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黨派分裂國家 ——紀念《馬關條約》一百週年 劉書林 一 自從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西方文明，滿清集團統治下麻木不仁 的中華民族，就像殭屍一樣迅速腐爛。四十四年後，尾大而顢頇的清國，被纖細但 堅韌的倭國，死死咬住不放，竟簽下舉世震驚的《馬關條約》。到今年，正好一百 週年。 還有良知的中國人，痛感喪權辱國的悲哀，又無力振作國家的頹勢，從此陷 入絕望而引起的精神崩潰中。由麻木不仁到迅速腐爛再到精神崩潰，也許是黑格爾 或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進化」，但這種進化，無疑是中華民族的浩劫。這浩劫 的象徵，是鴉片戰爭九十七年後的「南京大屠殺」。所以譚嗣同的自我犧牲，並非 庸人自憂，而是對南京大屠殺的預感。滿韃子砍譚嗣同的那一刀，在象徵意義上， 是南京大屠殺的第一刀。 《馬關條約》給中國帶來亡國甚至瓜分的厄運，一百年來的中國，還沒有從 《馬關條約》帶來的割地賠款的惡習中解放出來。甚至像毛澤東這樣的「英雄」， 也習慣於拿中國人民的血汗，向赫魯曉夫賠款，去償付莫須有的朝鮮戰爭的「軍事 貸款」。甚至像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也習慣於慷中國人民之慨，免除日寇的戰 爭賠款，這等於向日寇輸誠，給日寇賠款，比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有過之而無 不及。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民族還沒有從《馬關條約》造成的精神創傷和 精神崩潰中復原，還不能理直氣壯地爭做世界第一流國民。所以毛澤東這種自認氣 吞山河的傢伙，也不得不賣國求榮。否則，僅僅由於他先後賣國於蘇、日，就早可 發動起義，把這位隋陽帝二世，絞死在江都。 二 一百年來，在中國國家體制的前途上，也因此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理論與實 踐。一曰「分」，一曰「合」。「分」的主張從二十年代的「聯省自治」論到三十 年代的「紅色割據」再到現今「聯邦論」、「邦聯論」甚至「台灣獨立」、「西藏 獨立」等等，一般來說，它容易被在野勢力接受、利用。「合」的主張從「五族共 和」到「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到「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再到「一國兩制」等等，一般來說，它容易被執政勢力接受、利用。 為什麼可以「這樣武斷」呢？ 請看看以下事實：同樣一個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分」(紅色割據，建立世界 上第一個蘇聯衛星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合」(建立抗日民族聯合陣線，擁 護蔣委員長)→「分」(分裂國家，建立邊區人民政府)→「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 國，強調一個統一的中國是不能放棄的根本原則)等等。這些理論與實踐上的變化， 正好與它受壓迫→壓迫人的權力形態變化，完全吻合。 同樣一個中國國民黨，也經歷了「分」(驅逐韃虜)→「合」(五族共和)→「 分」(廣東政府)→「合」(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分」(獨立的政治實 體)等變化，這些理論與實踐的變化，正好與它在野→執政的變化，完全吻合。 由此可見，「分」與「合」的理論與實踐，至少在中國，經常是從屬於黨派 利益的，因而也經常是「工具理性」的。我們之所以避免說它「不真誠」，是為了 避免陷入「道德審判」的鬧劇。 既然如此，難道我們現在從事民運工作的朋友們，還要重複共產黨或國民黨 的老路，由於在野或是由於期待執政地位的黨與派的利益，就必須以分裂國家做為 理論與實踐的手段嗎？ 當然，主張台灣獨立、西藏獨立的理論與實踐，與上述為了中國進步而首先 分裂國家的理論與實踐，有所不同。因為前者是主張把台灣與西藏，從中國永遠分 離出去的。他們宣佈，這種分裂中國的努力，是為了台灣人民和西藏人民的最高利 益，因而是代表了「民族利益」，例如，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在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新著《新興民族》中，就斷言台灣民族是新興民族，應該像美國脫離英國那樣脫離 中國。而有些極端的台獨份子，更提倡「脫華論」，宣佈「台灣人」在種族、文化 上都與中國無關，併力圖為此尋找考古學上的證據。 但是，台灣人民和西藏人民是否具有當年北美殖民地人民那樣的要求，「不 獨立，毋寧死」，已經準備好，以一場犧牲慘重的戰爭，來贏得獨立？顯然沒有。 相反，民進黨人一直告訴台灣人民：台灣即使宣佈獨立，中共也不會武裝入侵。好 像現代技術條件下的台灣海峽，比十八世紀的大西洋更難逾越。這是為了謀取黨派 利益的政治欺騙，而不是為了爭取民族利益的負責行為。而西藏流亡社團一會兒說 要發動武裝起義爭取獨立，一會兒又說要和中共談判西藏獨立。實際上這兩條道路 都是死的。 第一，西藏人民和台灣人民一樣，根本沒有做好通過戰爭來贏得獨立的準備 。因此，違反台灣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和平願望，而一意孤行的推行台灣獨立、西藏 獨立的政治豪賭，顯然是基於民進黨和流亡社團的黨派利益，而不是基於台灣人民 和西藏人民的國家利益。 第二，中共和未來任何可能獲得穩定執政權的中國中央政府一樣，都不可能 同意台灣、西藏獨立，因為中國割讓台灣導致南京大屠殺的事實還歷歷在目呢。哪 個中國人，願意看到自己的姐妹甚至母親，在大街上被敵人扒光衣服輪姦，然後開 腸破肚，扔到陰溝裡爛掉？甚至連汪精衛都不願意，連汪精衛都是淪陷後才出來「 曲線救國」，而不是預先售賣祖國的領土。因此，要讓任何一個中國中央政府簽訂 城下之盟而不經過一場血腥的戰爭，是難以想像的。 那麼，在意欲分裂中國的理論與實踐中，有沒有真正排除黨派利益的考慮， 同時又真正是基於希望中國進步繁榮富強的「基於客觀條件的主觀善意」呢？ 也許有吧。在北京，我聽見一位熱愛中國的日本友人說，「中國的國家規模 太大了，因此就很難現代化。為了中國的現代化，而允許各民族獨立，甚至各省區 獨立，不失為一種合理的考慮。」當然我知道，即使連這位日本友人，也不會熱愛 中國超過熱愛日本，更不會主張為了日本的利益而廢除天皇制度，並把日本四島分 而治之……但我仍然願意在此，就他的命題做嚴肅深入的討論。 三 論者常把中國、日本兩國的'現代化過程」做比較，因而發現中國走了太多的 「彎路」……無怪輿論界常常哀歎中國國運不幸、「老是錯過某某發展機會」…… 然而，現代前夕的中、日兩國，社會結構確根本不同： (一)現代前夕的中國是與印度人、阿拉伯人，古代羅馬人、拜占庭人、巴比 倫人、埃及人相似的「大一統社會」。他們以各自的方式經過文化民族的階段，建 立並支配了當時當地的「世界帝國」。時至今日，帝國的主人大一統民族或消亡， 或沉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現代前夕的日本卻是與英、法、德、俄、西、意等歐洲民族國家以及朝 鮮、越南、東南亞佛教國家同時興起的區域性國家。他們沒有建立過同文同質的世 界帝國，他們是「前大一統的」文化民族。而其中，日本與歐洲尤為近似：它奉行 的「封建武士的制度」(完全不同於中國、印度、阿拉伯等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官僚制 )，和歐洲的「封建騎士的制度」，如出一轍。細心的讀者也可以發現，中國的先秦 社會，在進入大一統時代之前，以及其他大一統民族在進入世界帝國之前，也都奉 行類似的、真正意義的「封建制度」。(而不是共產黨所謂「反封建」意義的「封建 社會」。) 所以，中日兩國的現代化過程的不同，是基於上述不同的社會條件。 重要的不在於，現代中國比現代日本人口多十倍、版圖大三十倍，而且比日 本「老」了兩千年，即，在社會形態的發育上，超前整整兩千年！但這種先進，對 於它們進入現代化過程，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因為，現代文明恰恰是起源在相似於 日本的歐洲封建社會，而不是起源在相似於中國的大一統民族那裡！這個「宿命的 條件」，比「日本人的善於學習」更為重要。反過來說，所謂「東亞病夫」深刻含 義，並不是體質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古老東亞大一統的遺民」，對封建民族創造 的世界秩序不相適應，而淪為「有病的」。使之健身的方法，不是體育運動，而是 社會運動！ 顯而易見，中國要達到日本式的現代化(實為「西方化」)成就，就必須先使 自己完成：「從大一統帝國的舊遺產，向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性轉化」。這一轉化 ，若不採取奧斯曼帝國式的分裂、甩掉包袱，則只有通過「強制性的國家一體化運 動」來實現。事實上，共產黨和國民黨這七十年來的所作所為，是自覺不自覺地體 現了這一強制性的國家一體化運動，儘管它們的路線並不相同。「改造中國」的客 觀意義(而不論毛及其黨徒的主觀意識形態)，是把中國從大一統社會改造為現代民 族國家，是把中國從龐雜的世界帝國，改造為同質的民族國家。這個過程類似於違 反自然的愚公移山，所以充滿超巨量的血淚與大面積的滅絕。 擺在中國人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奧斯曼人的分裂、阿拉伯人的散漫、南 斯拉夫和蘇聯的內戰，還有一條是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德國——日本式的民族國 家。如果我們不甘心像過去的羅馬、拜占庭、巴比倫、埃及、印加那麼潰滅，而願 意為民族的生存、發展奉獻自己的綿薄之力，實際上並沒有「直道」可走，與日本 相比之下的「彎路」，也就成了「必由之路」！用一種頗為殘酷的說法，中國在現 代化過程中的每一次的「錯過機會」，都等於多給了中國一次改造自己國民性的機 會！ 沒有人能逃離「這劫難式的定數」。 ——「你不過問政治，政治也要來過問你！」——就是這劫難的宣言。現代 中國的居民，背井離鄉，甚至流亡他國，也無法擺脫這一劫難！因為你將很快發現 ，你的厄運就在你自己身上！因為你將很快發現，那些發達國家比中國更需要一個 現代民族的成員，而不是大一統社會的遺民。移民，並不能使遺民成為新民。 我們已經司空見慣，幾億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太平天國犧牲了數千萬；一九零 零——一九五零年的「武鬥」犧牲了數千萬；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八九年的「文鬥」 ，又犧牲了數千萬)，我們已經司空見慣，幾萬億財產的毀滅。過去了的痛苦，已經 淡忘；即將到來的痛苦，也會過去。中國，哪個現代國家誰像你這樣多災多難？沒 有。甚至俄羅斯也遠遠比不上。因為，俄羅斯沒有建立過大一統社會。而且，我們 是全世界現存的大一統社會中唯一沒有放棄成為現代世界一流國家的民族！這強烈 的反差，使我們的歷史遺產顯得格外沉重，相比之下，印度的負擔就輕鬆多了，因 為它的自強意識不及中國。 四 康梁當年反對孫中山式的革命，中國八十四年來的苦難歷程彷彿表明，康梁 的反對在「邏輯上」是多麼有理。然而，歷史不是按照他們的邏輯發展的，歷史也 不是按照一切書齋裡的理性發展的。歷史不是理性的，而是宿命的、受各種預先條 件嚴格控制的。用一句響徹二十世紀之寰宇的話說，「歷史有其自身的規律。」這 規律，乃是用鮮花和血淚，交織而成的。與八十四年來一切一蹴而就的想像完全不 同的是，中國革命遠遠沒有到結束的時候——今日之中國，彷彿一位躺在手術台上 的病人，他脫胎換骨的手術已經進行了八十多年，但，並沒有成功…… 現在，如果全面地停止中國革命的手術，回到康梁甚至洋務派的「中醫式的 調養」道路(如治標不治本的「經濟改革」或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改革」) 上對中國這位病人，已是「遠水不救近火」了。這對當今主刀的大師(如鄧小平、江 澤民)來說，固然是政治上的死刑；對病人，也無疑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運。所以， 最低限度地講，以天翻地覆的革命方式，解決中國問題「大革命時代」，將囊括我 們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紀的某時刻。我們現在只能抱著最好的希望，那時有一雙 強力之手起來，以水到渠成的功力，一舉結束先後綿延兩百年(以一八四零——二零 四零？)的慢性折磨。還我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 那時，有一個今日最天才的理論家都夢想不到的新國家將在中國大地上生長 起來，欣欣向榮，它是對中國人兩百年的翻土、耕耘、播種、勞作、苦難和希望的 回報。但是，它的纍纍果實，對那些只要中國分裂的人們，並不是安慰。 它拒絕以黨派利益來分裂國家，它把國家利益置於一切黨派之上，當然也置 於民進黨人和西藏流亡社團的黨派利益之上。在多種不確定之中，有一點是可以肯 定的：中國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二十世紀的混亂、貧困、與無能為力中。所以，希望 中國分裂、混亂、無能為力的願望，應該是會失望的。而在此前，我們已經司空見 慣的革命與戰爭不僅要重演，且會加大劑量地進行，以便為中國的革命劃上一個完 美的休止符！ 很久以來，有見解沒見解的中國人，都不約而同地默認毛澤東「偉大」(儘管 可以從「正反兩個方面」)；但我們說，中國要是出不了一個比毛澤東偉大的人物， 就無法清理毛的遺產，把中國引出革命與內耗的漩渦。要知道，靠毛的徒子徒孫或 手下敗將，是不可能清理毛的遺產的；他們連毛都「玩不過」，又怎能超越毛呢！ 我們，需要一位「反對秦始皇的英雄」，他決不做毛澤東那樣的「讚頌秦始 皇的末皇帝」！ 他知道中國必須轉變。當然是在統一的基礎上，因為離開了統一，中國只能 陷入內亂。 他知道自己責任重大。只有反對秦始皇並把手中的權力轉變為國家法理，他 才能一舉埋葬秦始皇到毛澤東的「兩千年不滅的大一統陰魂」！並使中國充分適應 現代主權國家利益至上的國際政治現實。那時，一個新型的中國民族國家，就能以 統一、富強、自由、民主的面貌，出現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