層次，具體地觀察一下中蘇兩國社會生活的實際狀 況，那我們就會看到，原來兩國的「社會主義」是很不一樣的。 簡單地說，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一元的，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是二元結構的。 或者說，前者是單一的工業社會主義，而後者則由農業社會主義和工業社會主義復 合而成。 所謂單一的工業社會主義，系指蘇聯的農業無論在產權制度、技術水平或在 生產和管理方式上，已與蘇聯的工業大體相一致；而農村和農民在就業、分配和社 會福利上，也在整個計劃體制中與城市和工人(職工)處於大體相同的地位，一句話 ，即已被納入了社會主義的城市——工業文明體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蘇聯的土地制度是單一的國有制；(2)蘇聯的農業早已實現了機械化；(3)蘇聯的 農場和農莊均在以廠長(或農莊主席)為中心，以技術官僚為骨幹的科層組織和精密 計劃的基礎上實現了生產和管理的合理化；(4)除極少數大城市(如莫斯科)外，蘇聯 的農民在向城市流動和在城市就業方面所受限制很小(與「莫斯科人」結婚，以構成 遷入莫斯科的充分條件)；(5)占農業人口80％的國營農場工人，各方面待遇均與工 業企業的職工一樣，集體農莊的莊員雖名義上有別於國家職工，但由於蘇聯實行全 民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加之一九七六年又在農莊實行了以國家資助和銀行長期貸 款作基礎的「有保證的勞動報酬制」，莊員可依照國營農場同類工作的現行定額和 工資標準領取報酬，因此，他們與國營企業的職工實際已沒有區別。這些情況表明 ，蘇聯的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以及市民和農民，已在國有制和中央計劃體制的 基礎上緊密地聯為一體，他們之間的區別主要是地域性、產業性和職業性的。這樣 ，傳統的農業社會在蘇聯便消失了，那裡已經建立起一個不同於西方的工業文明的 世界，即工業社會主義的世界。 然而與蘇聯的農民相比，改革前中國大陸的農民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一個 世界中，正如中國大陸的城市和農村宛若兩番天地一般。 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和蘇聯三十年代的農業集體化過程一樣，也是共產黨為 實現國家工業化而強迫農民建立起來的。不過中國大陸的農業集體化過程，亦有自 己的若干特色。撮其要者，至少有三：第一，中共在理論上修正了斯大林「先機械 化後集體化」的公式，提出可經由先集體化的道路而加速農業的機械化；第二，中 共選擇了一條由互助組而初級社而高級社而人民公社的逐級上升的途徑，通過不斷 加溫加速來驅趕農民以「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期間土地公有化程度雖逐級提高， 卻一直未實行土地國有化，以至最後便穩定在人民公社「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 產權制度上；第三，中共在農業的生產和管理方面，始終排斥農業專家和技術官僚 的作用，而以脫產和不脫產的黨政幹部為骨幹，建立起一種帶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 政社合一的組織——人民公社。其實所謂政社合一，就是以黨政命令來直接指揮農 業生產和農民的生活。 經歷過這場山鄉巨變，中共完成了對農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可是在此一 過程中，中共沒有也不可能為農村提供足以改造傳統農業的新工具和新農藝以及新 的生產和管理方式，當然沒有更不可能為農民提供新的生活品質，而只是以政權的 力量將幾十戶農民牢牢地捆綁在一起(生產隊)，使傳統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以放 大的形式複製出來。而且，中共及其政府無論在就業、分配或在社會福利上，都一 直沒有能力把農村和農民納入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中。農村在生產萎縮、統購 包銷和剪刀差的三重壓迫下，長時期不得不基本維持相當原始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方 式。結果很清楚，「社會主義」非但沒有為大陸農民注入任何新的工業文明的因素 ，反而通過土地公有和戶籍制等等，將農村和農民與城市的工業文明完全隔絕開來 。被毛澤東稱作「廣闊天地」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實際成了社會主義「城邦」 的「殖民地」(「殖民地」為劉賓雁語)；而所謂社會主義的「新農民」，則被迫成 了為城市廉價提供農產品和用血汗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積累資本的「賤民」。除了空 前嚴酷的政治管制和空前嚴重的凋敝貪窮而外，農村和農民從「社會主義」中一無 所獲。因此說到底，農業社會主義實質上不過是共產黨為實現國家工業化而用以最 大限度地掠奪農民的一種政治形式。 如果說，農業社會主義僅僅是共產國家用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一種政治手段 ，那麼工業社會主義則是它的目的。工業社會主義早先作為一種不同於西方工業社 會的工業化藍圖，曾經以美好理想的形式激發了東方一些落後國家的共產革命。後 者雖然以其最激進的革命方式而有別於這些國家中的改良運動，但在「圖強求富」 ——實現國家工業化這一基本目標上，卻與改良運動完全一致。因此很自然地，當 共產黨奪得政權以後，「工業化」便變成了這些國家被普遍認同的既定的發展戰略 目標。其基本的價值前提，就是將「民富國強」，尤其是將「國強」提到壓倒一切 的地位。對「富強」的這種價值定位，一方面為知識分子們當年熱情鼓動、積極參 與和盡情謳歌任意剝奪農民的集體化，提供了最合理、最光明正大的「根據」，同 時也為國家的工業化過程提供了持續、強大的內在動力，它無疑也為鄧小平以「四 個現代化」作旗幟的經濟改革提供了普遍的文化心理基礎。 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社會形態，屬於工業社會的範疇。但是它與西方的工業 社會又迥然不同。因為它不是自然生成，而是共產黨依靠手中的政權，並按照事先 設計好的一種理想模式創造出來的。共產黨及其政府以全體人民的名義，實行對經 濟資源的全面壟斷，並按照統一的計劃來組織和運作社會經濟生活，這既是它在經 濟上的兩大特點，也是它的兩大弊端。所謂弊端者，系指在西方工業社會業已存在 的兩種病症——壟斷和過度理性化的趨勢，在工業社會主義中不但緊密結合起來， 而且被膨脹到了極點。因此，我們寧可說，工業社會主義不過是西方工業社會在東 方落後國家中的一個惡性變種。只是經由馬列意識形態的文飾，它才被賦予「合規 律」的社會主義的神聖意義。 工業社會主義還是一種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等在內的綜合性制度安排。 它的基本功能，是強化效率，並保證共產黨及其政府對社會的全面控制。誠然，農 業社會主義對農村和農民的控制也是全面的，嚴密的。但是，兩者藉以實現控制的 手段卻不盡相同。農業社會主義所使用的，幾乎純粹是政治手段；而工業社會主義 則將政治的和現代技術的控制手段結合了起來。因而它所施行的不僅是直接的控制 ，而且是間接的控制；它對人的統治不僅是政治統治，而且是技術統治。也因之， 工業社會主義越是發達，共產黨及其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就越廣泛、越深入，而控制 的間接性也越明顯。因為控制的技術手段已日益豐富、日益精緻化了。這一進程在 原蘇聯達到了它的頂點。在那裡，幾乎每一個工作的人都成了政府的僱員，幾乎每 一個人在一切方面都依賴和受控於政府。反過來，政府對幾乎每一個人，也都既是 長官，又是廠長或經理；既是家長，又彷彿是樂善好施的「慈善家」。總之，舉凡 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幾乎全都在黨和政府的權力範圍內；在每一個 從搖籃到墓地的人生歷程中，幾乎沒有一時一事能離得開黨和政府。通過這種全方 位和滲透一切的控制，黨和政府便以支配者的身份，直接或間接地深入到社會的每 一個部分和每一個層面，乃至每一個「細胞」及其活動中，成為整個社會名副其實 的主體，主宰著工業社會主義王國的每一寸土地。因此，工業社會主義王國的領土 每退縮一步，就使共產黨及其政權的勢力範圍就消減一分。所謂改革，所謂和平演 變，其實就是這樣一種過程。事實上，蘇聯和東歐的巨變過程也已經表明，共產黨 政權雖然不是與工業社會主義同年、同月、同日生，卻幾乎是與工業社會主義同年 、同月、同日死的：共產黨政權的垮台和以「國有化」為標誌的工業社會主義的最 後解體，幾乎都是在歷史的同一瞬間發生！這一歷史現象提示我們，工業社會主義 乃是共產黨王國的本土地帶；相對於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革而言，工業社會主義的改 革對於共產黨王國的和平演變，帶有更直接、更根本的意義。 若與蘇聯相比，中國大陸的工業社會主義顯然弱小得多。它不僅只限於城市 ，而且在城市也有它伸展不到的角落。這種落差的形成，原因頗複雜。但在經濟和 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上，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卻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毛澤 東對農業社會主義的迷戀執著和對工業社會之「技術統治」的反感和排拒(順便說一 句，這也是近幾年中、外某些學者對毛的「鞍鋼憲法」和「五七指示」欣賞備至的 重要原因。他們似乎忘記了，中國大陸尚處於前現代化的階段，毛的農民意識亦與 後現代意識根本不同)，延緩了中國大陸的工業化進程，並阻礙、擾亂了工業社會主 義的「正常」發育。五十年代以來中共黨內的多次「路線鬥爭」，實際都圍繞這兩 個問題展開。它們構成了毛所謂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發源地」和「聚焦點 」。這種鬥爭的長期持續和毛的勝利，產生了以下兩種結果，由此也構成了鄧小平 的改革立足於其上的兩大歷史前提： (1)二元結構的社會主義，作為毛時代最重要的歷史遺產，被保留了下來。 (2)工業社會主義不僅貧弱，且其生產和管理也未能正規化。 與之適成對照，戈氏改革所面對的歷史前提是： (1)單一的工業社會主義； (2)發達成熟的工業社會主義。 這兩重鮮明的對比，可歸結為一點：同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且在公有制基礎 上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已演變為「消費和工業化社會」(哈維爾用 來描述前「蘇聯集團國家」之社會狀況的說法)，而中國大陸仍停留在由農業社會向 工業社會過渡的階段；由此便為中國大陸和蘇俄的改革，鋪陳出大異其趣的總體性 社會背景。 (三)工業社會主義的「惰性」 假定我們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這兩種社會形態之中，寧可選擇後者，那我 們便可以說，至少在改革前，蘇聯較中國大陸處於優越的地位。因為那時的蘇聯早 已實現了工業化，並已向消費社會過渡；而中國大陸的工業化不僅連「半截子」都 不到，而且還是低水平的。 然而回顧和比較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歷程，卻可以發現另一番有趣的現象： 一個國家經濟改革的成功機率，似乎與其工業化水平成反比。最鮮明的例證是：工 業發達的蘇俄，早在戈爾巴喬夫當政時，其經改的步履就特別艱難，前後七年，總 是不得要領；直到葉利欽時代，似也乏善可陳。然而工業落後的中國大陸，其經改 卻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有人將這種反差，歸諸有無政治改革的干擾。但是在上自五 十年代、下迄八九年巨變的數十年間，東歐一些工業化水平較高的社會主義國家， 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都曾不止一次地進行過沒有政改干擾的經濟改革，卻也未 見有成功者。按照某些人的說法，這似乎亦可用中國大陸領導者的「明智」和東歐 領導者的「愚蠢」來解釋。可是我們要問：同是在「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領導下， 何以中國大陸的國企改革非但改得遠不如當初農村改革那麼卓有成效，甚至至今進 退失措，隱患重重，以至成了大陸經改全局的癥結所在呢？ 不容否認，政改對經改可能會有負面的影響(但亦有正面影響)；改革領導者 的才智，也對改革的進程起重要的作用。但是僅僅這些，並不足以解答我們在上面 提出的疑問。因為這些解答都忽略了兩國改革在對像和性質上的差異。正是後者， 導引我們去注意區分農業社會主義和工業社會主義本身所固有的對改革的不同阻抗 作用。我們這裡姑稱之為農業社會主義和工業社會主義的「惰性」。 根據前面的敘述可知，農業社會主義的惰性主要來自政治領域。因為第一， 在這個領域，國家雖然承認農民的集體產權，但是它通過對各種主要農業資源(土地 、勞力和農產品等)的嚴格政治管制，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得了對這些資源的控制 權。這種政治控制，使國家掌握了農村的經濟命脈，死死地卡住了農民的「脖子」 。第二，直到改革開始時，大陸農業的機械化還幾乎不見蹤影。那裡的「牛」還是 「老牛」，那裡的「車」也還是古舊不堪的「破車」。傳統鄉土社會的最大變化， 就是生產和管理的組織規模擴大了。但是，這種組織卻與現代技術無關。由於農民 從社會主義不但無一所獲，反而陷入了赤貧破產的狀況，這種組織便不得不直接依 靠對農民的政治統治來維繫，也不得不直接依靠各級官員的行政命令來運轉。形象 地說，農業社會主義只是給小農經濟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政治鐵甲」，並用政治繩 索捆住了農民的手腳。因此，在這個領域，當初的改革實際就是在政治上給農民「 鬆綁」，使小農經濟從社會主義的政治束縛中解放出來；其間既沒有文化的啟蒙， 也不存在生產和管理的技術結構如何分解、如何轉換或如何更新的難題。 相形之下，工業社會主義的惰性就繁難困難得多！ 首先，工業社會主義的惰性不僅是多樣的，而且是綜合的。因為在這個領域 ，黨和國家對政治的壟斷，已在現代技術的基礎上，擴張到對經濟和文化的壟斷； 政治統治、經濟統治和文化統治隨之亦與技術統治緊密地聯繫起來，由此形成了一 種由政治強權、經濟強權、文化強權和技術強權結合而成的強權綜合體。一方面， 政治強權已借助其它三種強權而明顯地間接化，即大量地、經常地以經濟、文化和 技術手段的形式表現出來；另一方面，經濟、文化和技術強權，也直接或間接地滲 透到政治強權的機體及其運作中(請想一想中國大陸五八年大躍進時的「錢學森現象 」和毛時代的「大批判」！)因此，在這個領域，任何一種改革，不論是政治的、經 濟的或文化的，都不得不同時面對四種強權的阻抗。其次，伴隨工業社會主義的日 漸發育和成熟，政治、經濟和文化強權的主體，也逐漸物化為現代技術的結構或體 制，即轉變成一種外在於一切個人，同時又統治和奴役一切個人的異己力量，因而 傳統社會中那種人對人或階級對階級的直接統治，也逐漸由物對人的統治或技術統 治所取代。就此而言，工業社會主義與西方工業社會具有完全相同的趨勢。兩者之 間的區別只在於：在工業社會主義體系中，作為物化了的強權主體而普遍存在於政 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的現代技術體制，是在共產黨之歷史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並發 展起來的。它從一開始便「接受」了馬列意識形態的價值定向，「採納」了與共產 黨的暴力革命相適應的一套基本行為規範；它從而也就變成了一部可以保證共產黨 的歷史傳統(主要是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不斷得以再生和延續的「自動機」。在這 種條件下，由官方意識形態所標示的各種權力主體，如無產階級和工、農、兵等等 ，已日漸消融在龐大無比的現代技術體制中，泯滅了其間的界限；就是被賦予無限 權力的共產黨及其領袖和官員，實際上也日漸物化為這台「自動機」的部件或要素 ，在「自動機」的驅使下，「自動地」按照固定的目標和程式來運作。再次，在工 業社會主義中，四種強權的功能，已程度不同地泛化到現體制中的每一個人。因為 政治、經濟和文化強權已與技術強權日漸合而為一，它們的功能從而也就逐步地轉 化為現有體制的一種自動效應。這樣，生活在現體制中的每一個人，不管意識到沒 意識到，也不管願意不願意，實際上都在四種強權的共同壓迫下，參與強權的運作 過程，直接或間接地支配和壓迫他人。只是在通常的情況下，他們被迫按照工業社 會主義的「常規」來參與，自己的願望和偏好幾乎已完全被扼殺，因而他們的「參 與」幾乎不帶任何個人的特色，由此所造成的對他人的支配和壓迫自然也難以被覺 察。然而一旦當現體制的控制出現鬆動，整個體制中的權力格局就會立即呈現出一 種十分奇妙的狀況：官員有官員的權力，幹部有幹部的權力，而工人、教師、醫生 乃至理髮師和售貨員等等，也各有各的權力。這時，體制中的一切個人都既受他人 的支配和壓迫，同時也支配和壓迫他人的情景就真相大白了！這是工業社會主義所 持有的人和人性全面異化的一種表現。 要之，工業社會主義的惰性既多樣又綜合，使整個社會彷彿染上了一種強權 綜合症，然而強權主體業已與人的世界疏遠，即物化為在目標和運作方式上與共產 革命的歷史傳統相一致的現代技術結構；與此同時，其功能也泛化到現體制中的每 一個人，使人和人性趨於全面的異化。因此，在工業社會主義體系中，強權綜合症 既隨時可感，卻又無處可尋；既普遍流行，又深不可測。這就是工業社會主義的改 革所面臨的困境。 說來也許值得慶幸，直到改革起步的七十年代末，工業社會主義尚未佔到中 國大陸的半壁江山。在人口眾多，且幅員遼闊的農業社會主義的包圍中，工業社會 主義的城市恰似散佈於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島嶼。社會主義的這種二元結構，一方面 使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有可能在共時結構上被「切割」成兩大塊，即通常所謂農 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另一方面，也使這兩大塊在時序上有可能有所間隔。這便為改 革首先避開工業社會主義的「險山惡水」，走由易到難的漸進之路，提供了客觀的 便利。 這條漸進之路，當然不只是從農村向城市逐步拓寬改革地域的過程。因為從 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革，到工業社會主義的改革，改革的對象，性質和發展趨勢，已 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如果從這樣的觀點看，那麼顯而易見，這樣的改革道路，對 於只有單一工業社會主義的前蘇聯來說，根本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當初的戈爾巴喬夫也就別無選擇：它的經改只能從工業社會主義 領域開始。然而如同矯型術對兒童和青少年容易獲得成功，而對老年人則困難大、 風險高一樣，若與中國大陸相比，蘇聯發達成熟的工業社會主義，無疑也加大了它 的改革的難度。 大家知道，蘇聯的經濟在單一國有制、專業化、「條條專政」和精密計劃的 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極權程度更高的「點源輻射狀」結構，各地區、各部門和各行 各業已然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整體，因而任何局部改革，都難免「牽一髮而 動全身」的效應。客觀經濟結構的這些特點，使蘇聯的改革遇到了政策、方案和措 施難以多樣化、風險不易分散的困難。另一方面，如所周知，蘇聯的企業以規模大 而著稱，企業的科層組織和與之相應的技術官僚體系也遠比中國大陸的發達。這又 使其企業的生產和管理技術結構的分散和轉換，遭遇了更多更大的障礙。 總體而言，中國大陸的工業社會主義改革所面臨的技術強權的阻抗，比蘇俄 所遭遇的弱小得多。誠然，大陸的工業體系，最初也照搬過斯大林模式。但是它後 來的建設和發展過程，卻始終未能徹底擺脫「土法上馬」和「群眾運動」的影響， 因此在分工、組織、計劃和管理諸方面，都遠沒有象蘇聯那樣，適應「大工業」的 需要，沿「合理化」和「正規化」的方向發育成熟起來。相對而言，結構分散，計 劃粗放，組織和管理不夠正規化，乃是它在工業經濟結構上的顯著特點。然而這恰 好為實行旨在克服工業社會主義經濟之兩大弊病的分權改革，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中國大陸近十六年來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有力地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承包制之所 以能夠在國有企業中大面積地推開，並在一段時期內取得某些成效，都與此有密切 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