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和中國民主運動 郭羅基 \分欄(2,2){ 【編者按】此文原是作者為提名魏京生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而向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提供的報告，英文本編入WEI JINGSHENG: THE MAN A ND HIS IDEA, 中文本曾發表於《爭鳴》一九九五年九月號。發表後作者發覺原文在 某些方面有出入和遺漏，且在和平獎評選揭曉後又有了一些新的意見。在作者對原 稿作了重大的修改補充之後，本刊重新發表此文。 魏京生的命運表現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曲折歷程。魏京生問題具有時代的象徵 意義：它是國內人民追求民主化、自由化的重大議題；也是國際輿論關注中國的民 主化、自由化的持久熱點。 一 魏京生屬於「文化大革命」之後覺醒的一代青年，從狂熱的紅衛兵變為激進 的民主派，從迷戀革命化轉到追求民主化，不再盲目地「跟著黨走」，而是用自己 的頭腦思考，走自己的路，走出了歷史的狹谷。 魏京生出身於一個革命家庭。他本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文化 大革命」發動之初，他才十六歲，加入紅衛兵組織起來造反，自傳中稱是「狂熱的 毛主義分子」。他們這一派紅衛兵叫做「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聯動」有一個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都有「英雄」 的老子，以「好漢」自居。這是一批具有特殊優越感的共產黨「八旗子弟」。遇羅 克為反對那兩句口號而發表《出身論》，結果遭殺身之禍。 魏京生被判為犯了「反革命罪」。「革命後代」怎麼會成為「反革命」？究 竟是誰造就了魏京生？把魏京生造就成為「反革命」的，正是那場史無前例的「革 命」。「聯動」們的「英雄」老子也先後成了「走資派」，逼得他們從反面去思考 「文化大革命」。對「旗手」江青發生了懷疑，於是就被揪斗、被關押。魏京生和 那一代青年的許多人一樣，有一番不平常的經歷，下過鄉，當過兵，後來當了工人 。他在安徽看到「三年困難時期」死絕了人留下的荒村，他在河西走廊看到十七八 歲的大姑娘光著身子要飯，他在新疆看到知識分子和勞改犯一起接受鍛煉……。人 民的苦難使他產生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強烈願望。他在「革命」口號喧囂的年代看 到無數卑劣行為，因而不得不懷疑「革命」、反對「革命」。 一九七八年冬，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後，被壓抑的能量一下子釋放了出來。在 北京的鬧市西單電報大樓以西的一堵矮牆上，連續出現許多大字報，分析「文化大 革命」的後果，展望中國的未來，特別是要求為各種各樣的冤、假、錯案平反。這 就是著名的西單民主牆。彙集在民主牆前的人們不時舉行民主討論會。這裡成了中 國民主運動的窗口，吸引了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的注意力。中國人熱烈追求「四個現 代化」。魏京生於十二月五日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後來 又兩次發表續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代化是歷史的總體運動，是社會的綜合發 展。在中國，嚮往現代化卻不知現代化為何事，把一個完整的現代化「化」為「四 個現代化」；雖然從一個變成了四個，在現代化中被忽略了的東西更多。「四個現 代化」中就沒有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觀念現代化、生活方式現代化、人際關 系現代化等等。政治現代化即民主化，魏京生作了一個重要的補充。將民主定義為 「第五個現代化」也未必恰當，但文中強調「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 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這一觀點，至今還有現實意義。 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中國的民主力量活躍起來，形成了三個層次 。西單民主牆是下層的民主力量，由下鄉回城的知識青年、青年工人、大學生等組 成；進行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內歷來被稱作「右傾」的一部分幹部鼓吹思 想解放（後來被稱之為自由化思潮），是中層的民主力量；胡耀邦是上層的民主力 量的代表。論態度的堅決，以下層為最，中層次之，上層不僅勢力不大，胡耀邦本 人也比較軟弱。論鬥爭的智慧，次序就顛倒過來了，以上層為最，中層次之，西單 民主牆人物有勇無謀。以後來的遭遇來說，首先是西單民主牆人物陷入厄運，而後 是思想解放派中箭落馬，最後，失去了社會基礎的胡耀邦也被迫下台。這三種次序 ，值得深長思之。 當時，民主運動的缺點是三個層次的民主力量沒有互相貫通、互相配合，形 成聯合戰線。上層和中層還有所聯繫，上層、中層和下層是脫節的。一九七八年上 半年，在胡耀邦的支持和指導下，思想解放派發動了真理標準的討論，反對兩個「 凡是」，也就是反對華國鋒所繼承的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一 九七九年一月至三月，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思想解放派大獲全勝， 「凡是」派紛紛檢討，潰不成軍。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成員中，與西單民主牆發生聯 系的祗有嚴家其、王若水和我三個人，後來都挨整肅：嚴家其受到延長黨員預備期 的處置，王若水的《人民日報》副總編遭撤職，我被趕出北京大學發配南京。在打 擊西單民主牆的時候，思想解放派沒有採取有力的行動予以聲援；在打擊思想解放 派的時候，胡耀邦也一味退讓，未曾有效地保護；而逼迫胡耀邦下台的時候，民主 運動已難以顯示力量了。粉碎「四人幫」以後生長起來的民主力量終於被各個擊破 ，結束了民主運動的一個週期。直到胡耀邦逝世以後爆發的八九民運，又開始了一 個新的週期。 西單民主牆對中國民主運動有突出的貢獻： 第一，論說民主的理念，超越了五四運動。五四時代高揚「民主與科學」的 旗幟，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追求民主祗是出於救國之所需。西單民主牆將 民主歸結為人權，並且號召人民自己起來爭取民主，不是呼籲黨和政府「發揚」民 主。民主不再附麗於民族救亡，也不再寄希望於新老救世主，而是萌發於中國古老 的社會結構深層變革的需要。 第二，從大字報發展到民辦刊物，擴大了言論自由的陣地。據統計，北京有 民辦刊物五十五種，全國二十六個城市有民辦刊物一百二十七種１。在一九五七年 ，提出「同仁刊物」的主張就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更談不上辦刊物了。「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各種小報，是迎合當時的需要為當權者所允許的。作為西單 民主牆的延伸的民辦刊物，完全是獨立於官方意志之外的。民辦刊物如能繼續發展 ，最終必將衝破報禁。 第三，鍛煉出一批街頭理論家、廣場批評家、露天演說家，而後成為人權運 動、民主運動的積極鬥士。「文化大革命」中反叛的個人、三三兩兩的小圈子，在 民主牆的活動中聯合起來，北京的又和全國各地的聯合起來，形成了不可忽視的力 量。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僅富有理想，而且意志堅強、人品高尚，不惜蒙受冤屈、陷 於貧困、遭受牢獄之苦、乃至流血犧牲，十多年來始終堅持不懈。 西單民主牆除了不能與中層、上層的民主力量溝通外，在內部也是比較鬆散 的聯合。雖然有過一個「民主牆聯席會議」，參加者祗有七個組織和刊物，作用有 限，難以控制局面。據聯席會議召集人劉青的分析，西單民主牆人物分為三派：激 進的人權民主派、溫和的人權民主派和支持體制內改革派２。以魏京生為代表的《 探索》等兩三個刊物、組織屬於激進的派別，其他的大多數屬於非激進的派別。《 今天》的一位詩人針對《探索》的成員的演講說道：「這叫『探索』嗎？純粹是『 探雷』！」與任何的運動一樣，多數非激進的派別不能制約少數激進的派別，而激 進的派別招致的後果卻要全體承擔。 分析西單民主牆的歷史時，必須確定一個座標系。既然它對民主運動作出了 貢獻，能否存在下去就是衡量一切活動是非成敗的基準；既然它已經出現，也就有 存在下去的理由。但事實上不久就消失了。教訓何在？ 魏京生無疑是西單民主牆時期的優秀人物，他具有挑戰的勇氣、獨到的見解 ，但他並不代表西單民主牆的主流。三月二十日前後，魏京生在聯席會議上提議： 「舉行大規模的抗議集會，發表聯合聲明，旗幟鮮明地針對鄧小平，戳穿這個忘恩 負義的新獨裁者。」經過激烈的爭論，聯席會議否決了這一提議３。魏京生以《探 索》的名義單獨發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其他刊物的夥伴們曾加以勸阻 。他堅持己見，並願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魏京生雖然激進，他真誠地準備為激進作 出犧牲，不是期待別人流血、自己求生。但他的被捕，決不是個人的事，而是成了 打擊西單民主牆的信號。《四五論壇》事先與魏京生約定，將發表觀點不同的文章 ，結果也不能倖免。魏京生的被捕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魏京生的做法是不是無可選 擇的？當然不是。 魏京生反對獨裁、追求民主是正確的，但在中國如何扮演民主反對派的角色 ？他的姿態基本是對抗，他的工作主要是譴責，而且不無「大批判」的筆調。沒有 反對派，不可能有民主政治；有了反對派，祗會拆台、翻天，也不可能有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討價還價、你來我往，不是誓不兩立、推倒重來。一九七九年西單 民主牆運動失敗以後，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失敗以後，直到一九九五年，陳子明 在保外就醫期間提出民運人士應充當「建設性的反對派」，這是中國大陸民主運動 走向成熟的標誌。民主政治的反對派是合法的反對派、合作的反對派。目前的中國 ，一方面是共產黨不允許出現反對派；另一方面是民運人士還沒有學會當反對派。 出路何在？不可能靠共產黨開恩，祗有一個強大而機智的反對派的出現迫使共產黨 不得不承認其合法存在。在台灣，也不是先由國民黨宣佈開放黨禁，然後才有民進 黨；而是先有民進黨，國民黨無法再鎮壓，然後才不得不接受現實。 魏京生把矛頭指向鄧小平，在當時是不明智的。粉碎「四人幫」以後，通向 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礙是以華國鋒、汪東興為首的「凡是」派。鄧小平是反對「凡是 」派的實力人物，思想解放派在發動真理標準討論時還故意抬舉鄧小平。雖然鄧小 平具有潛在的實行獨裁的可能，如果按照魏京生的願望把鄧小平打倒，祗能有利於 「凡是」派，推遲改革的進程，中國的局面會更糟。歷史的前進祗能一步一步實現 ，還沒有走完第一步，就不能跨出第二步；不能跳過今天的對手預先向明天的對手 發出挑戰。鄧小平利用了西單民主牆的力量向「凡是」派施加壓力；西單民主牆卻 不善於利用鄧小平的力量來掃除民主的阻力。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鄧小平 在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談到西單民主牆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 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４ 《參考消息》刊登的日本共同社報道的鄧小平談話是：「黨中央不壓制、不否定人 民群眾發表意見、貼大字報的權利。有時還必須用這種方法來促進群眾運動。由於 有大字報，外國人慌了，可是我們坐得住。」當時鄧小平正借重民主牆這一偏師向 「凡是」派發難，所以還要「促進群眾運動」。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 主題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鄧小平還說：「當前這個 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最可 怕的是鴉雀無聲」。５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保守的中共北京市委召開會議、傳達 文件，準備對民主牆進行鎮壓。由於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的牽制，未敢動手。一 月二十七日，鄧小平還對民主牆叫好：「西單民主牆，可有勁！」６這是在出訪美 國、日本前夕聽取胡耀邦匯報理論工作務虛會情況時說的。他還大講民主：「十月 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兩、三萬字的大文章，五 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 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他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 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的東 西要大大發揚。過去民主沒有搞好，斯大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７魏京生的 《探索》卻不允許鄧小平探索民主，不斷向他開火，刺激他走向反面８。當鄧小平 動手鎮壓民主牆的時候，「凡是」派正中下懷，再沒有其他力量可以牽制了。這種 對當權人物不作區分的態度，在後來的民主運動中又重演了一次。一九八九年五月 十八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含著眼淚講 話，作了一番暗示。現場轉播的電視顯示，後面卻有人高喊：「打倒趙紫陽！」 言論的激進，往往掩蓋行動的停滯。劉青說：「對於我們，當年的首要事情 ，就是爭取民主牆的生存和發展，並使民主牆的存在得到事實的認可，甚至法律的 承認。」９對於這一「首要事情」，沒有步步進取，反而坐失良機。當時思想解放 派胡績偉、王若水掌權的《人民日報》曾考慮轉載《北京之春》的文章，對於民辦 刊物的合法化將是重大突破。但《探索》的激進言論一出，便成泡影。官方還曾派 人與民主牆聯席會議進行不公開的溝通、磋商。一次，來人提議民主牆運動中的有 影響人物到團中央去工作，以便對民主牆進行輔導和協調。民主牆聯席會議認為這 是「招安」，予以拒絕。在鎮壓之前，官方試圖加以「引導」。民主牆喪失了一次 保護自己、避免鎮壓的機會。又一次，來人提議民主牆遷離西單這一交通要道，另 選一處，例如月壇公園，可以搞成「海德公園」。聯席會議討論時，魏京生、任宛 丁表示「絕對不接受」。經過激烈的爭論，此種意見佔了上風。十沒有商量的餘地 ，結果十個月後西單民主牆被強行遷徙到月壇公園，完全失去了討價還價的資格。 因為事先沒有考慮對策，民主牆遷到月壇公園後便無疾而終。十二月六日，北京市 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禁止在西單牆張貼大字報。熱鬧的民主牆成了冷落的「鬼打 牆」。在法國，巴黎公社被鎮壓後，拉雪茲公墓還留下一堵「公社社員牆」；而在 中國，西單民主牆運動被鎮壓後，竟容不得一堵牆，曾經映照無數情緒激動的面孔 的那堵西單牆最後也被討厭民主的人們推倒、剷平了。 劉青寫下了對西單民主牆的深刻思考：激烈派往往獨沖直闖，認為這種勇敢 可以激勵大眾跟上，實際的效果是將大眾嚇得遠遠躲開。這種危險的思想祗會傷害 民主牆，最終是毀掉了民主牆這樣極難形成的歷史契機。一場鎮壓過後，中國又歸 於沉寂。像民主牆、八九民運這樣的歷史契機，需要許多年的等待，在經受過大量 的災難和痛苦之後，才會以突然爆發的方式出現。一旦人權民主事業出現歷史性的 有利機會，最糟糕的就是沒有明確的目的，卻有無克制的激動和激烈；最需要的是 頭腦清楚明白，穩紮穩打，不把力量和時間花費在向政府發洩憤怒或較勁爭面子上 。否則，中國就沒有辦法避免這樣的悲劇反覆上演。□ 二 魏京生本人雖然被判刑收監了，但作為魏京生事件剛剛開始。由鎮壓魏京生 所暴露的中國政治制度上的問題，促成民主運動的鬥爭進一步深化。 魏京生案件至少暴露了三個方面的問題，引起民主和反民主的反覆較量。 首先，魏京生的被捕和判決是以言治罪，表明言論自由沒有保障。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魏京生被捕，《探索》的其他成員立即散發傳單， 抗議以「反革命」罪逮捕魏京生，指出：「沒有批評當朝政治的自由是最大的不自 由！」今天抓自由探索的魏京生，「下一個將就是每一個願意自由探索的中國公民 了！」□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 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十一月六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魏京生的上訴，作出終審 判決。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我的一篇文章，題為《政治問題是可以討 論的》，論述言論自由，反對以言治罪，特別指出不能以所謂的「反革命言論」為 根據隨便抓人。北京城裡沸沸揚揚，都說我的文章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不同 的是：民間歡呼，官方狂怒。胡耀邦（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聽信了讒 言，當天下午就給胡績偉打電話，質問：「你們發表郭羅基的文章是不是為魏京生 辯護呀？」胡績偉回答：「這篇文章是九月份寫的，那時魏京生還沒有判刑，怎麼 談得上為他辯護呀！」確實，我寫作時不可能有為魏京生辯護的動機；發表時看起 來像為魏京生辯護，祗能說是撞在我的槍口上了。因為魏京生案引起的言論自由問 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爭論，都和魏京生聯繫起來了。要是 說，我並非專為魏京生辯護，而是為一切言論犯、思想犯、政治犯辯護，倒並不冤 枉。既然政治問題可以討論，在討論中發表贊成意見或發表反對意見，都是同樣的 權利；發表反對政府、反對共產黨的意見，即使錯了，不等於違法犯罪。所以我極 而言之：「如果發表反革命的意見，也僅僅是一種意見，不等於反革命行為，祗能 說是思想上的論敵。」即使是為魏京生辯護，又能怎樣？中國的法律雖然規定了辯 護制度，但國人缺乏法制觀念，好像為「反革命」辯護也是「反革命」，至少是立 場有問題。所以《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的作者也就成了「有問題」的人物。 在中國，實際上政治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一切由共產黨「一言堂」作主， 人民祗能表示擁護。我的頂頭上司教育部長蔣南翔及其他官方人士紛紛提出責難： 「黨的領導可以討論嗎？」「四項基本原則可以討論嗎？」意思是不可以討論的。 我向反對者提出一個挑戰：你們能否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政治問題是不可以討 論的》，也拿到《人民日報》上去發表。沒有人應戰。等到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 ，鄧小平出來講話了。他在中央幹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說：「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 括反革命分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我的觀點通常遭到歪曲：我說的明明是不能 根據言論定「反革命分子」，非說我是主張「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鄧小平還 說：「現在不是講什麼這樣那樣的問題可以討論嗎？可以討論，但是，在什麼範圍 內討論，用什麼形式討論，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顯然是為了回答 我的問題。「這樣那樣的問題可以討論」還用得著論證嗎？問題是政治問題可以不 可以討論？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就連「這樣那樣的問題」，討論起來，還要「合乎 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那麼，「黨的原則」、「黨的決定」可以不可以討論 ？這就不可以討論了。鄧小平是在肯定有所不可以討論的前提下論證「這樣那樣的 問題可以討論」。一些人頒布不可以討論的「黨的原則」，交給另一些人去執行， 這是什麼原則？一些人作出不可以討論的「黨的決定」，交給另一些人去遵守，這 又是誰的決定？ 因為政治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於是： 在政治問題上發表反對意見就是「反革命言論」； 發表「反革命言論」就是進行「反革命煽動」； 進行「反革命煽動」就要抓人、判刑。 這是製造魏京生案和一切政治冤案的三大定律。 魏京生有沒有罪？這個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可以不可以討論？如果政治問 題可以討論，魏京生討論政治問題是無罪的；如果魏京生有罪，那是因為政治問題 不可以討論；政治問題不可以討論，就不是民主政治。所以，政治問題可以不可以 討論，成為魏京生案判決後民主和反民主的重大爭論，延續數年。政治問題可以討 論，雖然是由我的一篇文章提出，其實並無什麼深刻的見解，而是魏京生案件和民 主與反民主的爭論使它產生了意義。 政治問題不可以討論，這一點對共產黨而言，祗能做不能說。我無意中揭穿 了一個秘密，鄧小平十分惱怒。我被指責為「北京的不安定因素」，鄧小平下令將 我攆出北大、逐出北京。我的這篇文章在多年中不斷受到批判；但也有眾多的支持 者為我辯護，間接為魏京生辯護。 一九八六年，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宣傳部長朱厚澤提倡「三寬」 ：寬鬆，寬容，寬大。人們的思想非常活躍。這一年是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三十週年。七年前我議論過的話題又被重新提起。我認為，不能期望劃清了學術 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界限再來貫徹「百家爭鳴」；一碰政治問題就觸電，學術問題也 難以討論。七年來的許多事實，使人們的感受更深了，不少人發表文章一再重複、 呼籲、論證、強調「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這個命題。八月十五日，新華社播發 了共產黨內的開明人士萬里（當時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在全國 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說：「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當進 行研究的，在沒有作出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不要對不同意見、 不同觀點，再像過去那樣『上綱上線』、『圍攻批判』。」經胡績偉、王若水策劃 ，八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社論需經審查，評論員文 章不需審查），發表《政治問題可以討論》，將萬里的講話引申、發揮。他們故意 用了一個與我當年相似的題目，意在為我翻案。「本報評論員」文章說：「在政治 問題的大門口，似乎赫然張貼著一道告示：『請君閉口』。於是，很多人望而生畏 ，低頭徘回，繞道而去。萬里同志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的上講話，撕掉了 這張『告示』，這對於健全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人們歡欣 鼓舞，以為從此可以暢所欲言。老百姓把它當作官方接受郭羅基的觀點的表示，於 是紛紛要求為郭羅基平反（當時我在南京被軟禁）。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傳達「 上面」的指示，說「郭某人的文章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本質不同」。那麼， 《人民日報》評論員應是正確的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又通知全國報刊， 不得轉載。□不久，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欽點魏京生、郭羅基是「資產階級 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又一次被壓了下去。這是另一個回 合。 「六四」以後，依然以「反革命煽動」罪判處民運人士。中國民主運動不僅 反對以言治罪，而且要求取消「反革命」罪，修改刑法。世界各國的法律都沒有「 反革命」罪。過去，國民黨將反對派作為「反革命」進行懲處；反對國民黨的共產 黨在這一點上又繼承了國民黨。在刑事訴訟中確立「反革命」罪，完全是「中國特 色」。革命和反革命是歷史學的概念，不是法學的概念。革命祗是發生在歷史上的 一定時期，有革命才有反革命，革命過去了，就無所謂反革命。根據短暫的革命和 反革命的對立制定長期有效的法律是不科學的。「反革命」可以是反對革命的行為 ，也可以是反對革命的言論和思想。祗有危害社會的行為才能構成犯罪。正是「反 革命」概念的不確定性，為鎮壓言論犯、思想犯、政治犯提供了方便。 第二，魏京生的被捕和判決，表明中國缺乏司法公正。 對魏京生的所謂「公開審判」，祗有各單位選派的人才能參加旁聽。當天， 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口和西單民主牆前面，都聚集了一大群人，探詢、議論「 公開審判」。中午休庭時，傳出消息，魏京生的自我辯護十分有力，看樣子難以判 刑。誰知下午還是判了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劉青從一位工作人員那裡得到 了庭審的錄音，把它印成文字材料，十一月十一日在西單公開出售。於是，檢察官 、法官的武斷草率，魏京生自辯詞的堅定有力，廣為人知。 徐文立來北大找我，告知出售魏京生庭審記錄時被抓了四個人。劉青去公安 局，說：「這件事是我負責的，要抓就抓我，把他們給放了。」公安局果然把劉青 押起來了（一九八零年七月被判勞動教養三年）。徐文立要我到即將召開的北京市 人民代表大會上去呼籲，釋放劉青。我當時不認識劉青，但頗為他的俠義所感動。 說我蓄意為魏京生辯護，是有這麼回事，但不是《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 那篇文章，而是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我先提出魏京生問題，認為判刑的根據 不足，還有傅月華問題，要求法院、檢察院向人民代表大會說明。接著就說，出售 公開審判魏京生的庭審記錄並不違法，應立即釋放劉青。我的策略是專攻所謂向外 國人提供軍事情報的「叛國罪」，為「反革命宣傳鼓動」罪辯護不容易得到人民代 表的響應，況且當時由《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引起的爭論已經展開，不必再提 了。果然，許多代表與我一唱一和，有人還目睹警察在西單抓人的情景，對公安局 提出激烈的批評。法院、檢察院、公安局不作任何說明，對人民代表的質詢竟置之 不理。我起草了一個聲明： 楷體 在通過關於北京市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 議之前，我們認為有必要發表一個簡短的聲明。 北京市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同加強社會主義民 主和法制的迫切要求是不相適應的。這兩個報告的內容不夠充實，沒有回答人們普 遍關心的一些問題。我們分別在小組會上提出，北京市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至少 應當就以下幾個問題向人民代表大會作出補充報告： 第一，關於魏京生案件和傅月華案件，現在北京市鬧得滿城風雨，全中國以 至全世界也都議論紛紛。在迫切要求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時候，出現這種不 尋常的情況，究竟說明了什麼？ 魏京生是一個園林工人，在他的職務範圍內不可能接觸軍事機密。如果說魏 京生犯了出賣軍事機密的叛國罪，那麼必須有另外一些人的犯罪作為魏京生犯罪的 前提。這就是說，首先有人按照他的職務掌握軍事機密而又洩露或出賣軍事機密構 成犯罪，然後才有可能構成魏京生犯罪。現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不追究 魏京生犯罪的前提，對於那些真正掌握軍事機密而又讓軍事機密到達魏京生手中的 人，採取姑息養奸的態度，僅僅對魏京生一個人判以重刑，以此結案，這樣的辦案 是不徹底的，這樣的判決是不公正的，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北京 市民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提出責問是有道理的。 傅月華案件，有許多人認為起訴根據顯然不足。公開審判休庭已經很久了， 為什麼至今還不繼續開庭？ 第二，十一月十一日，有幾個青年在西單出售公開審判魏京生的部分錄音記 錄的油印材料，有關部門出動警察，搶走材料，還抓了幾個人。當晚，民間刊物《 四五論壇》的負責人劉青到北京市公安局詢問為什麼抓人，結果把他也抓了起來。 目睹在大街上抓人的群眾，對此甚為不解。在迫切要求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 今天，抓人要不要經過法律程序？出售公開審判的記錄犯了什麼法？ 第三，去年四月十九日，在幾個高等院校，因「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同時 抓了十二個人，至今已一年零八個月，既不起訴又不釋放，究竟是什麼原因？像這 樣長期關押沒有起訴的案件，在北京市究竟還有多少？《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拘留 條例》在北京市的執行究竟有沒有問題？ 以上，是關係到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重大問題。應選民的要求，我們 把它帶到人民代表大會上來了。不少代表也提了同樣的或類似的問題。但是，提出 這些問題之後，沒有得到任何答覆。北京市人民法院和檢察院對於人民代表的質詢 採取漠然置之的態度，我們認為有必要提出批評；大會主席團沒有督促北京市人民 法院和檢察院認真對待人民代表提出的問題，我們認為也有必要提出批評。開完大 會回去以後，在上述一些問題上，我們無法向選民交待。所以，對北京市人民法院 工作報告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我們不能投贊成票。當然，由於某些問題 情況不明，我們認為也還沒有充分的理由投反對票。為了對推選我們的人民負責， 我們決定投棄權票。特此聲明。請將此聲明印發給主席團成員，並向全體代表公佈 。 在聲明上簽字的，還有北大的代表丁始琪、費振剛，文化部的代表李春光。 由我們四個人帶頭，表決時幾十位人民代表投了棄權票。人民代表為魏京生仗義執 言，在北京市產生很大的影響。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林呼加向鄧小平匯報，說什麼「 郭羅基大鬧人民大會堂」。 一九八零年冬天，北京大學的學生在直選區人民代表的競選運動中，對魏京 生案的態度成為選民測試競選者的重大問題。三十多名競選者無一讚成對魏京生的 判決，多數人認為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製造的新的冤案，最保守的看法也認為 「判得太重了」。這一回聲勢浩大，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不得不作一番解釋。魏京 生是因「反革命宣傳鼓動罪」被捕的，判刑時的主要根據卻是「出賣軍事機密」。 所謂「軍事機密」不過是有關中越戰爭的「小道消息」。中級法院說，魏京生特別 頑固，死不交待軍事情報的來源，祗好判他一個人。不是說「重證據，不輕信口供 」嗎？連出賣的軍事情報的來源都沒有搞清楚，魏京生犯罪的證據何在？北京大學 的競選運動因為提出魏京生問題，又大講言論自由等等，被上面定性為「鬧事」。 胡喬木說：「學生的論點都是郭羅基發明的。」於是我又成了「後台」。教育部長 蔣南翔下令要抓「右派」。北大黨委書記韓天石表示為難，抓「右派」未果。但哲 學系研究生胡平當選為人民代表卻失去了學位、找不到工作。 在很長時期中，無論多少人為魏京生鳴不平，非但徒勞無功，反而自找麻煩 。原因何在？過了幾年，鄧小平自己揭了謎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不是把魏京生抓 起來了嗎？難道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國的形像並沒有因此而 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原來鄧小平那裡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司 法原則——「既然抓了就不放」。在這個原則的操縱下，沒有罪也要搞成有罪，所 以對魏京生一判就是十五年。鄧小平的那個談話曾作為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一號文 件廣為傳達。公開發表時，上述一段話修改了，變成這樣：「前幾年，我們不是對 那幾個搞自由化並且觸犯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中國 的形像並沒有因此而變壞，中國的名譽還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主要之點「既 然抓了就不放」沒有了。一時不小心洩露了天機，趕緊收藏起來，相應地對魏京生 也故隱其名。欲蓋彌彰，用後一段話替代前一段話，可見所謂對魏京生的「依法處 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既然抓了，必定有罪，所以就不放。這個原則在法學上叫做「有罪推定」。 從推定、認定、肯定有罪，再在法庭上證明有罪。其實，這種證明已是多餘的了。 所以，「有罪推定」祗能是專橫、專權、專制的原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始終 實行「有罪推定」。共產黨製造的冤、假、錯案，也無一不是「有罪推定」的產物 。與「既然抓了就不放」一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也是「有罪推定」。抓了 人，叫人家坦白，就是首先推定有罪。無罪者被抓，自然不服，又落入「抗拒從嚴 」。民主制度的原則是「無罪推定」，任何人在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之前，應當被看 作無罪。「無罪推定」是保障人權的原則。 一九五七年，鼓吹「無罪推定」的法學家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九七九 年以後，特別是一九八九年以後，越來越多人站出來，反對「有罪推定」，主張「 無罪推定」。 第三，魏京生的被捕和判決，完全是人治製造出來的。 魏京生冤案的發生就在於鄧小平發了話，後來假釋魏京生還是因為鄧小平發 了話。「捉放魏」這一齣戲都是由鄧小平一人導演。 鄧小平作為共產黨領導人，頒佈一個司法原則，合法性的根據何在？鄧小平 對權力的運用缺乏法制的精神，運用權力提出的原則更是缺乏法制的精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為了保障人民民 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 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 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 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鄧小平自食 其言，依然沒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制度和法律還是隨著領導人的看法的改變 而改變。他還不是把自己的話當作法，而是凌駕於法之上，擺佈法。中國司法不獨 立的原因就在於人治。 鄧小平把人治的作用發揮到了頂點。毛澤東的集權還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合法外衣。鄧小平從來沒有當過國家元首，也沒有當 過黨的領袖，自封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便大權獨攬。到後來什麼職務都不 要了，作為「退休老人」，對國家大事照樣「拍板」。 既然魏京生案是人治製造出來的，為魏京生辯護就必須反對人治。以法制保 障民主、自由、人權，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強烈訴求。 三 魏京生遭到鎮壓，喚起了民主運動的團結。但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北京和 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統一行動，將民辦刊物的主持者一網打盡。西單民主牆運動被 撲滅了；自由化運動繼之而起。鄧小平又把魏京生稱作「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代 表人物」。魏京生的名字就成為凝聚自由化力量的旗幟。 在魏京生被捕之前，民主牆的刊物和組織，因觀點分歧而出現分裂。這是中 國民主運動以迄於今的通病，向別人要求民主，而在自己的隊伍裡也沒有以民主來 協調彼此的分歧。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國人權同盟分裂為二：以陳旅為首的一支指 責任宛丁思想保守，從而走向激進，出版了《中國人權報》；以任宛丁為首的一支 繼續出版《中國人權》。在北京頗有影響的貴陽啟蒙社，以李家華為首的部分成員 ，與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黃翔發生分歧，成立瞭解凍社。三月二十九日，魏京生和陳 旅同時被捕。民主牆的各派都聯合起來，開展救援活動。即使本來不贊同魏京生的 觀點的人，也以各種方式表示支持。《北京之春》第七期轉載了《探索》第三期魏 京生寫的《二十世紀的巴士底獄——秦城一號監獄》，雖然刪去了一些激烈的詞句 ，但支持魏京生的態度十分鮮明。魏京生被判刑後的第一個星期日——十月二十一 日，政治色彩平淡的民辦刊物《今天》在北京八一湖畔舉行詩歌朗誦會，有三百多 異議人士參加，表達了對審理魏京生案不公的憤慨□。在外地也是如此。例如廣州 的劉國凱說：魏京生的被捕「其實原因是批評了鄧小平。我跟不少民運參加者一樣 ，都覺得當時對鄧進行批評，似乎為時尚早，亦欠策略。」但魏京生被捕後，他們 就和北京的民運人士相呼應，投入抗議活動□。劉國凱主辦的《人民之聲》以及廣 州的另一家刊物《人民之路》還有杭州的《思考》等，都刊登了魏京生的自辯詞， 表示聲援。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批有志於在中國實現民主的海外華人，自願繼承魏京生 的事業，在紐約創辦了一份雜誌，作為《探索》的復刊。 一九九零年六月十日，加拿大的海洋學家理查德·斯蒂克蘭在溫哥華島從海 水裡撈起一個瓶子。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國西雅圖的研究漂流物專家科梯 ·埃博斯默用特製的工具打開了瓶子，從中倒出六張卷在一起的紙。雖經海水侵蝕 ，依稀可以辨認「1979.3.29……探索雜誌主編魏京生被判刑十五年……」。瓶底標 有Made in Taiwan的字樣。計算機給出，南中國海的漂流瓶到達北美大陸的概率是 千分之二，就是說同樣的漂流瓶大約放了五百個。□這個為營救魏京生而乘風破浪 的漂流瓶已經在太平洋中搏擊了十多年。 鄧小平說，抓了魏京生「中國的形像並沒有因此而變壞」，那是因為「聾子 不怕響雷轟」，國際輿論充耳不聞。公開審判的第二天，蘇聯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 、諾貝爾獎得主薩哈羅夫就給華國鋒寫信，要求改變對魏京生的判決。當時華國鋒 正在西歐訪問，一路遭遇抗議。法國國際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程映湘在巴黎發起要求 中國政府釋放魏京生的簽名運動，有二百多著名知識分子簽了名□。一些著名學者 還曾向鄧小平當面提出：「你們為什麼不放魏京生和王希哲？」鄧小平的臉色一下 子就變了：「魏京生、王希哲這樣的問題，你們不要管，你們這些學者在這種場合 根本就不應該提這個問題。」(21)不是人家不該提這個問題，而是鄧小平不許人家 提這個問題；因為魏京生問題正是他的心病。 當年魏京生的思想並未為民運人士所普遍接受。因魏京生受到鎮壓，民運人 士聯合起來進行抗爭。鄧小平出於反自由化運動的需要，又把魏京生當作罪魁禍首 。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討論《中共 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時，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 一主張刪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引起爭論。最後，由鄧小平定奪，他 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也最堅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 級的自由化。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魏京生、郭羅 基以及王炳璋這些人都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要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 上去。」(22)鄧小平為了堅持反自由化，又把入獄已經七年的魏京生揪出來充當「 代表人物」。大概我為魏京生辯護給他留下了深刻印像，提到魏京生就想起郭羅基 ，所以我也陪綁。王炳璋是在美國的《中國之春》的創辦人。這三個互不相識、毫 無聯繫的人被鄧小平捆綁在一起，在客觀上促成國內、國外的各種自由化力量的聯 合。魏京生在獄中，王炳璋在國外，我在南京行動受到限制，也不可能有所作為。 事實上當時推動自由化運動的有影響人物是方勵之等。 既然魏京生是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要求釋放魏京生就成為自由化運動的 重大主題。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呼籲釋放魏京生。 中央軍委 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 繞著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會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回顧過去，更多的人可 能更關心今天，更關心未來，期待著兩個紀念日會帶來新的希望。 鑒於此，我誠懇地向你建議，在這兩個日子即將到來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 ，特別是釋放魏京生以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 我想，無論對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評定，釋放他這樣的已經服刑大約十年的人 ，是符合人道的，是會促進良好的社會氣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不論怎樣看，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 、博愛、人權已受到人類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 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頌 近好 方勵之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 二月，北島等在文藝界發起支持方勵之的呼籲，有三十三人簽名(23)；許良 英在科技界、思想界發起支持方勵之的呼籲，有四十二人簽名。中國政府大為震驚 。奇怪的是，兩三個月以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們對此一無所知。任宛丁提出 ，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學生領袖不但予以拒絕，還要同他劃清界限。不是在 民主運動的傳統中孕育成長的領袖人物，先天不足。 四 魏京生本人，未曾退縮，沒有屈服。否則，人們為他辯護就失去了前提。 在法庭上，魏京生為自己的辯護說道：「北京市檢察院分院起訴書所提到的 罪狀，我認為是不能成立的。我編印刊物和寫大字報是根據憲法第四十五條：公民 有言論、通信、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運用大鳴、大放 、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我們編印刊物的目的是為了探索中國，使中國走向繁榮 富強的道路。我們認為祗有自由的、無約束的、實事求是的探討，才有可能達到這 一目的。公安局和檢察院把我們基於上述原則而進行的活動說成是反革命活動，這 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23)魏京生為追求言論自由而不惜付出坐牢的代價，鼓舞 了眾多的追隨者。 十多年中，西單民主牆運動和自由化運動為無罪釋放、提前釋放魏京生而進 行了不懈的努力。一九九三年四月十日，《探索》（紐約）復刊十週年，七十多位 知名人士參加了慶祝活動。我在即席發言中說：「魏京生的刑期還有一年。為了要 求釋放魏京生，國內和國外的有志之士奮鬥了十幾年。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哪怕提 前一天，也是人權運動的勝利！」果然，一九九三年九月，魏京生提前釋放了，還 不是一天，而是一百八十多天。雖然中國政府是出於為申辦奧運會加籌碼的需要， 仍應看作人權運動、民主運動的勝利，因為魏京生之所以成為「籌碼」，在於他背 後的力量。但十分遺憾，在魏京生假釋前一個月，《探索》（紐約）因不可克服的 原因而停刊了。 魏京生入獄十多年，信息全無。一九九零年，台北曾發表一篇《魏京生訪問 錄》。在回答怎樣實現民主時，他說：「這是合法的鬥爭方式，我們不準備搞陰謀 ，也不搞秘密組織。不準備用向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方式，我們採用廣大人民群眾同 意下的漸進方式。」(24)人們疑為偽造。但後來與魏京生公開表達的思想卻是一致 的。 假釋以後，魏京生的言行表明他不愧為堅定的民主戰士，更加令人尊敬。 魏京生在牢獄裡度過了一生中十多年最寶貴的時光。當他回到社會時，中國 處於「下海」的浪潮之中，一切向錢看。政治冷淡主義的氛圍，絲毫沒有動搖魏京 生堅持民主的理念，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絕不反悔。他說：「總得有人作犧牲。人 們都想輕而易舉地得到好東西，這不可能。做了這種事，就用不著後悔。」自己願 意作犧牲，但不是像劉青所說的「獨沖直闖」了，他很謹慎地分析給別人造成的後 果：「還要考慮給他人帶來的災難，不僅是現實中的災難，還包括精神上給別人造 成的失望、沮喪。每個人與他人都是有關係的，尤其當你參加了一個團體，投入到 一種潮流，我們已經不能完全祗是自己了。」 魏京生變得成熟了。法國工人運動領袖布朗基一生中大半輩子都在坐牢。每 次從監獄裡放出來以後，他更加仇恨政府，熱衷於密謀、暴動，於是又一次入獄。 魏京生的經歷與布朗基相反，經過十多年牢獄生活的鍛煉，他更富於理性，確實探 索到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他認為：「制度的變化未必就是猛然的。制度也是在一 點一點變的，實際上民主國家的政治民主制度也是逐漸形成的。」(25) 魏京生沒有走向布朗基主義，也沒有停留在一九七九年，不是滿足於對抗和 譴責，他對民主有了新的思考：「民主應該包括各個不同的黨派、意見，祗要是社 會上有的意見都應該包括，像西方法國、意大利這些國家，共產黨也很發達也很強 大，但他們並不影響當地的民主。我認為，將來中國的民主也應該是這樣，不應該 是這個黨把那個黨吃掉，或那個黨把這個黨吃掉，一方吃掉另一方，恐怕這又是一 種獨裁。」魏京生強調民主必須由老百姓自己起來爭取，既不能寄希望於共產黨恩 賜民主，也不能寄希望於推翻共產黨的人恩賜民主：「共產黨是不會放權的，但是 民主總歸還是要一步一步走下去。民主的主要動力還是來自人民。人民的願望和人 民對民主的認識及覺悟，這是很重要的。沒有哪國的民主是別人送給老百姓的，總 歸是老百姓經過奮鬥爭取到手的。中國也不可能從哪兒就白白的給老百姓民主，還 是要老百姓自己起來爭取。另一方面，就是執政的政府逐漸的讓步、逐漸的改革， 逐步的達到，不是今天有那麼一幫人把共產黨推翻，明天我就民主了，我覺得那倒 是挺危險的。如果真有那種事，很可能他又是一種新的獨裁，是不是比共產黨好， 那也不敢說了。」魏京生當然是堅定的民主戰士，但他已拋棄了中國人所熟悉的「 鬥爭哲學」，轉變到新的思維方式：「我希望大家都能有這種態度，採取一種比較 合作、比較寬容的態度，中國的很多事情就容易解決。」(26)合作不是投降，寬容 不是自卑；以合作、寬容的態度爭取民主，才符合民主的本性。 在魏京生身上，值得頌揚的不是早年的激進，而是從激進走向穩健，代表了 中國民主運動的正確方向。 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魏京生被北京市公安局一位處長帶離北京，到外地「 參觀」。四月一日回到北京，即被「監視居住」。但拒絕透露「監視居住」的地點 ，而且不許家屬通信、會見，形同綁架。他的妹妹魏姍姍從德國漢堡回到北京，為 之奔走。在進行交涉時，有關方面講不出「監視居住」的理由，祗是說「情況特殊 」。公安部的處長承認，這種做法「與規定有不符合的地方」，但他們是「執行上 級的指示」。一九七九年的時候，還可以拉開架勢演一出「公開審判」，現在連官 方人士都覺得理虧，祗能赤裸裸地使用「上級」的強權了。可見，對於不民主的政 府來說，一個溫和魏京生比激進的魏京生更不好對付、更足以暴露其悖謬。六月二 十六日，魏姍姍又向中國的有關部門發出十封檢舉書，檢舉「非法拘留及非法剝奪 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事實」。至今未有結果。中國的和世界的民主力量應當為魏京 生恢復自由而大聲疾呼。 為提名魏京生作為候選人，我在給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報告中說：「中國 自七十年代以來，西單民主牆運動、自由化運動都是以非暴力爭取民主的大規模人 民運動。這些運動的精神完全符合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擁有十二億人口的中國走 向民主化，將大大改變世界的格局。魏京生是代表中國的民主運動領取諾貝爾和平 獎的唯一合適人選。」現在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評選結果已經揭曉，魏京生落選 。這一點，應視為對魏京生以至中國民主運動的鞭策。確實，魏京生除了坐牢表現 出犧牲精神以外，所做的事情不多；中國民主運動以非暴力的方式有效地改變現行 制度，所做的事情也不多。一方面，是受中國的監獄制度以及整個政治制度的限制 ，不像南非的曼德拉那樣，在監獄裡還可領導反種族主義的運動。另一方面，中國 民運人士存在著許多缺陷和弱點，不能令人起敬。但在客觀上中國的惡劣環境為民 運人士大顯身手創造了機會，在改變政治制度的同時改變民運人士自身的素質，總 有一天會產生贏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代表人物。此外，在中國還有其他的機會，如台 灣問題的解決、西藏問題的解決、「六四」事件的平反等等，一些可以用和平手段 避免流血和動亂的重大問題，都在向有抱負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招手，以創造性 的思維和開拓性的行動去爭取諾貝爾和平獎。 註： １朱立《大陸民運回顧與展望》，《民主中國》月刊，一九九零年六月號。 ２劉青《聯席會議：民主牆抗爭的大旗》（之一），《北京之春》一九九四 年五月號。 ３劉青《我與魏京生》，《探索》（紐約）一九九二年九月號。 ４《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５《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34頁。 ６阮銘《鄧小平帝國》，第62頁。 ７同上，第9、10頁。 ８這句話原是：「魏京生的《探索》卻不允許鄧小平探索民主，不斷向他開 火，把他推到敵對的方面。」魏京生的妹妹魏姍姍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將當時發 生的事情列一個時間表，也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她認為，不是魏京生要將鄧小 平推到「敵對的方面」，而是魏京生看見鄧小平站在「敵對的方面」，及時向世人 發出了警告。（《爭鳴》一九九五年十月號）從時間上說，先是三月十六日鄧小平 在人民大會堂發出鎮壓民主牆的信號，然後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 》的大字報。這是時間表的後半截。在三月十六日之前，當鄧小平對民主牆表示支 持時，魏京生已經將華國鋒、鄧小平並列為「一類政治騙子」，特別針對鄧小平說 「我號召同志們：團結在民主的旗幟下，不要再相信獨裁者的『安定團結』。」不 過，我原來那句話中所說「把他推到敵對方面」欠妥，故改為「刺激他走向反面」 。 ９劉青《聯席會議：民主牆抗爭的大旗》（之二），《北京之春》一九九五 年一月號。 十見劉青《聯席會議：民主牆抗爭的大旗》（之三），《北京之春》一九九 五年二月號。 □同９。 □《探索》向世界、向中國公民宣告，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同５，第218、236頁。 □李眉《<人民日報>同人的「和平演變」史》（四）中透露：「鄧力群控制 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拿出一份題為《幾年來<人民日報>理論宣傳中的問題》的材料 ，在中央省、軍級幹部中傳閱。材料除了批判周揚、王若水的人道主義、異化等觀 點外，集中攻擊《人民日報》發表的李洪林和郭羅基的理論文章，『宣傳了違背四 項基本原則的錯誤言論』。特別是郭羅基的《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提出 『法律不能懲罰思想』觸犯了中共高層必須控制思想的戒律」。見《探索》（紐約 ）一九九三年二月號。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150頁。 □同５，第136頁。 □高皋《後文革史》上卷，第271、269、384頁。 □劉國凱《壓力下的抗爭——廣州七九民運的回憶與思考》（之二），《北 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一月號。 □蕭強《漂流瓶——向全世界傳達魏京生的信息》，《探索》（紐約）一九 九三年四月號。 □安琪《超越者的智慧——記程映湘女士》，《痛苦的民主》第227頁，一九 九四年出版。 (21)鄧小平同「大陸與台灣」學術研討會主席團全體成員的談話，一九八五 年六月六日。 (22)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二號文件。 (23)劉賓雁講到，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國際筆會上，有一位外國作家提議：「 為受迫害的政治犯魏京生起立！」中國作家坐著不動。機智的張辛欣站起來說：「 為全世界受迫害的政治犯起立！」中國作家才擺脫窘境。從不敢為魏京生起立到簽 名要求釋放魏京生，表明中國作家的進步，也是民主運動發展的結果。 (24)《四五論壇》第十四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25)《中國時報》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 (26)《魏京生與劉青、胡平對談錄》，《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號。 (27)白德華《民主不會白送給百姓——魏京生訪問記》，《民主中國》一九 九三年十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