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二十三) 胡平 213、文革意義的新理解 面對形勢的巨大變化，我開始對文化革命有了新的理解。 其實，當中央最先提出展開兩條路線鬥爭，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林 彪十一講話，《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我並沒有格外在意。那時候我雖然對運動 中出現的很多事情暗中不滿並深感壓抑，可是我想像不到這會和兩條路線鬥爭扯上 什麼關係。出身不好的青年遭受歧視打擊，家庭背景或個人歷史上有「污點」的群 眾在政治運動中淪為首當其衝的犧牲品，這在我們以往的經驗中都是屢見不鮮、習 以為常之事。文革初期對這些人的打擊迫害固然以其空前的粗暴野蠻而令人震驚， 不過按照當時一般人——包括許多受迫害者自己——的看法，那充其量只算是執行 政策有偏差的問題。不錯，中央已經明確指出工作組犯了「壓制群眾，壓制革命」 的「方向、路線」錯誤，要求給前階段因為向黨委或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 的群眾平反，並進而表態支持少數派即造反派；但是，在我們這裡，既然黑五類同 學和那些被關入「牛棚」的老師們都並非由於向領導提意見而挨整，主其事者也並 非黨委或工作組而是校文革與紅衛兵，那麼中央的這些指示看來還是和我們不相干 。中央關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最初給予我的印象，就和早些時候中央支 持聶元梓一樣，它們都是反對「右」而進一步將運動引向「左」。然而，「對聯」 和「牛棚」在眾人心目中顯然是「左」而不是「右」，那怎麼會是一回事呢？因此 ，在一個不短的時間內，我都未能從中央關於批判反動路線的號召中發現另外的含 義。 進入十一月、十二月，形勢逐漸明朗。我們終於確認到，原來所謂「對聯」 ，所謂「牛棚」，都屬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組成部份。它們形式上是「左」，實 質上是「右」。換句話，它們是以在群眾中大抓「牛鬼蛇神」、打擊「混蛋狗崽子 」的手段，達到保護文革的真正對像黨內走資派的目的；所以它們正好構成了毛主 席革命路線的對立面。如今，中央明確作出了上述判決。對十九中而言，那意味著 對前階段運動的根本否定。 這無疑是我們親身經歷的第一次重大轉折。它促使我們對整個文革大革命產 生了一種全新的理解。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我當然對這一轉折歡欣鼓 舞。但倘若說我之所以擁護這一轉折僅僅是因為我自己由此而獲得了解放，那顯然 是不準確的。更重要的是，這次轉折印證了我內心深處的那種感覺。它證明了，我 原先就認為是不合理的事情果然是不合理的，它們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和文革 之初批判「三家村」不同，那時候我參加批判基本上只是對偉大領袖的號召表示響 應；現在我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則是出於對偉大領袖號召的熱烈共鳴。 214、自發性的群眾參與高潮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帶來了第一次自發性的群眾參與高潮。「文革」從一 開始就是一場群眾運動；但是只有到現在，群眾的參與才顯示出真正的自發性。 所謂自發，意義有二： 一、由於校黨委、工作組和校文革先後垮台，基層的權力機構不復存在，我 們沒有了直接的領導者或監督者；又由於黨團組織早已癱瘓，官辦紅衛兵土崩瓦解 ，所有的正統組織也不復存在，我們也沒有了必須向之認同靠攏的團體。因此，我 們便獲得了相當廣闊的自由行事的空間。你可以不參加運動，沒人追究你；你可以 邀約同志自己成立組織，用不著什麼人來批准；你可以憑自願而加入這一派或那一 派，沒人強迫，也沒人阻撓。有人批評這種狀態是「不要黨的領導」；不過按照當 時多數人願意接受的那套理論，黨的領導是黨的方針路線的領導，是毛澤東思想的 領導，是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如穆勒所言：「服從遠處的君主，本身就是自由。 」儘管它還夠不上憲政意義上的自由。 二、有一點看來是很清楚的，對於中央發出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 ，大多數群眾都是真誠擁護的。前階段的運動打擊面太寬，這勢必在大多數人心中 埋下了不滿的種子；而今有了黨中央毛主席的明確號令，那自然會引出廣泛而強烈 的反響。人們開始把文化革命當成是自己的革命。因為毛主席站在了我們一邊，所 以我們就甘願地站在了毛主席的一邊。這當然不是說，人們自願地擁護毛的路線， 只是因為他們發現毛的路線保護了自己的個人利益。在當時，一般人還不具有堅持 正當個人利益的清晰概念。我們擁護毛的路線，首先是因為它承認我們的革命性， 保護我們的革命性；而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則正好相反。 這段時期的政治氛圍，起碼是對普通民眾而言，可以說是既鬆散又熱烈。以 往搞政治運動，人際關係都變得十分緊張生硬；人人謹言慎行，彼此間不敢多來往 。文革初期尤其如此。現在的情形卻很是兩樣。許多人都努力拓展交往的範圍，隨 處可以見到人們在認真而興奮地討論，我們的思路和言論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開闊和 活躍，原先那種沉悶的壓抑幾乎一掃而光。 215、自由民主理念的第一次啟蒙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使廣大群眾擺脫了沉重的壓力，可是它又把壓力重 重地放在了當權派即領導幹部的頭上。在所有開展了文化革命的單位，當權派差不 多都遭到「炮轟」「火燒」。前工作組的負責人被要求回單位作檢討，接受批判， 據說還必須「隨叫隨到」。在十九中，工作組的劉組長就叫回來批判過好幾次，擔 任校文革領導職務的那幾個老師也挨了大字報，不過他們都沒有挨打。前階段老師 被批鬥，不少人私下說當老師真倒霉。現在看來當老師不那麼倒霉了，當幹部才倒 霉。 在這段時期，我們對幹部和群眾的看法，對幹部與群眾的關係的看法，發生 了有趣的變化。過去我們習慣於認為，領導比群眾高明，領導比群眾優越。領導永 遠是教育者，群眾永遠是被教育者。每逢搞運動，總是領導整群眾，整重了，整錯 了也沒有什麼關係；群眾的命運總是捏在領導的手裡。現在的情況卻好像是打了個 顛倒。一份傳單引述了毛澤東的講話：「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革 命群眾四個字是塊金字招牌。革命群眾永遠是對的。革命群眾永遠受到保護。革命 群眾有了什麼問題只能是「自己教育自己」。領導幹部則必須時時接受群眾的批判 ，批錯了也不能抱怨不能牴觸。這事倘放在以前簡直不可思議，現在看來似乎又很 有道理：反修防修的關鍵是讓領導權永遠掌握在真正的無產階級手中，因此文化革 命的任務當然應該是整治當權派而不是整治普通群眾。 報紙上登出大塊文章，闡述文化大革命與無產階級大民主。所謂無產階級大 民主，就是放手發動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對各級 領導幹部實行批評監督，揭發和批判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讀了這些 文章頗受啟發。在以前我們的政治學習中，民主這個概念雖然不是禁忌但也相當生 疏。講到民主集中制，反來復去只是那三句話：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 黨服從中央。在這個公式中，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文化革命的引人入勝之處恰恰 在於，它鼓勵人們批評領導，肯定對錯誤的領導「造反有理」。尤其是對資產階級 反動路線的批判，在某種意義上起到了保護群眾的作用。我們感到自己不再只是一 顆被動的螺絲釘，而且還主動地參與了國家大事。 除了閱讀報刊上的理論文章，我更感興趣的還是市面上流行的各種傳單和大 字報，其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和未曾公開發表過的毛澤東的講話及文章給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央文革堅決支持受壓制的革命群眾，在群眾中迅速地建立 起高度的威信。毛澤東的若干內部講話和文章實在要比官方發行的語錄本和四卷本 有意思多了。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一再講到要發揚民主。他說：「要 讓人講話。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只要是不違反紀律，不組織秘密集團的，都 要允許人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能罰。」「不讓人講話，總有一天會垮台。」當我第 一次讀到這幾段文字時，我真是喜出望外，興奮不已。還有一段講話也令人過目不 忘。毛澤東說：「要造成一種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統 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我最初接觸到這些傳單時，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形勢還處於不夠明朗的階段。它使我大為感動，信心倍增 。當時的我，對於真正的自由主義經典文獻一無所知；毛澤東的這幾段話竟然成為 我自由民主理念的第一次啟蒙。 216、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大民主 按照我的記憶，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從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到六 七年一月這段時間，大概是「民主」這個詞彙出現次數相對最為頻繁的時期。報上 有文章宣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光輝實踐。 不消說，在當時一般人心目中，民主還是一個很籠統、很含糊的概念。那時 候，人們都很推崇巴黎公社的模式。其內容無外是：領導者應該是人民的公僕或曰 人民的勤務員而不是當官作老爺，各級領導者應該由群眾選舉產生，不稱職者可以 隨時被群眾撤換。其實，早在當初建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時，就已經講到要實行巴黎 公社原則。後來成立的群眾組織也紛紛以實行巴黎公社原則相標榜。比如說，群眾 組織的頭頭們都是由成員們選舉產生的；為了表示不是「當官作老爺」，群眾組織 的領導機構常常取名為勤務組；群眾可以向頭頭們貼大字報提意見，「炮轟」也可 ，「火燒」也可，「拉下馬」即要求撤職也可。應該承認，在群眾組織內部，特別 是在造反派組織內部，一般成員的參與意識很強，參與程度也很深。這大概就是為 什麼當時許多人都自以為我們已經很民主了的原因。換言之，在文革中我們所體會 的民主其實是指那種廣泛的群眾參與這一狀態；我們很少從規則、程序的角度去理 解民主。眾所周知，在六七年的一月風暴中，上海率先宣告奪權成功，新的權力機 構起初叫做上海公社——這表示對巴黎公社原則的繼承，後來被毛澤東改名為革命 委員會。問題不在於名字的更改。問題在於新的權力機構並未經過投票選舉這一最 起碼的民主程序，而這一明顯的缺失竟然沒有引起我們的警覺與批評。可見當時的 人們對民主的規則和程序淡漠到何種程度。 對民主的內涵不具清醒的把握，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當 時一般人的觀念中，「民主」並不享有特別崇高的地位；在「民主」之上還有「革 命」。 楊小凱把毛澤東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稱之為「打人權牌」。我在前面 也指出，批判「對聯」，為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這兩件事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義 (第212節)。不過嚴格說來，它們和真正的保障人權、反對政治迫害還不是一回事。 那時候我們並沒有「人權」的概念。我們只有「革命」的概念。毛澤東說「相信群 眾」，其含義是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眾是革命的或要革命的，「保護群眾」當 然也只是保護這些革命或要革命的群眾。中央表示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 ，但那還有一條重要的保留：群眾中真正的右派份子或反革命份子要放在運動後期 處理。另外，我們在文革中可以不經特許就張貼大字報、成立組織、辦報紙開大會 ，這也算不上真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因為我們仍然受 制於最高當局的意志。 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造成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明顯 的問題。譬如說，文革前被定為「階級敵人」的那些人依舊飽受壓迫，又有大批領 導幹部遭到批鬥。不過在當時，這些人的狀況似乎並未引起我多少不安。讓我產生 某種不安的是發生在群眾中的一些事。從街頭張貼的幾張反映北京動態的大字報上 我瞭解到，在北京，有學生寫出批判林彪和批評中央文革的大字報，作者隨後被宣 布為現行反革命份子而正式逮捕。北京航空學院學生、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 的兒子李明清寫出一張大字報《炮打……》，不點名地對毛澤東提出質疑；結果被 該院一些造反派的學生活活打死。這些事使我很覺得意外，尤其是打人致死一事， 很難不讓人反感。這些學生不也屬於群眾嗎？大字報上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 我想也是。既是「現行反革命」，當然就不再受保護。看來這也合邏輯。其後不久 ，中央發佈了《公安六條》，明文規定：「以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 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此時的我，已經不再擔 心自己會被別人打成反革命，從理論上講也並非不承認應當對「現行反革命」實行 懲處，但心裡仍然感到不舒服，還隱隱地感到一點恐懼。 217、關於《公安六條》 講到《公安六條》，不妨多說幾句。 《公安六條》明文規定因言治罪。它無疑是中共推行思想禁錮的惡劣表現。 後來人們否定「文革」，批判共產專制，常常把它作為一個反面的例證。這當然是 正確的；不過我們切莫誤會，以為推行《公安六條》的那段時期，必定是中共實行 思想禁錮最為嚴厲的時期。事實上，那倒是一個相對寬鬆的時期。 道理很簡單，共產黨搞專制，很少依靠明確的成文法，它寧肯採用那些語意 模糊的抽像概念。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由於它富於彈性，差不多可 以把任意多的言論囊括其中。在過去，有許多人僅僅是批評了幾句黨支部書記就被 扣上「反黨」的罪名。《公安六條》明確規定批評毛澤東批評林彪是「現行反革命 行為」，那等於是為人們批評其它領導人開了綠燈，因此，言論尺度反而比過去更 寬。 再考慮當時的現實狀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力地促進了某種思想的解 放。前階段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一律平反翻案，這就使得很多人恍然大悟，原來， 那些被打成「反動言論」的言論其實並不算反動。既然在這次運動中被打成「反革 命」和「左派」的群眾都不是反革命不是右派，那麼在過去的運動中定下的反革命 案和右派案難道就個個正確？不止一位年長者對我說，五七年的那批右派，不少真 是冤枉的。市面上間或出現一些大字報和傳單，作者是在以前的運動中被定性的右 派份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或什麼份子，控訴某某大人物的迫害，聲稱自己應該得 到平反。還有一些在這次文革運動的初期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人物 ，此刻也在為自己鳴冤叫屈。根據十六條，「反動學術權威」屬於運動重點對像之 一，照理不在此次中央平反的指示範圍之內；然而；既然前階段運動的主事者都被 指控犯了路線性錯誤，誰又能擔保他們打擊的「反動學術權威」就沒有差錯呢？本 來，「懷疑一切」的意思是用毛澤東思想懷疑一切，但是順著這個邏輯走下去，有 人免不了會想，為什麼毛澤東思想本身、毛澤東本人就不能懷疑呢？中央號召批判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一步鼓勵群眾起來造當權派的反，這不可能不引起另一部分 群眾的不滿、想不通、甚至憤怒。在上述種種思潮的交互激盪下，出現一批直接批 評中央文革，批評林彪以至質疑毛澤東的大字報也就不足為怪了。在中央方面，它 既要繼續鼓勵群眾批判所謂走資派，因而不得不對許多它本來未必贊同的言論予以 容忍；另外又急需要控制局勢，維護毛的路線不受挑戰。《公安六條》就是在這種 背景下出現的。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央還發出文件要求打擊各地的階級敵人的翻案 活動。在這場由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引發的自由化傾向近於弄假成真的關頭 ，中央為它設立了邊界。但儘管如此，和此前以及此後若干時期相比，這段時間仍 然算是思想言論相對寬鬆的一個時期。在當時，大多數人並不以為自己的言論受到 什麼禁錮，因為他們承認中央設置的邊界是合理的。毛澤東說，對人民實行民主， 對敵人實行專政。中央文革說，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無產階級大民主。對於 這些觀點，當時的人們並不曾從原則上持有異議。 218、「聯動」與「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在六六年年底那次所謂「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事件中，「聯動」扮演了 相當重要的角色。 「聯動」的全稱是「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這是北京若干中學 中一部分老紅衛兵串聯而成的一個組織，其成員以高幹子弟為主，成立於六六年的 十一月下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蓬勃興起，給這批老紅衛兵造成了巨大的沖 擊。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黨中央竟會明確表態否定「對聯」，那些往日被他們任意 辱罵欺壓的「混蛋」和「狗崽子」們竟然也要和他們分庭抗禮起來鬧革命，而他們 這些天之驕子的紅後代們竟然被指責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讓他們難以接受 的是，一場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到頭來竟然是一大批共產黨的老幹部被批鬥、被 「炮轟」「火燒」。其中包括他們許多人的父母，那是他們全部驕傲與光榮的來源 。於是，他們聯合起來，對準中共文革，對準造反派組織，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聯動」的人數不多，其活動主要限於北京。成都也有「土聯動」一說，那 是指兩三所重點中學裡少量的老紅衛兵，或許他們在本校有些活動，但在社會上幾 乎毫無影響。當時我對「聯動」的瞭解都來自北京傳來的動態報道、傳單和小報。 說實話，對於「聯動」提出的某些觀點，我也覺得很有意思。儘管在當時， 我對中央文革相當好感，但仍然抱著不小的興趣，願意聽一聽反對者的聲音。記得 有一篇「聯動」的宣言，其中提到「忠於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我不禁 想到，我自己不也是在進入六十年代以後才覺得和社會不協調的嗎？其實，不只是 「聯動」的觀點，其它那些所謂「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觀點也引起我的興趣， 包括北京農大附中劉握中、張立才(化名伊林·滌西)那篇批評林彪的大字報，甚至 也包括李明清那篇《炮打……》。在《炮打……》一文裡，李明清問道：當初中央 決定派遣工作組，毛主席是點了頭的，怎麼後來全成了劉少奇、鄧小平的罪過了呢 ？我覺得問的有理。我還注意到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頭頭(據說還是個造反派)朱成 昭的言論。有張大字報寫道，一次別人問起朱成昭什麼出身，朱回答「革命黑幫」 。我讀到這段話忍不住想笑。朱成昭批評「聯動」反中央文革亂反一氣，只有他自 己才對中央文革有系統的批判。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些什麼觀點，可惜那篇報道到 此為止，以後也沒見到下文。 我對待這些「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觀點的感受，和當初對待「三家村」 的感受頗有幾分類似。一方面，我接受中央的判決，認為這些觀點的確是「炮打無 產階級司令部」，因而是反動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另一方面，我又不禁為這些與 眾不同的凌厲見解所吸引，總覺得有些話也滿有道理；由於它們能夠刺激我的思考 ，我很願意多聽聽多看看；我感到這種人有思想，這就使我不能不抱一份欣賞的態 度。 219、再說「聯動」 不過我必須說，作為一個整體，「聯動」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惡劣的。問題 不在於它的某些觀點，而在於它那種霸道的姿態與狂暴的傾向。 一提起老紅衛兵，我們想起的就是恐怖的紅八月，就是盛氣凌人的「對聯」 ，就是那副「這個天下是我們的，我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驕橫不可一世。「聯 動」從不曾對自己早期的過錯進行任何反省。他們沒有向自己欺侮過的同學表示歉 意，相反，他們還把別人試圖獲得平等的革命權利認作「狗崽子翻天」。假如說在 紅衛兵創立之初，他們還願意和一般的工農子女站在一起的話；那麼，到了他們組 織「聯動」的時候，他們甚至對大批工農子女也採取了明顯的輕蔑與排斥的態度。 一份「聯動」的宣言直言不諱地宣告，他們的組織路線是以中央級和省市級領導干 部的子弟為核心，地委級和公社級領導幹部的子弟居其次，工農及其它家庭子弟再 其次。可見完全沒有吸取教訓。 不難想像，「聯動」的出現決不會得到一般群眾的支持與同情。「聯動」反 中央文革，而一般群眾認為中央文革代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因此人們認為「聯 動」是反動組織。不過認真說來，我們與其說是為了保衛中央文革而去反「聯動」 ，不如說是為了反「聯動」而去保衛中央文革。根據我的觀察，很多人對「聯動」 是既恨又怕：他們的背景那麼顯赫，誰又能奈他們何？正像一位前「聯動」成員後 來講到的那樣，他們在當時天不怕地不怕，是因為他們深信沒人能把他們打成反革 命。「難道無產階級專政還專到我們紅後代頭上不成？」我們知道，共產黨治下的 中國本來就無法制可言，文革的風暴更把原來僅有的一點法制掃蕩殆盡，傳統的道 德自律也橫遭衝擊破壞。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行為倘若還有什麼規範或約束的話 ，那通常只能是來自他所信奉的政治理念以及他對於被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所制裁的 恐懼。「聯動」成員的政治理念是那樣的狹隘、偏激，並充滿攻擊性；而他們視國 家機器為自家之物的心理又使得他們對於自己也可能受到制裁的後果根本不予考慮 。西諺云：「害怕警察是理智的開始。」成語「肆無忌憚」為什麼是個貶義詞？那 正是因為一個人到了毫無顧忌與畏懼的地步，他就可以做出任何壞事。本來，「聯 動」中也不乏較為理性溫和的成員，可是他們不可能對其它成員施加任何有效的約 束。中央領導，包括中央文革，起初何嘗願意打壓「自己的孩子」，這一點只要看 一看先前中央首長對「對聯」的委婉批評就可以明白，只可惜這些被寵壞了的孩子 們很少能聽得進去。平心而論，當中央宣佈「對聯」為反動時，他們仍然想著給這 些老紅衛兵們提供一種保護。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元旦 社論說，「對聯」的提出者是「天真的年青人」，出於「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從反對黨內走資派排斥打擊幹部子女工農子女這一正確前提出發，「走到了另一個 極端」，然後被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所利用。可是許多「聯動」成員並沒有 借此下台階轉彎子，反而採取了更為激烈的反對立場，和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發生 衝突，並數次衝擊公安部。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中央宣佈「聯動」是反動組織，其 後又陸續將大約一百多名「聯動」骨幹成員逮捕入獄。 和其它那些「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學生被捕入獄不一樣，我對於「聯動 」成員的遭遇並無同情。 220、對「聯動」事件的幾點思考 「聯動」事件包含著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問題。 據我所知，許多群眾對「聯動」的下場都不抱同情，不少人還感到很解氣， 很痛快。「讓你們也嘗嘗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讓你們也嘗嘗當反革命的滋味 ！」據遇羅克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連「一個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頭子」也說： 「咎由自取」。 很簡單，「聯動」是因為其濃厚的特權意識以及在此意識支配下的專橫行為 而引起群眾強烈反感的。不過對於所謂特權，我們有必要略加解釋。 應該承認，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幹部子女並未享有多少經濟上的特權。他們 的物質生活並不比尋常的城市居民有著多麼刺眼的差距。「聯動」成員也很少表現 出對物質享受的貪婪追求。相反，不少幹部子弟倒寧願過一種遠比其優裕的物質條 件更為樸素的生活並以此為榮。文革初期的老紅衛兵們尤其如此。這當然是一種美 德。只是，如果一個人在物質生活上艱苦克己而把全部慾望和精力集中到權力的追 求上，那後果卻可能更糟糕。這正是「聯動」們的悲劇。幹部子女的特權主要表現 在政治上。現行制度為他們獲取權力提供了絕大的便利。「聯動」的特權意識表現 在他們認定自己是權力的當然繼承者。這不一定是說他們多麼地貪圖高官顯位。應 該承認，不少「聯動」成員大概是真心信奉毛澤東的那句話：「不是要當官，而是 要革命。」儘管也有一些「聯動」成員要依據父母職位的高低而佩戴不同質料的袖 章以示區別，那十足顯露出他們對官爵的迷戀崇拜。但我們也要看到，譬如說在「 聯動」這個組織中，並沒有像其它群眾組織那樣設立司令、政委、部長一類大大小 小的官職，而只有平平淡淡的聯絡員。但是，不追求權力的名份不等於不追求權力 本身。什麼是權力？權力就是支配他人的力量。「聯動」狂熱地追求支配他人的力 量，他們正好是在追求權力本身。不幸的是，這種追求權力的慾望偏偏又和他們那 套追求革命的理想交織在一起。乍一看去，「聯動」思想的最大特點無非是他們認 定自己比別人都更革命。這好像和特權思想毫無關係。可是，認定自己天然地更革 命，那就意味著認定自己天然地該掌權，天然地該領導別人，天然地該主宰世界， 根本用不著徵得別人同意，誰要是不依從就要專誰的政。這當然是特權意識。一個 認可這種意識的制度當然是特權的制度。 特權的本義是經由法律明文規定的特殊權利。倘依據這個定義，中國的幹部 子弟就沒有或很少有什麼特權。然而沒有規定未必都是好事。因為規定同時也意味 著限制，因而沒有規定，搞不好非但不會消除特權，反而有可能使特權變得漫無邊 際。假如我們規定高考錄取線是六十分，高幹子女受特殊優待只需五十分；那麼在 不公平之下還能保有一些公平。別人滿了六十分就該進，你到不了五十分也會進不 了。共產黨不好意思作出這樣的公開規定，因為那和它標榜的平等理念大相逕庭； 於是它就在分數的考量之外加強所謂政治表現的份量，到頭來高幹子女五十分不到 便可入學，黑五類子女九十分也拒之門外。 不少人把「聯動」的特權思想(例如「對聯」)歸結為中國封建傳統的影響。 撇開「封建」一詞的歧義不提，這種批評自然也有它的道理。在中國古代，家族觀 念很強，清除政敵常常會株連全家。不過，要把「老子革命兒接班」、「幹部子女 該掌權」這種思想全推給古人，那卻有失公允。中國是最早廢除官職世襲的國家之 一。在古代中國，只有皇帝是世襲的。科舉制的實行，使得中國比其它許多古代文 明國家在消除出身門弟的影響、向社會各階層開放政治陞遷的途徑上都做得更有成 效。在傳統中國，像「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種話，那是編入幼兒發蒙讀物 ，一向深入人心的。我們又如何能把中共自己的毛病全歸罪於傳統？ 221、一種奇特的判斷方式 從第218節的分析可以看出，對於「聯動」的姿意妄為，中央除了把他們打成 反革命再逮捕入獄之外，大概也沒有別的什麼辦法可以對他們加以約束。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再加上造反有理，這幾個觀念加在一起，造成了一個極為獨特的 政治形勢。那就是，一旦當局打算對某種事態加以約束，哪怕純粹是為了維持正常 的社會秩序，它也只有給那件事扣上「反動」「反革命」的罪名。 「紅海洋」活動便是一個有趣的例證。在破四舊、立四新運動結束之後，有 些紅衛兵覺得意猶未盡，又推行了一場「紅海洋」運動。一時間，全國上下，城市 鄉村，大街小巷的店舖門面、房屋牆壁都塗上了紅油漆，寫上了各種革命口號和毛 澤東語錄。這在美學上自然毫不足觀；其興師動眾、勞民傷財，顯然也讓大家都感 到頭痛。可是沒人好出面反對，更沒人有辦法制止。因為總有一班人願意用這種誇 張過火的方式表示他們無比高漲的革命熱誠，其餘人則唯恐被指為階級感情不深而 不得不緊緊跟上。最後還是由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聯合發出一個《通知》。《通知》 的寫法和一般人想像的很不一樣。《通知》並不是先肯定一番革命群眾的無比熱誠 ，然而指出此舉有礙觀瞻和浪費人力財力，因此應當停止。倘若《通知》這樣寫， 只怕別人會充耳不聞，說不定還要造你的反呢。《通知》語出驚人，它一口咬定「 紅海洋」是「別有用心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 搞的「一種抗拒大字報、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惡劣行動」。這樣，「紅海洋 」運動才得以終止。天知道中央首長們是不是真的以為「紅海洋」是什麼走資派的 新陰謀。問題是你不這麼說，恐怕就行不通。 文化革命造成了或者說強化了一種只能講實質、不能講形式的特殊的判斷方 式。譬如說你不大好講「不要打人」，因為這樣講沒有階級性。你說壞人也不要去 打，打人不符合政策；可是偏偏就有人樂於裝出感情衝動的樣子去做出不符合政策 之事，以顯示自己的威風。你必須說打人是鎮壓群眾，是轉移鬥爭大方向，是包庇 走資派，是執行反動路線。也就是說，你必須把你要約束制止的事情扣上「反動」 「反革命」的大帽子，對方害怕了，於是也就罷手了。「聯動」之所以不好對付， 是因為他們嚇唬不住，他們相信沒人能把他們打成反革命，到頭來當局只好來真的 ，把他們真的抓進監獄去。我這樣講並非替當局抓人作辯護。我只是想說明，階級 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造反有理這一套東西有如毒品，一朝用上癮，不用不行。那 時候，人們普遍認為，判斷一件事可做可不做，唯一的標準是看它是革命的還是反 革命的。如果是革命的，哪怕是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統統是「好得很」，謂之曰 「造反有理」；如果是反革命的，即使只是講幾句話，開一個會，那也是「糟得很 」，謂之曰「右派翻天」。既然革命反革命的終審裁決者是偉大領袖，這就導致了 徹底的人治，徹底的專制獨裁。在這裡，是否有大量的群眾參與並不會造成很大差 別。與此相反，法治則著重強調人們的行為的形式方面。如果它准許人們在天安門 廣場集會，那麼它不管集會的主題是支持政府還是批評政府；如果它禁止人們拆閱 私人信件，它同樣也不去過問信件的內容是革命還是反動。文革前的中國，好歹還 有一些只著眼於形式的行為準則和法律條文，「造反有理」的口號一流行，這些准 則和法律遭到嚴重破壞。短期內它似乎給人們的活動衝開了更大的自由空間，但終 究不免把社會引向更嚴厲的專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