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的申訴書 全國人大常委會 喬石委員長：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南京市白下區公安分局以本人「剝奪政治權利期 間有違反監督管理規定的行為」為由，決定給以行政拘留十五天處罰。本案涉及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達的聯合通知及其中關於剝奪政 治權利的人外出必須向縣以上公安機關請假批准等條文。本人認為，該條文內容及 該通知的制定通過程序，均有違背刑法、憲法及其它法律之處。對此類事件，本人 不知該向何種部門申述和訴訟，所以我向全國人大寄來申訴書副本及公安局裁決書 複印件各一份： 1、就此案件提出申訴。 2、請求全國人大對四單位通知及條文進行審議。國外對此類法律法規等糾紛 可訴諸法院，最高法院等機構，我們這裡涉及最高法院，不知該訴於何處？盼示知 。 南京市白下區公民 徐水良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申訴書 申訴人，本人，徐水良，男，五十歲，浙江富陽人，大學文化，因從一九七 三年起從事民主運動，兩次被捕入獄。第一次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平反出獄。 一九八一年第二次被捕，以所謂「出版非法刊物，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被判刑十 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一九九一年五月刑滿出獄。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南京市白下區公安分局第一二九號治安管理處罰 裁決書，以本人'在剝奪政治權利期間有違反監督管理規定的行為」為由，決定給予 行政拘留十五天處罰。本人對此申訴如下： 所謂「違反監督管理規定的行為」，據處理並送達本裁決書的公安人員口頭 通知，系根據本人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離南京去浙江富陽，未向派出所戶籍警請假 ，一事作出的裁決。 本人認為該裁決書： 1、認定事實不清； 2、適用法律不當； 3、使用的有關管理規定違反刑法和憲法，不合法； 4、裁決執法中有明顯歧視及不公正傾向； 5、處罰略重。 茲分述如下： 一、認定事實不清 (一) 本人出獄四年多，因公安及有關方面到處干擾，總是斷絕本人生路(謀生之路 )，而家中母親及妻兒四口，又不能不吃飯，因此一直處於艱難困頓之中，為生計疲 憊奔波，且貧病交加，歷盡艱辛，其中酸楚，非常人所能想像。不久前好不容易回 老家浙江富陽東方紙城聘用，此事由家人及本人回寧期間(本人大約仍有一些時間在 南京)多次告知有關負責管理的公安幹警，說本人在老家工作，有關方面及管理人員 均未表示過異議，應視為認可。及至今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開始傳訊本人的前一 天)，負責直接管理的公安人員來我家時，本人匯報此事，管理人員仍連聲說，你在 富陽找到工作，這就好了，我們就放心了。 不料四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三次傳訊，其中四月二十二日一次從晚上 十點三十分扣押至第二天早晨四時，再次拿出一九八九年「六四」後不久，由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個部門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日聯合 發的關於加強監外罪犯管理的通知(手中無文本，通知原名見文本)，要求本人根據 其中的一條規定(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外出、經商等必須向縣以上公安機關請假批准 的規定)，向派出所戶籍警請假，本人對此表示異議(異議內容參見下文)，認為剝奪 政治權利並不是剝奪一般的行為自由，以要求請假形式剝奪一般行動自由，違反刑 法和憲法，侵犯基本人權，因此拒絕請假。負責傳訊的公安人員幾次宣佈，說只要 本人向負責管理的戶籍警打個招呼，只要他知道我的去向，就算數，算請假(此後也 未曾告知取消這種宣佈，想來公安部門說話算數，言而有信，不會自食其言，本人 最後曾表示，打個招呼無所謂，可以，但請假是不可能的。 考慮到公安方面必然的干擾，估計不可能再在富陽東方紙城工作，同時，主 要考慮到避免與有關方面及該通知的規定相衝突，同時，又維護本人的人格尊嚴， 以及形式上的基本人權原則及其尊嚴，(基本人權原則作為人類最基本的公共原則， 高於一般法律規則)，別無他法，只好決定回富陽與東方紙城協商，處理好善後工作 ，爭取回南京。本人於五月二日離南京赴富陽。所謂「違反監督管理規定的行為」 ，即指此次離南京。 但事實上： 1、此次離寧前，由本人陳述告訴，有關公安人員均已知道本人將去富陽，所 以事實上已向所有處理此事的公安人員打過招呼，不存在不打招呼的問題。他們也 並未告知本人不准去富陽，未宣佈不准許。 2、大約四月二十九日前後，碰到負責管理的戶籍警，我告知他因為遲兩天離 寧，已請朋友買車票，但不知買幾日幾時的車票，戶籍警未提異議。五月一日晚九 時，朋友通知我第二天一大早上車離寧。據此，根本不存在不打招呼的問題。 此後，本人到浙江富陽，與東方紙城協商處理好善後事宜，五月二十四日回 到南京。 期間，南京市公安局會同杭州市，富陽市公安局，多次派員去富陽東方紙城 本人居住的地方，迫使東方紙城解聘辭退本人。凡親眼目睹此事或瞭解此事的人們 ，對這種做法均憤憤不平，但無能為力。 (二) 本人去老家富陽，乃是為了工作，也是為了在困境中謀一條生路，根本不是 危害社會，不是危害社會治安管理而應受處罰條例處罰的行為，裁定書定性錯誤。 綜上所述，無法從哪一方面說，裁定書認定事實基本錯誤。 二、適用法律不當 即使事實認定無誤，也不適用「剝奪政治權利期間有違反監督管理規定的行 為」及二十四條條款。對剝奪政治權利的人的監督管理，顯然就是監督其、禁止其 行使政治權利。被管者不服這種監督管理，擅自行使政治權利，才使用這一條款。 如無違反這一條，沒有行使政治權利，例如有其它違反社會治安管理的行為，則不 能使用這一條款(因手中無法律文本及有關條款，分析從略，請諒)。 三、使用的有關管理規定違反刑法、憲法，不合法 (一)該法規制定通過程序不當 1、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日(系記憶，手頭無文本，以文本為準)下達的通知，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出，牽涉到行政司法、 執法、檢察，甚至立法等各方面，事關重大，此種情況，本應由全國人大立法，至 少應經人大批准，不經過人大而越權作出，顯然不妥。 2、由上述四部門聯合制定發出，違背立法、執法、行政、檢察分立，公檢法 分 立，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重大原則。與法不符。 3、其中有的內容，如剝奪政治權利者外出必須向縣以上公安機關請假，批准 等規定，牽涉到法律未剝奪一般行動自由的公民的基本人權，剝奪、限制他們一般 行動自由等，涉及刑法，憲法的重大問題，不通過人大，擅自越權作出，也顯然不 妥。 4、通知是在「六四」後特殊政治條件下制定下達，帶有明顯時間及政治局限 性，有明顯錯誤不足之處。 (二)內容不合法 刑法對剝奪政治權利有明文規定，詳細列舉。剝奪政治權利不是剝奪一般的 行動自由，以請假規定來限制剝奪一般行動自由，違反刑法等基本法及其他法律， 違反根本大法憲法。 綜上所述，懇請市公安局通過法律途徑或經過有關方面上報轉告全國人大本 案申訴理由，本人請求對此「通知」予以審議，如果非法，則宜予撤銷。 四、裁決執法中有明顯歧視不公傾向 由於上述聯合通知不當或不合法，某種意義上一開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 以此通知受到全國公安幹警、公安、法院、檢察院等有關部門及工作人員的普遍抵 制，因而在全國各地普遍未得到執行，基本上成為「死法律」(法規)。[類似的死法 律、法規在各種社會都存在，包括香港、西方那樣的法制社會，也是很不少，很常 見的，這是實踐對法律、法規的淘汰。因此，「有法必依」，的簡單化口號是不科 學的。除上述外還有其它不科學之處。]。 但事隔四年之後，一九九三年年尾(手頭無有關文件，具體時間忘了)，本人 卻被指責違該通知「請假」規定，被傳訊並被延長剝權時間八十天。而在此之前， 並無任何人通知過本人需要請假，本人也不知道有這一條文。事出突然。自那以後 及至目前，我詢問當地有關被剝權人員，有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律師及其它瞭解 情況的人員，均認為未見過執行這一條文的例子。本人一直要求有關處理此事，企 圖說服本人的公安人員，能舉出少數執行此一條文的例子，但他們始終未能舉出一 例。不僅九三年以前未見過執行，九三年處理過本人之後，也未見再執行。而目前 又未再對本人執行，似乎這一法規對本人(或少數人如近日對廣州王希哲先生)適用 ，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視同仁的原則，顯失公平。 因此，很顯然，有關執法中有明顯歧視及不公正傾向。 五、處罰略重 即使本人確有不請假過錯，去富陽工作，是為工作，為謀生，不是危害社會 ，危害社會治安。以此種錯誤處行政拘留十五天(並再次斷絕本人謀生之路)，處罰 之重，實所罕見。 本人請求市公安局撤銷此號裁決書。 申訴人 徐水良 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