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從海外看中國？


——兼評劉賓雁《否定文革 維護現狀》


松齡


一

      如何從海外看中國？這不僅涉及觀點的公允與否，而且隱含著海外人士的生
存狀態。也就是說，這不僅是個社會學或政治學的題目，而且不失為心理學的研究
對象。
      讀過劉賓雁先生發表在《北京之春》九五年十一月號上的《否定文革 維護現
狀》一文，感慨良深，不得不一吐為快，所言不當，還請劉先生和讀者諸君多多包
涵才是。
      《否定文革 維護現狀》的主旨，是把王蒙、陳建功、李輝三人的對話錄《精
神家園何妨共建》(發表在《讀書》雜誌九五年六、七、八期)，和李澤厚、劉再復
兩人的對話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的中國》，拿來相提並論，指責它們否
定文革、維護現狀。
      我以為，這有失公允。
      道理簡單。因為這兩篇對話的「語境」不同，作者的生存條件不同。李澤厚
、劉再復是在海外的言論自由的環境中，發表赤裸裸拍鄧小平馬屁的言論，其心可
誅。而王蒙、陳建功、李輝則是在國內的政治高壓下對話，其心可憫。這種生存環
境的根本差異，決定了它們兩造貌似的言論，實在具有不同的所指。和李澤厚、劉
再復同樣身在自由環境的劉賓雁先生，會不會由於享受自由的時間太久，而忘記了
國內惡劣生存條件，進而對國內知識份子們的言行舉止過於苛求了？
      在美國，完全否定「理想主義」當然是墮落的表現，因為這裡是一個可以允
許有各種各樣的理想自由表達的社會，一個人什麼理想也不要，顯然與禽獸無異。
但是在中國，官方在意識形態領域只准有一種思想：「欽定的語錄」，或是毛語錄
，或是鄧語錄，將來可能還有江語錄等等。除此之外，你可以不要理想，但不能有
別的理想，否則就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了，而是「現行反革命」，是「反革命
宣傳煽動」、是「企圖顛覆政府」。所以在中國，一個有良心的自由知識份子，沒
有機會表達自己的理想，有時甚至以反理想主義者、反道德主義者自居。這方面的
例子不勝枚舉，劉先生不該視而不見，也不該老是拿五十年代右派、六十年代的遇
羅克、張志新等人的光輝事跡來指控當代中青年們。五十年代的右派怎麼樣了，整
整二十年苦役。遇羅克、張志新怎麼樣了，更慘。我們在海外的前輩們，總不能飽
漢不知餓漢饑、站著說話不腰疼，一個勁地鼓舞國內的青年前赴後繼、視死如歸。
所以，來點王朔式的玩世不恭，削弱削弱統治中國的唯一理想主義——馬列主義毛
鄧思想，也不失為一條可行道路。
      

二

      有人向我談起王朔的小說和編劇，說那是一種近年來甚風行的「痞子文學」
典型，頗為迎合當代都市青年的脾胃，這表明，一場精神瘟疫已經在中國大地上蔓
延了！……這些作品的「流氓特色」濃厚，它的主人公是惡棍、無賴、痞子，大有
魚肉良民、踏平社會之勢，而編劇與導演在描寫時，「批判的力度卻不夠」。不過
看完之後我倒以為：這些既非探索片又非娛樂片的新潮社會片，卻是著力刻劃了一
些本性上不乏善良的人，一些在感情上孤獨無援但又不甘寂寞、在共產黨極權社會
的逆境中掙扎抗爭的人。他們的命運也許是新穎的，他們的素描也許是當代中國城
市青年特有的那種充滿混雜感的迷茫肖像；但是，他們的性格卻是深植在中國文化
的土壤中。所以，這些「善良的流氓」終於化成正果的命運，多麼酷似於人們熟悉
的孫悟空！他們以自我為中心的姿態橫空出世，好一番壯烈的折騰，經歷了「反抗
——失敗——再反抗——再失敗」，直到走向毀滅或比毀滅更徹底的正果。就這樣
，電影的主題也就昭然若揭了：孫悟空式的大鬧天宮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秩序終將
戰勝一切挑戰者。毛澤東「金猴奮起千鈞棒」的神話，終於被孫悟空最後也得去西
天取經，以贖回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等系列事實所粉碎。這就是王朔筆下的流氓惡
棍。
      例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描寫了一個「流氓犯罪份子」和女大
學生間的愛情故事。情節倒不複雜：那傢伙以性詐騙為愛好，結果卻不期然地愛上
了。男主角張明對女主角吳迪，開始時是只有性而沒有愛，後來卻有了愛而不再有
「性」了。最後，這「開放的鄧小平時代的悲劇」不僅毀了那男子的「事業」，摧
毀了他的精氣神，還使之成了窩囊廢。為什麼說這是「開放的悲劇」？我這麼考慮
：這些躍躍欲試的新潮青年，在思想意識上開放得很，但在心態習慣上卻還是傳統
的、拘謹的。因此，假開放帶來的衝擊性後果，自然是他(她)們承受不起的。吳迪
正是在這種內(心態習慣)外(思想意識)撕裂的痛苦中死去的。很大程度上，這證實
我們當代青年文化的一個縮影。它寫出當代生活中確已萌動的那種——感情與理想
和事業間的分離以致衝突、決裂，而非大團圓式的和諧如一。沒有什麼比一個女大
學生與一個流氓廝混、睡覺，更能說明這個「當代青年的價值取向」了。這當然是
反叛，而大凡反叛，總是「決沒有好下場」的，所以吳迪只能死去，而那個引誘她
犯罪的始作俑者卻倒活了下來，並獲得了悔改的機會和榮耀。這就是共產黨統治下
芸芸眾生的荒唐與真實。
      這恐怕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惶惑的反映。張明這個形象，在「罪人」之外還有
「復仇者」的意味：他們專門「宰」那些來中國尋花問柳的「老外」。他的行為因
此不乏傳統價值中「遊俠」的色彩，因而並不使人從心底厭惡；因此，這個新潮子
弟，就這樣為傳統秩序打了抱不平。所以，他的犯罪也就得到了文化意義上的諒解
；他的叛逆遠不及吳迪那麼深刻。複雜的文化衝突的場景，展示開來了。這也許沒
有多少電影技巧的玄虛甚至沒有「探索的手段」。但其中許多畫面卻是難以把它剜
出來丟掉的。
      如果說吳迪之死是個悲劇，王朔的作品又如何宣揚了反理想主義的流氓意識
！其實，他的主人公最後都以不同的方式，向正統秩序表現出某種無可奈何。我們
有理由對那些來自道德角度的批評家說，這些作品是符合動物保護主義的道德的：
它告誡，挑戰者沒有好下場；而合作又令人厭惡，所以最好玩世不恭。
      更年輕的讀者，從中獲得的當然不是前赴後繼的革命精神，而是一種自我保
護。誠然，這種自我保護是沒有理想、缺乏道德的，但我以為，這只是共產黨意識
形態的沒有理想、缺乏道德，而不是基於自由選擇的沒有理想、缺乏道德。不信你
看，那位王朔式的流氓張明，並不是共產黨的說教與思想鬥爭，而是共產黨的嚴厲
打擊導致他身心機能衰退，使他重新歸依了偉大的黨：這裡的反諷意味還不明顯嗎
？這使我想起《金瓶梅》。衛道士(頗類似於《巴黎聖母院》中的「黑衣人」)說它
是「淫書」；其實，它又何嘗不是用「色慾傷身」的故事，表達了對於明朝那個蒙
古化的黑暗政權絕望！東廠和錦衣衛的同志們，是允許你縱慾、無理想、道德敗壞
，而不允許你做忠臣、甚至做一個有理想有道德的讀書人。不信？看看東林黨人，
再看看五七年的右派們。西門慶的死，是社會有生力量墮落和殲滅的故事。《一半
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也達到了類似的「色空」的效果。在這種意義上，它是一
種對話，展示了靈魂面對世紀末紛亂的動搖和絕望。
      我們在批判他們的表現形態的時候，是不是理解了他們的生存處境？從孫悟
空、《金瓶梅》到《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彷彿透視出了民族習慣中可以改
變的成份和不可以改變的成份。
      一九六七年文革高潮，李光耀對理查德·尼克松說，「毛澤東是在中國這塊
萬花板上作畫。大雨一來，毛澤東的圖畫就會被沖洗殆盡，留下來的那個，還是中
國。」
      妙哉斯語！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劉先生，是否應該先去溫習中國現狀
、並進而求解中國人的靈魂？因為那才是談論中國問題的前提，一味指責是沒有幫
助的。

三

      隨著共產主義試驗在中國陷入困境，「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機」就像
清朝末年三綱五常的崩潰，帶來了社會良心的麻痺症。這就迫使統治者不得不進行
改革，力圖挽回落日。改革雖然是極其緩慢的、維護現狀的進度，但畢竟帶來了社
會的漸變。隨著改革的深入，「上面的領導」已經越來越解決不了問題了，而傳統
的家族關係和幫會組織又不復存在，於是，平民只能求助於「朋友」尤其是具有官
方背景的，以合法的方式廣泛發展私人關係網，來解決自己的難題。其社會後果自
然是使原先已經受損的政府威望和社會機制進一步毀壞，達到不受信任的地步。
      研究這種歷史轉變的過程，極為有趣。下面，本文僅就一個和劉賓雁先生有
關的實例，來剖析，來展示這種演變。
      劉先生一九七九年八月寫成並發表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披露了一個當
時震動全國的「貪污大案」：黑龍江省賓縣燃料公司經理兼黨支部書記王守信(女)
利用精心結成的「朋友關係網」，以腐蝕、瓦解黨和政府之極權結構的方式，總之
，是以無理想、不道德的方式，積累了一個擁有四十五萬人民幣的私人金庫，從而
使得那時還懷有共產主義正統思想的前右派劉賓雁先生，感到痛心疾首。無疑，四
十五萬人民幣，在當時的中國大陸，這是一個相當破天荒的數字。但經過十年的「
改革」再回頭看，這筆錢的數目已經微不足道。所以人們說，六四屠殺事件之前的
改革第一波是要造成「萬元戶」，而一九九二年發起的改革第二波卻是要造成「億
元戶」。而這類資金的性質也不再是什麼「贓款」，而是「私人資本」。因為，在
這十多年間，中國社會已經完全變質了。正因為如此，研究王守信的「作案方法」
，可以對中國的「產權改革」，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明，何況，中國的作家們是很少
有機會可以發表這種調查報告的。
      表面上看，王守信本人犯案當時已經不是平民；但是，她用以解決生活難題
(和平民一樣困難的「賣煤」)的手段，卻完全是平民化的：找關係送禮(出了差錯就
叫做「腐蝕幹部」)—→得到了好處後利益均沾(緊張的物資和難得的機會)—→擴大
關係網絡—→進一步獲得緊張物資和難得機會—→進一步擴大關係網。只因她官卑
位賤，不能支配黨和政府的極權機構，所以只能用平民的方式來進行滲透。另一個
要點，也是使得記者劉賓雁相當反感的，是王守信的平民出身和她的(在那個時代的
共識看來)過於大膽的平民作風。和目前發表的《否定文革 維護現狀》形成鮮明的
對照的，那時尚在國內紅火，也許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劉賓雁，極力譴責王守信
的文革造反派背景，並對她在文革時代參與推翻黨的極權機構，改革時代又腐蝕黨
的極權機構，表示了同樣的憤慨。同樣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憑藉平民造反，王守信
甚至不可能入黨，永遠不能脫離卑微的平民階層。
      這位以平民出身和平民作風行事的下層官吏，為了以平民的方式打入極權結
構，除了行賄無路可走。為了行賄，她投資開辦了副食品生產基地，那時，中國大
陸的副食品供應相當緊張，王守信正是運用這些稀有金屬做成的鑰匙，打開了極權
結構的堡壘。用今天的標準看，可以說她是一個相當勤勉、盡職盡責的「私人企業
家」。她每天提早上班，推遲下班，吃苦在別人前面，享受在別人後面，嚴格按照
她自己的「經濟規律」辦事，不按極權結構規定的紀律辦事。在《奇異的交換》一
節裡，劉先生所揭露的事實再次展示：七十年代的王守信，正是九十年代千千萬萬
的時興改革家的先行者；王守信的貪贓枉法，恰恰使她成為鄧小平第二波改革的象
征性人物。她斷然拒絕為不能盈利的單位提供燃料，除非他們付得起高價；她賒銷
甚至贈送物資給那些能夠為她提供特權和利潤的衙門；這與當前三資企業的行為方
式多麼相似！
      那時的中國，實行地區間的貿易封鎖，禁止農副產品輸往其它地區，但王守
信卻通過行賄的「潤滑油」打開了這把銹得牢牢的死鎖，在她所需要的範圍內，實
現了地區間的物資流通。這不正好是八十年代「二道販子」們的行為方式嗎？！她
所推行的這些「奇異的交換」(劉賓雁敏銳地並正確地稱之為「權力交換」)，只是
在嚴格地依附極權結構的計劃經濟的頭腦看來，才是非法；如果按照「中國式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官倒眼光，那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應該得到表揚。
      她的所作所為，帶有鄧小平式的「大膽闖精神」，突破禁區，因而不受政策
和法律保護。但就本文的意義而言，這不僅關係到社會經濟改革政策的演變，也關
系到「理想主義」難題的根本轉變：人們從相信黨、依靠黨，轉變為相信自己、依
靠自己；而依靠自己的具體方法，就是不擇手段地結成無道德的私人關係網……在
王守信失敗的地方，重新站起來並實現了「體制改革」的，正是現今在中國掌權的
人們！而像正統的共產黨人如一九七九年的劉賓雁，則企圖推行理想主義的人性變
革，以迴避腐化墮落的體制改革。這當然美好，但在共產黨一黨獨裁下，可能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黨的領導人鼓勵了甚至帶領了這種發展(人民稱他們
為「官倒」)，以便像「王守信的保護者們」那樣，使政治權力有效地交換、轉化為
經濟利益，從而突破計劃經濟的清教性質。劉賓雁義憤填膺地譴責說：「每一次這
種交換，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線，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給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造成損害
，或者使黨紀國法失靈，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這最終就必定要傷害社會主義
制度，使黨的領導徒有虛名，而在這種反覆不已的交換中，黨政幹部本身也就逐漸
退化為吞噬人民脂膏和蠶食社會主義制度的蛀蟲，黨和群眾的關係也隨著惡化了。
」(《劉賓雁報告文學選》第147到206頁，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但在今天，誰
都看得很清楚了，劉賓雁所譴責的，實際上正是王守信案件發生以來的「改革過程
」。而劉賓雁個人的悲劇恰恰是，他雖然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被開除出黨，但
其感情卻如作品所示，地地道道屬於無產階級的左派。

四

      當我們批判文革或是讚揚文革時，最好不要忘記：始終有兩種文革同時存在
：一種是毛澤東的文革、黨同伐異背信棄義陰謀陽謀的文革，一種是被壓迫者的文
革、反抗黨的官僚機器奴役人民的文革。而劉賓雁《否定文革 維護現狀》中的讚揚
文革、《人妖之間》中的批判文革，顯然就是在同名而異實地混談兩種文革。否則
我們便不能理解，劉先生自己對文革的評價，何以如此南轅北轍。
      這種「不邏輯」的特點，寫報告文學或許是個優點，情景交融；但做理論總
結，卻是致命的。而劉先生在《否定文革 維護現狀》的結尾處，援引美國奧克拉荷
馬爆炸案和東京地鐵毒氣案，來論證沒有理想的可怕後果，明顯屬於這種「不邏輯
」之一。因為美、日恐怖份子們不是沒有理想，而是理想過火。以他們的可怕行為
，來論證王蒙、王朔倡導的無理想主義的缺德論，倒是更合適的。
      由此可見，在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忘記中國惡劣的生存環境，和在那
裡苦苦掙扎的人們，從而不能以同情心來設身處地研究中國的現狀，一味反對，為
反對而反對，將會導致多麼劇烈的偏激。這種偏激將進一步導致我們遠離中國，遠
離我們談論的對象，而日益陷入自己的夢想，反誤以為那才是真實。□