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愛無私參天地 ——危難中的丁子霖女士 齊墨 最近，又傳來丁子霖女士和她的先生蔣培坤先生被中共非法扣壓的信息。這 一次警方不像以往那樣將他們軟禁在家中，而是將他們從南方旅行的途中帶到了外 人無從知道的地方。據我所知，丁女士和蔣先生是七月上旬離開北京到南方的。他 們原打算八月初返回北京，九月上旬再去南方。但現在大約要到世界婦女大會結束 後才能聽到他們的確切消息了。 正好在丁女士失蹤的時候，我得到一位一直幫助丁女士尋找「六四」死難者 家屬的荷萍女士的文章《真情自在人心》和一篇介紹丁女士近況的文字，在此特請 《北京之春》發表荷萍女士的文章，並將丁女士的今年五月以來遭受迫害的情況公 諸於世。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一封由二十七名「六四」死難者家屬聯署的公開信在全 世界的媒體上刊出了。這封信是丁子霖女士和其先生在南方的一個偏僻的鄉下起草 的。今年三月，他們去南方旅行，並看望了一些同命運的人。四月底，丁女士帶著 這封著名的公開信草稿，來到太湖邊上一個與世隔絕的水鄉，探望陸春林的父母。 陸春林作為一名肩負全家希望的農家子弟大學生，在「六四」屠殺中喋血京師。這 趟水鄉之行，是早就定好的。春林的母親因思念兒子，度日如年，以淚澆面，積哀 成疾，其家人多次寫信給丁女士，懇請丁女士親自去陸家「開導開導」這位老人。 丁女士離開陸家的那一天，拿出公開信的草稿，本想只是聽聽陸父和其家人的意見 ，因為考慮到他們在鄉間的處境，並沒有打算請求他們簽字。但春林的父親卻主動 要求簽名。丁女士認為，這是他的權利，並同意了。陸父是二十七位簽名者中的四 位男性之一。 五月十四日，丁女士一回到北京，國安部的便衣就把她監控起來。但此時她 還有活動的自由。除了參加許良英先生發起的「國際寬容年」的簽字外，丁女士還 與幾位朋友在便衣的眼皮底下，完成了給難屬和傷殘者分發上半年度救濟款的工作 ，同時也徵集了公開信的簽名。等到便衣的監控進入非常時期的時候，他們該做的 事情，大多已經做完了。 五月二十六日，公開信剛剛公佈，丁女士所在的人民大學校方就派人到她家 興師問罪：「你們最近在國外發表言論和文章，反對中國政府，反對社會主義，傷 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觸犯了中國的法律，由此引起的後果，完全由你們自己承擔 。學校要求你們立即停止各種違法活動。」 以這種口吻和「在海外發表文章」為借口來威脅異議人士，是最近中國國安 部的一個「統一政策」。當「寬容上書」發表後，許良英先生也受到警察的同樣威 脅。許先生的回答是：我很願意在國內發表這一呼籲信，可惜沒有報刊敢於發表。 丁女士在受到這番恐嚇時，質問來人：你們是行政人員，怎麼能行施國家檢查機構 的權力？來人回答說：他們不是來討論法律問題的，只是來傳達「上級」的意見。 丁女士心裡明白，這次威脅、警告中說出口的「理由」是在海外發表文章， 但真實的原因是那封公開信。他們試圖制止丁女士與難屬的廣泛聯繫。從這一天起 ，丁家門外又多了十多個不速之客，丁女士的信件不翼而飛，電話無疾而終，監視 車輛安置在對面。只要丁女士和蔣先生一離開家門，就有五、六個便衣形影不離尾 隨其後。所有來訪的人，都受到盤問、扣留。有一位難屬因為探望丁女士，被便衣 扣留在校門口。難屬提出抗議，便衣警告說：「你要是不老實就用電棍電你！」後 來又將這位難屬押送到附近的派出所，並警告她：「丁子霖不是好人！她賣國求榮 ，以後不准你去找她！」便衣的野蠻無法無天到了極點。 公開信發表後，有不少簽名者受到警方的威脅警告，要她們說出是什麼人來 找她們簽字的，同哪些人有聯繫。警方還挑撥說：「發動簽名運動是別有用心的， 你們不要受別人的利用。」有一些派出所和居委會還派人假腥腥地去「慰問」難屬 ，告訴他們說：「我們過去對你們的關心不夠，以後有什麼困難可以來找我們，不 要去找別人。」有一個單位的領導還親自到一個難屬家裡表示「關心」，並特地送 去了一百元人民幣。當然，所有這些「慰問」和「關心」的人，都無一例外地要求 難屬不要與丁子霖聯繫，在「六四」期間不要出門。 警方為孤立丁女士，施展出了各種流氓手段。他們甚至在「六四」傷殘者身 上做文章。齊志勇在屠殺之夜失去了雙腿，海外和國內的朋友幫助他籌款安裝假肢 。今年「六四」週年前夕，北京市國安局的人請他到卡拉OK喝酒，並對他說：「你 安裝假肢缺的三千元，我們可以給你。丁子霖不是好人，你有困難可以找我們。你 要是知道丁子霖的什麼情況，也可以告訴我們。」便衣人員還給了齊志勇BP機的號 碼，讓齊志勇有事隨時呼叫他們。但齊志勇並沒有得到一分錢，這完全是一個旨在 打擊丁子霖的騙局。 在這裡我想引用丁女士給友人信中的一段話：「今年『六四』週年總算過去 了，我們總算做了一件早應該做而且一直想做然而這麼多年來始終未做成的事，了 卻了一樁心願。從這次難屬們簽名上書行動，可以看到難屬們的精神狀態變了，他 們不僅開始走出悲痛，而且意識到了死者和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明白了要為自 己的權利作抗爭。這不僅是對死者在天之靈的一種慰籍，而且對活著的人也是一種 鼓舞。因為作為暴政的受害者站出來奮起抗爭，這在中共統治大陸將近半個世紀裡 還是第一回。在以往的年代裡，那些無辜的受害者，包括被殺害者的親屬，多半只 能等待開明的當政者為他們「平反昭雪」，從來沒有想到要為自己應有的權利作公 開的抗爭。從這一點看，中國的老百姓畢竟開始覺醒了，而這正是我們中華民族未 來光明之所繫。當然我們不會忘記，這裡也有你們在海外的一份努力和辛勞。」 丁女士對《北京之春》發表的那篇德國友人巍士特對她的採訪感到滿意。她 說：「那篇訪談整理得很好，是迄今對我們所有訪問記中最詳盡、最客觀也最有深 度的一篇。沒有對我們這些受難者的深刻理解是寫不出來的。」 丁子霖女士是在對她的兒子的深摯母愛催促下走上抗爭道路的。但她將自己 的愛子之心，推廣到每一個「六四」死難的孩子身上。「六四」死去的那些青年， 不正是我們民族的兒子嗎？這種母愛，是施暴者永遠無法征服的。正是由於這種刻 骨銘心的愛，才使丁子霖能夠向我們這些參加到民運中的人發出呼籲：要重視人的 生命，要為人的生命負責。以王丹為代表的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們，在反思中也提 出了民運要把保護人的安全放在首位的看法。這些誠懇的意見，值得目前在海外進 行辯論的朋友參考。 最後想在此藉機介紹一下荷萍女士。這位女士是某學校的教師，荷萍為其筆 名。這些年來她一直默默地幫助丁子霖女士尋找和撫恤難屬，可謂是無名英雄。我 這裡有一封她今年四月給友人的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有一位朋友叫劉剛， 還有一個多月他就滿六年的刑期。我是八七年從某某大學碩士畢業後，分到北京不 久認識他的。說實話，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但我關心人，願意結交有理想有追求的 人。劉剛就是這樣的人，而且他性格堅強、正直、善良。當他入獄後，我非常掛念 他，也非常難過。他的母親臨終前讓人抬到北京，想見兒子最後一面，但沒有如願 ，八九年十二月九日帶著遺憾離開了人間。九一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開庭審判 劉剛之前，我幾乎天天陪伴著他的父親。看到父母的焦慮和痛苦，我甚至覺得劉剛 不該這樣。他的女友也從此跟他分手，女友說劉剛的妻子，非瘋即死，因為她承受 不了恐懼、擔憂。」 「我看了美國斯通導演的電影《天與地》，主人公是位越南的婦女，她能寬 容美國人的罪惡，卻沒有說能寬容自己人對自己人的殘忍。影片告訴人們，接受命 運，我們要在晴天趕路，也要在暴風雨的日子行走，如果我們躲避，時間就不夠了 ，只有不停地走，才能接近神明。這個電影令人想到中國。」 荷萍女士在信中還向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年國內、外募捐了那麼 多錢，都到哪裡去了？為什麼落實到「六四」受傷、遇難的群體上的錢這麼少？」 我想，我們在海外的人，要好好想想，如何去回答這個問題。 丁子霖、荷萍等女士的英勇舉動，使世人看到：在反抗中共強權的堅韌不拔 的奮鬥中，巾幗不輸鬚眉。在世界婦女大會即將在北京舉行之際，讓我們向她們這 些中國民族婦女的真正代表，表達我們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