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與天安門 曹長青 在「六四」屠殺六週年之際，由於海外媒體報道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當年的 一些言行，引發了人們對學生當時是否應撤出天安門廣場，以及對八九民運的重新 評價。 重新評價迅速變成了激烈爭論，爭論變得越來越複雜︰部分人借「重新評價 」來否定八九民運；多數是想探討民運的策略得失。遺憾的是，在這場討論中幾個 層面的問題全攪在了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那場運動的清晰認識。 因此，本文嘗試對這場爭論中指責學生的幾種觀點進行梳理和評論，同時討 論八九民運值得檢討之處。 戴晴和劉曉波否定八九民運 對八九民運進行重新評價和策略探討者，因為動機各異，角度不同，結論自 然大相逕庭。概括起來，主要觀點有下列幾種︰ 第一種觀點的代表性人物是原北京《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她是早在這場爭 論的幾年前就提出︰一些「激進的」學生領袖也要對「六四」屠殺負責，因為他們 把學生和市民扣留在天安門廣場做「政治資本」和「政治人質」。去年戴晴接受《 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更進一步說︰「我不認為八九年發生的那件事兒是民主運動 。」「這個運動實際上是打亂了、並且阻礙了鄧小平原來的經濟改革設想。」她同 時強調︰「現在除了鄧小平之外，誰還能有那麼大的威力，以他自己的專制來盡量 結束中國的專制統治？」 第二種觀點的代表性人物是曾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北京師範大學教師劉曉波 。他幾年前就在台灣的報紙上發表文章，對八九民運持否定態度。最近他又撰文說 ︰「『六四』悲劇發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無論是政府還是公眾，都受控於 非理性，」最後導致了「公眾與軍隊之間的暴力對抗」。劉曉波認為「六四」悲劇 的「首要責任在於政府的非理性的暴虐」，次要責任在於「公眾的非理性反抗。」 他把北京百萬人上街抗議「四·二六社論」的「四·二七」大遊行也視為「公眾的 非理性行為」。（《爭鳴》，一九九五年六月號） 戴晴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也不令人驚訝，因為一個主張「依靠鄧小平的個 人專制」來解決中國問題的人，不可能肯定八九民運。令人驚訝的是她敢於這樣直 言地為專制辯護。 劉曉波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八九民運期間，公眾對當局愚蠻做法的反應恰恰 是理性的，無論是「四·二七」百萬人大遊行，還是擋軍車、絕食和堅持在天安門 廣場，都是「和平，非暴力」的，都體現了中國人的覺醒和抗爭。如果人民在政府 發表了「四·二六」那樣蠻橫無理的社論後，還保持沉默、不抗爭，才算「理性」 的話，那麼中國人四十多年來在中共專制下跪著逆來順受不都成為「理性」了嗎？ 而且劉曉波把獨裁政府用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的一場有目共睹的屠殺說成 是「公眾與軍隊之間的暴力對抗」，這不僅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同時也等於認同 了政府將這場民主運動誣蔑為「暴亂」的說法。學生和市民們自始至終連集體拿起 棍棒抵抗的行為都沒有，更談不上武器。他們甚至把零星繳來的武器交給了政府， 哪兒來的「暴力對抗」？親身經歷了八九民運並為此受到過關押的劉曉波這樣總結 歷史，真是令人悲哀。 龔小夏和丁學良以偏蓋全 第三種觀點的代表性人物是在哈佛大學讀社會學的龔小夏和畢業於哈佛大學 社會學系、現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龔小夏在接受香港《聯合報》記者采 訪時，將八九民運概括為︰「天安門運動是一個洩憤運動。能將憤怒情緒煽動得有 聲有色的人，絕不妥協，有一些瘋狂情緒的人，才能滿足大眾的心理需求。」丁學 良則在接受該報記者採訪時批評天安門學生運動是「激進的」︰「他們把運動弄得 非常意識形態化、理想化，所以容易走極端。」同時他批評天安門一代青年說，「 最吸引這一代的是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利己主義……」 這兩位哈佛大學讀了社會學的人顯然在觀察社會問題時都違背了研究社會學 的基本方法，他們以偏蓋全，將個別看成整體，而且不加分析，情緒化地指責一通 。龔小夏說的「洩憤」兩字，用在她自己的言論上倒比較貼切。如果對被中共統治 的中國人分成幾代來觀察的話，無疑天安門一代是最勇敢的一代。王維林以瘦弱的 身軀站在一隊隆隆開動的坦克面前，學生們在絕食中相繼暈倒仍堅持抗爭，和最後 面對屠殺仍堅持在天安門廣場的勇氣，都向全世界重塑了中國人的形象。將整個這 一代人稱為「道德淪喪」，純是信口開河。令人不解的是，哈佛這樣的名牌大學怎 麼培養出來這麼說話不負責任的博士們。 探索歷史事件的原本形象 第四種觀點的代表性人物是即將推出的影片《天安門》的製片人卡瑪·欣頓 （Carma Hinton）。嚴格地說，我們對這部影片還無法評論，因為它還沒有拍完。 但卡瑪·欣頓已為此寫了文章，申明該片的主要觀點︰在對八九民運正義性的肯定 下，探索和恢復八九民運的原本事實。並針對另一部西方人拍的表現八九民運的記 錄片《移山》中的不實之處，提出質疑。《移山》是根據天安門學生李祿的同名英 文自傳而拍攝的，據幾位看過這部記錄片的人講，該片頻繁出現的將李祿作為八九 民運主角的鏡頭和他從小就有革命志向的經歷，給人以宣傳記錄「革命領袖」的味 道。如果《天安門》公演之後，它的內容真的像製片人申明的那樣，那麼對卡瑪· 欣頓這種探求歷史細節本來面目的努力，是沒有理由指責的。但不管怎樣，真正的 對《天安門》的討論應留在電影上演之後。 胡平「策略理論」的六點偏頗 上述四種觀點似已沒有多大討論的必要。本文意在評論第五種觀點，它的代 表性人物是現任《北京之春》主筆的胡平。他的出發點與卡瑪·欣頓有些接近，即 想追詢歷史真相，同時想探討民運「得失」。胡平在把八九民運評價為「自由，勇 敢與光榮」的前提下，對他認為的一些「失策」進行了探討和批評。胡平是最早提 出對八九民運得失進行探討的，這次也連續撰文堅持他幾年前就提出的觀點。這種 反思精神和認真態度是難能可貴的，但遺憾的是，胡平所指出的八九民運的六個（ 本文作者歸納的）主要「失策」都不準確，有的僅在邏輯上就是不通的。 1、關於「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第一，胡平認為八九民運的主要失敗是未能實行他提出的「見好就收，見壞 就上」的策略。他在《中國民運反思》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闡述。（本文引用的 胡平觀點均出自此書和他發表在今年六月號《北京之春》上的「回首天安門」一文 ） 這一理論的模糊之處在於，什麼是「好」的標準？在八九民運期間，學生和 民眾認為的「好」是不是達到過？「四·二七」大遊行時學生提出的基本訴求是︰ 政府收回將運動定性為「動亂」的「四·二六」社論，承認這是一場愛國運動。這 已是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但當局始終沒有答應，並悄悄調集軍隊進城鎮壓。這一 要求不能實現，學生和市民是不可能「收」的，因為「動亂」的定性不改變，意味 著「秋後一定算帳」。 胡平解釋說，「好」有很多層次，例如「四·二七」大遊行當局沒有鎮壓， 就是一個「好」的標誌，運動就應該「收」。 這裡有兩個層面的問題︰應不應該收和能不能夠收。從必要性上來說，《人 民日報》發表了那樣一個背離事實的蠻橫的「四·二六」社論，才激起了百萬人上 街抗議遊行。這樣大規模遊行（展示了足夠的民意）的結果並沒有使當局收回或改 變社論，人們是就此「收」了，默認了，還是繼續抗爭要求呢？無論是從情感還是 從理性角度，人們都會感到繼續要求和抗爭的必要。而且這樣百萬人走向街頭抗議 政府的行為在共產黨統治以來是第一次，人們從這種民意的大場面展示中感覺到了 自己的力量，它只能強化民眾繼續抗爭的信心和決心。同時在這樣強大的民意面前 ，政府不僅毫不向人民妥協，更進而發佈了「戒嚴令」。對政府這般的強暴和蠻橫 ，只要稍微感覺自己還是人的人都無法嚥下這口氣。這就是學生和市民選擇沒見到 「好」就是「不收」。 從能不能收角度來說，按照胡平的理論，大遊行沒被鎮壓，見到這個「好」 就該「收」了。那麼事實上這是能夠操作成功的嗎？在當時的條件下，有哪個民運 領袖具有這樣的力量，能夠改變百萬人民的願望，讓人們忍氣吞聲，就此「罷休」 ？ 胡平判定的八九民運中另外幾個他認為達到了「好」的時機，而學生「沒收 」的「策略失當」，都有這種在必要性和操作性上講不通的特點（後面我們還會詳 細討論）。而胡平的「見壞就上」的理論，更是根本無法操作的。因為人類心理呈 現的形式恰恰與胡平的理論相反，大多數時候都是「見好就上」，「見壞就收」。 中國古語中的「乘勝前進」和「兵敗如山倒」等描述的就是這種情景。 2、關於不把危急情勢告訴部屬 第二，胡平認為「當時，幾個學生領袖從特殊渠道獲悉軍隊要強行清場的消 息。」「在明知全體成員都面臨流血犧牲，但卻不把危急情勢告訴其部屬……」言 「內」之意，學生領袖壟斷消息，導致學生最後流血犧牲。這種理論是背離當時的 實際情況的。在當時的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和所有學生市民一樣，都是在小道消 息滿天飛的狀況下共享各種信息。沒有誰能夠壟斷廣場上的消息。如果廣場上少數 領袖真能夠壟斷消息和輿論，那只能在這種情況下發生︰即廣場上已經建立另一種 形式的獨裁政權，它能夠有效地封鎖廣場，控制所有的媒體，並有能力制止任何人 傳遞消息。而這種局面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發生。當時，對於政府可能武力鎮壓 的危急情勢，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並非是不知情、毫無準備的。他們留下的誓言書 上，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他們寧死也要與專制抗爭。把最後當局武力鎮壓造成的流 血，說成與學生領袖隱瞞消息有關，不僅是不公允的、不符合事實的，也是無視天 安門一代的英勇精神的。 3、關於不撤離廣場的責任 第三，胡平嚴厲批評學生領袖柴玲等堅持不撤出廣場是「激進」，這種「激 進」是導致流血的原因之一，所以柴玲等對流血也負有責任。把學生不撤離天安門 廣場歸為柴玲等人的固執也不符合當時的事實。從現在能看到的有關八九民運的回 憶材料來觀察，整個八九民運期間，學生領袖的產生與罷免都與他們是否順應廣大 學生的意願有直接關係。最早的學生領袖周勇軍被罷免，是因為他沒有勇氣領導抗 議「四·二六」社論的「四·二七」大遊行。結果他被淘汰。吾爾開希在這次遊行 中的勇敢表現，使他成為學生擁戴的領袖，在海內外都頓時名聲大震。但當他後來 擅自宣佈學生撤離廣場，違背了廣場上廣大學生的意願時，他也迅速被學生罷免。 柴玲正是順應了（她的觀點也代表了）廣場多數學生的意願，才被推為廣場的總指 揮。如果柴玲不順從民意，她也會迅速被撤換掉。學生們會再選出一個願意與他們 一起堅持到底的「激進」領袖。廣場上那些倉促推選出來的「領袖們」還沒有哪一 個權威達到毛澤東、鄧小平而無法被人罷免。因此，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柴玲和留 在廣場上的所有學生都堅持不撤離天安門廣場。那種柴玲在控制和左右著廣場上所 有學生的說法，實際上是對廣場上廣大學生的智力的貶損，等於他們都沒有獨立判 斷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之一辛苦在討論這一問題時總是非常激 憤，他不久前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討論會上說︰這不等於是說我們這些在廣場上 的學生都沒有頭腦，任人擺佈了嗎？這根本不是事實，我們堅守在天安門廣場，都 是基於自己的獨立判斷決定的，根本不是哪個學生領袖可以強迫的。辛苦說的是實 情，因為天安門廣場從始到終都是開放、流通的，誰都可以自由地選擇留下或離開 。僅僅這一點也可以說明，那種柴玲強使學生聽從她「激進」的主張而留在廣場的 說法是無法成立的。最後撤離廣場的學生領袖之一的封從德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曾寫 道，在最後關頭，在決定撤還是不撤時，仍是採取由廣場的學生多數來決定。當時 軍隊已包圍了廣場，時間很緊迫，學生領袖們只好採取全場學生呼喊「撤」和「不 撤」這種方式，以哪種聲音大來決定哪種意見是多數。據封從德回憶，當時兩種聲 音的大小不差上下，最後他們「判定」「撤」的聲音大，才做出撤離決定的。 4、關於不撤離廣場導致民運失敗 第四，胡平（包括天安門學生吾爾開希、沈彤等不少人）認為正是「激進的 」學生不撤離廣場，才導致八九民運失敗。這一理論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用失敗或成功這樣的字眼來描述八九民運並不是很恰當。因為所謂成 功或失敗，都意味著它事先有一個預設的目標，以達到或沒有達到來衡量。八九民 運並不是一個事先準備和組織的運動，它是因胡耀邦的猝然病逝而產生的「突發事 件」。雖然在運動過程中人們提出很多訴求，但整體上看，它基本上是表達人們長 期積蘊的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抗議。而且是尋求在承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上來 解決問題。但當局採用公開屠殺的方式結束了這場運動。 用「失敗」這樣的字眼來總結八九民運，實在是過於輕視這場運動的偉大意 義。實際上這場運動使海內外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共產主義的認識產生了質的變化 。這種巨大影響僅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的思想變化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六四 」屠殺前，在留學生中傳播否定中共、結束鄧小平專制的觀點，並不是容易的。當 時的「中國民聯」主席到中國留學生中演講這種理論，曾多次遭到學生起哄反對。 多數留學生都對鄧小平、胡耀邦的改革寄予希望和幻想，把持推翻共產黨專制的觀 點視為「激進」、不符合中國國情。正是北京政權在全世界媒體的聚光燈下，一次 又一次地升級對人民的鎮壓，使海外留學生和幾千萬華人一起走上街頭，喊出「打 倒共產黨！」不知有多少支持中共的「左派人士」也是這樣一夜之間完全改變了認 識。而且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領袖和人民也是在「六四」之後認清了鄧小平和他的共 產主義的殘酷性。即使共產黨內的高層幹部，也有很多人被這種公開屠殺平民的做 法激怒，從此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念。這種對共產黨認識的本質性改變是中國人民在 以前付出了幾千萬生命的代價下，都沒有達到的。 是的，沒有人願意看到流血事件。但是記住︰那種「撤離廣場就能避免流血 」只是一種假設，一種一如既往的對共產黨的一相情願的幻想，一種與共產黨的規 定性、本質性衝突了七十年的夢想。在共產黨統治的歷史上，有過人民給共產黨跪 一下，它就饒人民一把的例子嗎？正是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長記性，一而再、 再而三地帶著美夢下跪才一次又一次地遭殺戮！ 如果說堅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不撤「激進」是導致屠殺的原因，那麼主要的 屠殺地為什麼不在天安門廣場，而在木犀地和六部口？而且是在廣場上的學生已經 有秩序地撤離的時候。學生們已經流著淚屈辱地低下了頭默默地撤退，在這種情況 下共產黨的軍隊仍敢殺人！這是一個殘暴到何等程度的政權！ 全世界都看到的事實是，在經過「六四」屠殺，全球多數國家紛紛譴責中共 的殘暴，北京政權的聲譽已低至谷底的情況下，它還有膽量繼續逮捕、槍殺平民。 在丁子霖尋訪到的受難者家屬中，就統計到有十餘平民是在「六四」屠殺幾天後被 殺害的。而中共當局公開處決的所謂「暴徒」也有幾十人。這一切都說明，即使當 時學生早一些撤離天安門廣場，鎮壓也是一定會發生的。任何對學生不撤離廣場導 致屠殺的指責都等於是為共產黨的殘忍開脫和找理由，不論你怎樣強調我首先否定 共產黨殺人，但是，如果學生……。這裡沒有但是，因為不管學生「激進」到什麼 程度，有槍的就不能打沒槍的，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規矩！如果說學生們意識到了 政府會屠殺仍堅守廣場與政府抗爭，那是他們今天最值得驕傲的勇敢和光榮。如果 說學生們沒有設想到政府會真的殺平民，那就是他們用生命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 全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幻想付出了代價。在經歷了中共建政四十多年來非理性暴虐 屠殺之後，在眼睜睜地看著那個政府殺學生殺孩子的情形下，仍強調如果學生…… ，這種夢幻只能為共產黨下一次屠殺鋪路。這與五十年代那些帶著美夢和幻想加入 共產黨而助長了共產黨的殘暴勢力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 今天任何對共產黨可能會變得理性點的幻想都是在參與它對人民的繼續屠殺 。因為只要對共產黨存有幻想，就等於再延長它的執政。只要共產黨繼續執政，它 就會繼續殺人。共產黨的本質永遠不會改變，改了它就不叫共產黨。今天，中共還 敢公開地、不宣佈任何理由地、秘密關押已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魏京生，還 可以做出逮捕已是美國公民的吳弘達，並無視外交協議，不許美國使館人員看望。 這是一個只要存在一天就流氓到底的政權。 胡平說的「此時撤離意味著民運的勝利，由此開啟朝野雙方良性互動的局面 。」就是對共產黨的理性抱有幻想。第一，撤離怎麼能意味勝利呢？贏了什麼？贏 了政府一頓惡狠狠的辱罵？第二，共產政權和學生市民不是朝野關係。朝野包含著 輪流執政的可能，因而有某種意義上的平等。而共產獨裁和被壓迫的人民有過一秒 鐘的平等嗎？第三，一個用軍隊公開屠殺平民的政權與它的挑戰者之間可能有一種 「雙方良性互動」嗎？這種「良性互動」在胡平的反共經驗中有過嗎？由胡平這樣 一個並非不瞭解共產黨本質的人說出這樣幼稚的話，令人甚為遺憾。 5、關於恐懼造成民運低潮 第五，胡平認為由於「激進」學生堅持不撤離天安門廣場，迫使軍隊進城鎮 壓，屠殺造成全民的恐懼，人們看不到勝利，就不願再參加民運了。所以「六四」 已過去六年了，中國大陸上沒有發生有規模的民運。 這一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遠非準確。事實上，中國大陸這六年來沒有發生有 規模的民主運動，恐懼和經商熱都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沒有機會和高 壓太強。在共產專制社會，由於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任何一場有 規模的抗議運動都是難以產生的，因為運動需要條件，如通知、宣傳、鼓動和組織 。因此，在專制社會發生的較大規模的抗議運動，都有兩個特點︰一是由「突發事 件」促發。二是在社會控制較鬆動的政治條件下發生。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 ，是在周恩來病逝後發生。而八九民運則由胡耀邦猝然去世而出現。就是因為群體 的「悼念」活動給人們提供了一場運動必需的聯繫、通知、宣傳以及鼓動的可能條 件。「悼念」的合法性使當局不可能對這些最初的活動加以鎮壓。同時，這兩次大 規模的民主運動都是在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條件下發生的。在毛澤東嚴酷的專制統 治中，從沒有大規模的民運發生。在原蘇聯也是這樣，斯大林時代，那樣殘酷，沒 有群體反抗運動。恰恰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政治環境較寬鬆的時刻，才有民運， 最後結束了蘇聯共產帝國。這些歷史事實都和胡平所主張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正相反，在專制社會，人們是見到「寬鬆」和「機會」就「上」，見到嚴酷和鎮 壓就「收」。所以，今天大陸沒有出現有規模的民主運動，是因為人們還沒有看到 「寬鬆」，還在等待「機會」。 比等待機會更重要的是，經過了「六四」屠殺，下次發生的民運絕不會仍是 上次那樣的水平。如果說八九民運是中國人跪著懇求共產黨改革，下一次將是中國 人站著否定共產黨統治。這個人心的變化，這個總體思想水平的提高，是「六四」 最大的遺產。正如八九民運時的湖南學生領袖唐柏橋最近在紐約所說︰下一次民運 ，我一定選擇「激進」，八九民運時，湖南幾個向毛澤東頭像丟擲雞蛋的人曾找到 我們，我們認為他們「激進」，拒絕了他們。現在回過頭來看，他們是對的。必須 對毛澤東、共產黨和整個共產主義全面否定。 6、關於「激進」 第六，細讀胡平關於天安門運動的所有「反思」，發現他的主要目的是批評 民主運動中的「激進」思潮。這裡的關鍵問題是，什麼是「激進」的標準？ 對所謂「激進」的爭論，早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時就已經 開始。當時魏京生的觀點就被人指責為「激進」，因為他提醒人們「警惕鄧小平蛻 變成獨裁者」，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即使在民主牆運動的參加 者中，魏京生也是孤單的，多數人認為他不懂策略，不知道與黨內改革派配合，不 知道掌握時機（用今天胡平的理論是不知道「見好就收」）等等。 但歷史已證明了魏京生的「激進」恰恰是深刻。中國政治的演變，被魏京生 十五年前的預言全部說中︰鄧小平成了獨裁者；中國沒有進行政治民主化。而且魏 京生的「激進」更體現了中國人少有的勇敢。構成教訓的是，那些當年主張講策略 、不像魏京生那樣尖刻的徐文立、劉青等，並沒有因為他們的溫和、不直接反對共 產黨而躲過十餘年的鐵窗生活。說白了，那些今天指責魏京生「激進」的人只是硬 不想承認魏京生的勇敢和深刻超過他們。設想沒有魏京生的「激進」「民主牆」就 能長久地存在下去的假想，也是同沒有柴玲的「激進」天安門就不會流血一樣，是 對共產黨一相情願的夢幻。愚昧的中國知識人們對共產黨的哪一個夢幻實現過？！ 如果說當年有人批評魏京生「激進」，是因為對整個共產主義本質還缺乏深 刻瞭解，屬於情有可原的話，那麼胡平和現任紐約「中國人權」主席的劉青今天還 認為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的做法是「激進」，就令人無法理解了。 學生堅持在天安門廣場，寧死也要向專制挑戰，正表現了中國人這種英勇抗 爭精神！他們為此獻出了生命，但他們的鮮血沒有白流——中國人由此認清了共產 黨的本質，全民族的覺醒就是對這些生命的回報。據西方學者的統計，近四十年來 ，死於中共專制的中國人可能多於八千萬！八千萬是一個多麼大的數字，但中國人 並沒有覺醒。因為這八千萬生命都是共產黨悄悄殘害的。是堅持在天安門廣場的學 生和市民的英勇抗爭，迫使中共只得撕去偽裝，用公開屠殺將它的殘暴展現無遺。 遇難者的鮮血洗亮了中國人的眼睛。他們的血沒有像那八千萬一樣白流。這種抗爭 ，這種英勇，不僅不應該以「激進」兩字輕率地指責，正相反，應該給予高度讚美 ，高度推崇！因為他們以犧牲捍衛了尊嚴和自由這些神聖的原則。他們的英勇不僅 向世界改變了中國人歷來習慣做奴才的形象，也給人類向邪惡挑戰的歷史寫下了永 遠值得自豪的一頁！ 八九民運的教訓 有人或許說，八九民運難道就沒有值得批評之處？八九民運是有應檢討之處 ，但它不是堅持在廣場的勇敢，而是跪在大會堂前向中共請願和把往毛澤東頭像丟 擲雞蛋的人扭送公安局的行為。這些行為象徵性地說明︰中國人是在跪著求共產黨 改良從善，而不是對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和整個制度全面否定。廣場學生領袖之一王 丹對此總結說︰「八九民運在理論上顯得先天不足」，「客觀條件不成熟」，即廣 大學生和民眾還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結束共產統治。所以運動的主要口號是「反腐 敗、反官倒」。（《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號） 回顧八九民運，會發現它的兩個明顯特徵︰第一，沒有任何挑戰一黨專制的 聲音，幾乎所有人都是在承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上思考問題、謀求解決問題。 第二，愛國和國家利益至上的呼聲始終是主旋律。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個人權利 的聲音很微弱。這兩個特徵都標示著八九民運的整體思想理論水平並不高。 誰應該負責 而這場運動思想理論水平不高的原因和責任恰恰不在學生身上，而在中國的 知識分子身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從沒有像原蘇聯和東歐的知識分子那樣，在幾十 年前就向民眾傳播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智慧；也沒有像他們那樣勇敢地創辦 地下刊物，組織民間團體，走到直接挑戰共產專制的第一線。因此，他們之中沒有 產生值得學生信服，並具有領導能力的公眾領袖。正如王丹總結的︰八九民運中「 各自為戰，領導不統一，嚴重地削弱了民運的力量。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在此 之前根本沒有形成領導力量的萌芽和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知識分子們只是起「 咨詢、參謀的作用」，「這從根本上說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 」（引文同上）劉賓雁對此也有相同感受︰「這樣沉重的擔子，本來就不應該全部 落在學生肩上。沒有哪個國家的這一類運動是由學生挑大樑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 知識分子應負起責任。」（《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四月號） 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太少去深刻反省這些，反而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學生 所謂的「策略失當」的批評上，這是一種不健康的趨向。有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就 有什麼樣的政府！與原蘇聯和東歐的知識分子比較，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缺乏認識 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的智慧，更缺少直接向共產黨挑戰的勇敢。而這正是中共專制至 今沒有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我會在下一篇「知識分子與天安門」中具體論述 ）。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思想水平不提高，所謂「救中國，救中國人民」只是空想 。因為病人不能救病人，首先要救自己，使自己成為健康人，才有資格爭取當「醫 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