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中國社會之公正 ——項小吉採訪記 亞 衣 項小吉，八九民運時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的招集人，現任中國民聯副主席， 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秘書長。一年前，他在紐約曼哈頓最繁華的商業區，臨近華爾 街處開設了一家法律事務所。七月三日晚，項小吉在自己的事務所中接受了記者的 採訪。 對話—談判：從做碩士論文到參加八九民運 亞：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事件以後，不少當時的學生領袖被迫流亡海外，您是其中 之一。公眾對於你們這些人的情況一向比較關切。我想先請您對自己以往的經歷作 一個介紹。 項：我是在江西南昌長大的。父母在江西師範大學教書。我在高中畢業以後做了一 年翻砂工人，然後當了三年初中代課老師。一九七八年考上安徽大學外語系，畢業 時獲文學學士學位，以後就分配到南昌，在江西財經學校當了四年英語教師。一九 八六年考進中國政法大學做碩士研究生。一九八九年我正面臨畢業，碩士論文都准 備完了，後來就出現了學生運動，發生了六四事件，我的學業也就中斷了。 亞：在八九民運中，您參與的主要活動是什麼? 項：我當時做的碩士論文的題目是關於聯合國和平解決各國爭端的，我的研究方向 也是搞國際法當中的談判問題。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在八九民運中參與組織了 高校學生的對話代表團。對話團是在五月三日成立的，北高聯在北師大組織了一個 成立會議，各校派代表參加，我和周勇軍是代表政法大學去的。我在會上談了怎樣 組織對話團和談判對話的提綱，在場的各校代表覺得比較好，就推舉我出來做對話 團的招集人。 亞：建立學生對話團的構思最初是怎樣提出來的? 項：最初是在四月二十九日學生代表與袁木、何東昌的電視直播的會議上，我公開 提出了建立對話代表團這個建議。我談了代表怎麼產生和討論的程序問題，確定談 的具體內容、地點、雙方的人數，然後再進入實質的談判等等。我當時運用了學到 的一些法律知識，大家反映熱烈，這些內容在當時報紙上都登出來了。北京的很多 老師和學生對我的發言反映都很好，全國各地也來了很多信，政法大學還為我專門 設立了一個信箱，每天有一大堆信件。 我的專業就是研究談判，包括談判的會場佈置等等。五月十四日對話的會場就是 我佈置的。當初統戰部佈置的會場不是那個樣，而是前面一排由政府領導坐，面對 的幾排是學生的座位，就像會議會場一樣。當時我對統戰部的人說，這個會場佈置 不符合談判規則。應該是一個長條桌子兩邊對坐，中間擺一排麥克風。我當時還畫 圖給他們看，應當怎麼坐，怎麼擺。他們接受了我的意見，馬上重新佈置會場。後 來《人民日報》登出來的照片就是重新佈置的會場。當時對話代表團的談判活動真 同我學的專業有點關係。 亞：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對話」總還是八九民運的一個重要內容。您能不能談 談當時學生與政府當局進行對話的出發點、目標與過程? 項：平心而論，八九民運開始是一個和平的，以改良思想為主導的自發的群眾運動 。有些提法是後來追加上去的，比如「打到李鵬」，「打到共產黨」等等。學生並 沒有這個計劃。學生起初可以說是無組織、無領袖、無計劃，只是覺得政治改革要 繼續下去，對胡耀邦的處理不公正，無非是這種想法而已。當初提出來的口號就是 對話，大量的錄像帶、照片都是以對話為訴求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通過對 話來擴大民眾的活動空間，尤其是在外地省份民眾對北京學生訴求的瞭解上，起了 一種推廣的作用。我當時主張成立一個組織，一個學生組織的對話團體，這個團體 是有綱領的，有組織的，也可以說是有領袖的，是有主持人，有人出面負責的。我 想有這麼一個團體經常與政府溝通交涉，不是搞一次動作，作一錘子買賣，而是長 期談下去，那麼對各行各業就會有推動作用。如果堅持三個月，效果就不一樣，工 人、幹部都會起來倣傚。 後來絕食起來了。絕食對於使政府同意對話起了壓力作用；但是絕食和對話的二 者關係沒有協調好，事情就沒法做。好像在談判桌上和戰場上，你這裡在談，他那 裡不斷地打，就談不下去。要談談打打，任何政治都是這樣。戰場要配合談判桌， 而不是談判桌配合戰場。目的是要談出東西來。如果絕食活動配合談判桌，就會有 結果。五月份對話團的出現，是學生運動有計劃、有組織和成熟的一個標誌，很可 惜這種進步一下子倒退了回去。 亞：六年之後回過頭看看，從總結經驗的意義上來說，您覺得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哪 一點? 項：一句話，當時要是能夠沿著對話這個路子走下去的話，也許可以避免後來那麼 大規模的死亡。當初我並不知道對話中斷的原因，事後才知道有一些人在破壞對話 ，不停地去打斷對話。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學生都一下子跑到統戰部來了，他們說 電視裡看不到對話場面，我聽了很生氣，就當面問閻明復，說好轉播的為什麼不轉 播?閻明復也很生氣，當場把中央電視台的人叫來問，結果電視台的人說，他們錄像 帶錄好一盤就送出一盤，可是他們的吉普車出不去，錄像帶送不出去，因為談判處 被學生圍得水洩不通了。 當然，說起責任有不同的層次，有人要負法律責任，有人要負政治責任，有的要 負道義上的責任，包括個人或組織、團體。團體的頭頭對團體要負政治責任。在殺 人者的法律責任沒有清算以前，就要來追究一些人的政治甚至道義的責任，有些人 就覺得難以接受。這裡有時間順序的問題。有人說撤與不撤當局都會殺人，這話有 不妥之處，即使撤與不撤當局都會殺人，但後果決不一樣。死人的數量會不一樣， 死的對象會不一樣。撤的話，可能一些領袖會作出犧牲，不撤的話，是別人在犧牲 。 亞：歷史已經過去，那麼在您看來，「對話」這種方式，在未來爭取中國民主的活 動中是否還有它的價值? 項：對話、談判、協商這三種形式的溝通，各有它不同的特點和要求。從談判學上 來講，「談判」往往是在對立面之間進行，「協商」通常是盟友之間，在對外之前 內部先進行，而「對話」是介乎於談判和協商之間的一種形式。在八九年六四以前 ，整個形勢既不表明學生和政府之間的對立，也不表明學生和政府是什麼盟友，所 以大家選擇了對話這個形式。在今後，如果要對話，雙方的關係必須不是敵對關係 。不過八九的流亡者已經無法與李鵬政府對話了，關係早已破裂，什麼時候才可能 再開對話呢?十年、二十年以後，當這個政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領導人換了好幾波 ，整個氣氛、環境不一樣了的時候，可能進行對話。國內的王丹、劉剛他們現在也 不可能與李鵬他們對話。在中國，要有一種獨立自主的工人、農民、學生組織存在 時，才有可能與政府進行對話。而現在的中國缺少這種獨立的，但是不處在與政府 公開對立地位的組織和團體，缺乏這種條件，沒有對話環境。 法學—憲政：為了中國的社會公正 亞：據我所知，六四鎮壓以後您在國內還有一段逃亡史。對此您是否願意作一些回 憶。 項：六四鎮壓之後我不得不離開北京。六月下旬，我先到了廈門大學，然後從廈門 坐船到廣州，在廣州三元裡住了差不多兩個月。很巧，今天是七月三日，正好是六 年前，一九八九年的七月三日，我去佛山想找份工作躲起來。但在佛山找不到工作 ，住了一個晚上，七月四日回廣州，在火車站買了一張《南方日報》。我在報紙上 看到一個招工廣告，保安的一個公司委託廣州某公司面談招人。我就直奔面談的那 個酒店，當時就被錄取。我就在那裡一個外貿公司工作，每天作一些英文翻譯，把 業務報告、報表從中文寫成英文，工作挺舒服。不久香港方面派人跟我聯繫，「驗 明正身」，確定我是項小吉。後來就派黎沛成、李龍慶兩位前來廣州營救我。我現 在還保留著那個接頭暗號，就是匯豐銀行的鑰匙鏈。香港人真了不起，事情做得非 常周密。黎、李二位後來在試圖營救陳子明時被捕，被中共當局判處四年徒刑。 八月份我到香港，那時國際上的救援中國民運人士的高潮已經過去，許多國家已 經不接受了。我是第一批由美國政府接受的。前面幾批都是到法國去的。十一月份 我到達美國。 亞：請您談談出國以後您主要的活動。 項：到達美國的第二天，朋友就帶我去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他馬上帶我見 法學院愛得華教授。我表示要進法學院讀書。開頭幾個月我也沒有打工，就在家裡 準備考試，後來就進了哥大法學院，獎學金由其它基金會提供。在法學院學習時功 課很緊，主要學習西方的憲政思想，從古典到現代的。從洛克、孟德斯鳩、盧梭、 到現代西方民主制度選舉、分權、司法獨立、審判，這一段時間的學習是我一生中 所學知識最密集，收穫最大的時候。畢業以後在哥大法學院中國法研究中心搞中國 憲政研究。一九九二年我才加入中國民聯。 亞：近幾年來您主修的是法律，聯繫中國大陸極不完備的法制，您有什麼感受? 項：我原來學英美文學時，喜歡描述性的浪漫的作品。後來上研究生改學了法律。 來美國以後在法學院接受的訓練使我不僅在知識上，而且在思維的方法上，甚至包 括對人的態度上都很有幫助。我想這種知識用在民主事業上是很有意義的。來美國 的中國人很少有我這樣的機會，所以我覺得我所學的這些東西，應該用在中國的民 主事業上。唱高調一點說，這些東西不是我的。我得到了香港人民的營救，得到了 一些基金會的幫助，今天能夠在法學院畢業，能夠瞭解人權憲法，我覺得我應該把 這些東西用於中國的民主事業。我既有參加八九民運和逃亡的經歷，又在中國和美 國接受過法學教育的經歷，同時具有這幾種經歷的人很少，我應該在這方面多作些 事情，我也相信自己能夠起一些帶動作用。 西方憲政主義思想對中國未來的憲政建設有值得借鑒的地方。如果有機會我要在 中國作些普及工作。當然對中國老百姓來講，光從學術上說不行，要用實例來說明 。就以「自由」來說，它是憲政的主要內容，那麼什麼自由呢?就要說得具體一點， 說「選擇自由」，比如一個人選擇作文盲，選擇吸毒這些「不妨礙他人」的個人自 由時，它與社會進步發生了對立和衝突，怎麼辦?這些就要通過辯論讓公眾瞭解現代 的憲政理論。 亞：在這方面，您有些什麼具體的設想? 項：從大前提上，我認定人權是一個普遍原則，認定民主制度比寡頭制度、君主制 度要好。有了這兩種認定，我就願意為使中國人民更早一點認識這種制度，瞭解這 種權利，享受人類這種現代文明的民主制度而做點普及教育工作。我覺得中國人也 配享受這種制度，不是像有些人說的不配享受。從另一方面講，這個東西又很遙遠 ，達到這個目標又很難。我今年三十八歲，不知道我這一輩子能不能看到這種制度 在中國實現。但是沒有關係，說消極一點，是「知不可為而為之」。社會總是這樣 ，一代一代去做，不一定在我手裡做成，但是在我老得不能動的時候，回過頭來想 一想，我做過了，盡了心了，心中就會得到安慰。我覺得人類總是一代又一代地為 社會公正而努力的。比如我父親，一身坐過三次牢，在國民黨時期被關過兩次，在 共產黨時期被關過一次。說起來原因都是一個，在國民黨時期他看不慣國民黨的做 法，在共產黨時期又看不慣共產黨的做法。(亞：屬於「不平則鳴」這一類。)是的 ，為求公正，一代一代去做，不一定是轟轟烈烈，憑自己的良知就可以了，能做多 少算多少。 亞：根據您的瞭解，西方國家的，比如美國的法律制度和條文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是否有一種很好的借鑒作用，或者說有的就可以照搬過去? 項：是可以照搬的。從廣義上講，他們的經驗放在哪裡都行得通，只要有經商行為 ，就行得通。西方現代社會的管理制度是在它不斷吃了虧，得到了教訓以後積累起 來的。很多中國人到美國來一看，覺得美國的發達就是高樓大廈，就是物質生活豐 富，其實不然，美國發達的地方是它的管理的科學性，管理的正義性。我對這點很 有感慨。上次我參加法學院校友會，看到那一幫人。我就想，如果把這些人放到中 國去，到一個省去參與管理，這個省馬上就會變樣。管理是很有技巧的，從一個地 鐵站的管理，一個超級市場的管理到政府部門的管理，都很有講究。 亞：能不能從美國的商業法規來具體說一說? 項：比如說專利法和知識產權法，包括專利的審批，專利的標準等等，中國人對這 點不大瞭解。其實這是帶動社會進步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它保護和鼓勵了個人的 首創精神。如果我創作一個曲子，得不到什麼錢，而唱那個曲子的得到很多錢，依 據社會調節，那麼作曲的人就少了，到酒吧去唱歌的人就多了。中國和美國經常在 知識產權上發生衝突，是因為美國很重視這個，電腦新版本的推出包含有多少辛苦 的勞動在裡面，如果你重視這一點的話，就有更多的人在技術革新方面動腦筋。我 覺得在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法律，基本上可以照搬。中國今後應該重視這個問題。當 然如果這種法律在中國推出的話，就會有一批問題，涉及到產權劃分。比如「作協 」，「文聯」這些既限制自由創作，又模糊知識產權歸屬的機構也許就應該解散。 革命—改良：前提是立法公正 亞：記得您曾經寫文章批評過那種主張在中國大陸進行「合法鬥爭」的觀點，請您 談談在這一方面的見解。 項：我記得我寫過的一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的法律應當遵守嗎」，題目是報紙的 編者加的。其實對於一個現成的法律體系來說，不能籠統地講遵守還是不遵守。記 得中國有四句關於法制的口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 我說在這四句話前面首先必須加一個前提，那就是「立法公正」。如果立法本身不 公正，為什麼此法必依?比如中國刑法中關於反革命罪的條文，就不公正。既然立法 不公，如何要求大家「合法鬥爭」?在公民權利問題上，我覺得對已有的權利要抓住 它，利用它，鞏固它；對於應該有而尚未有的要去爭取它；對於不合理的要去推翻 它。法律不可能每一條都是血淋淋的，所謂「憲法是微笑的」就是這個意思。問題 在於統治者是否按照法律去做了。在中國當權者不按照法律去做的情況下，硬要小 民百姓全按照法律去做就不合理。 亞：依照您剛才說的，對已有的權利要充分使用，那麼現在中國憲法中規定的很多 自由，例如集會、遊行、示威、結社等等自由權利，人們還是應當去爭取的，這也 是合法鬥爭。 項：問題是這些權利即使它被堂堂正正地寫在憲法上，還是行使不了，那怎麼辦?這 就涉及到對中國的憲法究竟是「修憲」還是「制憲」的問題了。如果一個憲法的根 本原則都有錯誤的話，那就是制憲，從頭來過。實踐證明了所謂的「合法鬥爭」在 中共的獨裁製度下是行不通的。如果人們反反覆覆去做，總不成功，那你會怎麼想 ，怎麼做?在國際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是寫在聯合國憲章裡的，但是當和平手 段用盡時，怎麼辦?人們也並不排除使用武力。 亞：您的意思是不是說並不反對合法鬥爭，但不要限於合法鬥爭? 項：當然。或者說是要看清楚這個合法鬥爭路子走下去會有什麼結果。我注意到， 那些主張革命的人從來不排除和平手段，但是那些主張改良的人卻排斥人們革命的 權利。我主張和平，主張改良，但是我同時承認人們有革命的權利。就是說在主張 一種方案時，同時要承認另一種方案的存在。可是有些人就是主張一個，排斥其它 。他們把自己的想法理解為理性，我則把這種想法理解為是一種「奴性」。 亞：對於最近中國國內一些知識份子進行的合法的上書情願活動，您持何種看法? 項：我覺得做得非常漂亮。許良英先生他們的這次上書，可以稱之為是中國知識分 子的的《獨立宣言》。那個措辭，口氣，表明中國知識分子站起來了，如果要說對 話，那才叫對話，這是一種與當權者站在平等、獨立地位上的對話，讓人看了肅然 起敬。 亞：海外有些人一直對中共黨內的「明智有識之士」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且明確指 稱一些頭面人物為「黨內憲政民主力量」的代表。我想知道，根據您的研究，第一 ，中共黨內上層人物中有沒有這樣的憲政民主力量?第二，如果有，他們會起到什麼 樣的作用? 項：說起憲政民主力量，共產黨內一定有，領導層中也會有，高級領導層中有沒有 ?也會有，只是在當這種憲政民主思想與他們的利害關係相衝突時，他們會表現到哪 一步的問題。對於這種人，在中國民主運動中應當爭取，決不是排斥和清算。但是 他們不是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主要是靠民間的、靠所謂體制外的 力量起主要作用。 亞：從憲政民主的角度看，您認為中國大陸這幾年是否有所進步，或者說，在政治 生活中，講究法律、法制的成分是否要比以往多了一些? 項：我不想用「進步」或者「退步」這樣的詞來表達大陸的情況。我覺得似乎是更 加混亂。經濟建設有變化，但是從整體上說，能否據此就說國家進步，我表示懷疑 。在老百姓人權的意義上並沒有什麼改善。經濟看來有些繁榮，但是繁榮的公正性 如何，代價是什麼，分配是否合理?它所造成的社會新的不公正，造成的生態和資源 的破壞會給未來民主社會帶來更大的困難?原有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問題更多，綜 合起來說就是更混亂。 亞：從耗散結構理論看，一個系統在越過「混亂」之後，會達到遠離平衡態的新的 有序結構。 項：混亂可能導致進步，但是混亂不一定進步。美國有一句話說得好，no justice ，no peace。沒有公正就沒有和平。不平則鳴。共產黨把「鳴」看成是亂，說「穩 定壓倒一切」，當然是不對的。對老百姓來說，還要加一句：no fights， no rig hts，沒有鬥爭就沒有權利。 亞：不過在現今大陸的實際生活中，講求法制和法律的事實畢竟比以往出現得多了 。 項：在經濟上的法規比較多，但是也無法突破公有制的框架。企業法、證券法、破 產法，在具體法規上還是做了一些事情，說明國內有了這種需要。「行政訴訟法」 也是破天荒的，民眾可以告公安局、告政府了。不管效果怎麼樣，虛偽總比粗魯好 ，掛羊頭賣狗肉總比掛狗頭好。比如人權，以前根本不提，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都設立了人權研究所，還出了一本書叫《世界人權約法總覽》，畢 竟羊頭掛了起來。 法制—教育：願望是二者相結合 亞：我們都不想對未來算命，但是有一些設想還是正常的。您有沒有設想過將來回 中國去開一個這樣的法律事務所，或者在未來民主中國政府中擔任一個司法部長， 在政治舞台上做一番事業? 項：這種事情聽其自然。在中國開一個法律事務所，作一個律師，對社會的公正性 可以有很大作用；在政治舞台上做一個好的政治家，影響力、影響面會更廣更深， 對社會發展、社會公正也會起更大的作用；但就我個人興趣來說，我更願意作一個 教師。我想我控制不了一個電台或電視台，但我能夠佔據一個講壇，這樣也就不錯 了。一年若有五十個學生，十年我就有五百桃李。我們一家都是作老師的，父母、 姐姐，我自己也教了很多年書。教過小學、初中、大學。讀研究生時在政法大學也 教了一年書。我覺得佔據一個講台很有意思。我有時回想自己作過的事情，覺得做 教師最愉快。平時可以跟青年在一起，從他們那裡汲取一些新的東西。假期還可以 旅遊。 亞：說起中國的法學教育，據您所知，在中國大陸的法學教育中有沒有憲政的課程 或專業? 項：有憲法學，但是教材中強調法律的階級性，所謂法律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原則。 這種提法本來是馬克思批評早期資產階級法律的話，現在成了共產黨為自身的行為 辯護的理由。在中國的法學基本理論中至今還在強調這一點，還在從階級性上講法 律的本質和基本淵源。 亞：看來如果您回國去做法學教師的話，得先將教材改變。 項：大家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強調法制的重要性，把這兩者加起來，法制教育尤為 突出。中國的法制教育、法學教育的改革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如果我有機會 回到中國的某一個大學法律系或法學院作教師，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既滿足了我當 教師的癮，又滿足了我推行民主法制的理念，我的第一件事情也許就是編新教材。 亞：您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主持律師事務所的情況? 項：事務所開了一年，現在生意比較忙，主要是幫一些中國公司在紐約註冊。為他 們找一種最合算，最經濟的辦法。對剛從大陸來的企業家來說，他們需要這種服務 。大陸在這邊的公司越來越多，原因不光在於經濟發展，不光是它有這個能力向外 拓寬市場，還有一個政治背景。可以從中看出很多問題來。我跟這些客戶打交道， 他說在大陸沒有安全感。無論是個體戶，集體企業，還是國營企業；無論是民間的 ，或者是幹部子弟搞的，到國外來不光是經濟上尋求發展，還是在尋找退路，把家 屬搞出來，把資金轉移出來。這些人對政局沒有安全感，沒有穩定感。 亞：在您的客戶中是不是有屬於官商背景的企業? 項：有。但是大多是自己摸爬滾打起來的，往往是這種人對政局更沒有安全感。 亞：現在這些人有可能到國外來發展，從這一點上來看，是不是一種進步。 項：可以這麼講。從經濟的寬鬆度來說，中國現在要比以前寬鬆多了。當然在這些 人當中，有人急於往外這麼做，原因是我前面講到的，想對外發展，拓展業務，這 是官冕堂皇的理由。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們心裡對國內政策變化不放心的一種考慮 ，於是急於將資金轉移，將家屬安排好。可能還有第三個理由，那就是這種公司的 發展和這些人的致富過程並不那麼完全合乎法律，那麼乾淨。可能這三層理由都在 裡面起作用。 亞：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一些人把原來的所謂「國營」的「全民所有」的企業通 過各種方式轉變成了私人所有的公司? 項：應當說這是最不清楚，最使人頭痛的問題。我接觸過很多公司，國內公司派出 來的分公司經理、總裁，在外面做了一段時間後不做了，自己成立公司。為什麼呢 ，他在為原來公司做的過程中瞭解了市場，有了經驗，有了固定的客戶，於是他就 從中資公司退出來，自己開公司。還有一種情況，他在中資公司做總裁的同時，自 己暗中註冊一個小公司，拉兩個哥們，安插在裡面照管著，對有利潤的生意，他就 用自己公司名義做；對沒有油水的合同和生意就用國家公司的名義去做。這樣他自 己就肥了，國家公司經常虧本也無所謂。如果查出有問題，國家公司要調他回去， 他就立刻辭職，他在這邊已經辦好了綠卡，家屬都已經在這邊了，原來的客戶和資 產也就變成他自己的了。 海外民運：大陸民運的聲援者 亞：這幾年您置身於海外民運隊伍之中，對於海外民運的現狀和未來，您如何看待 ? 項：海外民運的空間就是海外，這個空間決定了它的地位，它不可能是中國民運的 發動者、領導者，它只是大陸民運的聲援者和支援者。海外民運要堅持對國內長期 的聲援，起聯絡和傳遞信息的作用。對我們來說，借逃亡的機會學點知識，交點朋 友，籌點款，利用海外的條件，把在國內做不到的事情在海外做好，學習西方現代 的民主理論，法律體系，政治運作，把這一套學好了，就是起到了海外民運的作用 。說實話，在這個意義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當然每個人的條件也不一樣。 亞：在您接觸到的大陸來美人員當中，和您有同樣想法的人多不多? 項：很少。相當多的人比較自私，個人自掃門前雪。要他們拿出一點時間、精力、 金錢作點什麼就很難。不久前我在china twon 徵集簽名，站了一天，對此深有體會 。西方有句話，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此話不中聽，但有點道理。當 然這些話說多了也不好，反正我們從自己作起吧，再忙也要拿出時間、精力來做點 事情。比如今年六四紀念活動，我們前前後後準備了一個多月。有些人搭台時不來 ，唱戲時來了。很有趣。 亞：您是又搭台又唱戲。您這個辦公室還兼作民聯紐約分部的聯絡處，是嗎?謝謝您 抽出時間接受我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