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維」與政治傳統主義 ——中國大陸與蘇俄改革的比較研究(之四) 王鵬令 中國大陸改革開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宣告結束兩年多了。可是由於華國鋒在 此前一直堅持「兩個凡是」的口號，文革遺留下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難以 得到解決，因而改革最初實際上仍立足於「十年浩劫」的廢墟上。 也許是處於湊巧。戈爾巴喬夫扎說到蘇聯改革的歷史背景時，亦跨過了他的前任 ——契爾年科和安德羅波夫，而將之一直上溯到勃列日涅夫當政的長達十八年的「 停滯時期」。 面對不同的歷史前提，戈、鄧在政治思維上選擇了不同的否定方式，由此造成了 兩國在改革中政治進程的不同景觀。回顧比較和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對於 我們判斷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狀況和思考它未來的政治走向，可能會有不小的啟發 意義。 (一)「新思維」與「政治開放」 無可否認，「停滯」也絕不是一種令人滿意的狀況。不過與中國大陸的「十年浩 劫」相比，它到底還算不上是一種多麼嚴重的局面。事實上，當戈爾巴喬夫發動改 革之際，蘇聯的經濟雖因舊體制積弊甚深、阿富汗戰爭的拖累和核軍備競賽的巨大 消耗而早已不很景氣，但總的說來還過得去。到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零年，西方媒 體已經把那裡的市場短缺，渲染為「山窮水盡」！可是，同時期由中國大陸赴蘇留 學和訪問的學生、學者，卻絲毫沒有這種印象。不錯，在當時蘇聯的市場上，某些 非關民生急需的商品，如打火機、牛仔褲、皮夾克、香煙和酒水及高級化妝品等等 ，確實品種不多，數量有限。然而基本的衣食住用等等，那還絕對是有保障的。而 且，其物價(如西服、泥大衣)之低廉，已達到令中國人吃驚的地步！可是據蘇聯人 講，那時他們的市場供應和生活水準，早已大不如前；那裡的中國留學生，也這麼 講。由此不難推知，八五年戈氏上台發動改革的時候，蘇聯的經濟形勢肯定比七十 年代末期的中國大陸好得多。從政治上看，在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匆匆相繼去世 之後，蘇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也比較激烈，但戈還是按照正常法定的程序，相當順利 地接掌了政權。而且，無論是在蘇聯國內或是東歐諸國，政治局勢都是平靜的，穩 定的。可見，前蘇聯的改革並非直接地起因於眼前政經危機的逼迫，其原因應當從 其它方面去尋找。 按照戈本人的說法，他之所以要發動改革，是由於對蘇聯現狀所作的「不帶偏見 ，但具批評性的分析」表明，「蘇聯社會必須在各個領域進行深刻的改造」。這顯 然不是因為，蘇聯的政治體制偏離了官方意識形態所規定的軌道，而是因為自赫魯 曉夫以來，在以戈為代表的蘇聯先進知識界和一大批有遠見的蘇共領導中，業已醞 釀成熟了一種政治「新思維」，在這種新思維與官方意識形態及建於其上的政治體 制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固然，在戈那裡，「新思維」最初主要針對的是國際政治。但從其基本的價值標 准和與之相應的行為準則來看，它其實也完全適用於國內的政治。因此，戈曾不止 一次地提醒人們注意，他的改革是與「新思維」不可分的。 所謂新思維，實質是早期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與後工業社會文明相結合的產物。它 的第一原則，就是把人看作世界上最高的價值。不過新思維與「人類中心論」不同 ，它主張在人與自然的和諧與統一中，來思考人類的現在和未來。新思維的要旨， 是「選擇的自由和放棄強力」。它當然不否認，在國家、民族或個人之間，存在著 差別和利益衝突。但它更強調全人類利益的根本一直和人們的命運彼此思想相關。 因此，它主張把全人類利益置於民族、國家和階級利益之上。它認為，應以寬容代 替排他，以妥協代替對抗，並放棄「一方勝一方敗的傳統結局」。為此，必須也可 以將對話和談判作為解決一切爭端的基本政治手段。這就要求，在政治生活的各個 層面上，都實行圈方位的開放。這就是為什麼他以「政治開放」來標示由他主導的 蘇聯政治改革的原因。 在戈的主導下，前蘇聯的政治改革，遵循「新思維」所提示的上述原則，走過了 一條由開放言論到開放自由選舉，再到開放黨禁的道路。茲對這三大階段或三的步 驟略述如下： 第一，開放言論，逐步使國家政治生活公開化，透明化。其最主要、最關鍵的一 點，是立即停止對一切持不同政見者的迫害，消除人們對「以言治罪」的恐懼。這 乃是使憲法賦予人們的公民權利——「言論自由」得以實現的先決條件。為此，蘇 聯釋放了包括薩哈羅夫在內的數百名思想犯和良心犯。當時各報刊雜誌紛紛宣佈「 言論獨立」，黨和政府以不加干預而予以默認。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接踵出現了所 謂的解禁文學和解秘文學的熱潮。在「公開性」的口號下，許多過去被禁止出版的 文章和書籍(如歷史學家梅德維米夫的著作)得以面世，蘇聯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和 案件的真相，在沉默了幾十年之後，也得以暴露在公眾面前。一九八九年自由選舉 之後，新聞媒體通過對包括葉利欽等新聞焦點人物的採訪和報道，當時蘇、俄高層 政治鬥爭的內幕，也被廣泛地散佈於民間社會。其間蘇聯黨政系統還採取了如下幾 項與政治民主化直接相關的重要措施；(1)開展多層次、多種形式的社會政治對話， 這乃是開放自由選舉前，蘇聯黨、政領導如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莫斯科市委第 一書記葉利欽等等，與老百姓直接溝通和公開對話的主要方式。(2)電視直播議會辯 論情況；(3)九零年通過並頒布了保證新聞和出版自由的法案。從一九八五年到於此 ，歷時約六年，言論自由終於得以全面實現。 第二，開放三分之二的人民代表的自由選舉(八九年)；幾乎同時，議員的「選民 接待日」也制度化了。在言論自由、「公開性」和「透明度」的基礎上，通過自由 選舉，從原來的橡皮圖章——蘇維埃代表大會轉化而來的人民代表大會，開始走上 了議會化的道路。隨之，議會開始成為全蘇政治鬥爭之名副其實的中心舞台；街頭 抗議活動明顯減少，並與議會鬥爭相互呼應和配合起來(參見拙作：《蘇聯激進派近 半年鬥爭的回顧虎啟示》，載《民主中國》<日本版>一九九一年第十一、十二期)。 第二，蘇共自動放棄，繼而議會廢除了一黨專政，開放黨禁，蘇聯由此基本實現 了由一黨專制向多黨意會民主制的轉變。 應當指出的是，在前蘇聯的政治改革過程中，民族問題一直是最棘手的問題。大 體上說，改革開始不久，後加盟共和國的民族獨立運動就在潛滋暗長。但一直到九 零年一月蘇共宣佈放棄一黨專政之後，立陶宛共和國才敢率先宣佈獨立。其後蘇軍 開進立陶宛，鬧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民選的立陶宛政府和意會宣佈不以武力相 對抗，不久又宣佈暫緩實行獨立的計劃，而戈則堅持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因此 基本沒有造成流血衝突。在戈當政期間，蘇聯各地情況雖異，但情形皆大致如此。 考慮到原蘇聯的民族問題那麼複雜，適應當說，是戈及其新思維的成功之處。不過 稍後戈與各加盟共和國協商制定新聯邦條約，擬將蘇聯改造為一個各主權國家的松 散聯盟。這本來是一個充滿理性精神和以妥協達致雙贏結局的計劃，即使它未必能 避免蘇聯的最後解體，但它至少可以使解體的過程以漸進的方式進行。這對有關各 方，顯然是有百利而無一害。起先大多數加盟共和國對此亦表示贊成，並準備簽字 。然而這一計劃還是功敗垂成。就此而言，戈是失敗了。考其原因，主要有三： (1)蘇共頑固派在關鍵時刻——新聯邦條約簽字的前夕，發動了軍事政變。政變頭 目幾乎囊括了除戈以外原蘇聯政府的所有核心成員，身為總統的戈居然成了他力舉 推薦的副總統——亞納耶夫之流的階下囚，若不是葉利欽千鈞一髮之際挺身而出， 挽狂瀾於既倒，其命運如何殊難預料。在這種情況下，政變雖然迅速被粉碎，但中 央政府已威信掃地，處於癱瘓狀態，蘇聯的解體亦便如順風下水的船，一發而不可 收。(2)作為蘇聯支柱的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實際上也力主獨立，蘇中央政府遂變成 空中樓閣；(3)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有雄厚的民族基礎、現成的國家組織形式和充分 的法源根據(見前)。 值得深思的是，蘇共政變首領亞那耶夫在事變中提出了兩個口號，一為維護蘇聯 的統一，二為捍衛公有制，宣稱私有經濟不得超過百分之五。由此看來，民族主義 和公有制乃是蘇共頑固派絕對不肯放棄的最後兩道防線！我們大概不能說，政變的 參與者當初都是「假改革」。合理的解釋可能是，他們當時擁護改革，但最後過不 了民族主義和公有制這兩道關，最後與改革分道揚鑣了。這樣的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 (二)「回到一九五六」 按照流行的說法，一九七八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標誌著中國大陸 一個以現代化建設為主題的新的歷史時期的來臨。儘管當初人們對「現代化」的理 解可能並不完全一致。但是不管怎麼說，原先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腥紅的年 代終於結束了！人們忽然從長期白熱化的階級鬥爭的大線上下來，好似戰爭剛結束 時解甲歸田的士兵，即便家園依舊，畢竟生活已變了一個樣子：一切，都可以權當 是新的！因此，當五中全會吹起「新長征」的號角，人們還來不及思索，就幾乎一 股腦地聞雞起舞，把它當做引領自己告別過去，走向未來的一面旗幟！ 現在想來，那多少是一個陷阱！知道「長征」在中國大陸，其意義可是非比尋常 ！它不僅特指中共歷史上的一次英雄壯舉，而且還象徵著神聖的中共革命傳統！因 此，當以「長征」來比喻現代進程的時候，那豈不是在不知不覺間，已給「現代化 」塗上了一層濃重的傳統主義的政治色彩，要在政治上將「現代化」死死地限定在 中共傳統的範圍內嗎？ 細覽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可知，那次會議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所謂重新確立了中 共的思想、政治和組織路線。可是「重新確立」起來的路線，相對於中共「八大」 的路線而言，又實在是了無新意。只要把三中全會的公報與劉少奇在中共「八大」 上的政治報告比較一下，相信任何人都不難看出，兩者的一個重大區別，是前者保 留了業已被後者刪去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除此而外，無論在思想、政治或組 織路線上，前者都幾乎是後者的翻版。在這種意義上，被稱作開啟了「社會主義歷 史新時期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其政治要旨可一言以蔽，就是「回到一九五六」 ，回到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 既然要回到一九五六，實際上也就排除了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因為在一九五 六年，正當黨國際共運中已掀起修正主義和自由化的大波瀾之際，中共逆歷史潮流 而動，發表了為斯大林辯護和堅持暴力革命原則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的反修文章。那時中共雖然還沒有像鄧小平後來那樣，以簡明通俗的方式，提出用 以鎮壓不同政見和全面封殺政治改革的「四項原則」，然而「四項原則」作為中共 傳統的基本信條，分明以不同語言形式，存在於中共的「八大」及其後「九大」、 「十大」和「十一大」的文獻中。換言之，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糾正了此前 中共的不少左傾錯誤，從而使中共的政策變得比文革時期溫和得多了，但由於在政 治上受傳統主義的支配，政治上的一切設想或設計都「只能求諸傳統文獻」。或「 假先例及較早的決定行之」，即使對過去有所批評，亦「並非針對制度本身」(參閱 馬克思·韋伯：《支配的類型》，第四十四頁，台北，一九九一)，既不能突破原有 政治思維的框架，更難有真正的創新，因而它沒有也不可能為政治改革開闢空間。 說來遺憾，包括筆者本人在內，大陸的多數學者，都曾對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給予過高的評價，卻很少分析和批評它的局限性。直到現在，還有某些人認為，大 陸政改的嚴重滯後，是由於鄧小平背離了三中全會的路線。他們往往只注意到，在 三中全會的公報中，白紙黑字，分明寫著「解放思想」和「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等等。這其實只是抓住了公報的片言隻語。而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共那些傳統的 基本體系，如黨的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等等，往往不是使這些「片言隻語」變得無足 輕重，就是使它們在實際中無法實行。 三中全會這種傳統主義的政治文化性格，充分反映出中共最高領導層當時在政治 上的懷舊心理，保守傾向和組織人事上的「復辟」願望。鄧小平一九八零年發表的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被許多人看成是中共在政治改革上的第一次嘗試。 這篇講話乃是七八年後復出的中共元老派將上述「復辟」願望付諸行動的綱領和動 員令！在這篇講話中，鄧就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問題提出了五條意見或原則，其中 最重要的是： (1)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依此，鄧迫使華國鋒先後辭去了國務院總理、黨中央主 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由趙、胡、鄧分別繼任之。此後不久，中共廢中央主席職位， 恢復文革前實行集體領導的書記處，胡出任總書記；鄧於是成為中共最高層掌握軍 權且唯一帶有「主席」頭銜的首腦。(2)設立顧問委員會，後由陳雲任主席。(3)實 行黨政分離。這一條，即使按設想真正付諸實行，也由於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一級的 黨政不分而無多少實質意義。 到一九八一年上半年，前兩項已經先行實現，伴隨對林彪和江青兩個案犯團伙的 審判及重新設立國家主席，於是中國大陸權力體系的最高一級，形成了一種雙層結 構：其頂層有鄧、陳、李(先念)，與文革前的毛、劉大體相當，區別只在於，當初 毛的權威雖然已漸漸受到劉的牽制，但毛畢竟更像是君主；鄧的權威無疑遠遠大於 陳、李，但鄧、陳、李等中共大老，卻到底還像是形成了一種寡頭共和的格局，在 頂層下面，是分別以胡趙為首的黨政「內閣」，這與文革的周鄧一層頗相似。 這樣，中共元老派便在高層人事及其佈局結構兩方面，完成了對文革的徹底清算 ，從而實現了全面的復辟。至此，中國大陸由中共主導的始於一九七八年底而迄於 一九八二上半年的全部政治進程的核心內容，已然充分表露出來。中共十一屆六中 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記載了這一傳統主席的政 治進程的勝利，同時也按照鄧所代表的老幹部們的理解和需要，重新解釋並確立了 中共的政治傳統。那顯然已向人們鄭重宣告：今後中國大陸的一切政治作為，都只 能是由該《決議》所描繪的歷史的延續，和由該《決議》所揭示的各項神聖的原則 、條規的例行化！ 然而中共這種政治傳統主義，卻越來越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挑戰：其一，是知識界 和體制外反對派的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其二，是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 的要求。對於前者，中共當權者的主要應對方式，是斷然拒絕和堅決鎮壓(這自然亦 是按照中共的政治傳統辦事)；但同時，也在遠離權力體系中心的邊緣地帶和權力運 作的表現層次上，採取了改革的措施，其中主要包括一九七九年開始的縣(區)級人 民代表的直接選舉和某些層面上的差額選舉。對於後者，鄧小平在一九八六年發表 講話，指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 改革繼續前進。」直到這時，大陸的政治改革才提到日程上來。 鄧當時為政改設立了三條原則：第一，「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領導，如何善 於領導的問題」；第二，「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第三，「 要精簡機構」。這屬於行政改革的範疇。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原則通過的關於政 改的報告，將「鄧三條」具體化了；並在某些方面豐富了它，其中有新意者，包括 建立廣泛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和國家公務員制度，以及由擴大黨內民主來推進社會 民主的設想。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這些設想，都沒有也不可能觸動原政治體制的 筋骨。然而十三大通過的政改整體設計方案，事實上很難推得開；政治很快就流產 了。到中共的十四大，政改已很少被提起。近兩年來，由十三大所確定的某些政改 措施，如公務員制度，又被拿到抬面上來，結果仍然是迄無實質性進展。 回首近十六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進程，給人突出的印象是：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舞 台上，雖然有各種角色生老病死，沉浮升降的變化，也上演了一幕幕或長或短、或 大或小的悲劇、喜劇和鬧劇，然而即使發生了像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那樣震撼世界 的事件，那裡的基本政治格局，卻自從八二年上半年大體回到「一九五六」之後， 便定格、凝凍下來，政治改革的要求而被正式提出。然而，此前以復闢為導向的傳 統主義政治進程的慣性，卻不僅在思想理論上限制了政治方案的設計，更在實際上 嚴重阻礙了已形成的政治方案的推行。這一滯後、流產、欲行又止和進退往復的過 程，確實根本不同於由「新思維」所導引的政改過程： 第一，中共領導者對政改缺乏誠意，這集中地表現在，不僅持不同政見者，而且 連政改的參與者和領導者，都受到了嚴重的迫害。第二，政權開放只限於權力體系 的表現層次和邊緣地帶；第三，政改主要為經改服務，並以黨內民主化為優先，表 現出某種間接性和迂迴性；第四，政改以一黨專政的國體為禁區。 (三)修正主義和技術官僚的文明化 一如上面所述，比之前蘇聯的政治改革，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無論是在相對於經 改的啟動時間，或是在後續的發展上，它都是嚴重滯後的。那麼，又是何種原因， 使兩國的政治改革呈現出如此顯著的差別呢？ 沒有人會否認，在前蘇聯政改凱歌行進的過程中，戈爾巴喬夫本人的天賦、選擇 和努力，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們顯然不能說，這個過程僅僅是他一個人隨意 揮灑的結果。他的幸運，是在於蘇聯的歷史進程，早在他上台之前，已為政治改革 創造了某些必要的條件。或者說，他的政治改革，直接地受賜於自赫魯曉夫以來長 約三十年的修正主義和技術官僚的文明化過程。 首先，戈的「新思維」不是突然從天而降，它的濫觴期，可以一直追溯到赫魯曉 夫的「解凍時期」。當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公開鼓吹「和平過渡」的時候，那已 經意味著，蘇共在向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轉變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從那時起 ，至少對蘇聯國內蘇共已放棄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這一重大的轉變 ，雖然不可能使蘇共立即轉變成一個民主政黨，但其意義卻不可小視。須知共產黨 政權，原本是建立在階級鬥爭和仇恨的基礎上。因此，從理論上放棄階級鬥爭和無 產階級專政(對國內)，就為實現普遍的社會平等，消除敵意，化解仇恨，以致實現 全民和解，創造了必要的思想前提。勃列日涅夫當政的長達十八年的「停滯時期」 ，雖然結束了短暫的政治「解凍時期」，但馬列意識形態逐步人道主義化的過程並 沒有停止。這集中地表現在，人和人的價值在理論上被提到了最高的地位。可見， 從赫到戈的三十年，正是「新思維」在修正主義的土壤中萌芽、生長並逐漸壯大的 過程，戈乃是此一歷史進程的集大成者。他的睿智，在於他能敏銳深刻地領悟和把 握時代精神，使之與早期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融匯結合起來，以「新思維」這種形式 為蘇聯人提供了一種嶄新而又系統的政治文化。 另一方面，自赫以來，蘇共在政治運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方面，已取得了明顯的 進展，從而進一步抑制乃至剔除了人治因素，對技術官僚體系及其運作過程的影響 。與此同時，人道主義的教育，又使蘇聯的技術官僚們普遍獲得了比較豐富的人文 教養，這支官僚隊伍因此而逐步文明化了。技術官僚的這一成長過程，在蘇聯社會 的精英階層，培育出一支爭取、建設和推進民主的中堅力量，他們成了前蘇聯民主 化進程的但綱者，彌補了中產階級在前蘇聯的缺如，代償了中產階級通常在民主革 命中所起的作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正是他們當中的最傑出者。很明顯，如果 沒有這支文明化、理性化的技術官僚隊伍，蘇共自己放棄一黨專政是不可想像的； 前蘇聯大概也很難以那麼理性，那麼平穩的方式，實現從一黨專制向民主制的轉變 。 不幸的是，中國道路非但沒有經歷過蘇聯那種修正主義的蛻變過程，反而是在經 歷了近二十年的反修防修之後，才迎來了自己的改革時代。尤其不應忘記，以毛逝 世，四人幫被捕和華國鋒失勢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為標誌的反修防修時代的結束，主 要是中共內部兩派勢力較量的結果。在此之前，工農兵和知識份子幾乎以整體的形 式站到了毛及其政黨一邊。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最後奪得那場鬥爭的勝利的，不是 毛派，而是被毛以及追隨毛的工農民眾，紅衛兵和其他知識份子無數次宣判過政治 死刑的「老幹部＝民主派＝走資派」！儘管重新執政的一派口頭上說，迫害老幹部 、好幹部的，只是「一小撮」。是誰都清楚，那絕不是一小撮，而是千百萬群眾， 尤其是已成長為中青年的數以千萬計的大大小小的知識份子。在重掌政權的中共一 派與這些中青年知識份子之間，蓄怨積仇已如百丈之冰，豈是「春乍暖」所能銷釋 ？！這種充滿敵意和仇恨的對立關係，構成了制約中國大陸近十六年來之基本政治 走向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嚴重的問題是，從毛時代的政治文化遺產中，人們只能找到以敵意和仇恨相待， 又以你死我活作結局而互相廝殺的思想資源。中共雖然弱化了毛的階級鬥爭學說， 但由於在政治文化上作出了傳統主義的選擇，他們絕不肯放下「階級鬥爭」和「無 產階級專政」這兩把刀子。正如大家所熟知，在共產專政的國度裡，基本政治理論 上的這種毫釐之差，往往導致難以逆料的惡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階級鬥爭 」和「專政」這兩個問題上向其「八大」觀點的復歸，表面上看，糾正了文革的左 傾錯誤，實際卻同樣堵塞了中國大陸在政治文化上「人道化」的道路。它由此造成 了兩方面的惡果；第一，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仍然以官方意識形態的 身份出現，大規模地合法地毒害著人們的心靈。這一方面使大陸社會原有的敵意和 仇恨難以化解，同時也在促成新的第一和仇恨。第二，這「兩把刀子」為迫害和鎮 壓持不同政見者提供了理論根據，為建設與民主政治相適應的新型政治文化，設置 了障礙。 中共在政治文化上的這種傳統主義不是偶然的，其根源在其幹部隊伍的結構和性 質。 從結構上看，在中共幹部隊伍的幾乎每一個層次上，其核心長期都由「扛過槍、 帶過兵、打過仗」的老幹部組成。後者集合兩成一個擁有政治、經濟和其它各種特 權的等級性身份團體。這些人在內戰時期，原本是以毛為領袖的那個狂熱信仰毛主 義的卡理斯瑪共同體中的骨幹份子。中共進城之後，這個團體蛻變為一個以私人依 附為基本特徵的家產制官僚集團。繼之，該集團在自己的各個等級上，按照地區或 行業，以同一種模式不斷地層層複製，因而逐步擴大，被複製出來的部分系外圍， 雖陸續有技術專家參加進來，但直到改革之初，它仍然主要是由一些「階級鬥爭專 家」所構成。從性質上看，中共的幹部隊伍雖然在整體上未超出家產官僚制的範疇 ，但其核心與外圍仍有很大的區別。簡單地說，前者是「戰士」，而後者則是「打 手」或「棍子」。一般而言，戰士團至少或沒有專業知識。他們的唯一所有，就是 革命經歷。因此，他們天然地篤信甚至迷信中共的革命傳統，乃是革命傳統的守護 神。由於他們大多缺乏專業訓練，因而在日常的黨政管理中，他們通常只起價值定 向或「把關」的作用。不言而喻，「戰士團」乃是中國大陸目前仍占統治地位的共 產黨政治文化的基礎和支柱。只要他們還在大陸官僚體系中居支配地位，共產黨傳 統文化的官方正統地位，就很難從根本上動搖。「棍子團」大體包括從五十年代到 七十年代進入各級領導層的幹部。其成員，大多雖然都受過一些正規教育，知識水 准亦參差不齊，但總體而言，根本不能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要求。不論是從人文教育 ，或是從科學訓練來看，都是如此。儘管他們是在中共內部那種濃重的傳統主義政 治文化的氛圍中熏陶出來的，因而常常有傳統主義的政治偏向，也曾經是長期當政 整人的「戰士團」的幫手和僕人，但文革中摸爬滾打，往復變化的歷練，卻使他們 變得更奸佞狡猾了。政治上的依附、投機和反覆無常，已成為他們一輩子也改不了 的習性。對他們來說，什麼改革、保守、民主專制，自由、奴役、人治、法治，都 無所謂。一切都得服從他們自己的眼前利益。他們當然是適應政治環境的行家裡手 ，深知中國大陸人治為主的特點。因此，他們的第一政治哲學信條，就是「隨風轉 舵」。而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則是「上有嗜，下必好之」的忠實踐行者。對他們來 說，既然自七十年代末以來，「戰士團」一直在主政；他們自己又有與「戰爭」相 似的「打手」經歷，時勢和感情都令他們倒向革命傳統一邊。況且經改已經使他們 喪失了原先那種「突出政治」的風光；政改更意味著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將失業或變 相失業。因此，他們怎麼能不站在阻撓甚至反對政治改革的傳統主義一邊呢？ 鑒於蘇聯的經驗和中國大陸的現狀，看來要催化政治改革和推動民主化進程，除 了需要從直接的政治層面努力而外，建設用以消除敵意，化解仇恨及有助於促成全 面和解的政治文化，建設一支文明化的現代化技術官僚(包括公務員)隊伍，亦是不 可輕視的基礎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