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狹隘啟蒙的偏執 耶 人 一、道德 雖然《紐約時報》在對柴玲當年的談話舊事重提時，用的是一種中性的、觀 察性的語言，與該報平時的作風並無兩樣，但在海外民運人士中，還是立即引起了 非常情緒化的反彈。大家遵循著我們中國人的老習慣，馬上把這個問題變成了一個 道德問題：柴玲是不是自己不想犧牲反要別人犧牲？她的政治道德究竟有無問題？ 攻擊柴玲的政治道德究竟居心何在？等等，等等。 其實，柴玲的談話所揭示的問題，遠非「道德」二字所能涵蓋。不過「道德 」也確實是這場風波的核心內容之一，不可繞開。 我以為，道德有兩層涵義。一是外在道德，即一個人的行為舉止，合乎人們 (包括行動者個人)所公開認同的道德標準。道德的第二層涵義，則完全是人內心的 事，即所謂道德感。 關於柴玲，她確實說過期待流血，但自己要求生之類的話，而且確實曾一度 自己躲了起來，而對仍留在廣場面臨險境的廣大同學未做交代；另一方面，也確實 如她自己所說，她堅持到最後一刻，而且表現得十分英勇，這種矛盾的言行，使我 們即使有一個普遍公認的外在道德標準，也難以對之進行衡量。於是，人們對她的 內在道德，就會沿著完全不同的方向進行猜測。 趨利避害，人之天性也。筆者本人就是一個最為怕死的人，推己及人，當然 不能否認柴玲求生的權利。但人們對一位政治領袖的要求，就會有所不同。因為， 領袖不僅要對自己的生死負責，也要對手下人的生命負責。最近在波斯尼亞，當一 隊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遭到塞族武裝的包圍和進攻，有關指揮官下令部下投降，那 位指揮官明確地說：「我必須為我的部下的生命負責。」儘管開槍的是塞族武裝。 在天安門廣場也一樣，開槍的是共產黨，但面臨如此凶殘的敵人，作為廣場的總指 揮，柴玲對於如何調遣其部下，避免最大的犧牲，是負有責任的。堅持不撤，必然 帶來重大傷亡，柴玲當時力排眾議，堅守廣場，對最後的悲劇性的結局當然負有責 任，柴玲及其同情者們一再堅持說，六四的悲劇是共產黨造成的。這話當然不假。 但有時太正確的話，常常是最無意義的話。一個指揮官打了敗仗回來，總結經驗時 說：我們的失敗，是敵人造成的。這話無疑是一句正確的廢話。沒有敵人，要軍隊 幹什麼？要你指揮官幹什麼？共產黨的本性若是很好，我們遊行、絕食幹什麼？要 你柴玲當廣場總指揮幹什麼？ 其實，指揮失誤導致失敗，只是個技術問題，並不構成道德問題，特別是在 敵強我弱，力量懸殊，指揮官又是初上沙場的新手之時，更是如此。然而，當六四 已過去六年，柴玲仍拒絕承擔任何責任之時，技術問題就逐漸演化而為道德問題。 因為人們感到，柴玲身為領袖，卻無領袖的責任感。對部下的生命負責，是領袖的 職業道德，你不守這一職業道德，自然會遭到指責。很多同情柴玲的人，總試圖證 明柴玲當年如何勇敢，這種辯護，多少有些驢唇不對馬嘴。人們所要追究的，不是 柴玲作為一個個人、對自己的生命抱有什麼態度，而是她作為一位領袖，對他人、 對她的身後的學生和百姓的生命是一個什麼態度。 柴玲的談話，八九年就被收入聯經版的《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中，當時 新聞界並沒有把她關於「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言論炒熱。如今這段話被突然 炒熱，也並非有人別有用心地斷章取義。像這類事，不是誰在任何時候想炒熱就能 炒熱的，公眾也並非一點判斷力沒有的孩子。柴玲的話之所以六年後突然「熱」起 來，是因為它此時觸動了公眾某根敏感的神經。六年裡，人們對六四作了許多分析 、反省，六年前尚不會說話的孩子，如今已該上小學了。六年的時間，是夠你學習 、反省、意識到自己所承擔的責任，但是柴玲沒有。這不禁使人感到，柴玲對百姓 的生命實在非常冷漠。 八九民運，使柴玲幾乎一夜之間，從一個普通學生，變成一個政治領袖；而 遺憾的是，八九之後的六年時間，竟未能使柴玲想明白如何做一位政治領袖。一位 政治領袖，特別是在一個專制社會中民主力量的領袖，不僅要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 ，而且要有一種悲天憫人的道德承擔，要有一種甘願負載天下之苦難、「我不下地 獄誰下地獄」的情懷。這方面，我不妨舉兩個例子。 記得幾年前，王軍濤被判重刑時，我在一朋友家，透過被干擾得已很難聽得 清楚的短波，聽到「美國之音」播報的王軍濤在知道自己被判重刑後寫給他律師的 一封信。他說：「被判重刑對我來說是一種良心的安慰。我反對這種運動的方式， 但是，一想到那些已經死去的人，我就感到應該有人來承擔他們的苦難。」眾所周 知，八九年時，王軍濤對形勢的理性判斷，並未被激進派學生所接受。然而，面對 血淋淋的悲劇，在最能證明自己正確的時刻，在他個人命運最為悲慘的時刻，他首 先想到的是對中國人所經歷的苦難，對千百個死者的冤枉魂，應該有所承擔。 再一個例子，是波蘭前共產黨的頭頭雅魯澤爾斯基。當他準備向團結工會交 權時，曾有過這樣一番講話，其大意是：由於過去的不幸，在我們波蘭的社會中， 充斥著種種仇恨，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面對未來，我們的民族不能永遠在 相互仇恨中生活。如果有人能為過去的不幸負責，進而化解掉大家彼此間的仇恨的 話，那麼這種負責應加在我的肩上。我希望人們能夠把這種仇恨集中在我身上，化 解彼此的恩怨，創造我們波蘭的未來……。這位雅魯澤爾斯基，不是什麼民主力量 的領袖，相反，他鎮壓過團結工會，此時正處於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命運的最低點， 然而，他尚且知道，他應為共產黨給社會帶來的創痛有所承擔。 反觀柴玲，你承擔了什麼呢？就算你歷盡艱險，畢竟如今已境遇不錯，又與 歷史拉開了六年的距離。但是你說了什麼呢？你說的是：「如果我是個『讓別人流 血自己求生』的人，那我根本就沒有必要冒著危險參加運動，更不必接受做領袖的 責任，安安心心地讀我的書，求我的學，過我的太平日子好了！」(《北京之春》六 月號)這種說話方式，究竟像是一個向婆婆抱怨自己的待遇不公的兒媳婦呢，還是象 個常常出現於報紙的頭版新聞之中的民主派政治領袖？ 柴玲在民主社會中生活了已經不少年了，應該知道，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人 們對公眾人物，特別是政治領袖的難為人知的內在道德動機，常常寧願往壞裡猜， 而不是往好裡猜。因為人們對人性的陰暗之處有較成熟的瞭解，不會輕易信託一個 大人物。不當公眾人物、政治領袖，好，一切都是你個人的私事，沒人過問；一旦 變成公眾人物、政治領袖，你就得被傳媒剝一層皮，你的一切行為背後的內在道德 動機，都要經得起人們往最壞的地方猜。所以，一位政治領袖，至少要作到兩點： 一、經得起，不能看見別人對自己的描述不對自己的胃口，就說是「有親共歷史的 人為了牟取商業暴利」而如何如何。不用說在民主社會，就是在中國古代的專制社 會，也曾留下「宰相肚裡能撐船」的古訓。若連專制社會中一位「賢相」的雅量都 沒有，還追求什麼民主？二、自己的外在行為，應符合一個說得過去的道德規範， 不能給人以口實。說句不好聽的話，即使你沒有足夠的內在動機促使你行為端正， 至少也應該會裝出一副正經樣子。因為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你的道德形象，對你所領 導的運動是有影響的，不僅僅是一個個人是否清白的事。這次《紐約時報》等的報 導，基本是中性的，但柴玲及其支持者們似乎自己紛紛對號入座，一口咬定有人是 別有用心，想摧毀柴玲的政治道德形象。這說明，這些人自己也已感到，柴玲的道 德形象是有些撐不住了，而這對他們的命運也不無影響。因此群起而捍衛之。但不 管如何辯解，「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這幾個字是抹不掉的。這樣的話，任何 一個會裝正經樣子的政客，也都是說不出來的。柴玲當年不小心說漏了嘴，也罷了 。但六年過去，改口的機會有的是，為何不改呢？這已不是其內在的道德動機的問 題了，她似乎連最基本的外在道德行為的標準尚且搞不清楚，堅持不認錯。這倒是 應了八九年時北京老百姓譏諷鄧小平對「四·二六」社論的態度的一幅標語上的話 ：「死要面子活受罪！」 二、由道德說到思想 柴玲直言道：「其實我們期待的是流血，只有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 國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而且，她還對那些同樣投身於民運但希望在中共狗 急跳牆大開殺戒前讓學生撤離的人們進行了一番「義正詞嚴」的譴責。所以，不管 如何辯解，柴玲希望通過學生與市民的犧牲來喚醒民眾的想法，是非常明確、掩蓋 不掉的。 一位政治家有這樣的想法，並把這種想法付諸實施，以一個民主社會的價值 標準來看，是很不道德的。 一位台灣同學讀了柴玲的講話後，大惑不解地問我：「政客希望通過別人的 犧牲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這種事古往今來有的是，可這從來都是一種見不得人 的想法，沒人會說出來。怎麼柴玲會理直氣壯地說出來呢？」想想是有些奇怪。陰 謀家搞陰謀，常常是因為他們公開地認同某種公共的道德標準，希望自己看起來沒 有違反這種道德標準。無視人類基本的道德標準，明來明去地幹壞事者，以筆者的 知識，大概也僅有自稱是搞「陽謀」的毛澤東了。難道柴玲也在搞「陽謀」嗎？ 細想一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別有一套思維邏輯。這套思維邏輯，不僅 使她為自己創造了另外一套道德準則，而且還使她意識不到自己這套準則與人類某 些基本的道德準則有多麼大的距離，所以，雖然說過「期待別人流血」的話，仍能 毫無內心緊張地生活在一種英雄主義的自我幻覺中。 這套思想邏輯是什麼呢？ 我們和柴玲一樣，都是受共產黨的教育長大。從我們所受的教育中，不難挖 出這套思想邏輯的根源。 小學的時候，在語文課中讀過一篇課文，題為「活捉美國飛行員」。講的是 越戰時，一美國飛行員在飛機被擊中後，跳傘落入中國領海，中國軍民「機智勇敢 」地將其活捉。活捉以後，發現這個美國兵身上竟帶有用幾種語言寫好的投降書， 顯然是他上飛機前就早已準備好了。課文用這個「美國鬼子」的貪生怕死與中國軍 民的英勇機智進行對比，教育我們這些小孩子從小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看 清「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這篇課文屬共產黨的宣傳品，真實性自然不可考，不過不同的價值標準和道 德原則背後的不同的思想邏輯，便已經在這裡展開了。美國人在飛機被擊中而落入 敵境時，第一個想法是如何保命求生，遇到敵人寡不敵眾時立即投降，讓政府和敵 方做交易，想辦法把人要回來，而且回來後常常被歡呼為英雄。而這在我們中國人 看來，簡直可笑，沒打仗就先想著怎麼投降，這不是一個膽小鬼嗎？一個偉大的戰 士，首先要時刻準備為他所投身的事業而獻身，怎麼能如此貪生怕死？數一數我們 小時候引以為榜樣的英雄人物，黃繼光、董存瑞、邱少雲、江姐等，無一不是隨時 準備去死或是寧死不屈的烈士。「做人要做這樣的人！」「革命烈士」實際上潛移 默化地成為我們評價人的一個標準。我們不僅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要求別人。 然而人總是人。是人都怕死。或曰「貪生怕死」。我們的語言就是這樣奇怪 。求生本是人之基本的本能和權利，而在中文中竟變成了「貪」。過去士大夫要殉 道，婦女要殉節，後來則是要「為革命而犧牲」。這不僅是這些烈士、烈女自己要 如此，社會也是如此要求他們。總之，人命不過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和信條的祭品。 大家都時刻準備著光榮地充當這種祭品，於是心理的道德壓力自然十分沉重。記得 上中學時，我就常做夢。除了青春期時那種性幻想的夢以外，我做的最多的夢就是 我在和敵人的戰鬥中被俘，本準備寧死不屈，然而一想到死和嚴刑拷打，就嚇得渾 身顫抖，終於決定投降，最後在羞愧交加之中醒來。這種夢中貪生怕死的事跡，和 那些夢中的性幻想一樣，常常令我對自己的人格產生懷疑。甚至在看了「民主牆」 對共產黨徹底幻滅之後，這種令人羞愧的故事還在我的夢中繼續，而性幻想的夢倒 是在減少。可見這種革命烈士的情結對人性的穿透力之深。 從這個背景上來看柴玲，我們也許對她的行為就更好理解一些。上文已談到 ，作為一位領袖，自己勇敢不勇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怎樣對別人的生命 負責。當柴玲看到自己當年「期待流血」的話被登在報紙上時，第一個反應，是要 證明自己當年其實很勇敢，是最後撤退，是走在最危險的第一排等等。而她的一些 更為成熟的同情者則辯解說，柴玲的講話雖表明了她的畏懼，但她最終用自己的行 動戰勝了這種畏懼。一句話，柴玲勇敢，道德上無可挑剔。 但是，一個導致戰爭失敗的將軍，難道可以因為他始終站在最危險的地方英 勇異常而開脫責任嗎？他指揮失誤導致部下傷亡慘重，對此他難道可以說一句「我 也差一點沒死」就可以感到心安理得了嗎？柴玲和其同情者們始終未能回答：第一 ，在屠殺前撤退是否可以減輕市民與學生的傷亡？哪怕是少死一兩個人！第二，柴 玲的指揮是不是導致學生未撤的原因之一。第三，如果是，柴玲是否應承擔部分責 任，至少內心應有點guilty的感覺。然而，這些問題得不到回答。原因也很簡單， 他們認為這些問題不重要。 若用上面所討論的背景來分析，柴玲等人這樣的反應十分自然。首先，那種 「革命烈士」的情結對他們心理有很大的壓力。既然「做人要做這樣的人」，自己 就必須顯得英勇無畏，只要證明自己英勇，就算是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期待流血 」又怎麼樣？這血裡說不定也有我一份。第二，如上所述，「革命烈士」的標準， 人們不僅用來要求自己，也用來要求別人。在柴玲看來，我們追求的是什麼？是民 主，是一種神聖的理想！這種理想，是需要成千上萬的人「拋頭顱灑熱血」才能實 現的。為民主這麼偉大的理想犧牲，難道還有什麼不值得嗎？所以，她一廂情願地 認為，同學們是願意這樣去犧牲的。在這種思想邏輯下，當她說出「其實我們期待 的就是流血」時，她並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這和她從小受的教育是一致的，這種 說法在我們的文化中也是有淵源的。「為革命犧牲」是這世界上最為壯烈、崇高的 事，難道不能期待嗎？當人命成了某種理想或信條的祭品時，人們就常常會希望這 祭壇擺得越豐盛越好。如果有人提議撤掉這個祭壇，他們就會勃然大怒。這就是為 什麼當時柴玲如此義憤地說：「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麼上層人士 ，有一些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達到個人的目的，玩著自己一些交易，拚命 的在做這個工作，就是防止政府，不讓政府採取這個措施(即屠殺——筆者注)」。 在她看來，若把她準備好的祭壇撤掉了，那麼將置她的理想於何地呢？所以，她「 一再要求掌握權力，抵制這些投降派。」作為這個祭壇的忠實守護者，她可謂是克 盡職守。難道我們還能說她和這祭壇上的祭品沒有關係？她對六四血腥的後果不負 責任？！她面對千百的冤魂內心深處不應該感到一點guilty？！！ 三、再談思想——啟蒙與中國的老百姓 從柴玲的話中，我們還可以挖出另外一套思想邏輯。這種邏輯，與中國近代 以來的啟蒙主義傳統密切相關，在當今中國知識分子中，仍然頗有市場。 柴玲說，只有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時，全中國人民才能夠真正地擦亮眼睛。 這話背後的預設是，中國人民的眼睛現在還並不亮，需要柴玲以及她所領導的學生 這樣的先知先覺來把人民的眼睛擦亮。也就是說，學生運動，帶有啟蒙民眾的歷史 使命。 這種以啟蒙民眾的先知先覺而自任的雄心和使命感，不僅柴玲身上有，筆者 在八八年以前也是這樣自詡。八六年底八七年初那場學潮時，筆者曾在北大三角地 長時間聆聽學生們圍繞要不要去遊行而進行的辯論。當時的一個主題是：中國的民 眾能否被我們喚醒？一部分學生認為，中國的民眾太愚昧，無法喚醒。另一部分認 為，我們完全有能力喚醒民眾，應該勇敢地走向天安門。不管雙方觀點的差距如何 之大，大家都是在同樣的預設下討論問題：中國人民是有待喚醒的人民，而知識分 子和學生，則是醒來的群體，他們擔負著喚醒民眾的使命。 這一論式，已成為中國近代啟蒙主義傳統中最為深入人心的信念，並早在本 世紀初，就出現於魯迅的筆端。魯迅曾生動地向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個鐵屋子，它沒 有門窗，裡面的空氣馬上就要用盡，但裡面的人大都在渾然不知地熟睡，只有一個 人醒著。魯迅的問題是：對於這個醒著的人而言，是應叫醒大家，讓人們意識到自 己的命運，絕望而痛苦地死去呢，還是無所作為，讓大家在熟睡中來個「安樂死」 ？當他意識到還有可能喚醒大家，一同砸碎這個鐵屋子時，便決定投身於啟蒙運動 之中。 魯迅為我們所提供的圖像的意味是非常清楚的。中國的百姓是那些沒頭沒腦 的昏睡者，他自己則是那位醒著的人。中國的芸芸眾生的命運，一方面取決於鐵屋 子是否可砸碎的，一方面則取決於他這樣的先知能否把人們喚醒。中國如果還有前 途的話，那些作為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就必須站出來喚醒民眾。 這樣一套自命不凡的救世使命感，影響著五四以來的每一代知識份子，當然 也會影響柴玲。她認為她是為數甚少的醒著的人，她是能夠拯救這個世界的人。這 種救世的使命感，使她把自己神聖化。她覺得，她可以用別人的鮮血(也許也包括她 自己的)去喚醒民眾，同時，由於深深地陷入這種自我神聖的幻覺之中，她理所當然 地認為她可以不把她「期待流血」的目標告訴同學們，即使是一旦實現了這個目標 ，許多同學會喪失自己的生命！她甚至覺得，她為了向同學隱瞞自己的目標，還不 得不獨自承受著深深的悲哀。多麼孤獨而悲憫的先知啊！她被自己為自己所創造的 形象所深深地打動，狂熱地堅信如果不按她的想法辦，中國都會在鐵屋子裡悶死。 所有那些要妥協、要撤退的人，都是別有用心，是正義的敵人。碰到了這樣一位救 世主，我們還能指望她會為別人為了實現她的目標所流的鮮血而感到內疚嗎？ 再讓我們看看事情的另一面：中國的老百姓，真如某些知識分子想像得那樣 昏睡不醒嗎？十年前，我就碰到過這樣的農民，他雖然在改革開放中發了點小財， 但還是向我這位他所認為是「知書達理」的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認為共產 黨還會堅持多少年？」說來慚愧，我這個當時以「啟蒙者」自居的人，對此並未認 真想過，只隨口說：「大概五十年吧。」他聽罷仰天歎息：「我算是趕不上了！」 看看溫州一帶的農村，賺了點錢，首先買個假護照、簽證，買通黑社會，移民海外 。這些人在海外賺錢未必比國內容易。他們之所以如此，不能不說是和他們對共產 黨的認識有關。 但是，為什麼八九以前，學生的民主運動，在中國的老百姓中引不起公開的 反應呢？這並不是老百姓比學生更加愚昧無知，而是因為在中國社會，缺少所謂「 公共空間」，人們無法在這種「空間」中自由交換看法，形成公開的意見，組成團 體。而這種「空間」，由於各種天時地利的原因，在各高校中開始形成了。有了這 種「空間」，人們才可以形成一種互相支援的關係，使得他們有力量與國家權力進 行周旋，不像一個孤零零的個人那麼容易遭到鎮壓。 四、公共空間——八九民運的一個被忽視的基礎 思想啟蒙與創造社會的「公共空間」，培育「公民社會」，是一個社會民主 轉型過程中兩個緊密相關的重要環節。但是，在八九年以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 只強調啟蒙。到了東歐民主轉型成功，西方和東歐知識分子對「公民社會」，對這 種轉型的成功的決定性作用進行了引人注目的分析後，對比八九民運的失敗，中國 知識分子才意識到公民社會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會那麼強調思想啟蒙，卻無視「公民社會」的重要呢？ 這和中國近代的啟蒙主義傳統密切相關。中國近代的啟蒙主義傳統中，涵有一個基 本的預設，即林毓生教授所謂的「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那些自認為掌握了最後 的真理和救國救民的鑰匙的知識分子，把中國的問題歸結為老百姓不具有這些知識 分子認為他們所應該有的思想。要改造中國，首先就要改造國民性。我們這一代人 上中學時都讀過魯迅的《籐野先生》。魯迅甚至在作為一位醫學院的學生時，就感 到一個人的靈魂若不得到拯救，救治其身體的疾病也沒有什麼意義。這距離把啟蒙 民眾的目標置於人的性命之上的柴玲，相去不太遠。我毫不懷疑，柴玲可能真城地 認為她的言行是基於她所信奉的道德標準。問題是，這套源於近代中國啟蒙主義傳 統的道德標準，卻大有問題。 如果我們把自己局限在中國的啟蒙主義傳統之內來觀察「六四」的前前後後 ，我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為什麼會有八九年如此浩大的民主運動？是因為近十年來知識分子不斷 啟蒙民眾，使人民的民主意識大為提高。一些學生也許還會認為，由於他們這些具 有高度使命感和獻身精神的人的英雄的業績，使人民終於被喚醒了。 二、為什麼要寧願流血也要堅持到最後一刻？是因為我們要用我們的熱血進 一步喚醒民眾，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 三、為什麼我們留了血，而人民似乎還沒有被喚醒，反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 國出現了六年的穩定和繁榮？中國人太愚昧！ 在「六四」六週年之際，當年的一位學生領袖姚勇戰就公開說「中國的老百 姓太不爭氣……中國的老百姓作為一個整體，不如俄國人，不如東歐人，不如菲律 賓人，甚至不如緬甸人。」(這種話真讓我懷疑他是否是個種族主義者)。於是，這 更加證明了我們啟蒙的任務的艱巨。自然，這也更顯示出了我們這些啟蒙者的偉大 和重要。就像是魯迅，他把中國人說得越壞，人們對他就越有敬意。瞧，這麼糟糕 的一個民族，他居然要去拯救，而且「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等等。若沒有這 麼偉大而仁慈的拯救者為我們獻身，我們的民族還有什麼希望？ 在這套啟蒙的邏輯裡，啟蒙者永遠是偉大、崇高的，不管是成是敗，他們根 本就沒有犯錯誤的機會，怎麼能認錯呢。 我不否認啟蒙在八九民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意義。特別是運動初期學 生們的英勇和理性所形成的道德感召力，對全社會的參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 若執迷於此，我們就看不到更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八九民運的規模如此浩大？我認為，「公共空間」的形成，比啟蒙的 作用更為重要。 我不否認，在任何政治抗議運動中，那些具有偉大人格的領袖，會起十分關 鍵的作用。但是，以我個人的常識而言，古往今來，不管在什麼時候，大多數人都 是和我們差不多的平凡的人。他們不具有電影裡的英雄那般非凡的勇氣，抵遇危險 和恐懼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為理想獻身的勇氣也是不強的。因此，一個政治抗議 運動規模的大小，就取決於是否有一個不太危險的環境，使這些在社會上佔大多數 、並不太勇敢的人能夠在不感到太多恐懼的情況下參與進來。而「公共空間」恰好 提供了這樣的條件。 上文已提到，高校中的「公共空間」，已使學生投身於民主運動的危險大為 減小。這種「公共空間」開始只局限於北大等幾個高校，後來則不斷在各高校擴大 。政府雖然對學生運動每次都鎮壓，但沒有實質性的懲治辦法，結果學生和政府交 手的次數越多，膽子越大。記得八七年元旦在天安門廣場，學生和警察對峙。我混 跡於學生隊伍中的第二排。當警察開始抓人時，我本能地往後退，而幾乎所有學生 都奮不顧身地往前衝。這也許和我個人膽子特別小有關。不過，我畢業沒幾年，和 這些學生的差距不過是高他們幾班而已。我自知我當學生時沒這麼膽小。關鍵問題 是我畢業了，人受制於單位，被抓進去沒那麼容易放出來。學生則生活在「公共空 間」之中。事後我採訪過一個被捕的學生，他是為掩護另一學生被捕的，當談起他 捨己救人的業績時，他淡淡地說：「這沒什麼特別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如果大家 都這樣，政府就不能拿我們怎麼樣。」這種在公共空間中形成的共識，使脆弱的個 人變得強大起來。政府對學生，就是無從下手。 應該說，這種「公共空間」，使得人們在八九年參加民運變得容易多了。像 柴玲、吾爾開希、李祿等一批學生領袖，在八九年前並無什麼不尋常的民運記錄， 象王丹這樣「蓄謀已久」的人在當時的學生領袖中真可謂是「極少數極少數」。大 部分領袖常常是憑著一種正義感，感情一衝動，便加入了民運，即興發揮的成分甚 多。我不否認，這些學運領袖最後大多吃了不少苦，歷經了千難萬險，但也應該承 認，他們開始參加民運時，面臨的壓力並不大，有時不參加或想退出反而會有壓力 。他們在那種冗奮的氛圍之中，對隱藏於前面的危險看得並不清楚，常常「跟著感 覺走」。之所以如此，就是「公共空間」給人一種民主是大勢所趨的感覺，參加進 來沒什麼好怕的。若退回十年，情況就大為不同了。一個人想投身民主，可不是這 麼容易的事，其身家性命都可能朝不保夕，更不可能有八九年那麼多風頭好出。讀 讀劉國凱關於廣州民運的回憶就可知道，當時他為了投身民主，作了長時間的準備 ，甚至要練游泳、長跑，要跟共產黨一拼。要說民主覺悟，追求民主的勇氣，他比 八九一代的領袖哪一個差？但他仍要行動小心，而他們的民運也只能限在一個很有 限的圈子裡。為什麼？當時沒有公共空間，個人面對國家權力，得不到「公民社會 」的保護，而社會上也不可能有那麼多不要命的人敢投身民主，民運也就壯大不起 來。這方面，北外的教師梁曉燕講了一句實在話：「我之所以現在敢做敢當，就是 因為我知道現在的社會不同了，我付得起這個代價。若在過去，我就沒活路了。我 可能也不會做這些我擔不起的事。」 可見，啟蒙不啟蒙，並不像人們想像得那麼重要。關鍵問題是怎樣保持或擴 大「公共空間」，使民主運動有更多存活的土壤。回首八九，學生如果撤退，這種 公共空間可能會更大。因為如前所述，從八九民運以前的經驗看，學生與共產黨交 一次手，經驗和膽識就更大，認同感更強。況且，八九年學生第一次形成了自己公 開的組織，公共空間急劇擴大。當然，中共的報復、清算會更兇猛，但只要沒把它 逼到最後動武，它對學生就拿不出與以往有本質不同的清算的辦法來。至少，中共 的報復不會像六四以後這麼兇猛，「公共空間」所受的破壞也不會像六四以後這麼 大。如果當年柴玲等激進派能夠跳出對啟蒙的偏執來看問題，也許他們的決策就會 有所不同。 五、如何看待自身——請啟蒙者三思！ 把自己囿於啟蒙主義的窠臼，不僅會使人看不清事情的前因後果，而且也會 使人看不清自己。 啟蒙者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把自己，或把自己這一群人，看成是鐵屋子裡 唯一的清醒者，這無異於一下子取消了別人說話的權利，使自己具有至高無上的道 德優越感和把握最後真理的自信，聽不進別人的建議，更容不得別人的批評。這樣 一番自負，又被他們從共產黨的教育中所接受的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所加強。按照這 種進化論，人類不斷接近於對最後真理的認識。以中國的近代思想的演化為例，中 國人尋求自強，在認識上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開始要學西方的船堅炮 利，後要「中體西用」，再後來是改革憲政，最後終於徹底明白了。要搞「文化革 命」，創造新文化，改造國民性。這樣一個過程，是一個越來越徹底、越來越正確 的認識進化過程。 這套思想進化論，至少對激進學生的思想有一種暗示作用。開始，他們是以 啟蒙者自詡，並把知識界的前輩，引為自己的老師和同類。隨著運動的發展，他們 發現，他們為中國的民主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自己成為舉世矚目的中心， 同時，對下一步如何走，知識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將如何對待這些人呢？他 們似乎突然恍然大悟：經過幾十年的啟蒙和曲折的歷史經驗，中國終於進化出他們 這樣一代人——對民主的信念最為純粹，最有獨立的人格，對專制的抗議最徹底， 歷史已將偉大的使命放在了他們的肩上。 雖然王丹等有過一些民運經驗的人急於從更有經驗和見識的長者那裡尋求建 議和指導，但那些過去毫無民運經驗、也未深入思考過民主的問題的激進派，不僅 一夜徹悟到民主，而且徹悟到他們自己就是歷史的火車頭。他們過去的老師，已開 始被歷史淘汰了。這也就很好理解柴玲為什麼如此專橫地譴責她所謂的「一些什麼 人物、名流」了。她不僅拒不承認前人的經驗的價值，甚至認為這些人已成為歷史 進化的障礙，只有她代表著歷史的進步。 現在也該是重新審視這些人的歷史角色的時候了。 前文已經提到，在專制社會中投身於民主運動，在沒有「公共空間」時最危 險、影響也最小；在有「公共空間」的情況下，最安全，影響也最大。這就造成了 筆者在其他文章中所提出的「歷史胡亂地論功行賞」的現象。 我們可以把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作一個對比。在七十年代，中國的民運剛剛 起步，社會對民主很少理解，也很少注重，整個社會還在毛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牢牢 控制之下，除了清一色的共產黨的宣傳品外，像樣的書也找不到幾本。這時不要說 投身入民運，就是意識到民主的價值也屬難能可貴。若在此時投身民運，不僅需要 長期的、帶有反叛性的獨立思考，而且需要冒著比八九一代學生領袖大不知多少倍 的風險。因為此時社會不那麼關心民主，對搞民主的人也不那麼理解和同情，你搞 民主，政府要抓你要容易得多，因為沒人在乎，老百姓不拍手稱快已算不錯了。可 以想像，當時投身於民主事業的人，需要更多的勇氣、更大的犧牲、對中國社會更 深入的思考，更強的特立獨行的膽識。而正是這些人，從四五運動、民主牆、競選 ……一步一步地利用時代所提供的機會，為中國社會創造越來越大的「公共空間」 。 到了一九八九年，民主在社會上已成為一種時尚，書上、報上無處不談民主 ，連共產黨也談民主。而這時的「公共空間」，至少在高校已初具規模，對投身於 民主事業的學生有著有效的保護力。一個學生，要決定投身民主，再不用徹夜難眠 ，把身家性命等等利害都權衡再三。一些很少思考民主問題的人，憑著年輕的正義 感，「跟著感覺走」，便可以走入民主的行列，甚至成為領袖。而全中國、甚至全 世界，都注視著這些民主鬥士，為他們的一舉一動而歡呼。這讓共產黨如何下手呢 ？你即使破壞了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國事活動，當著國際社會往這麼一個大國的臉上 吐痰，共產黨一時也沒辦法。應該說，在專制社會裡搞民主，此時相對而言是最安 全、最不需要勇氣的時候了(我當然不是說學生沒冒風險，沒有勇氣)。這時的學生 領袖，常常沒有經過嚴酷現實的篩選，沒有經過對中國社會長期、深入的思考，對 作為自己的對手的共產黨，也缺乏瞭解。而這些人卻得到了更多的榮譽，獲得了世 界更多的注意，對歷史也似乎具有了更多的發言權。 在歷史的這種胡亂地論功行賞的過程中，歷史的發言權落入了這些年輕人手 中，譬如柴玲，她就可以如此輕而易舉地指責別人「為達到個人目的，玩著自己的 一些交易。」她似乎從來沒想過，她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研究生，一兩個月之內便成 為八九年世界級的政治明星，這個過程是不是太短暫、太容易、代價太小了？她似 乎忘了，她的舞台，她所享受著的公共空間的保護，是什麼人付出了什麼代價才建 成的。如果她不是被這突如其來的榮譽與擁戴沖昏了頭腦，她也許會多想想她何以 能如此輕鬆地成為民運的領袖，她也許會多聽聽更成熟的前輩的意見。事實上，在 她這一代學生領袖中，最有民運資歷的王丹，反而最願接受建議和指導。 六、專制與民主：一步之差 如果把中國的民主運動比為一場大戲的話，柴玲一代人正好趕上了這大戲的 最後一幕。他們一夜之間，獲得了對歷史的發言權，人們的心，跟著他們的一舉一 動而跳動，正義與邪惡，全由他們分派。然而，他們如此輕易地獲得了這種地位， 並不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了無於倫比的貢獻，而在於他們生逢其時， 成功地製造了事件。結果，八九一代學運領袖在海內外的知名度，在整體上遠高於 他們七十年代的前輩。一時間，他們似乎有著更大的權力來裁決歷史。 但是，這種對歷史的發言權，失去也許會像得到時一樣容易，因為其本身就 有某種虛假性。筆者一年多以前自大陸來美。海內外的朋友常常告我，民運的名聲 不佳。這是句大實話，但似乎並未道出民運真正的危機。以筆者個人在大陸及美國 留學生中的經驗，所謂名聲不佳還算好的，至少有人恨你，對你傾注了感情。而事 實上，最糟的是很少有人談論你，覺得你已是一種被拋出歷史進程之外的人。在許 多人眼裡，民運不過是在自拉自唱，沒事瞎忙而已。在這種情況下，若民運的領袖 們還以為自己握有對歷史的發言權，那麼早晚會被歷史所嘲弄。 為何會如此？因此八九那一代年輕的領袖們，他們所獲得的地位，並不是他 們長期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奮鬥的結果。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經驗、認識，未必比得 上那些他們試圖去啟蒙的老百姓。但八九年他們碰巧趕上了這個潮頭，被推上了浪 尖。如果他們把這一段多少有點偶然的經歷當作自己生活的一個新起點，好好研究 中國的問題，反省自己過去的得失，他們是完全能繼續參與中國的民主進程，並作 出自己的貢獻的。然而，由於遠離本土，啟蒙的心結使得他們把自己自我封閉起來 。他們似乎還沉浸在自己永遠壟斷著對歷史的發言權的幻覺中。別人對歷史提出的 解釋稍稍不對自己的胃口，便是「一個有親共歷史的人為了牟取商業暴利推銷自己 的紀錄片……硬要把歷史的黑白顛倒過來。」柴玲也不好好想想，《天安門》一片 是在民主的社會裡上演，製片人不可能憑借強制性的政治權力把自己的片子硬塞給 公眾。若是這樣一個片子真能夠「牟取商業暴利」的話，那豈不說明公眾對這樣的 片子盼之已久，對你柴玲從心底已經厭煩了？真若如此，你柴玲何以還自認為能壟 斷對歷史的發言權，歷史的黑白可由你或你的支持者們說了算？ 大多數人都希望尊重歷史，但不可能按某個人的意志去尊重歷史，這就使對 歷史有多種解釋成為了必要。那麼多人參加了民運，那麼多人付出了代價，他們都 有權對歷史提出自己的解釋。事實上，以筆者個人有限的經驗，對柴玲不滿的人不 在少數。準確地說，這種不滿在國人中還相當普遍。即使在認同民主、自由，同情 中國民運的美國學術界，對八九民運也有著非常普遍、尖銳的批評。難道大家都瞎 了眼了？難道《紐約時報》也會參與某種陰謀，為中共開脫責任？ 啟蒙者若總是認為自己是唯一醒著的人，別人的聲音最多是昏睡者的夢話， 那麼就很可能不自覺地走向專制。因為啟蒙者總認為自己是先知先覺，自己代表著 歷史，自己以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任勞任怨地為了拯救他人而工作，「橫眉冷對 千夫指，俯首甘為儒子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等等。他們滿有理 由期待，終於有一天，這些被拯救者會認識到他們的英明，感戴他們的拯救之恩。 可是，若是這一天總也不來，被拯救者們並不領他們的情時，他們就開始「哀其不 幸，怒其不爭」，於是國民性要改造，全國人民的腦筋都要洗一洗了。 回過頭來說柴玲。由於如今六四尚未平反，人們仍把柴玲當成受害者，有不 滿也都自覺不說。而有幾個人想為歷史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柴玲便已經委屈得不 行了。但六四平反後會是一個什麼情況呢？你指望國人會把你當成為民請命的英雄 歡呼回去，但也許與這種期望相反，因為不再把你當受害者了，於是把對你的不滿 直接渲洩出來，說你當年的立場導致了別人的流血，又用別人的鮮血為自己贏得贊 譽，而且心胸狹窄，不學無術，容不得不同的聲音，對中國的現實一無所知，對中 國的未來沒有預見和把握能力，等等，等等。要記住，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公眾最 喜歡把一個公共人物的看不見的內在道德動機往壞的方向猜。你覺得不公平嗎？也 許。但公眾這種傾向，這種政治文化，卻是一個民主社會得以奠定的基石之一。到 那時候，你柴玲將怎麼想呢？你也許會想：什麼？！我當年歷盡艱難，死裡逃生， 難道是為我自己嗎？我還不是為了拯救你們？可如今，你們不僅不領情，反而恩將 仇報，罵我只顧自己出風頭，有個人野心，早知如此，當年我何不少管閒事，安心 讀書，現在說不定也是個教授、名流，這豈不更好？你也許還會進一步想，看，中 國人就是愚昧無知。我為拯救他們付出了如此大的犧牲，他們反想吃我的人血饅頭 。他們的靈魂實在需要改造，要不惜一切代價，對他們徹底洗腦，洗掉那些落後的 思想，否則中國就沒希望了。 我這樣說，並非捕風捉影。許多啟蒙者，都順著這種思路變成了專制主義者 ，這是可以證諸歷史的。五四時代「改造國民性」的主張，與共產黨後來的思想改 造，內容雖大不相同，甚至根本對立，但其中基本預設是一樣的，即把給人們洗腦 、換靈魂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必要手段，全國人民要按某些掌握了最後真理的人們 規定的方式去思考問題，前文提到的姚勇戰，現在就已公開講中國人不爭氣，中國 人不如這國人、那國人。這頗能反映一些民運人士的心結。其實，以筆者看來，並 非中國人不爭氣，而是中國人不給民運人士爭氣。八九年以前，中國沒那麼多民運 明星，但國人關心國事，同情民運，對民主運動的同情、關懷乃至參與的程度遠比 現在高。而八九以後，民運明星佈滿天空，但國人政治淡漠，民運鬧來鬧去，越來 越趨向於自拉自唱，和中國人的生活離得越來越遠，民運人士在八九年前和國人那 種密切關係，已被腐蝕得差不多了。這種狀況，本應促使民運人士好好反省自己的 過失。遺憾的是，現在不少人似乎哪方面的話也聽不進去，一句中國人不爭氣，把 自己徹底和民眾隔絕起來。一個民主社會，要求政治家傾聽選民的聲音，表達選民 的意願，否則就是政治自殺。而那些「唯我獨醒」的啟蒙者，總盯著民眾對自己的 啟蒙有沒有反應，給不給自己爭氣。如不爭氣，就證明他們愚昧，還沒睡醒，需要 進一步啟蒙、喚醒。如果不管你怎麼說，怎麼喊，他們還是沒反應，那麼也許就有 必要對他們用「軍政」、「訓政」嚴加管教了。我真是擔心，有朝一日，柴玲等人 凱旋而歸時，發現等著她的竟是與她的期待截然相反的東西。那時，她這位民主的 鬥士會不會感到自己被民主所嘲弄，會不會因此而變成一個權威主義者？因為民主 與專制之間的距離，有時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樣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