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社會主義在中蘇兩國的命運 ——中國大陸和蘇俄改革的比較研究(之三) 王鵬令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政、經改革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但與中國大陸相 反，蘇聯改革的「硬手」不在經濟，而在政治。它留給人們的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是 ，政治不僅先聲奪人，且其後續發展也相當順利，那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凱歌行進 的過程：在短短的五年內，蘇聯便和平地結束了一黨專政，基本上實現了從共產專 制向民主制的轉變；後來雖發生了蘇共頑固派的軍事政變，但民主改革的成果卻並 未因此而毀於一旦。反觀戈時代蘇聯的經濟改革，最初被淹沒在不斷高漲的政改聲 浪中，幾乎聽不到多少動靜；而一俟發動起來，很快又以「兵敗如山倒」之勢，使 蘇聯的經濟陷入了危機。 不少人正是從這樣的印象出發，認為戈氏當初選擇了「政改先行」的策略， 蘇聯的改革隨之也走過了一條「先政改而後經改」的道路。有人還據此斷言，原蘇 聯境內各國近幾年之所以會陷入「可怕的」困境，蓋因戈氏當初「忘記根本」，一 心只撲在政治改革上——似乎戈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犯了與毛澤東當 年相類似的「突出政治」的錯誤。 戈在改革中是否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這裡可姑置勿論。重要的 是應該弄清楚：戈當初是否選擇並實施了「政治先行」的策略？在他的主導下，前 蘇聯的改革又是否真的經歷了一條「先政改而後經改」的道路？ 為釐清這兩個問題，讓我們回顧一下戈氏改革的過程。 (一)戈時代蘇聯社會的兩大主題 如所周知，戈爾巴喬夫於一九八五年上台伊始，便提出了兩個響亮的口號： 一是政治開放，二是經濟重建。後來戈氏所推行的改革，正表現為這兩個口號在實 際中逐步展開的過程。依據我的瞭解，這一過程可大體劃分為下列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八五年三月戈氏上台，到一九八七年年中。這一階段的政 治改革尚處於製造輿論的發動期，實質的進展主要表現為開放言論。經濟改革則有 兩項大的舉措：其一，是擴大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下簡稱農場、農莊)的自主權， 即農場和農莊的生產指標和向國家出售的農產品(主要指糧食)數量，不再由國家下 達指令，而改由農場、農莊自己決定。這項改革先由俄羅斯聯邦政府於一九八五年 提出，翌年在該邦試行，一九八七年推廣到全蘇。其二，是在一九八六年十月頒布 了《個體勞動法》，並於第二年五月生效實施。在這個階段，「公開性」和「透明 性」等很快成為婦孺皆知的政治口號，對斯大林時代蘇共所犯罪行的揭露，控訴和 聲討再次掀起高潮，對舊體制的批評和各種各樣的改革建議，乘著言論自由的翅膀 滿天飛，聲浪之大，幾乎把經改的一切動靜都淹沒了。但是切不可過高估計這一階 段政治改革的成果。因為在那一時期，蘇聯的各種報刊雜誌雖然已先後宣佈「言論 獨立」，但它們仍然都是官辦的傳媒；保護新聞和出版自由的法案尚未制定出來， 更沒有付諸實行。因此，所謂言論自由，在此一階段並沒有超出蘇共及其政府放鬆 政策的範圍。 第二個階段，從一九八七年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到一九八九年年底。此一階段 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改革，是開放三分之二的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一九八八年十 二月，《選舉法》和與之相關的憲法修正案生效。八九年三月，舉行了蘇聯歷史上 第一次自由選舉。一九八七年被撤職的葉利欽，就是通過這次選舉重新登上政治舞 台的。通過這次自由選舉，由橡皮圖章式的原蘇維埃代表大會轉變而來的蘇聯人民 代表大會，開始走上了「議會化」的道路。這個階段蘇聯在農村開始推行家庭承包 和租賃制，但經改的重點則是在國有工業企業。八七年六、七月間，蘇共中央先後 通過了以《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為核心的三個相關文件，由此形成了關於國營 企業的綜合性配套改革方案。其主要內容是：企業實行「自我補償」、「自籌資金 」、「自治」和「完全的經濟核算」，即所謂三自一全，並將國家對企業的指令性 計劃改為國家訂貨。按照原蘇聯中央政府的佈置，這一方案從一九八九年初起，開 始在絕大部分工業企業推行。 第三個階段，從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一年八月蘇共頑固派發動軍事政變。這是蘇 聯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上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個階段。請看其主要變化日程(一九九零年 )： 一月七日，蘇共宣佈放棄一黨專政； 三月六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財產法，允許私人設廠和雇工； 三月十三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廢除一黨專政，並決定實 行總統制； 六月十二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保障新聞自由的法案，該法自同年八月一 日生效； 六月十三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決定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六月十五日，總統戈爾巴喬夫決定以行政命令推動市場經濟； 六月二十四日，蘇聯決定制訂新聯邦條約，以重新劃分聯邦與各加盟共和國 的權力； …… 通過這一階段的改革，蘇聯不僅實現了從一黨專政向多黨民主制的和平過渡 ，而且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國家體制的改革亦被提到了政治的議事日 程上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事業隨之也達到了它的頂點。 以上概述，我們至少可以看清楚以下兩點： (1)在戈的主導下，前蘇聯的政、經改革大體是同時起步，並以相互交織的方 式進行的。所謂蘇聯「先政改後經改」的說法雖然流傳甚廣，其實只是由於對戈氏 改革的進程缺乏足夠的瞭解，並在沖天的政改聲浪的誘導下而產生的一種錯覺。它 的根本失誤，是混淆了改革策略的選擇和實施與其實際後果之間的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很容易使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們，在 不經意間就將戈氏的改革策略比附為毛的「突出政治」或「政治掛帥」，進而將蘇 東諸國近幾年所遭遇的經濟困難與中國大陸在毛時代曾蒙受的那些災難聯繫起來。 所謂吃飯哲學云云，正是這種「附會」心理的一種昇華，即以語言文字的形式使之 轉變成了一種自覺的意識。它實際上是將中國大陸在毛時代突出政治的沉痛教訓「 蘇東化」了！ 是的，基於對工業社會主義的深刻認知和反省，戈始終認為，「蘇聯社會必 須在各自領域進行深刻的改造」。因此很自然地，他沒有簡單地把「經濟決定論」 作為自己改革的哲學基礎。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反其道而行，將經濟擺放在「次於 」甚至「從屬於」政治的地位，因而在改革中犯了「忘記根本」或忽視經濟的錯誤 。事實上，正如上面的概述所表明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一起，恰好構成了戈爾 巴喬夫時代的蘇聯以人為中心而展開的兩大主題。 (2)戈氏的經改亦從農村始，繼而伸展到工業企業，最後到推行全面市場化。 因此，至少就橫向擴展和縱向推進的方案設計和實施程序上看，戈氏的經改與中國 大陸的經改相似，也是一個漸次推進的過程。可是戈氏經改的這種漸進性，基本是 停留在理性設計的層面，即主要體現於經該三大階段之間的邏輯順序中：第一個階 段為序幕或準備階段，第二個階段旨在實現國有企業的非國營化，而第三個階段則 是要通過宏觀經濟的改革，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初看起來，這三個 階段前後相續，步步深入，似乎順理成章。然而實際上，由於先行的改革幾乎全部 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因而被「合理地」設計出來的後續改革，也就很難發揮出「 應有的」承前啟後的作用。因此，經改的這三大階段，客觀上便彷彿是不相銜接的 「三通鑼鼓」，其噪聲雖越來越大，卻終不免「三鼓而竭」。可見，在比較中蘇經 改的時候，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兩國的經改是否選擇了漸進的方式，而在於大體相 似的漸進方式，何以會在兩國引致了很不相同的結果。 (二)一種模式，兩般命運 前蘇聯的經改雖然也自農村始，但其性質卻不同於中國大陸的農村改革。根 本的原因是：前蘇聯的農村和農民處於工業社會主義的體系中，而中國大陸的農村 和農民，則存在於農業社會主義的統治下。也因之，兩國的農村改革針對著不同的 對象，具有不同的內容和意義。這表現在：第一，大陸農村改革的直接對象，是帶 有濃烈的軍事共產主義色彩的人民公社制度，而蘇聯的農村改革卻針對著工業社會 主義的計劃體制；第二，大陸農村改革的基本內容，是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將傳統小 農經濟從農業社會主義的畸變形態中解放出來，還其本來面目，而戈時代蘇聯的農 村改革，卻顯然是工業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一種自我修繕；第三，八十年代中期以 來，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的勃興和農村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已然清楚地顯示出，這 場變革實際上是農村走向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而蘇聯的農村改革卻不可能具有 獨立於城市改革的社會意義。既如此，則中蘇兩國的改革雖然在地域、人口和產業 上都不可能不涉及到農村農民和農業，但是在兩國的經濟改革之間，真正可比的卻 只在工業社會主義，既中國大陸所謂城市改革的領域。 在這個領域，兩國的經改最初都是試驗性的。儘管如此，若以中國大陸初期 城市改革的效果與蘇聯的第一階段經改相比，卻也足以使後者相形見絀。這當然與 大陸經改的原發性和戈氏經改的繼發性不無關係。須知，早在五十年代，赫魯曉夫 就曾對農業的計劃體制做過調整，大幅度地縮小了指令性計劃和範圍；一九六五年 ，勃列日涅夫又推行了以擴大企業自主權和減少指令性計劃指標為主要內容的「新 經濟體制」；此後，到一九八二年，蘇聯又廣泛推行了農業的集體承包制；等等。 這一系列的先行改革，其實是在原計劃體制內「挖潛」的過程，雖然也得到了若干 正面的經濟效果，但蘇聯農場大量虧損和農莊盈利水平不斷下降的局面，卻並未因 此而得以扭轉；蘇聯也並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長期作為世界上第一糧食進口大國的 地位。而且，儘管蘇聯的農莊本來就應當是自負盈虧的單位，農場在名義上也早已 實行了「完全的經濟核算制」，可是一直到戈氏開始改革的時候，蘇聯仍有相當多 的農場和農莊不得不依靠國家的預算撥款和銀行貸款來過日子。面對如此嚴峻的農 業形勢，戈氏的第一段經改仍沿襲了先行改革的套路，充其量只是再放鬆了一點對 農業的計劃約束而已，其未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可以說是不足奇怪的。 與上述情況相比，蘇聯開放個體勞動的效果，看起來還不錯。據蘇聯社會學 家札拉斯拉夫斯卡婭估計，到一九八七年初，在全蘇約一億三千萬總勞力中，已約 有二千萬人在從事個體勞動(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莫斯科新聞報》)。可是別忘了 ，這其中大約有一千二百萬人，是以「兼職」的身份或在工作時間干私活的方式來 從事個體勞動的。足見真正個體戶當時還為數甚少。而且就是這極少數真正的個體 戶，還被限制在手工業、生活服務業和社會文化這三個領域的二十九個項目內。非 國有經濟在前蘇聯的難於發展，由此可見一斑。 蘇聯第二階段經改的基本思路，是在堅持國有制的前提下，試圖從根本上改 變原有的經濟體制。不過直到那時，蘇聯經改的目標模式仍未明確地指向市場經濟 。而且，它也和中國大陸一九八四年開始的城市改革一樣，重點不在宏觀經濟領域 ，而在國有工業企業。其基本的方式和原則，就是通過在城市推行企業對國家的承 包，租賃和在農村推廣家庭承包制，使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從而實現國有工業 企業的「非國營化」和農場、農莊在經營上的「個體化」。這與一九九二年之前中 國大陸的農村改革和企業改革的基本套路，也是完全一致的。 發人深省的是，「承包制」在中國農村曾經非常有效地將農民從農業社會主 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的發展。但當把它運用於中國大陸的國有 企業時，就不那麼靈光了。這表明，在農業社會主義領域成功的改革經驗，未必一 定適用於工業社會主義，對於蘇聯那種發達成熟的工業社會主義，尤其是如此。遺 憾的是，戈爾巴喬夫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當他在第二階段經改之初，將家庭承 包制推向蘇聯農村時，他似乎對中蘇兩國農村之間的種種巨大差別熟視無睹。事實 上蘇聯的農莊規模大，農場的規模更大，而且均建立在機械化生產和與之相適應的 現代管理體制的基礎上，無論從內容或形式上看，都屬於社會主義的規模農業的范 疇。因此，僅憑實行承包的一紙命令，絕不可能解決其生產和管理的技術結構如何 分解和如何轉換的問題。另一方面，蘇聯的農業經濟，已不可能再還原為傳統的小 農經濟。在實行家庭承包的條件下，它只能朝現代家庭小農場的方向轉變。這又使 蘇聯的農業改革面臨著新型的經理和技術人員嚴重短缺的問題。這裡可以打一個比 方。在大陸農村實行包干到戶，好比讓每一個生產隊都縮小為一個農戶，由其家長 來擔任隊長。由於在此一過程中，自然分工的原則並沒有改變，因此，這一家子的 每一個人，原先在生產隊裡幹什麼，怎麼幹，如今基本上是「外甥打燈籠——照舅 (舊)！」這乃是一個很簡單的農業「個體化」過程。可是如果在蘇聯農村搞承包， 那就好比是要每一個農戶都擴展為一個農場農莊。由於農場和農莊建立在現代技術 的基礎上，因此這一轉變過程便要求這一家子的幾乎每一個人，都須改變自己原有 的角色，於是經驗和知識都不夠用了！在這種苦難的情況下，家庭承包制能否推行 得開，就看它能否為蘇聯農民提供足夠強大的激勵。然而蘇聯的農民可不是完全被 排斥於工業社會主義體系之外的「賤民」，他們端著社會主義的「鐵飯碗」，而且 也分享著頗為豐盛的社會主義的「大鍋飯」。更何況，早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 農民的家庭副業已相當興旺。據統計，一九八二年，蘇聯農民家庭副業所佔用的耕 地面積，僅為全蘇耕地面積的3％，但其產值卻佔全蘇種植業總產值的20％以上，蘇 聯農民家庭飼養的牲畜頭數約佔全蘇牲畜的20％，其產值卻佔全蘇畜牧業總產值的 30％以上(陳義初：《蘇聯在個體經濟問題上的改革動向》，載《世界經濟與政治》 一九八七年第五期)。此外，在改革開始前，蘇聯農民的家庭副業為城鄉市場提供的 蔬菜和水果，已佔全蘇市場總供應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很難想像，家庭承包或租賃 制除了將使蘇聯農民丟掉「鐵飯碗」和「大鍋飯」之外，究竟能給蘇聯農民帶來什 麼好處！至於蘇聯的工業企業，撇開其它因素不說，單就承包的技術苦難而言，也 遠比在農場和農莊巨大繁雜得多。所以，當戈爾巴喬夫不無自信地向蘇聯的農民和 城市職工推出他的以承包為主要方式的改革方案以後，出乎他的預料，蘇聯人民反 應竟是那般冷淡！正如他在一九八九年初接受西德《明鏡》週刊記者的採訪時所抱 怨的： 「最大的阻力來自各階層都存在的保守勢力。農業方面所實行的租賃制度， 有人以為是簡單的事。『土地分配到戶，就顯顯身手吧！你們不是引頸期待這一天 的來到嗎？』另外，企業管理方面的自主權也開放了，這也是許多人一直響往的。 現在一旦開放，他們反而慢吞吞的了。」(廖天琪譯，譯文見《中國之春》一九八九 年第三期)。 蘇聯第三階段的經改，首先就是為應付眼前的這場經濟危機而發動起來的。 然而恰在這時，戈氏作為蘇共領袖的局限性也充分表露出來。他在市場化的速度問 題上迎合激進派；而在是否改變國有制、實行私有化，這一關乎改革方向的要害問 題上，與其說他和蘇共保守派妥協，不如說他和蘇共保守派一致。一九九零年夏， 繼保守派頭目雷日科夫總理提出「政府計劃」和沙諾林院士提出「五百天計劃」之 後，由他提出的折衷計劃，實際是想左右逢源的一種機會主義的產物。結果是：旨 在應付危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第三階段的深化改革，非但未能挽救危機，反而變 成了一場加劇危機和走向市場經濟的「大躍進」！這種局面的出現，與他未能正確 總結第二段經改失敗的教訓有直接的關係。 前已述及，戈的第二段經改，主要是由於未能向民眾提供足夠的激勵而碰壁 的。這提示人們，自赫魯曉夫以來蘇共曾進行過的歷次經改，幾乎已挖空了原體制 的潛力，如若不從根本上革除工業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兩大弊病，即國家對經濟資 源的全面壟斷與決策的過度集中化，後繼的改革勢必難有進展的餘地。應當說，戈 氏對於這樣的教訓也不是毫無認識的。例如，他贊成市場化，他甚至還提出，要在 一、二年內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這對他來說，似乎是完全合乎邏輯 的。因為在他看來，第二段經改的目的，就是要使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經營主體， 這是走向市場經濟的第一步。而改革價格體系，為企業營造自由競爭的宏觀經濟環 境，則是走向市場經濟的第二步。可是他忘記了，南斯拉夫經改的失敗的重要教訓 是：不管是打出什麼樣的旗號(如「工人自治」或「人民自治」等等)，只要你在實 際上並不改變企業的國有制，則企業就仍然是各級行政機構的附屬物。蘇聯第二階 段經改的教訓也在這裡！然而戈卻認為，眼前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指令系統造 成的」。因此，他雖然並不反對私有經濟的存在，但他卻絕對不肯放棄「國有制為 主」的原則，拒絕對國有企業進行產權改革。其思維根源，就在於他的理想乃是馬 克思主義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他的經改的目標模式，因而也超不出市 場社會主義的範疇，結果只能重蹈當年南斯拉夫的經改和一九八八年中國大陸「物 價闖關」的覆轍。只是由於戈的市場化是在經濟危機已相當嚴重的情勢下急速發動 的，加之當時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獨立運動不僅嚴重地擾亂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和 社會秩序，而且也極大地削弱了蘇聯中央政府的權威和財政能力；蘇共頑固派也正 在磨刀霍霍，積蓄力量，隨時準備向民主派開刀。總之，整個局勢都沒有為戈提供 第二次挽救危機的機會和條件，因此其結局也就更為慘重。戈氏由此也黯然走下了 蘇俄的政治舞台。 很明顯，戈氏經改的失敗及其個人政治生涯的悲劇性結局，並不是由於蘇聯 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唾棄了他，也不是由於蘇聯人不贊成經濟改革。一九九零年初， 蘇聯全民公決的結果表明，甚至連他關於維護蘇聯統一的主張，也得到了多數蘇聯 人的擁護。問題是，他的經改措施卻從來沒有得到蘇聯人的積極響應，他最後在政 治上的失敗，亦是從經濟危機開始的。因此說到底，戈氏經改的失敗，乃是其經改 的目標模式——市場社會主義的失敗。這一失敗宣告了工業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徹底 破產！ 回頭看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它通常被劃分為三個部分，即農村改革，城市 改革和對外開放。然而在一九八四年以前，所謂對外開放，主要還限於珠海、深圳 、汕頭和廈門這四個特區。而且，深圳和珠海最初尚處於山林未啟的狀態，汕頭和 廈門雖然早具城市的規模，其產業卻極為有限。在此一階段，即使港商和外商在這 些地方有所投資，也是小規模甚至是零星的。真正構成一番氣象的對外開放，那還 是一九八四年特別是一九九二年以後的事：最早的四個特區已經開發有成，又開放 了十四個港口城市，八八年海南建省，也參加到這個行列中。此時的對外開放，已 與同期(一九八四)起步的城市改革合流。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與其把城市改革與對 外開放看作大陸經改之兩個相對獨立的部分，不如把它們看作中國大陸工業社會主 義之經改模式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合在一起，恰好構成了中國大陸在經改方面 真正可與蘇俄相比較的一個領域。 我們已經知道，蘇聯的經改在前兩個階段並沒有超出計劃經濟的框架，它只 是在第二段經改碰壁擱淺和繼而出現經濟危機以後，才轉而走上了市場社會主義的 道路。回首大陸工業社會主義領域裡的經濟改革，大體也走過了一個相似的歷程。 一九八四年以前的城市改革試驗，自不必說，它沒有也不可能超出計劃經濟的範疇 。一九八四年之後，大陸經改的目標模式雖然被規定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 顯而易見，所謂商品經濟仍被禁閉在計劃經濟的「鳥籠」中。從一九八八年秋季開 始，中國大陸因發生了由「物價闖關」而導致的經濟危機，接著又因八九民運和六 四慘案而陷入了嚴重的政治危機，經改被迫陷於長達三年多的退潮期(即所謂整頓) 。直到一九九二年老鄧發表南巡講話，後經中共十四大確認，大陸的經改才轉向市 場社會主義(或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從而與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殊途同 歸。——兩者的相似的確是驚人的！ 然而戈氏的經改已經無可挽回地失敗了，中國大陸的城市改革雖然也遇到了 當年南斯拉夫和前蘇聯在改革中曾遇到的那一大堆相似的難題，如國有企業長期、 大量和嚴重的虧損，頻繁出現的投資和消費的過熱，通貨膨脹和巨額財政赤字等等 。但是在中國大陸，作為工業社會主義經濟主體的國有企業，即便虧之又虧，損之 又損，卻幾乎全部都能夠仰賴政府的「輸氧輸血」以維持僵而不死的狀態；與此同 時，整個國民經濟非但沒有因此而被拖垮，反而連續數年保持高度增長，其勢頭至 今不減，。這究竟是為什麼？市場社會主義又何以竟在前蘇聯和中國大陸會有如此 不同的命運呢？ 照筆者看來，這些問題應當從主、客觀兩方面來回答。 首先，前蘇聯單一的工業社會主義，可以說是「其大無外」的。它不僅在地 域和人口上覆蓋全蘇，而且在產業上也包舉一切，幾乎沒有為非國有企業的生存和 發展留下任何餘地。另一方面，前蘇聯是唯一可以與整個西方世界相對峙和抗衡的 超級軍事大國。它的這種獨特的國際地位，使西方發達國家在當時防之唯恐不及， 根本不可能以投資或貸款的方式對蘇聯經濟的自由化和市場化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這兩個方面使蘇聯經濟的市場化，幾乎毫無可能像中國大陸那樣，首先從工業社會 主義體系的外圍開始。對工業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進行直接的改造，幾乎可以說是 前蘇聯和後來的俄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唯一途徑。然而蘇聯的工業社會主 義體系又是那樣的發達和成熟，要經受巨大得多，也複雜得多的困難。 其次，戈氏的經改顯然存在著深度的不夠和廣度的不足的缺陷。這主要表現 在兩個方面：(1)戈氏的經改並未觸動國有制，它在產權方面始終停留在體制內改革 的水平上。他以為，企業在實行「三自一全」(見前)以後，政企已經分開了；在將 指令性計劃指標改為國家訂貨以後，企業也已經獲得了經營自主權；而伴隨著一九 九零年夏開始的向市場的急速過渡，價格也在逐步放開。總之，在他看來，通過這 一系列不觸動國有制的改革，企業已變成了市場經濟的主體。然而實際上，由於企 業仍舊歸國家所有，「鐵飯碗」並沒有被砸爛，「鐵交椅」也並沒有被搬走，「大 鍋飯」依然盛行，因而所有的企業都仍然被限制在工業社會主義的原有體制內。不 錯，在改革中，廠長和經理已改由職工和工人選舉，但最後仍要由上級主管部門來 任命。因此歸根到底，企業並沒有擺脫舊體制的束縛和對政府的依附關係，以轉變 成為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獨立自主的經濟實體。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國家訂貨，不過 是一種變相的計劃指標而已；企業和價格改革對市場的激發和催化作用，對原體制 最多也只是邊際性的。而問題在於：由於外部(工業社會主義體系以外)市場的闕如 ，因而這種邊際性的「市場化」的作用也極為有限。(2)在前蘇聯，甚至在如今的俄 國，仍普遍地存在著一種傲慢的大國心態，這種心態限制著蘇俄對外開放的程度。 俄國人似乎不願意、也不甘心居於被援助的地位，以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藉以 促成本國多元經濟格局的形成，這對他們來說，似乎是很難接受的。因此，在戈爾 巴喬夫時代，蘇聯始終是工業社會主義的一統江山，歷時七年並以「市場社會主義 」為目標的經濟改革，只是徒然打亂了計劃經濟和原有秩序，但市場卻並未因此而 形成、發育起來。所謂既無市場，又無計劃的說法，恰是對戈氏經改效果的最好寫 照。 與前蘇聯的經改相比，中國大陸的城市改革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它是在 農村改革獲得巨大成功的基礎上鋪開的，那時節，從農業社會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 來的數億農民，已基本成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個體、私營和鄉鎮企業也已經開始 大量湧現。第二，它雖然也堅持了「以公有制為主」的原則，但它從一開始便選擇 了一種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經濟自由化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借助價格雙軌制等 措施，既為個體、私營和鄉鎮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條件(負作用是「 官倒」和腐敗)，同時也為國有企業在自身改革中出現的邊際市場化拓展了空間。另 一方面，中國大陸又充分利用自己在吸引外資方面的有利條件，敢於在工業社會主 義的邊緣地帶引進外國資本，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國大陸之整體性的對外開放的態勢 。通過這種大膽的改革，非國有經濟不僅在農村，而且在城市也蓬勃發展起來，造 成了中國大陸多元經濟並存的競爭的局面。這是中國大陸經濟市場化的基本動力機 制之所在，而有無這種動力機制，是市場社會主義在中、蘇兩國顯現出不同命運的 根本原因。 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大陸逐步市場化的這種動力機制，不是改革的領導者憑 空召喚出來的。如所周知，毛時代遺留下來的農業社會主義不僅幅員遼闊，人口眾 多，而且貧窮落後，但也正因為如此，它在客觀上才為非國有的個體、私營和社區 (鄉鎮)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留下了相當廣闊的空間；而中國大陸處於美、蘇兩個超 級大國之間的相對有利的國際地位，以及強大的僑資和港台資本的存在，又使「三 資企業」的出現客觀上成為可能。中國大陸改革領導者的智慧，僅僅表現在：基於 社會主義的二元結構所選擇的先農村後城市的改革道路和對工業社會主義所採取的 大膽的改革方式，恰好充分利用了中國大陸在推動體制外(工業社會主義體系之外) 經濟自由化方面所擁有的上述兩種優勢，並使之結合了起來。這樣，生機勃勃的市 場經濟便首先從工業社會主義體系的外圍和邊界地帶形成，並逐步向後者滲透和擴 展。它雖然受後者的盤剝，但同時也不斷向後者提出挑戰，對後者形成了「包抄」 和「蠶食」之勢。到目前為止，工業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雖繼續存在，甚至有點依 然故我，但它在非國有經濟合法的或非法的蠶食之下，已明顯地萎縮了，相反，與 市場相協調的非國有經濟卻在不斷壯大，正日益成為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中國大陸近十六年來逐步走向市場經濟的故事，大致就是如此。由此看來，中國 大陸對工業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其真正的成效就在於為人們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以便人們用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迅速而有效地削弱了它，蠶食了它。 (三)市場社會主義的嬗變和前途 作為工業社會主義下的一種經改目標模式，市場社會主義有兩個基本的特徵 。第一，是堅持公有制為主的原則；第二，是在宏觀、微觀(企業)和家庭(或個人) 這三個層次上，均實行分散決策。此外，它還隱含著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 「共產黨的領導」。若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戈爾巴喬夫的市場社會主義，顯然已 弱化了它的政治色彩。因為戈氏的市場社會主義，雖然實際上仍然是在蘇共的主控 下推行的，但當時的蘇聯畢竟已在法律上取消了蘇共的一黨專政。照理說，這對於 克服工業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兩大弊病和實現經濟的自由化，本來是相當有利的。 可是正如上文所說，由戈氏推動的市場化，很快使蘇聯出現了「既無市場，又無計 劃」的混亂局面。 很明顯，所謂無計劃，表明原有的計劃體制業已癱瘓，而所謂無市場，則主 要是由於在工業社會主義的一統江山下，國有企業難以轉變成獨立自主的經濟實體 。正是有鑒於此，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改革派堅決主張，蘇聯經濟的市場化，只 能從改變國有制，即從私有化入手。在葉的推動下，俄羅斯聯邦議會於一九九一年 七月通過了《關於俄羅斯聯邦的國有和市有企業的私有化》的法案。不過私有化的 付諸實施，還是在蘇共垮台以後的一九九二年。此後不久，俄國的農村便迅速地實 現了全面的私有化。到今年七月，俄國已有76％的國有生產資料被私有化了，可見 ，現在俄國的經濟，已因私有化而遠遠地超出了戈氏當初所推行的市場社會主義的 範疇。或者說，市場社會主義已被俄國的歷史進程無情地否定了。 不容迴避的事實是，迅速的私有化並沒有使俄國的經濟立刻起死回生。那裡 的經濟形勢，直到目前仍相當嚴峻。不過那裡畢竟已出現了可能具有深遠意義的某 些態勢。因為無論如何，一個龐大的自由經濟的實體，正在俄國形成；而一個輻射 面相當廣闊和相當活躍的強大股票市場，也已然在莫斯科出現。因此，儘管至今為 止，人們還很難斷定，俄國的經濟究竟何時能夠穩定下來，並逐步開始回升；但俄 國經濟的自由化和市場化，幾乎已無法逆轉，這卻是可以肯定的。站在這樣的立場 上來觀察，俄國經濟模式的演變似有以下兩種走向或前途： 第一，是向美國式的自由經濟逼近。與此相應，私有化在原則上就不應有任 何「禁區」。如果是這樣，俄國人便不得不與在過去數十年社會主義的歷史中所形 成的一切傳統，實行「徹底的決裂」！其間的痛苦和困惑及徘徊和反覆，我們不難 從俄國農村在私有化之後，個體農戶僅佔15％，而大約有30％的農民很快又組成了 農業合作社這種現象中透視出來。 第二是向西歐式的市場社會主義轉變，那彷彿是對戈氏市場社會主義的否定 之否定。為此，必須將私有化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對前蘇聯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 體系，也不能簡單地一概加以廢除。而應當對其有所取捨，且在取捨過程中，應遵 循理性、功利與人道、平等不可偏廢的原則。要知道，對於多數俄國人來說，他們 雖然對市場化有很高甚至不切實際的期望，但他們也未必想割捨掉蘇聯的社會主義 給予他們的「鐵飯碗」以及普遍而又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尤可注意者 ，在如今的俄國，共產黨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而在東歐一些國家(如匈 牙利和保家利亞)，那些在民主化初期被民眾以選票攆下台的原共產黨內的改革派， 在完成了自己向社會民主黨(或工黨)的轉變以後，曾幾何時，很快又在近兩年的大 選中獲勝，重返政治舞台了，近一年來，波蘭的工潮復起。不同的是，現在他們所 針對的，已不再是昔日聲稱代表他們的共產黨，而是資本家和與資本家站在一起的 出身於團結工會的那些政客(甚至包括瓦文薩在內)。所有這些都提示我們，未來蘇 東走上西歐式市場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是絕無可能的。 中國大陸的市場社會主義，似乎有「身首異地」的特點。因為宏觀地看上去 ，市場和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都有。可是兩者在現實中，卻很難協調與統一起來。 這表現在：以鄉鎮企業為骨幹的非國有企業，無疑存在於市場中，可是鄉鎮企業由 以脫胎出來的農業社會主義卻基本消失了。與這種情況相反，國有企業自然是社會 主義的，可是市場主要只在其邊際起作用。因此就總體觀察之，「市場」與「社會 主義」各在一端，由此便在市場化的非國有經濟與工業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之間， 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張力。中國近十多年來的市場化進程，正表現為這兩種經濟之間 的互動與消長。在這一過程中，由於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和 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的持續下降，工業社會主義的衰落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相形之下，擺脫了社會主義的桎梏而進入市場的非國有經濟，其增長的勢頭卻異 常強勁。可見，「市場」和「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並不協調，兩者之間的聯繫是 外在的，甚至是人為的。因為事實是：在市場起作用的領域，至少是傳統意義上的 社會主義幾乎已不存在了；而在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仍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卻又 甚少市場的因素。就是說，「市場」和「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並沒有有機地結合 起來。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市場社會主義)，純粹 是一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無可否認的是，除了純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以外，不論 是在國有的或集體(包括鄉鎮)的企業中，市場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或多或少都存 在著。這是我們在分析和考察中國大陸的市場社會主義及其嬗變和走勢的時候，不 能不予以注意的。 首先應當肯定，直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在經濟上並沒有資本主義化。因為 第一，到一九九二年，私營企業的工業產值還只佔大陸工業總產值的6.7％(楊進叔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與實質》，載《當代中國研究》一九九四 年五期)，足見大陸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仍很微弱。短時期內，它根本不可能在大陸 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對大陸的市場社會主義也不可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第二， 國有企業不僅在大陸的工業總產值和固定資產的投資總額中仍占很大的比重，而且 還吸納了大約七成的非農就業人口。這是工業社會主義的大本營，因而也是抵制和 對抗市場化過程的大本營。它的基本特點是，人口集中，佔據並消耗巨額國有資產 ，相對於農村擁有文化優勢和種種特權，因而無論哪一種政治勢力，對之都不敢小 視。所謂堅持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保護這部分人的利益。他們 既想分享市場化的成果，又不願承擔市場化的代價和風險，更不願意放棄工業社會 主義給予他們的種種權利。因此時至今日，這裡仍然是工業社會主義的天下，「社 會主義」最多，而市場因素則最少。中國大陸的市場化能否成功，最後就要看市場 化在該領域的進展如何。就其理想來說，西歐式市場社會主義，可能是該社會集團 的絕大多數能夠並願意接受的經改目標模式。然而比較現實的選擇是：至少要等中 國大陸城市中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體系，建設到相當規模以後，方可逐步對國有 企業實行私有化。就是說，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應與城市的社會保障和社會 福利體系建設的規模和水平相適應。第三，農村也並沒有「復辟資本主義」。因為 不僅土地仍歸集體所有，而且連鄉鎮企業，基本上也是集體的，帶有社區——集體 企業的性質(實行股份化以後，這一點通過鄉鎮政府股和企業集體股而表現出來)， 私有制在那裡並不佔據統治地位。誠然，農業社會主義大體已消失了。但由於鄉鎮 企業在產權上帶有社區所有的特性，在人員構成上往往以血緣宗親和地緣關係為基 礎，加之鄉鎮企業剛剛從農業社會主義中脫胎出來，仍不免帶有後者的印記，因此 它們常常基於往日的習慣而不情願地成為社區福利(如築路、修橋、辦學和濟貧等) 的提供者。這諸多方面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可稱作鄉土——倫理社會主義的因 素，因而也是一種真正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素。無疑地，這種因素並沒有制 度化和規範化，但它確實深深地扎根於中國農村傳統鄉土文化的土壤中，因而具有 很強的生命力，值得引起重視！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目前中國大陸尚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 段。私人資本主義已經存在，但尚很弱小，短時期內還不可能成為大陸多元經濟格 局中的主流。從總體上看，中國大陸的市場社會主義，其「市場」和「社會主義」 是脫節的。今後它的嬗變和發展，可能有兩個方向，即在城市以西歐作參照的市場 社會主義和在農村以社區產權和傳統的鄉土倫理情感作基礎的市場社會主義。□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