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二十二) 胡平 206、一張批判「對聯」的大字報 十月中旬的一天，十九中校園裡貼出了一張批判「對聯」的大字報。 作者是兩位高三(三)班的同學。一位叫王詩臣，中間家庭出身，早在初中時 就加入了共青團，另一位叫姚利華，父親是個老工人，但在「解放」前曾經和其它 一些工人一道集體加入過國民黨。由於家庭出身不夠純，兩人都沒能當上紅衛兵。 和大多數非純種紅五類的同學一樣，王詩臣、姚利華也因「對聯」的橫行而深感壓 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讀到了一篇北京高校造反派批判譚力夫講話的傳單， 大受鼓舞，於是寫下了這張大字報。大字報重申黨的階級路線是「有成份論，不唯 成份論，重在表現」；批評「對聯」的觀點不利於團結廣大革命師生，不符合《十 六條》精神。 這張大字報立刻引起了全校師生的關注。很多老師在私下向作者表示支持和 敬佩。同學中也有不少人贊同大字報的觀點，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同學。不過在當時 ，敢於挺身而出，正面批評「對聯」者仍然為數不多。有些同學在班上和擁護「對 聯」的一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可是我沒有見到校園內再有第二張批評「對聯」的 大字報出現。校文革、校紅衛兵向大字報的作者及支持者施加壓力。我班那位新支 書找到姚利華，大概是看在對方好歹還算是紅五 類，還算是階級兄弟的份上，半是 勸告，半是威脅地對他說：「你立場站錯了！」 今天的讀者，恐怕已經很難理解「立場」二字在當時一般人心目中的巨大份 量。我們一直被教導說要「站穩無產階級革命立場」；一種觀點是否正確，關鍵是 要看它對誰有利。「對聯」粗魯地侮辱所謂「黑五類」同學，這對 一般人而言在感 情上是很難接受的；「對聯」的主張和「重在表現」的政策不相一致，那也是無需 深奧的思考便可察覺的；再者，中央首長都不曾表態支持「對聯」，還建議對「對 聯」進行修改。照此說來，拒絕「對聯」、批評「對聯」，似乎不該是一件費躊躇 和冒風險的事。然而，由於「對聯」熱烈維護紅五類並且得到大多數紅五類的熱烈 擁護，反對「對聯」豈不等於和紅五類作對？如果你自己是紅五類，那是否意味著 你背叛了紅五類的立場？在紅五類、黑五類界線分明的情勢下，替黑五類說話，批 評紅五類，會不會是犯了立場性錯誤？這麼一想，人們就困惑了，猶豫了。一旦人 們無法為自己確定一個正確的立場，他們往往就會為自己選擇一個保險的立場，也 就是順從權勢和潮流的立場，或者是消極觀望。 207、表面上，十九中一切如故 王詩臣、姚利華受到很大的壓力。不過，倘若和我在一個月前辯論會上被極 度孤立的境遇相比，他們的狀況畢竟要好一些。至少，他們得到了少數同學的公開 支持和不少師生私下表示的敬重。這一方面是因為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社會形勢 發生了變化，人心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那也許是因為他們的身份與我不同。他 們儘管還不是紅衛兵，但在眾人心目中仍無可爭辯地是革命學生，是革命小將。這 就使得許多人在表示支持時免去一層顧慮。我卻是校文革和校紅衛兵選定的黑五類 典型，我首先還需要為自己辯誣，證明自己並非「混蛋」並非「反動」。在這種情 況下，能被別人接納已屬不易，如何還能指望得到別人的支持？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要贏得眾人的支持，不僅取決於你的主張，而且還取決於你的身份；不僅取決於 說什麼，而且還取決於誰在說。 讀到這張大字報，我心中頗為感動；但也不是毫無保留。早在文革前，我就 對「重在表現」政策有所不滿。我覺得那中間依然含有歧視的意味。只是在如今， 在「混蛋」、「狗崽子」的辱罵聲充斥於耳的環境下，聽到有人再度講起「重在表 現」，那又是另一種感受。我原來和王、姚二人均無交往。通過這張大字報，我對 他們產生了相當的好感；不過，我疑心我們之間還是有距離。 由這張大字報引起的風波很快過去了。從表面上看，十九中一切如故。校紅 衛兵依然佔據優勢，「對聯」的觀點依然佔據優勢。儘管在許多同學中，懷疑的情 緒，不滿的情緒在增長，在蔓延，但人們普遍地缺乏信心。一般人很難想像，在圍 繞「對聯」而進行的爭辯中，天之驕子的紅衛兵到頭來竟會被宣判為謬誤的一方。 當然，那些天之驕子的紅衛兵自己更沒有想到這一點。 208、「宣佈對聯的死刑」 「對聯」的發源地是中學，為禍最烈最廣者也是中學。然而有趣的是，對「 對聯」的首次正面進攻卻肇始於大學。從九月中旬起，北京高校造反派發起了對譚 力夫講話的批判。 不錯，在「對聯」問世之初的七、八月間，北京的紅衛兵即圍繞「對聯」展 開過爭論。不過在那次爭論中，反方的人數很少，更重要的是，反方的觀點不具有 進攻性。持不同意見的一派人無非是說「對聯」不利於團結大多數。他們仍然是把 紅五類得天獨厚、無可置疑的優越性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這當然不可能對那些驕 狂不可一世的革命戰友們構成任何有效的約束。基於同樣的道理，紅衛兵也不會把 陳伯達、江青的勸告放在心上。 可是到了九月份，北京高校造反派批判譚力夫講話，從另一個角度涉及到「 對聯」的問題，整個態勢便不大相同了。 譚力夫講話包含兩部分的內容，一部分是為工作組辯護，為受衝擊的老幹部 辯護；另一部分是宣揚「對聯」。在很大程度上，後一部分內容是為前一部分內容 服務的。在譚力夫看來，工作組犯錯誤不過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造反派揪住 工作組的問題不放顯然是別有用心。按照共產黨利用家庭出身整治異議者的慣例， 譚力夫接過並發揮了「對聯」的觀點，攻擊對方成份不純，是藉機反黨。造反派則 針鋒相對，指責譚力夫講話是壓制革命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阻撓對工作組方向 、路線錯誤的深入批判。本來，北京高校兩派之爭的焦點是工作組問題。由於保工 作組一派力圖借用「對聯」的觀點來打擊對手，於是造反派方面也就起來批判「對 聯」。事實上，在最初幾篇批判譚力夫講話的文章中，造反派對「對聯」的批判還 是很間接的和很不堅決的，但是因為他們把「對聯」問題和工作組問題聯繫在一起 ，使得批判「對聯」或多或少成為批判工作組錯誤和批判保護工作組論調的一個方 面，從而也就使得這種批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進攻性。 到了十月，中央正式號令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先是北京高校的造反派， 繼而是外地高校的造反派，迅速擺脫了少數派的地位而一舉成為運動的主力。原先 的校文革和校紅衛兵，此刻被對手們扣上保皇派的帽子而飽受攻擊。由於「對聯」 的倡導者和支持者們基本上都屬於這類所謂保守組織，伴隨著這些組織的聲望和實 力的急劇下降，連帶著使「對聯」的觀點也失去了大部分市場。尤其令人尷尬的是 ，那些倡導「對聯」最力的幹部子弟，許多人因為父母被揪出、被批鬥而一下子變 成了黑幫子弟，紅五類一下子變成了黑五類。不管他們自己怎麼想怎麼看，反正別 人是不再敬畏他們了。被「對聯」排擠壓抑的那部分學生漸漸恢復了自信。要求批 判「對聯」的呼聲也越加高漲。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陸續發表講話，嚴厲批判「對聯」。江青說，「對聯」 是片面的、錯誤的、反動的。在十月九日至十月二十八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 達作了一個題為《兩個 月運動總結》的報告，其中有一段專門提到「對聯」。陳伯 達說：「對聯」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 階級陣線」。毛澤東指示「大量印行」陳伯達的講話，「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 隊起碼有一份。」 北京的學生照例最早獲知上述信息。在許多中學，一些原先不贊成「對聯」 的同學們開始形成了自己的組織，和此時已然大名鼎鼎的首都三司一道，四處張貼 中央首長批判「對聯」的講話和發表批判反動血統論的大字報。毫不奇怪，在這一 活動中，中學生表現出比大學生更多的熱情。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 行了「北京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中央文革若幹成員出席了大會 。大會的重點是批判血統論。大會提出的一個口號是「宣佈反動『對聯』的死刑。 」 209、困惑與樂觀 成都的運動總要晚一步。十九中大部分同學是從十一月才逐漸瞭解到北京批 判「對聯」的消息。假如說在北京，當批判「對聯」的活動展開時，還遭遇到某些 老紅衛兵的頑強抵抗；那麼在成都，對立面卻幾乎是不戰而潰。 以十九中為例。其實，校紅衛兵的解體並非都是批判「對聯」的結果。早在 中央宣佈「對聯」為反動之前，校紅衛兵的許多成員就已經追隨大學生造反派，參 加社會上的「炮轟」「火燒」活動，因而變成了造反派。等到一些同學摩拳擦掌， 準備在學校裡好好清理一番血統論的流毒時，他們發現已經沒有幾個對手了。從北 京串聯歸來不久的王詩臣、姚利華寫出了第二張大字報《徹底批判我校的譚氏人物 》，點名批評了我班那位新支書。應該承認，新支書的確是十九中貫徹「對聯」路 線最堅決的一個。這張大字報讓許多同學感到很解氣；不過也有人表示不妥：「這 不又是學生斗學生嗎？」 我當然贊同王、姚的第二張大字報，但我又覺得關於不要學生斗學生的批評 也有它的道理。中央首長說，反動血統論是「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 人」利用「天真的青年」而加以推行的。這就是說，我們應該把批判的鋒芒指向那 「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而不是指向受蒙蔽、被利用的青年學 生。可是，這「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又在哪裡？從頭到尾，血 統論不都是一些青年學生自己搞起來的嗎？要批判血統論而又不要直接批評這些同 學難道是可能的嗎？中央轉發過一份軍委的緊急指示，要求為在運動初期被校黨委 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和銷毀有關材料，那麼，許許多多遭辱罵、被批 判的所謂黑五類同學，是否也應該平反，或者是向我們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我想 ，最好的辦法是開一個大會。如果整過我們的那些同學依然堅持原來的觀點，我們 不妨再痛痛快快地辯論一場。可惜的是，我這種想法並無實現的可能。如今的學校 已是無政府狀態，許多同學到外地串聯去了，有些同學則忙於參加社會上的造反活 動，還有不少同學——包括那幾位推行血統論最得力 的同學——乾脆呆在家裡不來 學校，經常來校參加運動的人還不到四分之一。誠然，我們不再受到血統論的壓迫 ；可是，我們也不能有效地清除前階段血統論肆虐的餘毒。王詩臣、姚利華發起成 立了一個造反組織，取名紅戰兵團，他們在校園裡召開了一次批判血統論的大會， 但參加的同學並不很多。成都九中的造反派在市體育場舉行了一個批判血統論的大 會，我前往參加，發現會場也不如我期待的那麼踴躍熱烈。大學生造反派在市中心 人民南路廣場設立了一個廣播站，我投去了一篇批判血統論的短稿，好像未被選播 。當初「對聯」橫行一時，鋪天蓋地，如今批判「對聯」的活動卻搞得如此冷清。 我不禁有幾分悵然。 「對聯」被判處了死刑，可是我們的處境並未得到根本的好轉。在當初敢於 反對「對聯」的人們之中，那些出身好的或者至少是不算壞的同學贏得了大家的敬 重，而如我一般的黑五類同學仍然被別人以另眼相看。我們從打擊對像上升為團結 對象，但仍然不是依靠對象。中央首長把「對聯」定性為「反動的剝削階級血統論 」，其上綱之高，令我意外；然而他們對出身不好的青年的評價和態度，又未免讓 我有些失望。周恩來說：「出身好是一好，出身好要加上表現好才是兩好。」照這 樣講，出身不好而表現好就只是一好，因此總是有所不足。江青說：「階級出身是 要給人打烙印的，但不起決定作用。」「要看人的成份，但不以它為主。」顯然， 這還是在重複文革前的「重在表現」政策。不僅如此，我發現，事情變得比文革前 還要差。前階段流行血統論，家庭出身大講特講，給大家都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現 在批判血統論了，但那個印象卻留在了人們心中。譬如說我自己，熟悉不熟悉的同 學都記住了我是反動家庭出身，生父是被共產黨鎮壓的；跟我打交道時免不了心裡 先犯疑。這在文革前還不至如此。 儘管我有著這樣的困惑，但總的來說，我的心情是樂觀的，開朗的。「對聯 」被否定總是一件好事。我努力說服自己，要更積極、更認真地參加文化大革命， 我要通過實際行動來證明我自己。 210、尋找支持者 還在「對聯」被正式否定之前，我已經逐步擺脫了孤立。在同學中我開始有 了支持者——當然也是所謂黑五類。其實，即便是在黑五類中尋求理解和支持也不 是件容易事。不錯，沒有幾個黑五類同學真心承認自己是「混蛋」。也很少有人願 意向那些趾高氣揚的紅衛兵們曲意迎合。有些人寧可向中間出身的同學靠攏，這往 往是他們不滿於紅衛兵的一種間接的表現；不過那常常也表明他們希望獲得某種安 全的位置，因而免不了會和我這種黑五類的典型保持距離。另外一些黑五類倒是和 我同病相憐，可惜他們未免太消極。在他們看來，我們這種人命中注定是要受歧視 的，何必在政治上去爭去積極呢？所以他們會同情我卻不會支持我。這樣下來，能 在形勢仍然很惡劣的條件下支持我的人也就寥寥無幾了。 我第一個支持者是班上一位姓陳的女生。她是一個老團員，父親是農學家， 右派。在辯論會那幾天，她雖然沒有受到直接的攻擊，可是卻陷入了深深的迷亂。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我和她進行了一番長談(此前同學三年，我們幾乎沒有認真交談 過)。我向她講到了自己對文化革命的看法，對階級路線的看法。我告訴她我為什麼 不贊成「對聯」。我強調，我們不應該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不要老想到自己出身 不好因而低人一等戰戰兢兢；要相信自己，該說什麼就說什麼，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她聽了很振奮，立刻表示完全贊同。她的理解和支持反過來又加強我的自信。以 後，我們共同做了一些事，例如抄寫和 張貼陳伯達講話，批判「對聯」。 緊接著，我們決定為打成反革命的老師們平反。我知道這件事風險不小，特 別是對我們這種背景的人；但是，我們必須去做。 211、《談平反》 大約是在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執筆寫成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談平反》 。大字報主張應該為前階段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一律平反。我引述《十六條》，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批判反動的學術權威。《十六 條》中講到要對幹部進行分類；但是我解釋說，此處的幹部是指領導幹部而不是指 普通幹部，因而一般教師不在其內。作為群眾，老師們應當在運動中自己解放自己 ，自己教育自己。把普通老師打成反革命，不符合《十六條》，是轉移鬥爭大方向 ，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了保險，我最後加上一句：對於群眾中真正的右派份子 或反革命份子，只要沒有現行的刑事破壞活動，應當放在運動後期處理。 在貼出這張大字報的同一天，我班的班主任郝老師率先脫離牛棚，並寫下《 造反宣言》。緊接著，其餘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們一齊罷工，走出牛棚。十九中 的老師一舉而全部解放。 這件事實際上進行了很長時間的準備。當初一大批老師被關入牛棚，我心裡 就不大贊成。每次見到這些老師挨打挨罵罰勞役，我都覺得很難受。我曾經試圖用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類道理說服自己，但總不那麼成功。批判反動路線的運動 一起來，我開始考慮如何把這些老師們解放出來。我非常用心地研究中央文件和首 長講話。中央指示，對於在運動初期因為向黨委或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校黨委或工作 組打成反革命的群眾應予平反。可是，這些老師並非向領導提意見才挨的整；再說 ，把他們關入牛棚的也並非校黨委或工作組，而是校文革或者乾脆是紅衛兵。看來 ，解放這批老師的理論依據並不夠充分，起碼是不夠明確。另外，我也不知道其它 中學是否有過這種解散牛棚的先例。後來，我抓住了老師算群眾不算幹部這層道理 ，於是才有了行事的憑借。為了穩妥起見，我特地和幾個關入牛棚的老師或他們的 家人談話，想瞭解一下那些最厲害的「反動言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談之下方 知全系子虛烏有，或者是無限上綱，小題大作。最後我找到了家住四川大學的郝老 師。出乎意外的是，郝老師本人早已作好準備要揭竿而起了。我非常高興。當下我 們商議了一番行動步驟。然後我又到牛棚鼓動其他老師們走出牛棚。這樣，我們就 完全成了解散牛棚的「革命行動」。 事情的進展比我預想的要順利。《談平反》大字報貼出後，沒有人擺開陣勢 寫大字報駁我。只有不署名者在我大字報上批上幾句諸如「不准為牛鬼蛇神翻案」 一類的口號。有幾個同學上前與我辯論，即使不曾被我說服，至少其反對的態度有 所軟化。沒有人試圖強行要把那些老師再趕回牛棚去。此時的十九中，校文革、校 紅衛兵已經癱瘓，對「牛鬼蛇神」的監管已經很鬆懈。原先那批積極推行整人路線 的人們，現在大概正陷於空前的思想混亂，他們或許對眼下發生的許多事相當不滿 ，但卻沒把握是不是應該出面反對。在這種形勢下，很多事我們不去做，它就不會 變，我們若去做，它也就變了。 老師們都獲得解放。牛棚裡只還剩下王校長、馮主任和兩個五七年戴帽的右 派份子。前兩人算當權派，後兩人是明確身份的「階級敵人」，故而不在我們的平 反範圍之內。好在他們的處境如今也有些改進。由於監管的人少了，或者竟是厭膩 了，他們很少再受皮肉之苦，但仍須每天勞動改造和不時地寫檢查交代。到目前為 止，我還沒有認真思考過是否也應該把他們放出牛棚的問題。 212、我體會到一種解放之感 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全面開展，造反派成為占顯著優勢的政治力量 。這裡，我要對「造反」和「造反派」的概念略作一點澄清。 在今日中共官方詞典中，「造反派」已經成了貶義詞。在很多在海外和西方 世界甚為流行的描寫文革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中，造反派幾乎都是反派形象；如果其 中還有正面人物的話，那通常是指他們在不造反的時候的表現。這顯然是對文革的 歪曲。問題是，「造反」和「造反派」既然涵蓋了文革中出現的許多極不相同的政 治行為和政治勢力，而且，同一種政治勢力在不同的時期也有過很不相同的政治行 為，因此要用一種單一的政治評價或道德評價去描述它們。起碼是犯了簡單化的毛 病。 眼下我不打算對「造反」和「造反派」這兩個概念作全面的分析。我只想指 出一點。我認為，文革中的造反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具有政治迫害的意圖、傾向或 性質，另一種則是反政治迫害(如果我們把政治歧視歸為輕度的政治迫害的話)。像 上面提到的批判「對聯」，為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無疑屬於後者。當然，如果 以批判反動血統論的名義，對僅僅是堅持「對聯」觀點的人進行懲處，那本身也成 了政治迫害，因而又另當別論了。文革不同於以往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 央一度(僅僅是一度)支持和鼓勵了人民某些(並非全部)反對政治迫害的鬥爭。 批判「對聯」，為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這是我自文革發生以來最為由衷 喜悅的兩件大事。儘管直接參與其事者並不多，聲勢似乎也不如同期發生的其它事 件(如大串聯，如批判各級黨組織直至批判劉少奇)那般浩大，但是它卻改變了整個 社會的氣氛。許多人都意識到，現在的形勢，不同於八、九月，不同於六、七月， 也不同於文革前。雖然有著一些隱隱的憂慮和疑惑，但總的來說，當時的我，確實 體會到一種解放之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